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韓民國 beyond Korea

遊走在現代與傳統之間：首爾的外語地景情懷

1/27/2014

文／萬宗綸

韓國連鎖麵包店，店名為法文，意為Jean的麵包店

　　平時走在城市的街道中，你可曾注意周遭的語言符號？「語言地景」是晚近部分的社會語言學家、文化地理學家開始著力的一塊研究領域，公共領域中，放眼望去的所有語言符號，呈現了一個區域中，人民的語族組成，或者是看待該語言的態度，有時它們對於地方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譬如華納威秀門口僅寫著「VIESHOW」，將年輕、時髦、現代感召喚而出，語言地景更是一個標示地域獨特性的重要元素，當你走在西藏，看見的都是漢字，你可以感覺到，西藏正在消逝當中。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東亞城市在語言地景上[1]，出現了一個充斥西方外來語的鉅變，這在西方國家的眼中是相當不可思議的，當一座城市的地景中出現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時，西方人很難想像事實上這座城市壓根沒有那個語族。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說「語言是存有之家」，人類基本上是活在語言之中，我們大部分都很難察覺到周遭語言現象的變化與意義，我曾對台北東區作過簡單的調查，發現英語的出現頻率竟然高達四成，然而向他人道說此事時，台北這座城市中的人們，大多會用遲疑的態度反問我，「有嗎？」同樣的現象，在我發現首爾地景中異常高頻率的法文，轉而詢問首爾人時，得到相同的疑惑，再一次「有嗎？」。

仁寺洞星巴克是全球唯一以在地語言書寫招牌者

　　韓國的文化研究學者Haksoon Yim指出，日本殖民末期的同化政策扭曲了韓國的文化認同，並且「阻絕了韓國現代化的機會」，因此在韓戰時，來自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大量「現代文化」，讓韓國急遽現代化；在這裡，台北有相當不同的歷史記憶，我們普遍感懷「日本給予台北的現代化」。不知道是不是這段脈絡的差異，韓國開始再次對於西化中的文化身分感到疑惑，企圖尋找「韓國性」，在面對仁寺洞（인사동，Insadong）這樣傳統皇宮的座落區時，為了在快速現代化的環境中，維護傳統，最具「韓國性」而無爭議的就是韓語，首爾政府祭出了對於商家招牌語言限制的法律，距離仁寺洞一定範圍內的店家，全部都不得使用韓語之外的語言書寫招牌，而在更外圍的區域，採行建議方案，這個法案來自跨國資本雄厚的星巴克當時欲進入仁寺洞開店，掀起韓國論戰，最後促成法案而成為全球唯一以當地語言書寫招牌的星巴克，韓國學生回憶彼時，提到韓國人看到星巴克竟然願意用韓文，「It was moving.」（很感人。）

連鎖麵包店原以法文書寫店名，在建議區中也改寫韓文

　　除了星巴克外，包括Dunkin Donuts、連鎖便利商店GS、EDIYA COFFEE、麵包店PARIS BAGUETTE等原以外語地景呈現異國性或現代性的店家，通通宛如被「打回原形」。弔詭的是，位於仁寺洞附近的文化藝術群落，均以西方現代建築藝術設計，整個區域其實顯現的是亞洲人對西方世界的藝術想像，據首爾大學地理所研究生，此區70年以來地景上經歷快速變化，首爾政府似乎是透過了語言地景的規範，讓這個傳統區能有一道最後的壁壘。相較之下，台北或許因為被日本統治的方式與首爾有大不同，面對現代化歷程時，較少發現對於西方文化的焦慮，然而，兩座城市對待語言地景的外語入侵[2]，除了制度上的差異外，應還有常民經驗的角度，待我們更細緻地去處理。

註解

相關東亞城市的研究，大部分來自西方學者的民族誌，包括曼谷、台北、首爾，以及部分本土學者的注意，如東京、廣州，這些研究對於地景中大量的英語感到新奇或焦慮。
語言學上習慣以侵入（invade）、汙染（pollute）來描述不同語言接觸時，強勢語言對相較弱勢語言的不對等關係。

本文作者

萬宗綸，台大地理系學生，希望能夠結合自己所愛的語言學與地理學。此次出國考察的研究計畫主題為韓國語言地景的英語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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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工業區新生命台北與首爾的都市再生

1/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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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宜欣

