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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 
more than a book

不存在的福爾摩沙?--《詭圖:地圖歷史上最偉大的神話、謊言和謬誤》

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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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dward Brooke-Hitching;譯/周翰廷
※本文節錄自奇幻基地2018年出版之《詭圖:地圖歷史上最偉大的神話、謊言和謬誤》(The Phantom Atlas: The Greatest Myths, Lies and Blunders on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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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騙過一籮筐人的偽書《福爾摩沙歷史與地理描述》(圖片來源:archive.org)
雖然福爾摩沙是現今地理上被認定為台灣的亞洲島嶼,但這裡啟人疑竇的福爾摩沙,完全是虛構的國度。這個福爾摩沙是名為喬治.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的法國人描述的奇妙世界,這位十八世紀的人物玩弄了歐洲社會,讓歐洲人以為他是第一位踏上歐洲大陸的福爾摩沙人。
 
撒瑪納札說,他被一位耶穌會神父綁架,將他偷渡到歐洲,試著讓身為異教徒的他改信天主教。撒瑪納札逃離神父的掌握,後來在荷蘭流浪的時候,遇見一位名為亞歷山大.因奈斯(Alexander Innes)的新教牧師,接著讓這位牧師帶他到了倫敦,覲見倫敦主教。他馬上成為城裡的風雲人物,並且以鮮為歐洲人所知的家鄉故事吸引觀眾的目光。

事實上,撒瑪納札這個騙子,是從舊約聖經裡找個名字給自己取名的(從未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有著金髮碧眼以及蒼白皮膚的撒瑪納札,是西元1679 到1684 年間出生在法國南部的法國人。他假造的人生與履歷讓他很快成為英國的名人,並在西元1704 年出版《福爾摩沙歷史與地理描述》(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描述了淫穢的活人獻祭、食人行為、一夫多妻制、殺嬰行為等腥羶色內容,在強烈反對天主教與耶穌會的社會裡一出版,隨即造成轟動(他則稱英國國教為『真正的使徒教會』,因此被認定為忠誠的信徒)。這本書純屬虛構,挪用許多當代遊記的內容, 特別是前往新世界的阿茲特克與印加地域的遊記,也從班哈杜.瓦倫紐斯(Bernhardus Verenius)於1649 年出版的《日本與暹國的描述》(Descriptio regni Japoniae et Siam)取用了內容。

撒瑪納札形容福爾摩沙是個富饒之國,首都名為澤特尼特撒(Xternetsa),裡面的居民白日會裸身出門,用金銀製的盤子蓋住生殖器。人們騎乘馬匹與駱駝,一夫多妻也是正常行為。妻子如有不貞行為,丈夫可以吃掉外遇的妻子,當作平常吃蛇肉以外的肉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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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的人們據說長這些樣子(圖片來源:archive.org)
殺人犯會被倒掛,以萬箭穿心做為刑罰,而每年的獻祭會用掉一萬八千名男童的心臟,遺體則由福爾摩沙人的祭司吃掉。食心的描述旁也繪有可怕的插圖,描述「獻祭眾童心臟的金屬器皿」。他描述兒童獻祭的駭人內容,讓強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的《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一書中描述了食人的比喻,並且提到撒瑪納札的名字: 
名人撒瑪納札,福爾摩沙的土著⋯⋯告訴我的朋友說,他的國家裡要是有年輕人被處死刑,劊子手會將屍體賣給講究的上等人士。他說,曾有一個十五歲的豐滿女孩想要毒殺皇帝,後來這女孩被釘在十字架上,屍體被賣給⋯⋯處刑台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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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的福爾摩沙文字(圖片來源: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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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倒是有點根據(圖片來源:pbagalleries)
撒瑪納札巡迴演講福爾摩沙的故事,取悅那些用福爾摩沙習俗的血腥生肉當作晚餐的賓客。然而他也時時受到質疑,卻因為眾人對福爾摩沙習俗的無知與他辯才無礙的口才而免禍。為什麼他有蒼白的皮膚呢? 這是因為福爾摩沙人住在地下。艾德蒙.赫利(Edmund Halley)在皇家學會盤問他的時候,問他陽光是否會直直射入福爾摩沙的煙囪? 撒瑪納札回答說,不會。赫利得意洋洋地問,那裡不是在熱帶嗎! 這位偽福爾摩沙人表示沒錯,但是福爾摩沙的煙囪是螺旋狀的,因此太陽不會直射到底。

人們送他到牛津的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接受教育。他待了三個月,為他的書增編了更加誇張的第二版,同時列出辯護的答案,回應人們對初版提出的質疑,並且多寫了幾段聳人聽聞的內容。(理查.葛尼特(Richard Gwinnet)在西元1731 年寄給伊莉莎白.托瑪斯(Elizabeth Thomas)的信件中,似乎表示撒瑪納札自己也吃過人肉。)

撒瑪納札最後全盤供出,宣稱他的宗教經驗讓他決定從邪惡的騙局中懺悔。他接著成為淑女扇的繪手,然後研究神學,餘生成了葛拉勃街的寒士,與英國著名文學家塞謬爾.詹森(Samuel Johnson)等人成為朋友。後來到了他出版名為《眾人以喬治.撒瑪納札稱呼其名的某人回憶錄》(Memoirs of ****, Commonly Known by the Name of George Psalmanazar),大家才揭穿他的面具。有人曾問詹森是否與他尊之甚重的朋友對質過這場騙局? 詹森說:「等我想否定一位主教的言論時,就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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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史不可或缺的海域:世界如何《橫渡孟加拉灣》

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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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unil S. Amrith;譯/堯嘉寧
※本文節錄自臉譜文化2018年出版之《橫渡孟加拉灣:浪濤上流轉的移民與財富,南亞•東南亞五百年史》,原文書名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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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灣在歷史上連結了南亞與東南亞的航路(圖為模擬圖,來源:Sea News)
曾經有一度,孟加拉灣是全球歷史的中心。它在二十世紀後半遭到遺忘,被不同國家的國界切割成好幾塊,大家共有的過去被劃分成不同國家各自的歷史。戰後的學術知識架構所定義的「地區」(region),也就是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裡的「區域」(area),嚴密地把「南亞」和「東南亞」區隔開來:分隔兩者的那條線,剛好劃過孟加拉灣的中間。孟加拉灣整體區域的興衰,幾乎未曾被完整訴說。它見證了人類現代歷史中最大規模的遷徙之一,也發生過不容忽略的環境變遷,對今天的局面亦有重大影響,說不定還是了解亞洲未來的關鍵。

數世紀來,軍隊和經商者、奴隸和工人行經孟加拉灣。它堪稱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公路,藉由掌握這裡定期轉向的季風而航行於這片海灣。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和武裝的特許公司將勢力伸向亞洲水域之際,孟加拉灣成了他們互相競爭以及與亞洲對手競逐的重要場域。取得先機的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紀被日益壯大的荷蘭和英國勢力趕了回去。一進入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都在孟加拉灣沿岸各海岸線攻下據點。他們的灘頭堡(稱為「商館」﹝factory﹞)離海岸很近,而且與當地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到了一八○○年,英國的勢力成為最早支配孟加拉灣的霸主。當時孟加拉灣已有各種文化連結交錯,充斥著不斷的遷徙,各派傳教士帶著聖物移動,並且進行高價奢侈品和日常必需品的交易。一種生態特化(ecological specialization,指朝向專業化分工的發展)過程已在進行:到了十六世紀,印尼「香料群島」一些島嶼的食物已經完全仰賴進口。這時,印度洋東邊的沿海地區已經透過英國帝國主義有了新形式的連結:藉由士兵移防、駐軍派遣、法典交換和官員移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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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後半葉,孟加拉灣的上述連結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它被重塑成全球和帝國的經濟核心,因為資本的力量而連接,投入那些資本是為了在東南亞的森林邊區尋找新的利潤;也因為化石燃料的力量而變得更具生命力,汽船使得橫渡海洋變得前所未有的快速、便宜又輕鬆。它由帝國法律管轄,這些法律既使人離鄉背井,又阻止人的遷移;一方面讓某些社群被限制在當地(例如「農夫」),另一方面使得另一批人因為契據的約定或債務而不得不移動。最終,形塑該連結的,可以說是人的勞動力――以及苦難。

移工(migrant worker)與當地人一起整理好土地、種植樹木,收獲具有經濟價值的作物,把森林變成巨大的利益。這些轉變的影響無遠弗屆,難以估量。孟加拉灣發生的遷移既是全球變遷的縮影,也是全球變遷的加速器。馬來亞的橡膠經由泰米爾(Tamil)移工捆紮,供應了美國汽車工業所需。在整個大英帝國的領土中,馬來亞成為最具經濟價值的熱帶殖民地。緬甸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輸出國,憑靠的是印度資本,以及吸引數百萬印度移工投入經濟的各區塊。一八四○年至一九四○年間,這個地區有約兩千八百萬人橫越孟加拉灣,向東而去或朝西而來。這個區域輸出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移民群之一,而且無疑也是最不為人知的。
從內部的角度來看,這個有關經濟整合和大量遷徙的大型故事,就是一部文化接觸和混合的歷史。例如,東南亞森林的原料轉移,與顛沛流離的難民情感史有著緊密連結。工人的鮮血染紅了土地,他們所受的苦難,在海的此岸和彼岸的文化記憶中都留下了印記。如果將孟加拉灣視為一個區域,它的「內部歷史」同時也是文化差異性交會的歷史。東南亞的港口城市,也就是孟加拉灣與南海的交界,和地球上任何一個港口一樣具複合性,又比大多數港口更多元。發生在那裡的短暫交會或跨文化的關係,讓想法和語言得以充分交換。亞洲許多離散社群(diasporas)在此相會,使得種族衝突和文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以不穩定的平衡狀態共存。這些橫渡孟加拉灣的人鮮少留下隻字片語或任何回憶錄,但他們旅程的足跡,甚或他們的想法和情感,留在法庭證言中、在身分文件上、在建築和宗教遺跡中。這些可以告訴我們無數亞洲人對於現代性的新體驗,雖然有時是間接的。

最重要的是,孟加拉灣這個密不可分的區域的歷史告訴我們,要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環境的歷史做人為的區分,勢必碰到局限,區分南亞與東南亞的歷史也是如此。

