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aas, F. (2007). Megacities and global change: key prioriti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73(1), 79-82. （點我前往）
全球城市的規模情形，紅色為聯合國定義的巨型城市（圖片來源：德國科隆大學地理系）
東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巨型城市。 在網路上鍵入「巨型城市」(Megacities)，你會發現可觀的資料筆數，聯合國統計局將「巨型城市」定義為其大都會區的人口數至少需到達1000萬人。而根據這個定義，世界上最大的巨型城市就是日本東京，其它東亞的巨型城市還包括中國上海、北京和日本大阪，印度也有德里、孟買和加爾各答符合。然而，過去學界對於「巨型城市」的發展並不樂觀，因其會帶來貧民窟、無家可歸者增加、交通堵塞、仕紳化、環境汙染等諸多問題。德國科隆大學 (University of Cologne) 地理學者Frauke Kraas在2007發表的文章 “Megacities and global change: key priorities” (巨型城市和全球變遷：關鍵優先者) 用一個宏觀的角度告訴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巨型城市。
文中首先指出，巨型城市是快速全球化下所造成的現象，巨型城市因此是受全球生態、社會經濟、政治變遷的影響，而這個過程是透過在地或區域的尺度在運行的。Kraas同時也強調，巨型城市也影響了變遷本身，因為這些城市以強而有力的動態過程在發展著，所以終究達成了史無前例地高度空間及人口擴張，還讓人口、基礎建設、經濟力量、資本、決策聚集於此。也就是說，巨型城市持續地為自己提供能量 (self-energizing)。除此之外，巨型城市也發展成為了新社會經濟政治的「未來工廠」，巨型城市就像是全球發展趨勢的壓縮版，有時預期了世界的趨勢。
這份論文接著認為巨型城市有兩種全球變遷的面向。巨型城市是全球性風險的區域，何以見得？Kraas指出因為巨型城市擁有不斷增加的貧窮，社會空間和政治機構的破碎化，以及巨型城市中常見的極端隔離、差距與衝突，這些都讓巨型城市本身同時包含、生產與強化了災難。但令人又愛又恨的，巨型城市如同全球的交叉路口，既是全球轉變的潛勢複合體，也是潛在的創新發展空間 (innovative milieux)。
那麼，面對這種天使與魔鬼共存的世界現象，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這也是Kraas書寫中最核心要處理的問題。巨型城市面對環境和人為災害事實上是比較脆弱的，因為它所包含的太多、太複雜，全球環境和社會經濟的變遷會作用在巨型城市上，這是其它城市所少見的，這就增大了可能損害很多人生命的風險，尤其是都市中那些更脆弱的群體 (都市底層)。欣欣向榮的經濟活動可以讓個人、社會和物質有良好的狀態，然而巨型城市裡的經濟成長常常是有限度的，甚至可能有時會遇到經濟低迷，其所衍伸的失業、低就業、低社會凝聚、社會安全崩解、環境無主對於巨型城市中的空間環境和大數量的聚集人口都是很迫切的問題。
要將重點放在這樣的挑戰上，就需要一個對於交互作用和反饋效果的進一步理解，而這樣的理解必須置放在巨型城市與全球變遷之間，並以在地、區域和全球尺度共同理解。也就是，視全球變遷為驅動都市中人文或自然過程的源頭，以及他們造成的結果──前者將巨型城市理解為對全球變遷的重要貢獻者，後者則是聚焦在全球變遷透過什麼方式影響了個別巨型城市。這樣並存的觀點對於理解巨型城市是很重要的。
由於在許多巨型城市中，傳統式的治理不復有效，不足或不存在的發展與土地利用規劃、土地控制、行政空間的損失，都影響了市政工作各層面。同樣地，從中央來著手發展、計畫和履行也常常變得不可能，尤其是當巨型城市自身的收支不足夠減少問題的發生，更不用說要巨型城市的市政提出解決方案。Kraas認為，很殘酷地，因為現存的行政和組織結構當初不是設計用在這些城市晚近才得到的尺度，也就是現在成為巨型城市的城市一開始沒想到自身與全球尺度會有這麼緊密的連結。
這篇文章最後便提出了學界看待巨型城市應該要轉移到以下幾個主軸：
1. 巨型城市現在是對全球至關重要的基因位點 (loci)，被影響著也自身影響著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變遷，可以說是跨越了距離與時間。既然巨型城市被鑲嵌於就算不是全球也是跨國的尺度中，對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負責任的，就還有那些直接或間接的跨國行動者。
2. 一般對巨型城市的理解應該從目前主流的負面觀點，轉移到更正面的理解，巨型城市做為一種全球或跨國的優先區域以及大尺度變遷的驅動者，有一些沒被發現的可以改善可持續性及居民生活品質的潛力，就算不是對於全部的居民。