文來藝術空間藝術家利用鋼鐵創造生命力（攝／萬宗綸）

　　舊工業區又稱「棕地」[1]，破落傾頹的低矮廠房常是都市的惡夢。然而，棕地低房價、空間使用率低的特性，卻吸引來了一群人，為老舊工業區創造轉機。

　　位於首爾永登浦區（영등포구，Yeongdeungpo）的文來洞，在1970年代時曾經是首爾的鋼鐵大鎮，後來因為遭遇產業轉型而不復以往風采，許多廠房因為工廠遷出而閒置，景象萎靡。2005年，低廉的房價為文來洞招來了許多藝術家，他們以此為工作室，在灰撲撲的水泥牆上進行創作，營造出不同以往的文來洞。隨著越來越多藝術家進駐，首爾市政府開始對此區投入資金[2]，於2010年2月28日成立的首爾文來藝術空間（Seoul Art Space Mullae）[3]，結合了此區的傳統鋼鐵工業以及文創藝術，藝術家們創作出鋼鐵機器人、鐵椅子等各種商品，為鋼鐵工業帶來不同的商機。

　　為了使老舊城區能夠再發展，南韓政府在首爾共成立了11處Art Space，每一處各有不同的發展特色主軸，包含了視覺藝術、音樂與立體創作，相當多樣。文來洞每年都會舉辦藝術嘉年華，第七屆的文來藝術嘉年華於2013年八月落幕，應請了各種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們群聚，包含戲劇、舞蹈、多媒體藝術、街頭表演等，主旨在於讓各種藝術形式與群眾有最直接的互動。

首爾11處Art Space位置圖（來源／SFAC）

赤峰街位置圖（林宜欣改繪自GoogleMap）

　　台灣也有和文來洞命運相似的地方，老舊的工業區因為文創的進入而有了新生命。位於大同區的赤峰街，舊稱建成打鐵街，因為公路開通與台北車站後站的區位因素，成為二手汽車材料行重鎮，在1970年代，約一公里長的赤峰街就有兩百多家的汽車材料相關店家，盛況空前。汽車五金行隨著產業轉型逐漸式微，赤峰街上的建築保留了當年汽車材料行的空間與舊時代的特色建築，加上便宜的租金而吸引了許多文創小店進駐，二手汽車材料行、特色烘焙坊與藝術家的展售工作室錯落鑲嵌在赤峰街，為這裡帶來了生機與商機。

　　都市裡的老舊區域，面對更新與保存的兩難，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台北市都更處於2010年開始推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截至2012年12月為止，台北市共有七個URS，除了作為地方文創發展的基地與中心，URS最終的目的是利用公有空地或再生前的閒置空地，透過民間和政府的合作，以「再生」的觀點重新思考城市價值。以中山創意基地（URS21）為例，坐落在民生東路與中山北路二段交界的一隅，URS21早期是菸酒公賣局的配銷處，1999年時逢台灣精省，長達百年的菸酒專賣制度因而被廢止，中山配銷處自此沉睡。如今透過URS計畫，基地內的倉房與車庫經過整修，搖身一變成為文創展售場、工作坊教室與社企辦公室，盼可成為中山北路附近文創產業的交流中心。

　　然而，無論是首爾的文來洞或者赤峰街，在文創進駐之後，都難逃縉紳化的命運。赤峰街在近南京西路側已經有幾棟新建住宅大樓完工；首爾的文來洞近年來也傳出政府計畫將此區開發成住宅區的消息。文創為都市帶來了新生，同時創造了都市文化與經濟的價值。在都市再生的過程中，藝術進駐與縉紳化的循環若是不可避免，究竟誰是既得利益者、這樣的循環會造成怎樣的社會驅離、該如何在各種利益中取得最佳解，這些都是值得被關注且亟需被處理的問題。

註解

近年來，許多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區的不斷開發的情形下，許多都市內工業區的土地反而受到經濟結構變遷和環境污染之下而遭棄置荒廢，形成了許多衰敗或閒置的工業區，這些地區就是所謂的棕地（Brownfield）。
文來洞首見藝術家進駐於2005年，2006年因為李明博政府大力推動「New Town再開發」事業後使得韓國的都市更新蓬勃發展。韓國的都市更新稱為「都市再開發制度」，共分為「再開發」、「再建築」、「New Town再開發」三種類目。文來洞屬於「再開發」的類別。
首爾市城市再生計畫政策之一為「文化經濟政策」，此政策提供資金使「首爾文化財團」得以運作，首爾文化財團是首爾市政府的組織機構之一，主要方針是支援藝術家、創造市民能參與文化的環境，以及發展首爾市文化品牌。「首爾市創意空間」是首爾文化集團旗下的計畫之一，旨在將市內棄置的設施改建成文化空間，為藝術家提供創意空間與環境，為市民提供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

本文作者

林宜欣，台大地理系學生，未來想貢獻家鄉宜蘭。此次出國考察的研究計畫主題為韓國老人社福機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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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韓國職業足球：誰的運動？

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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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練聿修