無論連結如何緊密,孟加拉灣的世界,還是在二十世紀中葉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崩解。人們無法再橫渡孟加拉灣,第一次是因為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侵略東南亞,把孟加拉灣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戰爭造成的創傷,讓公民身分和歸屬感有了新的、革新性的想法。然而,這場衝突最終的影響,卻是強化了「南亞」與孟加拉灣對岸的國家(「東南亞」)之間的區隔。分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就算孟加拉灣四鄰的海岸線之間,在血緣、商業、文化傳播方面有著緊密的連結,但從來沒有一個相對應的政治組織把這面海域圍起來。連大英帝國都沒有把孟加拉灣一起納入囊中。這塊區域一直被分成好幾個個別的領土各自管理,通常是故意分開的。因為政治上不統一,孟加拉灣沒有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一起計畫性地發展經濟和進行社會動員,雖然這種做法塑造了二十世紀中葉亞洲不少地方的前景。戰後,亞洲的決策者幾乎毫無例外選擇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形式,認為這是實現美好未來最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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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區域本應充滿流動性,現在反而因貿易和遷徙的控制,在內部產生了區分。許多人原來不需要在家之間做選擇,他們在印度或中國與東南亞之間來回移動,現在卻被迫做出選擇;他們現在跨越的是國界,必須帶著護照取得簽證。在新的民族國家中,帝國時期已橫渡孟加拉灣而來的群體,必須以「少數人」的身分為自己找到定位。他們要成為公民的路很艱辛,即使到了今日,許多人仍在努力。

孟加拉灣這整個區域的興衰,與英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興衰維持著同樣的步調。帝國主義為大量的遷徙提供了原動力和蠻力,讓孟加拉灣周圍的海岸線在十九世紀緊密連結。它的崩解可以說是帝國終結必然的結果,在一九三○年代就開始出現不祥之兆。但還是有太多扞格、太多短暫即逝的片段,讓它無法形成一個有條理的故事。孟加拉灣殖民前的歷史在許多方面形成了它的殖民歷史,這個海域中各種形式的連結,使得帝國更長存、支撐得更久。不管孟加拉灣沿岸的政治結構如何突然改變,不管遷移的路徑變得多麼困難,連結都不會輕易終止。人類關係的互動、社會擴大文化範圍的能力,都不會只取決於政治疆界或經濟政策。即使是印度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處於低潮,孟加拉灣還是依靠著家族的聯繫、朝聖形成的連結,以及文化上的想像,維持為一個區域。

許多亞洲國家對這片大海視而不見,不想一探究竟:看看它的資源如何發展、勞動力如何移動、如何讓自己免於受到貿易和財富波動的影響,畢竟許多人應該記得這類波動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造成了災難。

弔詭的是,當這片海洋不再提供商業命脈、從人們的想像中褪色,人類的行為開始影響這片海洋本身。整個孟加拉灣的政治與連結斷裂之後,生態上新的相互依賴性生根:它的環境歷史揭開了新的一章。人們很晚才了解這個轉變正在發生,直到需求變得很明顯、影響也無法忽視。一九五○年代開始,並從一九七○年代加強力道,人口成長和土地開墾的結果、工業化及河流建壩的廢水,改變了孟加拉灣的原貌。與此同時,全世界而非地區性發生的事件,使得這片海洋分裂。人類的活動造成地球大氣層暖化,使全球海域失去了平衡;因海象混亂而惡名昭彰的孟加拉灣,過去令船員害怕的孟加拉灣,大受影響。

二十一世紀之交,孟加拉灣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的中心。全力建立後殖民國家時或許覺得無關緊要的歷史,現在變得迫切起來。形塑亞洲的未來時,這個地區以兩個主要的方式立於最重要的位置。首先,孟加拉灣現在成為新興勢力之間競爭策略的場域,和它在十八世紀的角色一樣。今天所謂的新興勢力是指亞洲國家,不再是歐洲國家:印度和中國認為當他們競爭能源、航道和文化上的影響力時,孟加拉灣占有重要的邊區位置。再者,在亞洲的氣候變遷中,孟加拉灣沿海地區位居最前線:這些沿海地區人口稠密,聚集了將近五億居民。依這個新的脈絡來看,孟加拉灣的歷史可以提供我們一個理解和解釋的視角。

如果想進一步進行區域整合,歷史的觀點可以告訴我們可能性和阻礙在哪裡。它會告訴我們,這個區域現在面臨的許多環境挑戰,是早期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移動所造成的(往往是非預期的)結果。它也可以告訴我們,非正式的移動網路和政府想掌控移動的努力相比,總是前者取得優勢。而在今天,這些舊途徑具有新的特點,例如氣候變遷的威脅迫使數百萬人遷移。總之,孟加拉灣的歷史是一個文化資源的檔案庫,有助於我們重新跨越距離團結起來,並且理解地球發生的變遷,不論這個變遷是區域性或甚至全人類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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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孟加拉灣扮演了更多不同的角色,圖為羅興亞難民經孟加拉灣逃離緬甸,登陸孟加拉東岸(圖片來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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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異義》:旅遊業配文不會寫的全球觀光黑暗面

9/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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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宗澤(穀笠合作社執行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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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異議》一書,作者是伊莉莎白.貝克,曾在《華盛頓郵報》擔任柬埔寨的戰地記者和《紐約時報》的特派員,長期在世界各地關注旅遊議題。

貝克注意到媒體的旅遊報導多偏向正面的休閒娛樂取向,藉以吸引閱眾前往報導地,卻少有觸及負面消息,這樣的報導是否有「廣告」之嫌?事實上,很多記者透過「踩線團」的名義,接受飯店免費招待記者食宿、機票等前往報導地,已是常態,而這在觀光的文章中不會提及,一來是對於報社來說,他們並沒有辦法全額提供記者交通食宿的費用,所以記者必須自籌,而另一方面,對報社來說,旅遊的報導是屬於一種吸引閱讀的主題,它是附屬的,並不用太嚴肅去對待,大多的報社也習慣如此操作。

貝克認為觀光報導接受招待的業界文化,完全違反新聞道德,不該隨意收受利益來撰寫報導,而這也是大多旅遊文章,都是談美景、美食、娛樂、休閒、體驗,而從來不觸其這些觀光產業的背面,所以這本書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列出觀光背後不為人知的黑暗面,諸如低薪資、環境汙染、超抽地下水、土地徵收驅離民眾、賭癮、性觀光產業、黑暗觀光等。

觀光產業的崛起

有太多黑暗要談,但在本書的第一章,很重要的指出大眾的觀光是如何崛起的,如果有注意到本書的英文原名「Overbooked」是「超額」的意思,意指當觀光產業急遽擴張,對地方社會與環境形同「超載」。人們願意長途跋涉,只為了滿足休閒娛樂,這絕對是「很潮」的事,最古老的觀光有宗教觀光,例如麥加朝聖。17世紀到19世紀,英國則有壯遊,貴族子弟必須前往跨過英吉利海峽前往歐洲,進行歐陸壯遊增廣見聞,作為成人儀式。

直到兩次大戰期間,1925年各國才開始將觀光法制化,但一開始只把觀光視為交通問題,九年後轉變成為是宣傳或者公關議題。二戰後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運輸的提升,觀光客的數量開始崛起,1958年的噴射客機,10年後的707班機,可以橫渡太平洋,展開環球旅行,我們可以說全球觀光是拜隨著飛機的歷史在成長,而更重要的是1998年柏林圍牆倒塌,象徵著冷戰的結束,也意味著各國開始打開通行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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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光部門的主管機關是交通部(圖片來源:宜蘭報報)
國家的角色

觀光是少數將國家包裝成產品的產業,因此「國家」在這其中扮演絕對重要的腳色,它將決定觀光產業可以煮粥還是覆舟的關鍵。

我認為有幾項國家能對觀光產生影響的因素,從大到小:一、有意無意地向他國輸出對本國觀光的想像,建立國家的外交和品牌形象;二、興建各種機場、港口、鐵路等大眾運輸系統;三、是否保存維護國家重要資產(自然景觀、生態保護區、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重要歷史建物、世界遺產......);四、環境法規是否嚴格執行;五、是否保障勞動者的薪資和福利;六、是否能限制和控制觀光人潮;七、是否限制外資觀光企業的開發和破壞;八、簽證和海關通行的友善。

在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政府能作出法規決定和是否嚴格執行,同時也需要有民間的意識和力量,來監督政府。

薪資和汙染

本書有諸多相同的議題,在各國中其中穿梭,其中最重要的兩個議題是薪資和汙染,而這也是本文所要指出的,觀光產業之所以異軍突起,占全球GDP的十分之一,其中有部分的獲利模式,是建立在低勞動力和成本外部化的汙染,而在這窮國相當明顯。