3. 在巨型城市的快速發展腳步和複雜性下，我們需要國際的、學科內與跨科際的、跨文化的，以及多重導向的行動者 (研究、政府、私人部門、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 觀點。這也表示對巨型城市有責任的層級間更緊密而投入的交互作用需要有更多理解。
4. 對於巨型城市的知識生產，不只是要基礎分析和解釋，還要有應用層面的知識創造，用以預測、提供方向和決策。
5. 對於許多巨型城市本身而言，從原本的全球化所趨動、尋求競爭而有的由上而下發展方式，需要轉移到另類的優先次序，改採問題導向、過程導向，和人民導向。
文中首先指出，巨型城市是快速全球化下所造成的現象，巨型城市因此是受全球生態、社會經濟、政治變遷的影響，而這個過程是透過在地或區域的尺度在運行的。Kraas同時也強調，巨型城市也影響了變遷本身，因為這些城市以強而有力的動態過程在發展著，所以終究達成了史無前例地高度空間及人口擴張，還讓人口、基礎建設、經濟力量、資本、決策聚集於此。也就是說，巨型城市持續地為自己提供能量 (self-energizing)。除此之外，巨型城市也發展成為了新社會經濟政治的「未來工廠」，巨型城市就像是全球發展趨勢的壓縮版，有時預期了世界的趨勢。
這份論文接著認為巨型城市有兩種全球變遷的面向。巨型城市是全球性風險的區域，何以見得？Kraas指出因為巨型城市擁有不斷增加的貧窮，社會空間和政治機構的破碎化，以及巨型城市中常見的極端隔離、差距與衝突，這些都讓巨型城市本身同時包含、生產與強化了災難。但令人又愛又恨的，巨型城市如同全球的交叉路口，既是全球轉變的潛勢複合體，也是潛在的創新發展空間 (innovative milieux)。
那麼，面對這種天使與魔鬼共存的世界現象，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這也是Kraas書寫中最核心要處理的問題。巨型城市面對環境和人為災害事實上是比較脆弱的，因為它所包含的太多、太複雜，全球環境和社會經濟的變遷會作用在巨型城市上，這是其它城市所少見的，這就增大了可能損害很多人生命的風險，尤其是都市中那些更脆弱的群體 (都市底層)。欣欣向榮的經濟活動可以讓個人、社會和物質有良好的狀態，然而巨型城市裡的經濟成長常常是有限度的，甚至可能有時會遇到經濟低迷，其所衍伸的失業、低就業、低社會凝聚、社會安全崩解、環境無主對於巨型城市中的空間環境和大數量的聚集人口都是很迫切的問題。
要將重點放在這樣的挑戰上，就需要一個對於交互作用和反饋效果的進一步理解，而這樣的理解必須置放在巨型城市與全球變遷之間，並以在地、區域和全球尺度共同理解。也就是，視全球變遷為驅動都市中人文或自然過程的源頭，以及他們造成的結果──前者將巨型城市理解為對全球變遷的重要貢獻者，後者則是聚焦在全球變遷透過什麼方式影響了個別巨型城市。這樣並存的觀點對於理解巨型城市是很重要的。
由於在許多巨型城市中，傳統式的治理不復有效，不足或不存在的發展與土地利用規劃、土地控制、行政空間的損失，都影響了市政工作各層面。同樣地，從中央來著手發展、計畫和履行也常常變得不可能，尤其是當巨型城市自身的收支不足夠減少問題的發生，更不用說要巨型城市的市政提出解決方案。Kraas認為，很殘酷地，因為現存的行政和組織結構當初不是設計用在這些城市晚近才得到的尺度，也就是現在成為巨型城市的城市一開始沒想到自身與全球尺度會有這麼緊密的連結。
這篇文章最後便提出了學界看待巨型城市應該要轉移到以下幾個主軸：
1. 巨型城市現在是對全球至關重要的基因位點 (loci)，被影響著也自身影響著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變遷，可以說是跨越了距離與時間。既然巨型城市被鑲嵌於就算不是全球也是跨國的尺度中，對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負責任的，就還有那些直接或間接的跨國行動者。
2. 一般對巨型城市的理解應該從目前主流的負面觀點，轉移到更正面的理解，巨型城市做為一種全球或跨國的優先區域以及大尺度變遷的驅動者，有一些沒被發現的可以改善可持續性及居民生活品質的潛力，就算不是對於全部的居民。
3. 在巨型城市的快速發展腳步和複雜性下，我們需要國際的、學科內與跨科際的、跨文化的，以及多重導向的行動者 (研究、政府、私人部門、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 觀點。這也表示對巨型城市有責任的層級間更緊密而投入的交互作用需要有更多理解。
4. 對於巨型城市的知識生產，不只是要基礎分析和解釋，還要有應用層面的知識創造，用以預測、提供方向和決策。
5. 對於許多巨型城市本身而言，從原本的全球化所趨動、尋求競爭而有的由上而下發展方式，需要轉移到另類的優先次序，改採問題導向、過程導向，和人民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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