　　2002年的日韓FIFA世界盃，韓國國家隊在全球球迷的驚呼與質疑聲中，奇蹟似的打進四強，拿下殿軍，創造了亞洲球隊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從此以後，「太極虎」、「亞洲紅魔」的稱號廣為全世界球迷所知。姑且不論賽場內外的種種爭議，韓國足球在亞洲範圍內是毫無疑問的典範，不僅是國家隊的出色表現，其職業足球也堪稱亞洲第一：在亞洲職業足球最高榮譽亞冠盃的32年歷史中，韓國球隊下了其中10次冠軍。相較之下，全國性聯賽遙遙無期的台灣足球，或許可以參照這個亞洲足球的領頭羊，觀察其中利弊，尋找台灣足球的未來。

世界盃球場內部。足球迷不禁感慨，台灣哪時才能有這種等級的球場？

　　現代足球起源於19世紀中後期的英國，當時許多「足球俱樂部」（Football Club）由擁有類似地緣、階級身分的一般大眾成立。在當代的研究中，這樣的現象和當時快速現代化、工業化的城市地景有著密切的關係，足球俱樂部提供了附近居民逐漸消失的地方、身分認同；而這樣的地緣、身分認同也和足球俱樂部一起流傳至今，這也是在歐美國家足球有著崇高地位的主因之一。同時，足球運動也隨著西方殖民體系擴展到全球，包括東亞的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不過，由於不同的社會背景以即隨後的殖民勢力消長，東亞地區並沒有出現和西歐一樣的足球俱樂部。

　　韓國職業足球「經典K聯賽」成立於1983年，是當時全斗煥（전두환）軍政府為了贏得國民支持的政策之一。K聯賽從成立至今，與韓國國內大財團的關係使中密不可分，這點可以從球隊命名略窺一二。由於K聯賽球隊是由財團掌控，最初的命名方式都是財團冠名；1995年K聯賽推動地方化政策，此後的球隊大多改以「財團」加上「所在地命名」。這點和傳統上西方足球發展模式有著非常大的差異，許多存在超過一百年的西歐國家足球隊都是以地緣作為基礎，而球隊就直接以城市或社區命名。而這個和主流足球差異極大的財團本位的經營策略，也就引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現象。

首爾世界盃球場，目前由FC首爾租用。日韓世界盃後，韓國足協廣邀球隊進駐這些場館以支付維護費用。

　　由於K聯賽球隊是由財團控制，並固著於其上，獲利就成了球隊最重要的考量；因此，主場搬遷或球隊改名的現象在K聯賽屢屢發生。例如現今主場在首爾的「FC首爾」，最初是在LG集團贊助下成立於中部的忠清道地區（충청도，Chungcheong），在集團考量經濟收入與韓國足協去中心化政策的對抗下，兩度遷入首爾。儘管對球迷而言，球隊屢次搬遷主場的行為讓他們十分憤怒，但沒有球隊經營權的情況下球迷們也無能為力。另一個案例是釜山偶像，成立至今用過大宇、釜山大宇皇家、釜山 I'Cons、釜山 I'Park和釜山偶像等名稱，都是以持有財團或其子公司命名。球隊不斷搬遷主場或更換名稱的結果，造成韓國國民對國內職業足球缺乏熱情，K聯賽的平均上座率不到一半，職業棒球或歐洲職業足球才是運動迷的話題。

　　由於K聯賽的低迷，韓國足協和韓國足球迷於是將資源和目光轉移到國家隊上面。此外，得益於近年引進的西歐模式青訓體系，韓國有越來越多職業球隊在青少年球員培訓上投注資金；過時且缺乏效率的學校足球體系逐漸被取代後，帶給韓國越來越多優秀的青年球員，而其中的佼佼者往往會前往更高強度的歐洲足壇發展。良好的青訓體系帶來更多優秀球員，而這些優秀球員在提升國家隊或職業隊戰績之後帶給韓國足壇更多資源，形成一個足球發展上的良性循環。

　　在前面的檢視下，可以發現韓國足球發展中，國家隊的表現帶來了強大的正面趨動力，吸引資源和年輕球員的投入；然而國內職業球隊的經營策略，卻是阻礙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阻力。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疑慮存在：在這個循環中，職業球隊只有在青年培訓部分出現，這個現象可能會導致整個循環的斷裂。現今韓國青年球員培訓逐漸轉向由職業球隊負責，但是在球迷對職業隊毫無情感的情況下，國家隊的表現是否能持續吸引更多人進入職業隊體系，目前仍需要進一步觀察。

　　談完韓國職業足球被財團壟斷、和地方斷裂的現象後，我們可以以此檢視台灣的職業運動。相較之下，台灣目前的職業運動對地方的重視程度就更低了，以唯一的職業運動中華職棒為例，至今只有Lamigo桃猿採取固定主場、將地名冠名等動作。然而實際上，和地方球迷建立緊密連結是個低投入（改名、固定主場、一兩個活動……）但高回報（更多主場觀眾、周邊商品消費）的投資；甚至除了經濟面以外，許多研究都指出了球隊與地方的連結運用得當，能帶來凝聚力、教育、經濟、健康等多元功能。