觀光成為一種「產業」是最近的事情,但它並沒有被嚴肅看待,畢竟它是一門休閒娛樂,觀光客到觀光地旅行,通常不太需要在意當地的「人權問題」、「公平正義」、「貧窮問題」等,作為窮國重要的發展途徑,往往帶來經濟外匯收入的同時,也造成極大的破壞,甚至加劇地方的貧富差距,或者觀光的經濟效應根本沒辦法照顧到一般民眾。這樣的例子出現在柬埔寨,在本書柬埔寨政府試圖仰賴世界遺產的吳哥窟作為吸引觀光客的手段,然而卻造將吳哥窟周邊的村落徵收,租給外資蓋旅館,許多資源都是由國外進口,地方的商家獲益甚少,被驅離的居民反而過得更苦,而進到觀光產業的飯店、餐廳工作拿到的薪資少的可憐。作為窮國發展的手段,實際上錢進外資和地方菁英階級的口袋,而在地居民淪為廉價被剝削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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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周遭旅館超抽地下水,導致吳哥窟正在逐漸下沉,而政府不願出手管制旅館,過於龐大的觀光人口數量,踩踏、觸摸、爬上神廟,小小的動作無不侵蝕神廟的紋理。倘若為了保存世界文化遺產而封閉吳哥窟,那作為各國支援柬埔寨作古蹟修護的經費就會沒有,也意味著觀光和保存形成一種循環,但實際上可以限制人數,並提高觀光的價位來解決這樣的困境,可是柬埔寨政府並沒有選擇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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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72年的嘉年華遊輪公司,總部設在邁阿密,是全球最大的遊輪運營商(圖片來源:UIB)
在杜拜的案例中,窮困的景象被隔絕在富麗堂皇之外,這些人是來自世界各地更貧窮地區的移工,從建設、維修工人到各種洗衣、洗碗等日常勞務性工作,他們維繫著杜拜這座海市蜃樓的每日運作,但你卻看不到牠們的存在,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遠離杜拜,形成一個如同貧民窟的聚落,低薪資、沒有勞工權益的保障,隨時可能被解雇,隔天搭機離開,居住環境低落,惡劣的讓人難以忍受,可是這是杜拜中欣賞海洋世界、享受各種頂級的消費體驗、滑雪、觀賞瀑布的觀光客所不會知道的事情。
而各種開發建設所帶來的汙染、噪音和不適,也因為沒有選舉的制度存在,自然沒有抗議的聲音存在。杜拜因為環境開發,在近五十年來的變動堪稱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很少有地方和政府專為觀光,打造一個如此驚人的景點,包含各種豪華遊樂設施、飯店、商場、機場等。但同一時間,越多的觀光客造訪,也意味著在這水資源有限的綠洲,他們該如何有效的永續利用水資源,但事實上是相當鋪張和奢華的在運用,同一時間,因為沒有建制完善的汙水處理系統,許多生活廢汙水直接排進周邊海洋,汙染海洋生態資源環境,連帶影響海水淡化廠的飲用水,同時不知道的人仍在海洋館觀賞海洋生物、在杜拜周邊進行水上活動,喝著乾淨無味的水。

豪華嘉年華遊輪公司,總部位在美國,產值佔全球遊輪業的一半,穩做龍頭,但旗下卻沒有任何一艘船是登錄在美國,為什麼? 他們採用權宜船籍(flying the flag of convenience)的措施,將船隻登錄在其他國籍之下,就可以不受本國的各種法規受限,而是遵守另外一國的規則,不用按照美國勞工標準支付的最低薪資、超時工作不受限。

而這也是航運業的奇觀,船東家多半來自最富裕的航海國家,諸如美國、英國、挪威、希臘、日本等,可是船隻卻多登記在第三世界「開放海域」的國家底下,如賴比瑞亞、巴拿馬,只要付出一筆可觀的登記費就行。看來這筆費用和該付出的實際成本相比,肯定划算。

美國豪華遊輪船隻的員工、服務生來自世界各地,就是沒有美國的員工,每個月薪水五十美金,一天工作約十二小時,唯一能讓他們有更多收入的管道是,旅客們不吝嗇的小費。郵輪業者解釋說,這些員工所得到的收入,已經比在它原本的國家高上許多,事實上這已經是一個造福的機會,提供就業解決貧窮的問題。事實上他們一方面要求員工達到地面渡假飯店的相同等級服務水準,但另一方面在薪水上卻不是如此。

有限海巡難以監督、無法可管的遊輪,有著和陸地一樣的渡假飯店的規格和設施,卻沒有相同的汙水處理和垃圾處理系統,那這些汙水和垃圾去哪了?通通排進海洋中,其中包含未經汙水處理的屎尿黑水,一艘郵輪遊客加服務人員可能高達五千人,那遊輪根本是在海上航行的屎尿製造機。同時上還不包括油汙外洩、偷排,將各種生活汙水、垃圾、燈管、電池不分的全傾倒海裡。更不用說遊輪進港在港口滯留的空氣汙染,柴油發電變成有毒的一氧化碳,這點海上之都威尼斯可是體悟相當深刻,每天要承受十幾台的遊輪停靠,滯留空氣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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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即是佔有

此時我想把觀光的視角轉移,並專注汙染本身,並援用 《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Le Mal Propre)一書,來抽象的探討人類「為什麼」要「汙染」這個世界。 作者米歇爾.賽荷是法國哲學家,在1990年獲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在社會學界,賽荷的思想對Bruno Latour、Niklas Luhmann等理論家的影響,便相當廣為人知。

當一個東西被你汙染,它就屬於你的。動物會用排泄、尿意標出地盤。當你喝過一杯水、在湯裡吐痰、在旅館睡過的床,如果沒有在打掃整理過,就沒有人會去動他。作者運用動物行為學,來解釋人類佔有的慾望。如何佔有,事實上是透過屬於自身但自身於外的汙染作為標記(譬如體液、血液、糞便等)。成為汙染。但對自己而言,髒的東西即是乾淨的,這是《失控》的第一個論點。

汙染即是佔有,而佔有是物種存在,從出生到死亡都無法避免的佔用。在作者的另一本書《寄食者》就曾將人類作為地球的寄生蟲來論證。當寄生蟲獲勝,意味著宿主的死亡,也意味著寄生蟲(人類)的滅亡,但同時作者明言: 「一個物種贏了,就成為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

《失控》的第二個重要的論點是將汙染分成兩類,一種是常見的「硬」汙染,各種物理上的汙染,汙染的對象是物理身體,另一類是「軟」汙染,汙染的對象就是人類的心靈。那些東西是「軟」汙染?舉例來說無所不在的廣告,各種視覺、聽覺的廣告,無論在各大城市、觀光景點,以威尼斯來說,街道完全被各種廣告佔領。

而這也牽涉到《失控》第三個論點,也是真正重要的主旨,「佔領意味著私有化」,我們透過汙染將之標記為自己的東西,當一個空間私有化之後,它能產生的汙染不只是硬汙染,同樣會產生軟汙染,我們對硬污染相當敏感,但對軟汙染卻毫無察覺,它污染著我們的生活街道的風景,有錢有權者滯留他們的標記在生活中,諸如品牌、廣告、意識形態。即便賣出去的商品,實際上購買者只是借,上面仍有留品牌的簽名、logo、標記等。

作者最後提出解決的辦法,將《失控》私有的惡,翻轉成為共有的善,也就是公共財。解決人類佔有(汙染)的無窮擴張,解決辦法是不再擁有私有化,而是只存租貸關係,因為世界早已無其他可以佔有的對象,而是以人類整體和世界(地球)做租貸的關係,跳脫出以人為本位的中心,解決人類永無止境的汙染。

當佔有的特徵回到觀光

當佔有的特徵回到觀光,一切就顯得清晰。任何試圖留下到此一遊的足跡,都是一種自我對世界的佔有,無論是物理或意義上的。觀光客的凝視,透過視覺來佔有地方成為自己經驗的部分。透過相機的拍攝,將相機視為是眼球的延伸,吐出或洗出照片,即是佔有的證明。透過購買代表地方的伴手禮,佔有地方。

而在旅行意義最重要的佔有特徵就是,跨國資本、外商企業佔領了人們充滿歷史文化的生活街道、自然的農田景觀、一望無際的海景,這些現象從英國、法國鄉村的度假別墅延伸到威尼斯的各種外資旅館、紀念品店,在到柬埔寨、斯里蘭卡的海灘蓋渡假飯店,無處不是這些重要的公共財被佔有成為私有商品的特徵,而污染正是至些主人留給在地的標誌。

所以,我們可以說,觀光帶來最大的汙染,不只是環境上的「硬」汙染,更是各種抽象意義上的「軟」汙染,有權有錢有勢者改變了地方生活的型態、文化和樣貌。透過私有化占領土地,開出一間間的餐廳、旅館、紀念品店、特區、賭場等,他們改變(汙染)地方的樣貌,將之形塑成自己的巢穴。

換而言之,觀光產業即是在地居民和觀光客和外資之間,在對共有財(自然景觀、公共空間、歷史文化社會)的爭奪和拉鋸,而誰有權讓這場勝利倒戈任何一方,端看政府和人民是否願意制定一套機制保障這些公有財,不受私有化的玷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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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居民在旅遊旺季上街抗議,手上的標語寫著:「我不會離開。」(圖片來源:路透社)
《旅行的異義》作者貝克關注的是「人權」和「國家扮演的腳色」,因為對於觀光這新興的隱形產業,很多政府單位還沒意識到它所帶來的不公平。而,《生態觀光與永續發展》的作者Martha Honey說,只要提到觀光產業,她的第一個問題就會是「誰能獲利?」但答案往往不是當地民眾。而觀光產業隨著公共運輸的蓬勃發展,勞動力也在全球流竄,不只是觀光客是外國人,就連觀光產業上的勞務工作也仰賴移工,他們可能在廚房、旅店的後台,你不容易遇見他們,但這也讓他們比地方民眾更深陷剝削的處境。所以觀光產業實際上需要各國政府、公會、人民的聲音,來制訂一套遊戲規則,監督這個產業,讓觀光不會變成讓「地方」慢性自殺的毒品。

正如
《旅行的異義》提到,一個威尼斯的觀光業者馬可說:
「我們不是要反對觀光。我們反對的是因為觀光業而失去這座原本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城市」
觀光產業的兩難在於一方面希望產業蓬勃成長,一方面又希望對既有的保存,因為後者才是成長的基石,但改變將是必然,無論是大眾運輸系統、旅店餐廳的設立、各種語言翻譯的指標等、遊客帶來的文衝擊,無不因應觀光,而調整地方去承載遊客量。觀光人數越是翻倍,變化就越劇烈。

在法國的案例中,我們看到法國的文化部其實不談觀光,所以才有今天觀光產業傲人的成就,因為他們的目的在於深化自己的文化底蘊和基石,而這些早已暗示了,未來文化產業肯定是觀光的一大引力。

為此,在多舉例兩件事,威尼斯的雙年展,早已把威尼斯古城因為大眾觀光所遭遇的慢性自殺的議題帶入策展,讓觀光客能夠理解威尼斯正遭遇的危機,並且抵制在威尼斯的遊輪觀光。而杜拜新設立的藝術館,將和羅浮宮和古根漢美術館簽約租借館藏,此舉也遭受美國藝術家大量連署,抵制杜拜對移工的薪資待遇和處境的漠視。換而言之,做為文化資本的創造者之一的藝術家,也因為觀光產業,正逐漸產生某種新的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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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憑什麼?

9/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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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穎東(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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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1937年,魯桂珍、王應睞、沈詩章三名中國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劍橋,除了精進學業之餘,他們亦和許多英國學者、學生進行交流,其中,有一位胚胎生化學家和他們關係特別融洽,並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隨著關係越來越融洽,那位學者對中國人的驚訝來越高,沒想到他這些中國學生的才智並不輸他,但是隨之而來,他亦興起了一個問題:既然中國人聰明才智並不輸給西方,那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出現?於是,他花了畢生的精力嘗試解答,但仍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這位科學家就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史專家李約瑟,而那令人苦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則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自從「李約瑟難題」出現後,許多學者不斷從各種角度切入探索,有人從生物觀點出發(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有人則從政治制度角度切入(戴倫.艾塞默魯與詹姆斯.羅賓森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本書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則從歷史角度出發,翻盡古書,梳理了人類文明五千年來的歷史,只為了回答一個問題:西方憑什麼?

所以西方憑什麼?

  本書主要在回答兩大問題,第一點是關於「西方憑什麼?」,作者從文獻、史書中找尋答案,將過去發展的歷史脈絡化,找出原因。從史書中,作者首先發現,發展的弔詭性與後發先至,也就是發展的優勢會轉變的,發展會創造新問題,而解決問題本身又亦決定社會的發展可能性,當核心區無法解決時,邊陲區便有機會成為核心區,如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帝國。

  同時作者也發現發展至一定程度時,便會出現作者所說的「天啟五騎士」:飢荒、流民、瘟疫、動亂及氣候變化,使發展、文明倒退,形成一道發展天花板,一直到西方工業革命出現,才衝破天花板,也將東方拋的遠遠的。也因此,作者提出了西方之所以發展優於東方,最大因素仍在於「地理因素較佳」的理論,在這過程中,西方的地理環境較東方優越,因此大多數情況發展都優於東方,甚至認為歐洲之所以可以發現美洲新大陸,最大原因在於和美洲距離較近,因此遠比東方來的容易發現美洲新大陸。儘管短期社會、人文因素會影響短期發展,但最終決定大趨勢的仍是地理與生物因素決定。

  第二個則是「歷史學家是否可以推論未來?」,可以說是本書真正的主旨,並非在探討「西方憑什麼」,而是在為歷史學家爭一口氣,欲證明歷史學家仍可在分析未來的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在經過歷史回顧、分析後,找出過去發展的原因,並在社會發展的指數圖中,以20世紀的成長速率來看,東方在西元2103年會重回核心區,藉此印證「歷史學家可以從過去推論出未來」,同時呼應賈德‧戴蒙在《大崩壞》的結語:「考古學及電視傳媒可挽救世界免陷於難,」認為歷史學家藉由整合、融匯考古學、遺傳學、語言學等跡證,將人類歷史往前推進探究,才可以真正找出外來的方向,找出世界毀滅前的因應之道。

亮眼處

  許多大歷史的書籍,常被人形容論述過於枯燥,難以激起讀者的興趣。賈德‧戴蒙對這本書的評語:「讀起來跟小說一樣過癮,寫的卻是歷史真實。」本書多使用小說、口語筆法,以較輕鬆的方式吸引讀者閱讀,在枯燥的歷史中添加一分趣味,也讓讀者開始省思。如開頭虛構的故事:鴉片戰爭滿清大敗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亞伯特親王被送到北京當人質,大英帝國分崩離析……,讓無數人開始反思究竟為何今日世界是西方主宰?

  儘管,對於「西方為何主宰今日」的問題,作者並未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但藉由歷史的考古,亦給了讀者許多另類思考的想法,利用歷史做為證據,來做出解釋,但先前許多學者專注的是「結果」,將自己想要的內容抽出,過度簡化,而本書則是較適當的取材,來印證作者的想法,增加可信度,也讓我們對於東西方發展模式有更深的瞭解。

本書的但是

  問題是,我們知道歷史可以解釋歷史,可是對於未來真的能夠預測嗎?電腦發明後,知識指數的成長,幾年前大家都說電腦無法在圍棋上打敗人腦,但是現在電腦卻已經大勝;科技業被奉為圭臬的摩爾定律,也已經被打破;十年前科學界在擔心地球會不會不斷冷卻,現在卻瘋狂的想要讓地球降溫。作者認為可以從歷史來推論出未來,也從文獻中印證,以20世紀的成長速度推論,問題在於20世紀的科技程度,和21世紀已劃分成了兩個世代,直接拿來劃分似乎有點過度解釋。

  另外,作者又提出了許多現實上的條件,顯示西方仍然佔有一席之地,認為未來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去研究東西方誰崛起,而是應該將地球是唯一共同體,一起來維護地球,避免「夜幕降臨」。看到這裡時我感到萬分錯愕,作者這番論述幾乎是將前文所做的一切,都化為烏有。首先,如果如同前文地理決定,而非文化、英雄決定發展的話,那麼我們基本上對未來是無能為力的,一旦社會的結構因應地理因素形成,就算我們有心改變,也無法對未來造成改變,那麼就算未來什麼都有可能發生,那麼只要主流出現、環境確定,那麼無論如何只能一路走到底了。

  整體論述非常的結構史觀,強調自然、社會的大環境會主導環境發展,小人物、文化可能可以決定短期發展,但是始終無法凌駕地理、生物的影響能力,西方的地理環境較東方高,才讓西方的發展遠較東方高。確實,地理可以決定很多事情,但也有很多事情無法解釋,地理因素對於部分大尺度的議題較能解釋,但對小尺度則就難以解釋,例如《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中,即有提到美墨邊境的案例,在美國亞利桑納州諾加雷斯和墨西哥索諾拉省諾加雷斯,有相同文化、地理環境,前者年家庭平均所得約三萬美金,後者年家庭平均卻只有約一萬美金,無法用地理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來解釋這一現象,較為合理的解釋就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也促使作者提出廣納式制度與榨取式制度的差別。

  若按照作者所說,地理環境會決定發展,但我們也看見21世紀來,金融危機層出不窮,每次都為各國帶來經濟上動盪,如2008年雷曼兄弟次級房貸風暴,造成的危害到今日都尚未復甦,發生國家卻是位在第一強權美國,而風暴起因也並非天啟五騎士,而是人類的過度貪婪。再加上現在科技,人類越來越可以改變地理環境,國際代工已成為常態,傳統分區以無法解釋,地理條件好,可能也無法促進發展,如巴西、南非、印尼等資源充分的國家,其國家競爭力排名,卻無法超過蕞爾小國、資源貧瘠的瑞士、英國、挪威。顯示作者的說法可能可以解釋過去的發展,但對未來的解釋力仍有待商確。

  可以說,賈德‧戴蒙對這本書的評語:「讀起來跟小說一樣過癮,寫的卻是歷史真實。」一句話可以道盡本書的優點,幽默的筆法讓大歷史不至於令人無法閱讀,且給了讀者從歷史方面下手,另一種思考模式。但正如王道寰先生所說:「莫里斯並沒有提供新鮮的點子。他認為工業革命不大可能在中國自行發生,也不新鮮」,對於發展的論點,仍然有許多瑕疵,地理並不是絕對,人類的活動也很重要,結構主義並無法完全解釋世界,人的能動性往往會影響發展,是本書較為可惜之處。

除此之外

  除了作者嘗試解答與分享的問題外,我亦從作者的論述中,有了其他的想法。作者在第三章即利用西方著名故事「小氣財神」,營造出西方沒落、恐懼的景象:
一個世界的墓誌銘會跟小氣財神看到的一樣清晰:
西方主宰
1773-2103
長眠與此
這是確定的未來嗎?
小氣財神看到自己的墓誌銘,膝蓋一軟跪了下去:「我的好精靈,告訴我,我還有機會扭轉未來!我可以改變自己!」他乞求著,攫住精靈的手,雖然精靈一語不發,小氣財神還是靠自己想出答案。……探討「西方憑什麼」如果不看中古上古遠古,就好比三位「耶誕精靈」你只聽現在那位的發言。我們也必須把過去那位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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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倒閉(圖片來源:FT中文網)
  我們可以看出原文出版時是2010年,適逢美國雷曼兄弟金融風暴、北京奧運後兩年,美國正逐漸興起懼中國的情緒,近年來最明顯案例即是「川普現象」。身為英國人、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任教的作者,可能也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害怕東方崛起,希望可以找出過去西方崛起的原因,延續西方核心地位,延續這股「李約瑟難題」的熱潮。

結語:夜幕不再低垂

  《西方憑什麼?》這本書以小說方式開頭,激起讀者反思,為何今日是西方主宰?自從李約瑟提出「李約瑟難題」後,對於西方主宰的問題,九流十家,各有一說。與過去大多數的學者背景不同,本書作者是為歷史學家,除了提出了他的見解外,他亦嘗試證明歷史學家亦可以找出解釋過去、預測未來發展的方法,為歷史學家在這塊領域上爭口氣。藉著回溯各種文獻,做出「地理為主因」的結論後,作者提出按照他的模型,以20世紀的成長速率來看,東方在西元2103年會重回核心區,用來印證「歷史學家可以從過去推論出未來」,也提出為來自然環境越來越糟糕,人人都需要謹慎行動,為地球進一步心力,作為全書的結語。

  對於國家成功/失敗的原因探究,從古至今一直都是一個大哉問,儘管此書並未真正給出一個真實解答,但是確實給了讀者們另外一種想像,正如同作者在文末提到,歷史學家要整合各種科學,將人類歷史往前推進探究,才可以真正找出外來的方向,找出世界毀滅前的因應之道。我認為地理之所以重要,即是因為其幾乎無所不包,將各學科整合後,找出中庸之道進行,要找出毀滅前的因應之道,或許就是地理系出身的我們,應該進行的道路,讓夜幕不再低垂。

參考資料
  • 周達智(2015),讀歷史看未來:西方憑什麼主宰世界,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762
  • 王道寰(2015),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我看《西方憑什麼》,天下雜誌,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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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另類註腳:《地圖之外》中那些被遺忘的地方