　　最後，在擘劃出一個宏遠的願景後，我們也不得不替台灣足球唱一聲悲歌:在足球運動紛紛被從市區趕出、放逐至沒有居民的河濱公園後，又怎麼可能建立與地方的連結呢？

本文作者

練聿修，台大地理系學生，地理系足球隊長。此次出國考察的研究計畫主題為韓國足球草根性組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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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清溪川經驗」：「自然」的論述建構與城市使用想像（下）

12/2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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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開洋

到訪清溪川的遊客丟錢幣至許願池（攝／黃開洋）

　　當前世界上，許多國家莫不以推動全球城市為首要目標，認為全球城市可以在外資投入下，促進經濟成長、都市發展與改善人民生活，而為了吸引外資，城市必須透過有效管理與城市行銷兩種管道，帶動外來資金流入。關於城市行銷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全球城市開始常與大尺度的都市水岸計畫進行連接，以「健康、乾淨水岸社區」來吸引觀光客與投資者。

　　可以發現，來清溪川的遊客，除了本國民眾外，還包含許多外國觀光客，這些外國觀光客在旅遊行為上與非首爾人的本國民眾幾乎無所差異，一樣會在看板引導下將錢幣投入許願池，一樣欣賞河岸旁街頭藝人的表演，也一樣會不停拿起相機拍攝景色；唯一不同之處在於許多推測應為首爾人之民眾，會在河岸旁席地而坐聊天，而外地觀光旅客通常只會將這裡視為單純景點，並沒有停留在下駐足聊天的狀況產生。

遊客拍照留念（攝／黃開洋）

　　事實上，清溪川靠近光化門廣場的特色，已經引導觀光客，將傳統景福宮的觀光景點，透過與世宗大路上的光化門廣場結合，形成一條「L狀」的觀光遊憩空間；結合自然遊憩空間的清溪川與歷史、政治權威空間的光化門、景福宮乃至北村、青瓦台，清溪川在整個都市規劃與觀光下，主宰了外地遊客對於首爾／韓國的「全球城市」凝視經驗，也改變原本首爾市的常民生活，建構出一種水岸與人互動關係的新城市文化。

景福宮、光化門與清溪川相對位置圖（製圖／黃開洋）

抗議民眾沿清溪川步行至清溪川入口（近光化門廣場）（攝影／黃開洋）

　　然而，人們也有可能改造清溪川的空間使用。行到首爾時，恰逢韓國總統朴槿惠被指稱透過國情院（類似台灣的國安局）在總統大選期間調查對手情資的醜聞後最大的一次反政府遊行[1]。附近包含許多政府機關的光化門廣場，作為一個象徵國家統治的空間，當然被使用作為抗議集結的場合；然而，有趣的是抗議民眾還利用清溪川廣闊的空間，從各地紛至沓來地沿清溪川步行，手舉標語再進入集結靠近光化門廣場的清溪川上游入口，也就是做為一個遊憩的空間，清溪川淨空原本生活在此的攤販後，反而因此更容易成為集結社會反對聲音的空間，清溪川反而成為社會運動者疲累時休息的地方，呈現一種不同於官方對於自然的使用想像與論述的另類展演模式。

清溪川成為抗議群眾休息的地方（攝影／黃開洋）

　　整體而言，也就是清溪川整個自然生態重現的過程，其實自始以來有沒有真正回復自然一點也不重要，重點是，這樣宣稱「自然」的過程，背後操縱「原始自然」的想像，是為了打造首爾成為全球城市的一種工具，反映提升市民生活的同時，也是為了提升觀光於城市行銷，促使新資本流入所服務。清溪川治理過程中，說明「自然」與「社會」分不開的互為因果現象，也就是這種「社會-自然」（socio-nature）概念下，我們可以發現在清溪川的水岸治理中不同尺度作用力的複雜關係，從水體本身、沿岸攤販、本國／外國使用者、都市規劃當局到全球尺度下的全球城市，這些不同行動者之間的納入/排除過程，呈現出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引導人們的視覺經驗，但是透過觀察抵抗空間的行動，則又說明清溪川的空間利用是一個更複雜的過程，值得再深入研究與評析，並再回頭與台灣的愛河等都市水岸治理經驗進行比較。

註解

有關相關新聞始末，請參考：楊虔豪(2013年10月1日)。國情院風暴，南韓朝野對峙中【部落格文字資料】。取自：http://www.mworld24.com/2013/10/blog-post.html

本文作者

黃開洋，台大地理系學生，大專生國科會計畫以「世界－亞洲蔬菜中心在農業技術升級和國際發展合作中之角色」為題。此次出國考察的研究計畫主題為清溪川水岸治理的空間權力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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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清溪川經驗」：「自然」的論述建構與城市使用想像（上）

12/2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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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開洋