3/2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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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彗岑(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學會地下秘書)
  閱畢 Alastair Bonnett 所寫的《地圖之外》後,注視世界地圖時,就能想像世界地圖上好像出現許多小點,條列說明Bonnett所蒐集的各項事件。Bonnett在這本書當中,撰寫了許多帶有悲劇色彩的故事,不管是因為河川斷流而變成沙漠的鹹海,開採有毒礦物而被廢棄的小鎮,為了爭奪石油而產生的邊界爭議,又或者是因為戰爭而被設計成誘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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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國的誘餌城市-代號「海星(Starfish)」(圖片來源:Mailonline, 3/2, 2013)
二次大戰期間,英格蘭各地蓋了許多設施當誘餌。…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已建了兩百多個「海星」誘餌城…最富巧思的造火裝置名叫「鍋爐火」...定期從一儲存箱裡將油釋放到一加熱的鋼盤裡,讓油在其中汽化。然後隨即將水倒進那盤子裡,製造出往上竄高十二公尺的巨大白熱火焰…阿恩的誘餌設施油諸多柏油桶和傳送煤油的管子構成,將它們點燃,從空中望下去,就好似燃燒的建築。…數百枚炸彈丟在阿恩,…軍火工廠幾乎毫髮無傷…與阿恩一樣…一九四三年村民遭撤離,以便陸軍練習實彈射擊…在泰恩罕,曾有人在教堂大門釘上一張布告:「我們已放棄我們其中許多人住了數代的房子,以協助打贏此戰,使免遭奴役。我們終有一天會回來,感謝你們善待這個村子。」但村民一去不回。(頁28)
  閱讀這本書,不只是獵奇,還能夠發現地圖上各式各樣關於戰爭、自然資源、地理技術、政治、環境汙染、居住權、族群等等的議題。本書裡有數十個故事,每一篇篇幅都不長,讀者不需要閱讀長篇大論,就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某個地方的概論,以及這些地方發人深省的特點。例如在列寧格勒的介紹中,Bonnett順帶提到了土耳其和泰國名稱改變後所造成的影響。
奧圖曼帝國於一九二三年成為「土耳其」和暹羅於一九三九年成為「泰國」時,原本界定寬鬆的多族群範疇變成獨尊一族的範疇。不屬土耳其族或泰族的公民,一夜之間失去故國,變成異類,從而成為易受外來傷害的弱勢。(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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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之外》對於這些被遺忘的、被傷害的,或者是被從官方地圖上抹去的地方的介紹,讓讀者在看這本書的時候,不僅僅像是展開一幅另類的世界地圖,還像是閱讀一本人類歷史的詞彙表(Glossary),迅速地補充人類活動在世界地圖上產生的改變。
 
  Bonnett就好像現代版的馬可孛羅。過去,馬可孛羅在資訊和交通不發達的年代,提供歐洲讀者一本閱讀亞洲的書籍,介紹了令人目不暇給的亞洲王國。在如今資訊密集,交通便利的時代中,Bonnett卻帶領讀者發現,在我們例行且熟悉的世界之外,還有許多更適合為時代下註腳的地方。
 
  但是,Bonnett卻也面臨跟馬可孛羅一樣的批評。馬可孛羅被人懷疑,他從未到過中國,他的中國遊記並非親身見聞。閱讀Bonnett的這本書,也不禁讓人疑惑,作者難道真的有親自到過這些地方,能以他的親身經歷,扮演「探索未知」的導覽者?書中所提及的這數十個地點,遍及各大洲,作者似乎並非親自到每一個地點踏查,而是利用許多的二手資訊,間接地為讀者介紹這些較少被注意的地方。即便這些二手資訊可能遍佈在網路世界之中,但缺乏Bonnett的引介,一般人可能也難以接觸。
 
  《地圖之外》當中提供四十七個地方介紹,每一個地方幾乎都能夠用上一本書,或數十篇學術文章進行討論。Bonnett實在是太貪心了,企圖在一本書當中,就涵蓋這些主題,所以,只能提供垂涎三尺的讀者一些開端,有些可惜。
 
  看完這本書,讀者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但Bonnett應該會希望,讀者從生活周遭開始,發掘更多由自己所定義的「地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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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兩種制度的差異

3/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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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穎東(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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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這本書的封面設計,一張大樓倒塌的照片,配上標題,很讓人感到震撼,且十分切合主題,讓人不禁想問: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大哉問:國家為什麼失敗?

如同封面上的文字:「以截然不同的角度 重新解釋人類的命運」。這本書在探討「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以及為何世上各國間權力、貧富如此不均,嘗試不如同過往多從經濟、環境、文化等各種決定論出發,而是從制度的觀點出發,點出今日國家的富裕,取決於其政經制度,以及其歷史上的機運。

對於地理學者而言,「繁榮的條件」是一個大哉問,過去亦有許多人嘗試回答,一派認為是「環境決定論」、「地理決定論」,認為一地環境會影響其發展,近年來代表作為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認為歐美國家之所以成功,歸因於馴化了農作物與牲畜,以及複雜的地理邊界導致政治的開明,才能成功發展。但是這種論述難以解釋小地區的發展差異,為何有些地方,僅有一牆之隔,但卻有完全不同的發展?另外一種則是認為「文化決定」,這一派說法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比較「沒有生意頭腦」、「好吃懶做」等等,顯然已不是合乎時代的觀點。《國家為什麼失敗》對此提出一個觀點:一切都是制度造成。

廣納式與榨取式

此書將政治經濟體制大致分為兩主種:「廣納式制度」與「榨取式制度」。所謂「廣納式制度」,即是符合多元化以及足夠集中化的制度;若未符合其中一點,即稱為「榨取式制度」。

廣納式制度會讓大家有能力去進行創造性發展,創造出長久的經濟成長以及穩定的政治體系;榨取式制度則容易發展出世襲的菁英階層,這些菁英階層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階層,會不斷榨取下層財富,並限制其發展,以免讓自己的統治不穩定,在經濟、科技無法成長時,經濟無法發展,就算有成長,也只有在菁英能直接控制生產、允許某種程度的經濟制度,兩種情況下才能發生。

但是起始條件並不能百分之百決定日後的發展,起初的廣納式制度到後期也有可能會轉變成榨取式制度,例如威尼斯在13世紀時原本有議會制度,確保經濟能平均分配,但是後期卻逐漸往榨取式發展,以維持政治精英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威尼斯從歐洲商業大城變成了今日「觀光客的博物館」,可說是「倒退發展」;反過來,另外一種可能是出現「良性循環」,由議會制度來維護廣納式制度,甚至影響其他周邊國家,出現「富裕的擴散」;反之,儘管榨取式制度有可能會出現「惡性循環」,但亦可能會出現「打破巢臼」的現象,從「第三世界」擠升至「第一世界」。

除了制度本身外,歷史的重量也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各地不同的「小差異」,經過特定的事件所帶來的「關鍵時期」,儘管當下似乎沒有對制度造成太大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其影響力會越來越深遠,對制度造成根深蒂固的改變,也因此作者認為除了政治制度外,「歷史的機運」也是影響歷史發展得一大因素。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耀眼成長,也吸引了作者的目光,但是卻是帶有疑慮的眼神。中國的經濟成長,長久以來都是建立在榨取上的成長,也因此未來究竟能否持續成長,相當可疑。作者認為未來中國的成長,取決於經濟是否往廣納性發展,才可建立長久的經濟成長。

​最終作者則針對想要從貧窮解脫的第三世界國家給於建議,外界給予許多支援,或是幫忙設計金融市場等來創造「繁榮」,從過去的案例來看,多半是以失敗收場。作者認為「賦權」(empower)才是真正可以解決的貧窮方法,必須要給予民眾參與的權利,以及自由的媒體、資訊傳播,所建立起的廣納性制度,才是真正可以解決貧窮的方法。
图片榨取式政治經濟負面迴圈(作者提供)
現實生活案例…

其實生活中有許多案例和這本書中的理論,互相呼應或是驗證,例如2013年歐巴馬在一場演講時,有抗議份子要求他立刻忽略國會執行政策,但他的回應則是:

...... 如果我能夠不用經過議員的審核與法律條文來執行政策,我一定會去,但同時我們也是法治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傳統,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用大聲的疾呼,然後假裝我有辦法,用侵犯法律的方式達成,但是我現在是走那條比較困難的路,使用我們民主的程序,來達成你我共同的目標,但這不會和大聲的疾呼一樣簡單,我們需要這個議場,然後一起解決問題。……如果你也認真的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我將會和你一起努力,但這必須要有程序,並不是單單說:我們違反法律就好了,這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國家正是因為有完善的民主和優良的傳統而美妙,有時他們確實一團亂且艱苦,但正義及真理會成為最後的結果。 

歐巴馬這段話其實和書中〈良性循環〉的章節互相呼應,該章節提到許多廣納式制度的國家如何維持、形成良性循環,例如美國羅斯福總統想要把阻礙他推行新政的法官用換掉,加速推行新政,但卻得不到民意的支持,不認同總統可以干涉司法機關,破壞廣納式民主的手段。美國卻寧願不要通過部分新政(經過一番波折後還是通過了)振興經濟,也要保護其廣納式的政治體制,避免被菁英階層壟斷資源,

美中不足…

此書並非毫無瑕疵,如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中所說:「實際上,阿西莫格魯所做的一切,是去證明他已經假設為真的事情:地理(被錯誤地推斷為永遠不變的自然條件)是被動的,而且在人類的事物中部活躍。」作者的論點過度將自然抽離了,但自然因素對於國家崛起,在國家發展前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四大古文明都發源於大河附近,直到後期才被外族入侵所衰亡的。

另外,作者對於中國的認知與我所認知的有所不同,對中國的論述,仍有些缺陷,例如在書中,作者提到中國明清時代因為害怕破壞性成長,斷絕對外關係,鎖國政策造成了中國成為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P.254〈別在我們的領土-禁止船運〉篇幅中,提到中國明清後期的鎖國政策)。 其中他舉了失意文人唐甄1690年(清康熙29年)的文字,用來佐證當時中國因為鎖國造成的貧窮,但是1681年清朝剛收台灣,國勢強盛,1690年甚至多次擊敗新疆準噶爾和噶爾丹,同時和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國勢正強。同時一般史學家都會將康雍乾盛世,認為最像〈禮運.大同篇〉中的景象。亦或是明嘉靖時期,也有成功擊退葡萄牙人入侵的經歷。

同時他認為中國「群體沒有政治代表,也沒有類似英格蘭國會獲西班牙柯爾蒂司的機構。」但是明清的內閣,卻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可以退回皇帝命令(封駁)的機構,有足夠的能力制衡皇帝,如楊廷和、夏言、沈一貫等等,都曾行使這個權利,阻止皇帝下達不合理的命令,因此要說當時中國是榨取制度,個人認為並非完全如此。再加上,作者用來強調「榨取式制度無法提供長遠的經濟成長」的論點在於,無法產生創造性破壞,這個理論是熊彼得用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強調企業家的創新性,但當時中國仍然是傳統農業社會,用這個理論來解釋,真的合適嗎?


真正的民主

作者嘗試去回答「國家如何繁榮」的大哉問,自從洪堡德在19世紀開創系統地理學,以溫帶氣候優勢來解釋為何歐洲人可以崛起,此議題便成為了地理學界的核心議題,從地理決定論到文化決定論,作者則常識跳脫框架,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提出「制度決定論」。儘管仍有些瑕疵,但是卻給了另外一種解讀角度,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存在。

這本書其實在宣揚「真正的民主」,認為不該單純用數字來判斷一切,如同西方對第三世界的各種援助,從經濟數字著手,卻多半事倍功半,原因在於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了無法達成目的。許多學者認為可以利用微型調整的方式來加強,問題在於當整個制度不善時,難以從底層著手,改變上層。也因此,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建立起廣納式制度,有監督機制,公平多元的政治勢力來源,以及有權力的政府,才可以創造出長遠的經濟成長。


參考資料
  1. 歐巴馬2013年舊金山演講之新聞文字稿,華爾街雜誌。
  2. 楊志彬(2015)歐巴馬回應現場抗議者 經典!必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EZHiI_pMQ
  3. 王志弘、徐苔玲譯(2014)。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新北,群學出版。(原作者:David Harvey)
  4. 吳國卿、鄧伯宸譯(201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新北,衛城出版。(原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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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民城市:臺北暗黑旅誌》:每座城市都該有一本這樣的書

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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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新加坡國立大學英語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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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療養院抗議行動(圖片來源:樂生院,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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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由台大城鄉所作者群合著的《叛民城市:臺北暗黑旅誌》出版,他們宣告要「以叛民之眼,探尋被掩蓋的城市歷史」。根據黃舒楣的推薦序,這本書是一門「非典型實習課」的成果,參與課程的學生們不被要求在特定基地上大筆一揮想出規劃方案解決問題,而是「以整個城市為範疇,讓學生跟蹤叛民足跡,勾勒出我們不想或無能看見的城市。」
 
  這本《叛民城市》巧妙地運用旅遊書的形式,介紹大台北裡頭,那些從來不會成為旅遊節目或作家行銷的城市故事,從以艋舺公園為家的遊民、文萌樓的妓權運動、溪州部落的社會抗爭,到淡水重建街的老阿嬤,這本「暗黑旅誌」擺明了就是要卸除光鮮亮麗的城市行銷口號,讓自己人、外地人看見這城市究竟正在上演些什麼。在「家醜不可外揚」的思維下,從政府的城市宣傳、到市民的國民外交,幾乎都不去談論那些城市裡頭的「非主流角落」,不去說、不去瞭解,就彷彿能活在沒有暗黑角落的真空城市中,在自己的社會位置安然自得。
 
  我一直期待有這麼一本「暗黑旅遊書」的出現。許許多多的人,透過移動來滿足自身,賞櫻、擠琉璃吊橋,抑或是嫌違建醜陋,在移動中,我們想像著看見更美好的景象,來完整自己的匱乏,無論是心靈或是經驗上,某些被建構成不入流的、眼不見為淨的城市景觀,成為了那些沒有欣賞或瞭解價值的都市空間,所以常聽到「那個地方沒什麼」諸如此類的「空間批評」。我常在想,如果人們能夠看見大量種植櫻花後面的生態弔詭、琉璃吊橋後面被壓迫的原住民主權,或是都市違建背後的活生生血肉,他們還能如此輕易地隨意評價一個地方、恣意地認為被觀看的空間理所當然應當服務自身的想像嗎?
 
  《叛民城市:臺北暗黑旅誌》全書色調灰暗,連影像的處理也是如此,但終究能在各種的反叛故事中看見大臺北草根的活力與希望,而不是任人宰割。這樣的出版物,若是能有外文版本,勢必能讓外國旅客看見另外一種的臺北,我常常在到訪國外城市前,上網蒐羅相關都市空間研究的文獻,以確保自己能不被表層的城市形象包裝所蠱惑,現在《叛民城市》幫忙做到了這件事,讀者可以在每一篇簡短的故事後頭,看見可以延伸參考的期刊或碩博士論文,或是部落格網誌,如果每一座城市都能有這樣的產出,我想是一件好事。
 
  就以書中第十篇談論到的「小印尼」來說,書中比擬小印尼與臺北之間彷彿有條隱形的線,宛若天龍國中的印尼國,而這個地方是2000年後才因為台北車站內的金華百貨停業後,商家出走至此形成的族裔空間,更是連結上臺北車站大廳先前移工聚集慶祝開齋節的爭議。我曾在兩年前引導幾位首爾大學地理系的學生到那裡,跟他們說明這樣一個族裔聚集地為什麼會在台北車站旁的都市縫隙中出現,並帶著他們進到一家雜貨店中。其中一個男同學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店內滿是印尼文的景象,馬上被老闆喝止不能拍照,他們似乎感到很不是滋味,也不想再進到別的店裡頭。我跟他們說了背後的原因,因為過去總是有喬裝成作報告的學生或是遊客的新聞記者,到小印尼挖掘一些負面的故事後,刻意將此處、印尼勞工、還有治安敗壞劃上連結,讓這裡的經營者已經對外來的人產生戒心。儘管他們對於後來參訪的中正紀念堂展現出更濃烈的興趣與喜悅,但至少他們在前面見過了臺北的另外一個表情,也對臺北有著不一樣的情緒。
 
  我始終認為,做一個叛逆的旅人是有其必要的,這讓我們能夠保持清醒、正視苦難,不去幻想有一座烏托邦的城市存在,不會認為存在著一種城市政府,能在其治理下得到盡善盡美的城市生活,即使有,那也是屬於某一群人、而排除另外一群人的。因為這個世界是如此運作的,這是一個當多數人都只面向光亮時,就沒人在乎身後存在著陰影的社會。我想,這正是《叛民城市》一書的價值,它輕拍著我們的肩,提醒我們轉過身,發現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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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和中國的絲綢之路

7/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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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友龍
◎本文擷取自《你所不知道的IS:40個關鍵面向,全面理解伊斯蘭國的崛起、運作與全球威脅》(臉譜出版)之內容,欲了解完整內容請閱讀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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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聲明中方在反對和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清楚(圖片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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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意圖染指新疆的四個線索

  要說IS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連結(交集),應該就是新疆問題了。因為新疆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民族,也有疆獨勢力的存在,雖然新疆目前並沒有出現例如蓋達或IS等極端暴力組織的複製版,但以下四則關於IS意圖染指新疆的線索與跡象,讓中國大陸不敢掉以輕心。

  1. 2014年IS曾公開宣稱五年內將攻入中國新疆,建立包括西班牙、西亞、北非、中亞、印度與新疆等地在內,一個版圖遼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伊斯蘭帝國,以實現歷史上四大「哈里發」時期的往日榮光。
  2. 2014年3月的雲南昆明火車站與七月新疆莎車的恐怖攻擊事件,有證據顯示新疆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與分裂主義(疆獨)在內的三股勢力,有與IS匯流的趨勢;尤其是新疆的「東突」可能得到IS的支持,包括資金、武器與恐怖訓練等 [1]。
  3. 2014年9月IS領導人巴格達迪在夏季齋戒月開始前的二十分鐘演說中,列舉加入IS的十二國戰士,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大陸,他說在「穆斯林權利遭強制剝奪」的國家名單中,大陸名列第一。
  4. 2015年2月IS將中國大陸新疆省畫設為「伊斯蘭國」版圖的一部分,不排除已有中國籍的聖戰士偷渡出國參加IS的聖戰或接受軍事訓練後,再奉命回到中國發展組織,或是成為潛伏的「沉睡細胞」,伺機進行恐怖攻擊。

IS對習近平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威脅

  2013年9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在「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下,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這是出於戰略利益上的考量,為了突破美國與日本自東方海上對中國大陸的圍堵與封鎖,習近平想從東邊的反方向西進整合經濟帶相關路線上的國家經濟體,自成一個經濟體系,使大陸能取得與歐美競爭的戰略主動權。

  2014年中國大陸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陸路沿線國家,合計以能源貿易為主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6千多億美元,約占大陸對外貿易總額的15%,而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GDP則占世界總額的55%,合計擁有全球總人口的70%與世界能源資源的75%,讓新絲路經濟帶成為全球經濟的大動脈,這就是習近平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背後的主要動機與考量。

但習近平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目前受到兩方面的挑戰:

  1. 由於IS就位在這條經濟帶的範圍內,因此,IS的崛起與建國已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大戰略的一大威脅。
  2. 中國在伊拉克的投資與利益相當龐大,在能源利益與新絲路經濟帶戰略的考量下,大陸必須成為穩定中東地區政經情勢的連帶保證人,否則,一個動亂的西亞地區絕不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計畫也將只是海市蜃樓的幻影而已 [2]。

註解

  1. 目前對中國大陸最有威脅的兩個境外恐怖組織是「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與簡稱「東突」或「東伊運」、代表疆獨勢力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也稱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
  2. 大陸自二○一三年起就積極向全球行銷「一帶一路」的構想,「一帶」指的是「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則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二○一五年四月大陸發布具體路線圖,象徵「一帶一路」開始全面推動;「一帶一路」是大陸的政經新戰略,將歐亞大陸做重新連結,企圖形成全球跨度最大、縱深最長的經濟整合與戰略地帶,而所帶動的經濟規模高達21兆美元,牽涉的國家人口達四十四億人,可將中國大陸置於全球戰略棋盤的核心,進而壓制美國的獨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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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開的自然與社會:《測量野性的人》

6/2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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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嘉鴻(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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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探險家、講者、作家、以及社會名人和研究者,他創造了一個幾乎是專屬於他自己的世界。」─牧師在他的棺木旁說。
自然、文化的分野