　　清溪川（청계천，Cheonggyecheon）是一條原流經首爾市區的人工渠道，源於世宗大王李成桂年間建成，為一條典型的水利人工設施，係為首爾地形所設，因古代每逢大雨，整座都城只能透過西高東低的地勢讓水流慢慢流至漢江再退去，所以透過建設清溪川，得以疏導水流，替早期漢江沿岸地區附近的人民解決河水氾濫的問題；後來，因為淤積功能退化，清溪川逐漸成為人們棄置垃圾與糞泥的一個骯髒混亂空間，韓戰後又成為流離失所人們的聚居地。1960年代朴正熙（박정희）主政時期，在首爾都市的城市發展規劃下，改善交通問題而在其上拓寬道路，並進行高速公路加蓋。而清溪川工程，是指在前總統李明博於擔任首爾市長任內一項工程計畫，主要是拆除高架，重新整治清溪川，恢復原本溪流的面貌，重建自然生態，成為一個能使人們親水、戲水的休閒空間廊道，這個計畫後來成為李明博的重要政績，「清溪川經驗」也成為建造都市水岸的經典範例。

清溪川整治前後差異（製圖／黃開洋）

清溪川與周遭的高樓大廈（攝影／黃開洋）

　　但是，任何都市再生的經過，都必須經過多方的政治角力。

　　清溪川過往出現很多非正式經濟部門的商業活動生產鏈，包含：上游的世運（세운，Se-un）電子產業、中游東大門（동대문，dongdaemun）附近的成衣業與下游黃鶴洞（황학동，hwanghak-dong ）附近的金屬製造業。這些原本分布在清溪川沿岸的小規模製造業與商業，在清溪川重建工程時，首爾市政府對攤販的態度並非友善，以「流動商販繳納的稅收繳交很少，清溪川復原工程花的是納稅人的錢，要為納稅人的利益考慮。」原則下，排除復原工程而權益受害的非正式經濟之攤販團體，形成一個仕紳化過程。

　　除了這種經濟上的轉變外，清溪川「河川」本身的河川與人關係的建立也很有趣。若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清溪川是一個採用水泥工法下的「三光」工程，對生態影響很大[1]。走在清溪川上，確實發現整條河道十分人工化，裡面有魚群在游動，但水泥鋪造的河床上，並無生長任何的水草，也沒有任何浮游生物在其中生存的跡象，而溪水也發出微微的臭味，因為清溪川的水源早已非先前的都市積水，而是為了維護景觀，取家庭廢水不斷抽打循環利用。

　　為什麼這樣一個看似「不自然」的東西，會被標榜成是一個「自然的」水岸工程？其實，清溪川作為一個大型都市水岸工程，其試圖重現原始自然的過程就是一個「第二自然」[2]。這種自然出現的目的，可以從一下到清溪川上游入口時一塊矗立於牆壁上的看板可略推一二，說明當初提此計畫時，遭受多方市民反對，但是「他們（市民）終於了解改善可以促進繁榮並使首爾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隨著這個設計使河流回復乾淨、文化和傳統的歷史性計畫完工，首爾終於再度重入國際都市之中，並加值了它的環境與人民生活。」

清溪川上游入口牆壁旁的重建銘文（攝影／黃開洋）

註解

所謂「三光工程」，指得是河床全部用水泥堆砌的「河底光」、「兩岸光」工法，這樣的工法，在生態學已經指出會造成河床底質無法長成，影響生態系中的分解者產生。
在馬克斯對於「自然的生產」討論中，認為在資本主義下，自然已經可以被分化成：未經人類接觸的「第一自然」、人類改造過的「第二自然」和虛擬的「第三自然」，而「第二自然」中的人工化自然地景，是一種原始自然被人類改造下，逐漸被商品化的過程。

點此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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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想像的巴黎：談咖啡空間及台灣手搖杯的文化跨境

12/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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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策緯

位於首爾近郊京畿道的小法國（攝／王策緯）

　　徐志摩筆下的法國巴黎，是一個總能在街頭巷弄尋得一處咖啡館的巴黎；是一個晚上有著喝不完的咖啡杯的巴黎。想像的巴黎，似乎只要漫步於街上，就總能在空氣中聞得濃濃的咖啡香。這種想像並非只存在於徐志摩筆下，當代東亞城市中，最會「想像巴黎」的，莫過於首爾。台灣7-ELEVEN廣告標語「整個城市，就是我的咖啡館」用來形容深入台灣各個角落的便利商店就像咖啡館提供現做咖啡。同樣的標語倘若放在首爾或許更是貼切，甚至可以進一步說：首爾的咖啡文化，或許早已超越了「想像的巴黎」。