  維多利亞時代(西元1837-1901)是段歷史上著名的年代,因為英國長期的和平以及繁榮,促使此地有適當的時間、空間、態度來更細緻地面對科學革命以來注重的「理性」。在1859年時,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更出版了影響後世至今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其影響的廣度不僅限於生物學,更大大地影響了後世的神學、人類學、社會學甚至是政治學,想當然爾,還有一直以來變化萬千的地理學。但在這個龐大理論的背後,其實是奠基於那個年代來自各方的支持理論以及非常非常多的質疑,其中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便是《測量野性的人》故事記述的主人翁─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

  甚麼是自然?甚麼是文化?這是地理學家一直以來無法辨明也不會有結論的一天,我們所知道的,就只有關於這兩個明明同時存在於世界中,關係卻總是曖昧不明的兩個領域,《測量野性的人》中利用大量過去的書信紀錄、報章雜誌報導、有名科學家的傳記等勾勒出這個個性鮮明的年代,一個將大自然(野性)與文化做強烈分野的年代。再用保羅充滿戲劇性的一生將這個年代重現於文字舞台中,甚至為這個年代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更將之全部鮮活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

图片加彭所在位置
保羅‧梮謝呂與大猩猩

  為什麼本書的作者蒙特‧瑞爾(Monte Reel)要不惜成本地蒐集可及的大量史實資料來描寫一個沒有名氣的人呢?因為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下,有勇氣到一個荒野(wilderness)進行使用各種儀器的量測、紀錄、觀察自然的人們,只要資料夠完整、符合當時的標準,便可以化身為上流社會的一員,變身為一名研究者、科學家。在世界還有太多未知數的時候,有膽識用普羅大眾所認可的方式來介紹新的世界、新的物種、新的知識的人都可以被視為是理性的、是屬於高知識分子的,也因此「探險」這件事被視為擁有高度知識水平的代表,保羅在這個「探險的年代中」更是嶄露頭角,因為他從非洲加彭為起點深入非洲內陸,進行了為期四年的探險。除了寄回無數的動物標本到美國、英國等科學重鎮,更詳實地記錄了非洲內陸許多尚未與當時的主流世界頻繁接觸的部落。最重要的是,他帶回了當時只活在當時西方世界的人們想像,非洲住民口耳相傳的Njena─大猩猩(Gorilla)。也是本書封面所繪製的圖案。

  帶回大量大猩猩的標本有甚麼了不起?現代人想到大猩猩的第一印象應該是電影《金剛》中搥胸並保護懷中金髮美女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的畫面,否則就是一個自然野性、頻危物種的代表。但對當時的群眾來說,大猩猩代表著神秘,神秘於牠極似於人類的外型,讓當時的人不禁想問,人類與野獸的界線究竟有多清晰?伴隨著當時理查‧歐文(Richard Owen)、達爾文、阿弗雷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nce)、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著名的科學家對於演化一詞的爭辯,保羅為他們帶來了一套全新且完整的實際證據。大猩猩不再是僅用文字描述或口述的生物,而是一具具完整的骨架以及真實的毛皮,為當時的西方社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在這個理性與宗教互相拉扯的年代,大猩猩這個神秘的物種被保羅突然地揭開面紗,衝擊著每一個人對於人性的價值觀,有人質疑保羅描寫、觀察的大猩猩的真實性,有人以此為出發點貶低黑人與大猩猩之間的「近親」關係,來強化自己馴化黑人、奴役黑人的理由。一個年輕男子帶回來的標本,卻引來西方世界一連串戲劇性的事件。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對保羅百家爭鳴的評論,當時的社會並不如歷史課本所教的扁平,保羅單純的演講、撰寫並出版冒險日記,卻各自因為權力、理念等理由受到捍衛或是質疑,其間保羅所經歷的心境轉變絕對是本書精彩的重點之一,因為這些個人的特質、目的、喜好厭惡等,讓讀者就像跟在保羅身旁一樣,看著他身邊發生的種種,暗自在心中加以評論或是深思。


图片大家都不陌生的拉馬克用進廢退說
理論的產生

  本書除了鉅細靡遺的描寫了保羅戲劇性的一生以及影響他近乎一輩子的「非洲大猩猩探險」,最有趣的莫過於深入一個理論產生的過程。達爾文的天擇說、當時宗教主張的嬗變說、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說,對於現代的我們來說,都是非常純淨、中立的理論,即使在現代的框架中,這些理論的是非對錯早就已經根植人心,甚至對於目前已經證明錯誤的學說產生一種「壞的、不正常的」想像,但其實每個理論在生產的同時,絕對與當時的社會脈絡有非常大的相關。或許是以當時的宗教想法、科學背景所蒐集到的「知識」為根基,且大家心中普遍的價值觀就是以這些想法、知識去堆砌,才會產生那些以現今的角度看來「不合時宜」的理論。本書因為援引了大量的史實資料,除了為主人翁保羅塑造了極深刻的形象以外,更詳細說明了當時科學家、庶民、記者、作家的普世價值觀究竟是甚麼,是甚麼導致保羅的大猩猩被拿到自己眼前的時候,有如此多不同的反應;更深刻的描寫各個當時頂尖的研究者、科學家,是如何受到同儕的批評,又如何絞盡腦汁修正自己的理論、找到新的證據,希望將自己的理論變為真實(fact)。這種將科學置於其地,藉此引出讀者對於理論生產過程的反思也是本書的亮點之一,正因為理論、科學有其目的性,「純潔」的學科自然不復存在,就更造就本書如何「地理」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因為有人類與自然的互動,或說是「利益交換」,才有可能將一個單純的探險家,變為大眾所景仰的博物學家、科學家、研究者,更讓這個時代的地理學有其可能。

自由

  如同首段所引,保羅創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世界。因為他特殊且沒有定論的身世,保羅終其一身的所作所為,其實都只是為了「自由」而奮鬥,這份自由並不是為了大眾的自由而奮鬥,而是使他自己脫離種族、血緣─這些無法改變的事實的「自由」。也可以為他傳奇性的一生作一個最佳的註解,正因為他為了這個遠大的目標而奮鬥,書中描寫的那些憤恨、不滿、冤枉、幼稚的情緒就更為立體,也讓讀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個距今約一世紀的矮小男子的生命能量。

  一個探險家的故事,勾勒出維多利亞年代的風情萬種,如果你對歷史著迷,一定要看看這個被歷史洪流遺忘的男人是怎麼經歷他起起伏伏的人生;如果你對地理著迷,一定要看看這個時代如何形塑地理、如何定義地理;如果你對天擇說著迷,一定要看看當時的菁英份子如何為這個非演繹的理論爭論不休;如果你對探索未知事物著迷,一定要看看保羅驚心動魄、超越極限的兩次世紀冒險。《測量野性的人》絕對會讓你身陷19
世紀的魅力,無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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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的民主政治,看見看不見的《物質政治》(Material Politics)

6/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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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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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學院政治地理學者安德魯˙巴里(Andrew Barry)於2013年出版的新書《物質政治》(Material Politics: Disputes Along the Pipeline)
5月23日台北市政府舉辦「第一屆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黑客松」(Taipei Open Data Hackathon),市長柯文哲在會議上重申「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施政理念。他指出透過詳細調查與資訊公開,標示出台北市內汽機車失竊與毒品交易的熱點,便能夠吸引眾人注意。此外,近日具有政治、環境與技術爭議的大巨蛋,也隨著資訊逐步公開引發更多討論。

​然而,地理學家Andrew Barry在《物質政治》(Material Politics)一書中指出:資訊公開不必然導致不同權益關係人有相同的共識,而且即使推行資訊公開的政策或計畫,不同地方與不同面向的爭議其實是會受到不對等的注意。以下筆者將導讀皇家地理學會與英國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於2013年出版的《Material Politics: Disputes Along the Pipeline》,帶領各位讀者理解資訊公開、科技爭議與物質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


看見-看不見的石油管線

該書主要是在討論自2000年以後開始規劃興建的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管線(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簡稱BTC)一條長達1760公里,並經過土耳其、喬治亞、亞塞拜然三個國家的油管,目的是要從裏海把石油運到土耳其的港口,擺脫俄羅斯掌握石油的機會,並且確保西方國家的能源安全。 Barry指出以往對於石油的研究多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切入,但作者不想侷限於此,而想要從打造石油的技術與政治過程,重新將物質帶入政治地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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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管線位置圖(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by Thomas Blomberg)
過去石油產業的發展經常帶來許多負面效益包含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石油國並沒有因為石油產業的發展而為民眾帶來富裕,反而是被少數政商關係壟斷,而非讓民眾受益。因此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機構便對這項重大基礎建設設下許多公開透明的標準與要求,才會放款給建設公司,並且要求石油公司在建設前,要做好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並且提供當地居民適當的土地、環境與社會補償。BTC的創舉在於讓石油管線及其設施的營造前、中、後的過程一切公開透明,期望能夠減少與地方民眾之間的衝突。

Barry在這本書要問的是在上述背景與機制運作下,公共(public)是如何被界定?哪些資訊被揭露,而那些資訊又被隱藏?NGO、地方居民、廠商、國家與跨國組織又如何討論爭議?長達1760公里,橫跨三個不同國家的石油管線如何被管理?為何特地幾個聚落的山崩問題,以及石油管線的外層金屬塗料可以吸引國際關注,但地方的勞工問題卻無法提升到相同國際層次,卻僅止於地方NGO的議題?顯然這些問題不僅只是人類或是社會議題而已,同時牽涉到環境、物質與專家技術等領域,因此石油管線引發的許多議題是一個異質裝配。

整本書共有九個章節。在寫作上,Barry把二至四章定義為討論政治制度面向的運作,五、六章開始討論居民的抗爭與並帶領讀者到管線營造過程中的實際影響現場,接著七、八章則帶入比較新的觀點,第七章強調非人(non-human或more-than-human)的面向,即物的影響力,而第八章則是分析經濟化(economization)的部分。本文不會完整陳述整本書的內容與分析,而是挑選幾處筆者覺得有趣的地方。

誘拐邏輯:政治情勢的形塑

第一個是Barry引用邏輯學家C.S. Peirce的邏輯謬誤,又被稱為「誘拐邏輯」(the logic of abduction),意思是說當你知道p導致q發生,接著你看到q發生了,就以為那一定是因為p的關係,但這個邏輯是奠定在p導致q發生的假設上,但現實並不一定真的就是如此,因為導致q發生的原因有很多種可能,不一定是p。Barry認為在管線建設的過程中,NGO與地方居民經常會有這樣的邏輯產生,接著就改變了當時的政治情境(political situation),進而影響建設發展。

首先,Barry以1995年北海布侖特斯巴(Brent Spar)石油儲存平台的廢棄為例,以往石油公司都會將要報廢的石油儲存平台沉入海裡,因為處理成本非常低,但是綠色和平組織認為石油儲存平台上有許多有毒物質,並且織串連德國學者指出潛在風險,若沉入海中將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但這個論點被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否認。雖然殼牌公司有英國政府的支持,但仍將石油儲存平台暫時移到挪威,而非沉入海中。這項個案被許多文獻視為環境政治的轉向,企業開始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而其影響不僅只是工程計畫的改變,更是許多石油公司未來在決策上必須延續的處理方式。雖然企業、政府與NGO對於布侖特斯巴是否有害的問題並沒有共識,但這項決定卻產生顯著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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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侖特斯巴(The Brent Spar,圖片來源: GreenPeace Website)
Barry進一步以一個運動與藝術平台如何介入影響BTC的營造為例,該平台招募許多社會運動組織者與藝術家,一方面報導石油產業帶來的社會與環境不正義,另一方面透過舉辦倫敦石油機構的地方導覽,指出石油產業的新殖民計畫,透過社會關懷與藝術形式介入石油產業。運動與藝術平台與綠色和平組織的Brent Spar案件相似之處都在於他們讓石油產業的社會與環境議題被看見,但另一方面的差異在於運動與藝術平台的地方導覽會介紹BTC公司下的環境資源管理部門,該部門負責執行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這也意外著運動與藝術平台的報導,指的不只是管線本身,而還有管線營造過程中所產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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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家 Edward Burtynsky(為運動與藝術平台的成員之一)拍攝美國加州石油開採(圖片來源:Edward Burtynsky Oi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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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2012年,兩位社會運動組織者James Marriott and Mika Minio-Paluello出版了《黑絲路》(The Oil Road)一書,該書訪談許多地方居民對於BTC的透明與補償機制的看法,在兩位社會運動組織者拜訪亞塞拜然的部分受影響居民之前,油管技術專家便曾與當地居民討論關於如何減低油管影響居民權益的部分施工細節,居民向兩位社會運動組織者反映油管會經過他們住家底下,而且居民將不會拿到補償一事感到憂心。

然而,在運動與藝術平台與技術專家的會面時,技術專家便曾向運動組織者解釋「水平導向鑽洞技術」(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讓管線埋得更深,且能夠避免影響居民的財產受損。然而,兩位社會組織運動者在《黑絲路》一書中選擇採信眾多民眾在石油管線建設時,觀察與感受到的變化,像是如果水平導向鑽洞技術如此安全,那為何工程技術家不詳盡地告訴居民?或者是喬治亞西南方的居民感受到工程拖曳車行經村落時帶來的房屋震動與落石頻繁發生的現象等。當這些民眾體驗的事實累積在一起時,誘拐邏輯因此發生,進而形塑當時的政治情勢,讓所有環境問題與懷疑都導向管線的建設,也開啟更多公共討論。然而,公眾對於環境議題的討論在邏輯上並非唯一的因果關係,而是充滿不確定性,與不一定合理的因果推論,但這些討論造成的政治情勢,但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左右當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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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導向鑽洞技術(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圖片來源:Seattle Drain Service)
物質政治:油管表層的金屬塗料

第二個是非人的部分,在這本書的案例中,Barry以油管的外層金屬塗料SPC2888為例,而他認為冶金學家本身就是非人理念的實踐家。冶金學者必須要了解金屬的內部原子結構轉變,以及其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關係,當SPC2888塗在油管外層,並且被埋到地底時,金屬塗料與地底的土壤、濕度與壓力之間的交互關係會是影響油管運作的關鍵,而這正是一種異質組裝的狀態。

SPC2888多塗在不同油管段的接合處,而SPC2888具有快速治好,具彈性、環境友善等特性,但由SPC2888並非金屬物質,所以必須要考慮其餘其他物質之間的交互關係,像是油管外層的其他塗料,環境溫度等。然而,SPC2888的應用在油管的營建過程中,經常被拿出來討論,像是歐盟發展重建機構就曾討論SPC2888在營造過程中的失敗,沒有辦法接合兩段油管的問題,進而影響機構是否要提供經費補助營造等問題。甚至連英國議會也開始討論這項材料的使用,而油管營造過程中的勞工權益與安全問題卻都無法被國際機構如此重視。

為何會造成兩種議題的關注程度有這麼大的差異?有許多答案,一個原因是因為NGOs跟媒體直接將油管上的裂隙影像直接遞交至倫敦,再加上當時有許多NGO團體質疑英國政府與石油公司之間是否有共謀關係,而迫使下議院必須要審慎了解,因為若有共謀關係,其實是會違背這項工程要求的透明與公共討論的原則。在2003年11月石油公司重新委託冶金學家了解為何油管會有裂隙?而冶金學家發現是因為當年11月因為氣溫過低,導致SPC2888的應用與實驗室裡的數據模擬有所出入,才導致失敗,而這正是實驗室研究與田野研究之間的差異。Barry認為對於冶金學家而言,塗料應用不是一種實驗室科學,而是一種工匠技藝,如何能夠具體被運用在田野之中,這也呈現出科學家無法完全治理物質行為的面向,沒有注意到物質在不同環境的抵抗與反應。

雖然冶金學家的提供這份證據,英國議會從各政黨派出人選組成的委員會才是對於補助發放與否的重要決策機構,而科學家的調查數據最終都必須要被送至該委員會,交由委員們評斷這些證據,並做最後的決策。在這裡Barry認為委員會的運作就像早年科學實驗要邀請紳士到場目擊實驗結果,並予以評斷的情境是雷同的,這些政治人物就是最合適的政治目擊者,具有客觀情操。然而,委員會的委員關心的並不是工程家對於物質田野調查結果的論點,而是公眾關心的議題,即營造計畫是否符合設定的商業準則。在管線裂縫發生時,營造公司確實有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稱的反應,也符合商業準則的要求,所以委員會關心的並不是物質的行為,而是政府與業者的行為。因此冶金學家與工程學家對於物質行為的微政治,被過度詮釋為較宏觀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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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2888塗料是用在油管上,具有抗酸蝕能力(圖片來源: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atalog)
图片藝術家René Magritte的作品《這不是菸斗》挑戰我們對於語言與圖像之間的指涉關係(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打造經濟:補償空間的創造與操作

第三部分則是經濟化(economization)的概念,當BTC被要求執行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時,其連帶也被要求對於潛在受影響的權益人進行補償。因此當補償措施與範圍公開,也同時是在創造經濟空間,像是報告書中不斷說距離管線幾百公尺的範圍會提供補償,補償的項目包含土地、地表作物與植物,以及居民飼養的蜂窩影響補償費等。由於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與補償辦法的公開,部分居民會刻意要賺取補償費用,就把蜂窩或者是作物從非補償地區,搬到或移植到補償地區,並向企業說蜜蜂因為營造過程中施工噪音太大聲,所以蜜蜂都被嚇跑了,因此必須要提供居民補償。

Barry認為石油管線的資訊公開是要讓深埋在地底下的石油管線被看見(witness),讓石油管線的營造與治理可以被討論,因此BTC的個案研究並不像哲學家齊澤克(Zizek)所言來到一個沒有價值衝突的後政治情境,或者像是人類學家Ferguson致使反政治(the anti-politics)與去政治的現象,而是如同女性主義哲學家Mouffe所說的持續不斷的對抗與異議的狀態,像是為什麼哪些資料不公開或被簡化,資料調查與環境監測的方式是否有問題等等。

物質如何走向政治?

地理學期刊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人文地理學的對話)於2015年3月刊號,有部分地理學者與作者共同討論該書內容。大多數的地理學者都認同該書的內容提供物質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在這之中物質屬性與其在環境之中的物理變化是能夠成為政治爭論的一部分 [1]。物質是如何進入政治?Bridge [2] 則指出Barry在本書中討論的物質並不像政治學家Jane Bennett的「生機物質主義」(vital materialism)討論物質的能動性,而是探討物質如何被轉化為資訊生產、監測與管制再進入政治,因此物質一定要經過再現(representation)機制才具有政治影響力,使得本書中分析素材多來自BTC因求資訊公開而釋出的大量文件為主,或被稱為乘載資訊的物質(informed materials)。

​這個概念更體現在Barry在書末的跋之中,2010年9月Barry參加喬治亞首都提比里斯的國際藝術節,Barry遇到一位藝術家Mamuka Japharidze,Japharidze直接在石油管線上寫上這不是管線(This is not a pipe),這一方面可以被解讀為Japharidze向藝術家René Magritte的這不是菸斗的藝術創作致敬,但另一方面這又有些不同,因為管線早已存在於Japharidze的作品之前,而Japharidze的這不是管線,某種程度上指的是超過管線自身存在的資訊生產。這意味著公開資訊的規範,讓管線的營造不只是管線,而是多出於管線之外流通於提比里斯、倫敦等地記錄著管線的資訊與文件。



更多物質政治的討論

閱讀Material Politics讓筆者想起2014年高雄氣爆事故,正是埋在地底下不被看見,也沒被轉換成任何公開資訊的管線未被公開討論與充分管理,再加上丙烯管線不當包覆在排水涵管內,管線遭受侵蝕,而丙烯外漏且與地底下的環境發生化學變化,才釀成此次事件。然而,即使將技術物的資訊公開,並不保證所有權益關係人會有一個各方滿意的結論,而是會帶來持續不斷的爭議。像是仍發燒至今的大巨蛋工程事件,柯市府的資訊公開揭漏的是更多巨蛋工程、捷運隧道變形與古蹟受損等技術爭議,同時延燒更多政治爭議。因此資訊公開只是開啟公眾討論與監督的起始,而非達成共識的終點。然而,資訊公開也不必然保證我們面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技術爭議時有明確的邏輯推論,而是可能存在著邏輯謬誤,但在當時的政治情境下,在眾人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做出決策。

註解
  1. Coe, N. (2015) Introduction,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5(1): 102-103.
  2. Bridge, G. (2015) Recasting the politics of oil,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5(1):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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