　　首爾如何想像巴黎、想像法國文化？從城市地景及都市文化切入觀察，是一個容易進入的參照點。漫步在首爾街頭，幾乎可以輕易地在每一個街區發現好幾間咖啡館，咖啡館的密度很高，在首爾生活，去咖啡館幾乎就和台灣人去便利商店一樣容易、一樣頻繁，而這些咖啡館一致的帶著強烈的西方現代性佇立於城市中，很大一部分的咖啡館甚至以「法文」為店名，試圖與法國意象連結，其他還有為數不少的麵包店及餐館，結合其他符號意象，如法國國旗、配色（藍、白、紅）、艾菲爾鐵塔等具體形象呈現於地景上。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位於首爾近郊的小法國村「쁘띠프랑스」，該區是以法國童話小說《小王子》為背景打造出的童話村落。然而，無論是咖啡館、麵包店或者小法國村，首爾想像的巴黎停留在「文化符碼」層次，從咖啡、建築設計及裝飾與巴黎、法國連結。

韓國的連鎖麵包店PARIS BAGUETTE（攝／王策緯）

　　城市地景之外，我們還可以觀察首爾如何與地景中充滿「法國性」的符號互動，進一步理解這座城市的都市文化。首爾的空氣沒有徐志摩筆下描寫巴黎的浪漫隨處飄著咖啡香，這也許只是文學作品筆下的浪漫。然而，首爾街頭巷弄四處可見各種型態的「廣義的咖啡館」大概不比巴黎少。為什麼首爾需要這麼多咖啡館？咖啡館這樣的空間具有什麼特殊意義，如何和當地人互動？首爾想像的巴黎，也就是說城市中的異國性（exotic）如何在城市作用？

　　咖啡文化根植首爾，喝咖啡幾乎是多數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比鄰社區的咖啡館，韓國麵包店、糕餅店往往也以結合咖啡館的形式出現，販售咖啡之餘，店面提供座位供消費者使用。從咖啡文化到地景的再現，都不難發現首爾對法國文化及西方現代性、優質生活的崇尚。「咖啡空間」除了是韓國人享受點心的休閒空間，更深層的意義，是咖啡館之於社區鄰里間的社會功能。在首爾《社區共同體事業[1]》計畫中，咖啡館是舉辦社區講座與慶典等各種活動的社區交流空間，這種以社區咖啡館為中心的社區營造計畫，為現代城市中普遍的人際互動疏離尋得新的出口，改善了城市居民之間的關係。

　　比較台韓兩地的咖啡文化事實上有很大的差異。在台灣，便利商店咖啡是「庶民的咖啡」及「外帶的咖啡」；咖啡館相對昂貴，其空間可以是提供朋友聚會的功能空間、也是自由業者的工作／休閒空間。普遍來說，「上咖啡館」是相對高消費的行為，並不是常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排除特定社會階級的消費空間。咖啡館也不像在首爾一樣，具有凝聚社區意識的功能。

　　當咖啡空間進入常民生活文化後，連帶地影響韓國餐飲業。除了前述提及的麵包店（如Paris Baguette及Tous Les Jours）之外，韓國在地甜品店（類似台灣剉冰店）也成為另類咖啡空間，販售冰品同時也需要提供讓消費者能夠久坐的空間，並且這類空間多半如咖啡館般也提供電源插座使用[2]。也因為這類空間對韓國人的重要性，台灣手搖杯業者貢茶（gong-cha）、歇腳亭（share tea）在進入韓國時，也轉換在台灣「帶著走」（take-away style）的特性，店面均實驗地模仿咖啡空間提供內用座位，形成台韓法文化混種（hybridity）的有趣現象。

　　台灣和韓國的發展歷程有許多可以相互參照之處，在亞洲各國經濟快速成長下，近年台韓兩國均發展出不同於80、90年代因生產成本、勞動成本壓力推動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移現象，當代台韓兩國的三級產業都因為他國消費力提升，主動的轉移產業至他國(尤其以飲食為多)的現象。這與上一個時代的產業轉移（Industrial Transfer）有所差別，過去的轉移是「去文化」（deculturalization）的，僅關注產業結構、勞動力素質及成本。然而，正如同台灣手搖杯轉移至韓國的例子，當代產業轉移背後有更深層的文化轉移（cultural transfer）過程，這當中需要面對的是產業在轉移前／後，母國及他國的文化脈絡，進而產生哪些文化特性可以被轉移？轉移過程文化如何轉化／需要轉化嗎？以及轉移後如何與在地文化作用等複雜問題，或許是台韓兩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註解

首爾「社區共同體事業」可以理解為類似台灣的「社區營造計畫」。「社區共同體事業」是居民主導的事業，由居民親自執行並推動社區事業提案、訂定計畫、事後管理等事業的所有過程。針對協助居民尋找社區當前面對的問題與共同關心項目，讓社區共同體得以成形的一切活動提供教育、輔導、諮詢等綜合性支援。
在現代咖啡館中，能夠「久待」的重要條件是網路與電源供應，因為現代消費者在咖啡空間中除了閱讀之外，筆記型電腦、手機要隨時隨地使用都是很耗電的。

本文作者

王策緯，台大地理所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文化研究。此次出國考察的研究計畫主題為產業跨境的文化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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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生活在首爾：一個與台北經驗的對比

12/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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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彥甫

GRAY是首爾最熱鬧的同志夜店（攝／賴彥甫）

　　相較於南韓，身在台灣作為LGBT的一份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南韓是奉行儒家思想的保守社會，年齡階層嚴明，並強調異性戀作為婚家價值的正典主體。再加上南韓社會有非常高比例（約莫佔總人口數五分之一）的基督教信仰族群，教會系統發達。因此，相對台灣而言，南韓是個homos[1]無法輕易現身、出櫃的社會。

　　LGBT在首爾可以說是隱形的（invisible）。走在首爾街上，不如台北那樣可以輕易地就穿著或打扮來辨識同志，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區域如入夜的鍾路（종로，Jongno）或梨泰院（이태원동，Itaewon）等地，能藉由耳環配戴或時髦打扮等隱晦的方式稍加辨別。雖然韓國社會對LGBT族群有不小的壓力，例如強調異性戀價值的婚家性相，但二十年來，在韓國民主化歷程的脈絡下，以女性主義與同志為主體之性公民、人權運動亦積極開展，無論是以學生為主的性異議社團，又或社群網站BBS等，近幾年來，性別運動已在南韓社會開展。不過，目前仍很難在首爾的街上，看到更多樣化的性別樣貌。

　　台灣社會如90年代的美國都會地區，對LGBT態度開放友善。隨之而來的現象是粉紅經濟的興起，以同志為主要消費客群的休閒空間逐步成長。例如，近五年來，台北市的同志酒吧（或夜店）在西門町、林森北路、東區一帶發展，甚至產生群聚的現象。西門町甚至被認為已達市場飽和。然而，即便首爾是南韓最大城，且社會已對LGBT有較多的認識，但以LGBT為主的消費空間仍不見明顯的增長，女同志酒吧甚至不到十家，並逐步減少中。首爾這類消費空間之所以短少，與當地LGBT社群的身分認同與空間發展有關。以當前首爾的女同志社群為例，家戶如分租賃居處，亦即台灣稱謂的彩紅宿舍，是比酒吧等消費空間更為重要的社會交際與身分認同的實踐空間。因此，LGBT消費空間在首爾的發展狀況，似乎有異於當前美國或台灣社會的經驗。至於更詳細的原因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梨泰院一間標榜跨性別的酒吧（攝／萬宗綸）

　　雖然首爾的男同志夜店不如台北發達，但仍然有相當出色的店家，例如位於梨泰院的GRAY。台北與首爾兩地男同志社群的音樂文化相近，除了夜店中常可聽見的house music之外，Korean pop都是不可短缺的節目。在台北G Star中，安排K-pop為熱門時段，並且播放長達一至二小時，但由於K-pop的舞姿在台灣同志社群的性意識脈絡中容易被貼上娘娘腔的刻板標籤，不合於陽剛氣質的追求，因此產生了明確的性政治。然而，在GRAY這家夜店中，只播十來分鐘的K-pop，但這十來分鐘熱鬧非凡，像是台灣的男同志在夜店中聽到女神張惠妹的〈三天三夜〉那樣，整場歡騰。跳K-pop的男同志不會被視作娘娘腔，並無產生明確的性政治。因此，台韓兩地的同志夜店雖然有類似的音樂文化，但K-pop在台韓兩地的同志夜店卻有不同的操演邏輯。該現象的地理脈絡值得更進一步比較、探究。

　　台韓兩地社會的經濟與民主歷程類似，而性別運動與休閒空間發展亦有諸多相近之處。近年來，台灣同志平權運動與連帶的研究議題，與中國、香港等地連結並開展公共議論。除了上述奠基在同文同種的華人性的比較脈絡之下，台韓LGBT文化立基於經濟與民主發展歷程的比較研討，不僅能豐富台灣同志研究的視野，且能更廣泛地連結東亞的酷兒經驗。對當前有別於西方、以東亞為主體的性別又或同志議題的發展而言，台韓比較研究的開展，是相當重要的思想工作。

註解

習慣上，南韓稱同志為homos，韓語拼音為iban。台灣比較常用gay來代表同志，但gay一詞在韓國是指涉跨性別者（transgendered persons）。為了方便起見，我以LGBT一字指涉台韓相對於異性戀之性別主體。

本文作者

賴彥甫，台大地理所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性別研究、音樂地理。此次出國考察的研究計畫主題為同志夜店的音樂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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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之前：朝鮮半島的簡要近代史

12/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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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

在韓國很少能看見像這樣的日式風格店家（攝／萬宗綸）

　　在南北韓分治前，朝鮮半島與中國的聯結，大抵上是我們熟稔的藩屬國與宗主國關係，1392年李成桂建國，由明太祖定國號為朝鮮，史稱「朝鮮王朝」，事大主義 [1] 與儒教思想下的朝鮮半島，讓朝鮮一直受到中國的牽制。1876年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開放了門戶，並陸續與美、英、法、俄等國簽訂通商條約，在此之後，首爾成為在朝鮮吸收近代文明的首要地區，但開放首爾作為通商據點的其實是1882年，清朝與朝鮮簽訂的《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其中規定首爾僅限於對清朝開放，清朝獲得一般中國人在首爾居住與開棧的權利，中國商人成為首批居住通商的外國人，並在首爾城內逐漸形成中國人居留地。其後，首爾陸續對日本以及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開放，各自形成居留地。居留地內的外國商民皆享有「治外法權」，使居留地成為朝鮮政府無法干涉的「法外之地」。

對日反抗的展開　在明成皇后遭弒之後

　　1895年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中表述，李氏朝鮮不再是清朝的藩屬國，為了遏制日本的勢力，明成皇后（閔妃）展現其親俄的路線，卻因此成為日本吞併李氏朝鮮的絆腳石，適逢三國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俄國的國際變動，親俄派漸現出原形，明成皇后在景福宮被日本右翼暗殺並焚屍[2]，高宗被迫撤換親俄派，更換成金弘集組成的親日派內閣，激烈的現代化改革就此展開。日本勢力的強勢，以及國母遭拭的恥辱讓朝鮮人心生強烈的不滿，再加上歷史偶然下，突如其來的斷髮令所刺激，反日人民遂集結義兵活動，採取武力抗爭，親俄派李完用與俄國公使共謀，將高宗移到俄國公使館，並殺害親日派內閣金弘集等人，組成新的親俄內閣，1897年，高宗還駕後改國號為大韓帝國，並宣布為獨立國。

此時，朝鮮內部的西方思潮已經興盛，徐載弼組織的獨立協會，透過媒體向國民鼓吹自主獨立意識與民主思想、批判政府施政，出版《獨立新聞》，更在1898年全民啟蒙運動到最高峰時，舉行萬民共同會，最後被下令解散。1904年日本出兵俄國的旅順港，朝鮮半島成為過路站，並遭到蹂躪，日本勢力威脅朝鮮簽署《韓日議定書》，合理化日本的政治與軍事干預，不得與第三國締結條約，日方要求朝鮮聘請日本人擔任顧問官，徹底干預朝鮮內務，「顧問政治」展開，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斡旋日、俄簽訂《樸茲茅斯條約》，各國遂承認日本接手俄國在朝鮮的政、軍、經特權與利益，日本開始將韓國殖民地化。隨後一連串的統監政治[3]、次官政治激發義民抗爭四起，1910年日本不顧反對，佔領韓國，李氏朝鮮王朝在此終結[4]。雖然在三一獨立運動後，日本改以文化政治來包裝殖民體制，但馬上碰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語政策、皇民化政策在朝鮮半島一連串地展開。

　　部分史學家認為，日本對於朝鮮採取的殖民手段傾向法國型殖民統治，將被殖民國的文化、語言從根拔起，投入大量人力在被殖民國力行同化政策，在經濟社會方面展開大規模的整編改造，日本拿下朝鮮半島，事實上是為了更接近中國，相較於「強佔」朝鮮，日本對台灣採行的殖民統治，來自於《馬關條約》的「割讓」，並不只限於「佔領土地」，而是有意將台灣成為日本的延長地，亦即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註解

事大主義（Sadaejuui，사대주의）是民族主義史學家申采浩（신채호）的核心概念，此詞來自《孟子》〈梁惠王下〉中，「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一句話，他認為事大主義的觀念讓朝鮮自貶為小中華，降貶了朝鮮人的民族與國家起源，並且征服了朝鮮的歷史，使其服膺在儒教解釋的框架之中。
史稱「乙未事變」
1905年11月簽訂的「乙巳保護條約」中，第三條「由日本政府設統監一名，專理外交一項，駐紮漢城，日本政府有權在各地方派駐理事官，在統監指揮之下，行使從前屬於駐韓日本領事的一切職務，並掌管本協約的完全實施。」伊藤博文為第一任統監，1909年其在哈爾濱被朝鮮民族主義者安重根擊斃。1910年後的統監即為總督。
日本與朝鮮王朝末代皇帝純宗簽署「丁未條約」，韓國高級官吏任免權落入日本統監手上，韓國政府官吏可由日本人出任。日本統監取得干涉韓國內政的權力。而後韓國軍隊遭到解散，日本掌握韓國的司法權和警察權，韓國內政完全落入日本的管轄之下。

參考文獻

王恩美 2010。首爾城中的 [法外之地]─ 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與中國人的活動 (1882-1894)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44: 133-178。
C Goto-Jones 2009. Modern Japa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62-76.
朱立熙 2013。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台北：三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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