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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角落
Corners

【奈及利亞】窮人的威尼斯?馬可可的水上漂流社區

6/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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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思琪(台大社工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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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圓圈標示處為拉哥斯(Lagos)的位置(圖片來源/globemuslims.com)
  拉哥斯(Lagos)為奈及利亞西南部的主要城市,該城市沿海,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成為該國經濟金融中心,這讓周遭許多為了謀求比家鄉更好的生活、工作之民眾大量湧入,然而部份的人因所賺的錢無法應付城市的高消費水準,而聚集起來住在生活環境較差的地方,使當地的資源快速耗竭,根據統計有將近2/3的人住在非正式住宅。而馬可可則為拉哥斯州裡歷史最悠久的貧民窟,由於地理環境因素而享有「非洲威尼斯」的美名,然而這樣的稱呼是否名符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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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住的木造高腳屋與代步用的獨木舟(攝影/Eve Andersson)
图片女性划船販售蘇打汽水(MPR Photo/Nate Minor)
馬可可的水上社區生活

  馬可可小鎮是位於拉哥斯海濱的貧民窟,建立在瀉湖上,是該城市中歷史最悠久的水上社區(約有120年以上),它在拉哥斯成為一座現代化城市之前,就已經存在。目前估計有85000以上的人居住於此。

  18世紀,馬可可曾經是繁華的小漁村,許多鄰近的西非法語國家(如貝寧、多哥)的人民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選擇移居此地,他們不會說英語,已定居一個世紀以上,早已失去與家人的聯繫。

  在本地生活的人民住的是木造高腳屋,而獨木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當地的主要經濟活動為漁業以及相關業務,居民大多從事捕魚、魚類加工(煙燻)或造船等工作,即使如此生活仍是艱辛,因此不少居民開辦商店船(boat shop),在船上賣點心、麵條等等食物,而近年在跨國企業可口可樂為了打進奈及利亞市場,培訓與提供女性就業,讓有些女性甚至在船上賣起蘇打,這也影響了當地居民的飲食習慣,因為蘇打並非居民平日會接觸的飲品,只有在客人來家中拜訪時才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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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可住民的居住環境(攝/KATE TORGOVNICK MAY)
馬可可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當地人民的居住環境品質十分不佳:

第一,沒有足夠的生活空間:一間木造高腳屋平均睡6-10人,相當擁擠。
第二,電力供應不足:多數家庭晚上使用煤油燈。
第三,水資源不足:雖然四處皆是水,但是卻沒有乾淨的飲用水可以喝,居民要花錢才買的到水,一個家庭平均每個月要花31美元在地下水上。
第四,缺乏污水、垃圾處理設施:由於是政府認定的非法建築,政府幾乎不介入管理與提供基礎設施。首要面臨問題是暴雨與海平面上升造成持續性的洪患,將汙水與廢棄物帶進社區,使社區髒亂不堪,再者,因無排水系統,居民的排泄物與家用廢水是直接排放到瀉湖裡。
第五,居民教育程度低:根據Olumide Emmanuel基金會(拉哥斯當地組織)的調查,當地僅有10%的人受過小學教育,而教育程度會影響居民用水安全與環境衛生認知。
第六,治安不佳:警察或政府除了要強制拆除房屋外,很少介入這個區域,因此當地治安維護是由地痞流氓(Area boys)來管,他們是由以暴力、威脅的手段來保護社區,以收取保護費維生,這表面上是在捍衛社區,其實也造成社區困擾。

  針對第三與第四點來說,這些原因使當地傷寒、瘧疾、腹瀉、霍亂頻傳,難以根治,而居民教育程度低使這個情況更惡化,因為他們認為瀉湖的水是乾淨的,會拿它來洗傷口或做其他使用,種種情形皆對於居民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图片從小就要學會捕魚的男孩(圖片來源/laurbana)
都市更新的雪上加霜

  政府在馬可可存在以來長期忽視它,不提供居民任何基本生活保障,甚至在2005年4月,進行了小規模的拆除;接著在2012年7月,政府為了因應城市發展而衍生出都市更新與環境美化的需求,並以阻礙海濱經濟為由,再次強制拆除貧民窟,在破壞幾十間住宅後,警告其他居民在72小時內離開否則予以驅離,並且不提供任何補助與配套措施,然而這樣的作法因引起輿論而未持續執行,這顯示出居民的人權是受到忽視的。

  目前針對居民居住權的法律問題,社會經濟權利行動中心(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ction Center ,SERAC)出面代表馬可可社區在拉哥斯州與西非經濟共同體這兩個法院打官司,試圖為居民爭取合法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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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漂浮社區計畫時間軸(圖片來源/news.n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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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漂浮學校實體架構圖(圖片來源/naij.com)
图片學校完成實際照(圖片來源/CNN)
新希望,更好的世界?

  由於馬可可水位每年浮動不一,難以建立永久性的建築,但這樣的困境在2012年有了新的轉機。一位奈及利亞籍的建築師Kunlé Adeyemi,希望能夠結合當地資源與特色來建立「水上漂浮學校」,而這個計畫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與海恩瑞希鮑爾基金會(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資助,並由荷蘭NLÉ建築事務所來規劃、設計,以及協助完成建築,該事務所提出三階段的實施計畫,第一階段是設立漂浮學校,第二階段是將幾個漂浮建築結合起來,以防止被水沖散,第三階段則是成立一個水上漂浮社區。

  整個水上漂浮學校的建築有三層樓之高,220平方公尺的地面:第一層為公共空間、綠地,是活動場所,第二、三層為學生教室,能供100位學生就讀。這座學校以256個塑膠桶當浮底,提供其良好的支撐力,接著為了減輕對環境的負擔,用當地回收的木材搭出三角錐的樣態,雨水能沿著屋頂下來到達底部的雨水收集與儲存系統,居民能將收集到的雨水用來打掃或做其他用途,不僅解決水患問題同時又能節約資源,並在屋頂上裝置太陽能板發電,以解決電力不足的問題,建築物內也有良好的通風、排水系統,而學校的建立使得當地更多孩童有受教育的機會。

這樣的建築適用於水患頻繁或土地被淹沒的地區,未來也可以應用在一般住宅、遊樂場、社區活動中心以及醫院等。

图片以獨木舟上下學(圖片來源/architekturmuseum)

  由於水上學校是建立在被認定違法的馬可可小鎮,它沒有拉斯哥州政府的許可,所以政府不承認這個建築,目前該名建築師與相關團隊正在與政府協調,以確保居民不用被迫遷離。若這個計畫順利實行下去,水上漂浮房屋將會取代木造高腳物,成為名副其實的水上漂浮社區,期望這樣的改變能解決社區的生理、社會需求,甚至讓馬可可成為一個穩定發展的社區,成為名符其實的「非洲威尼斯」。


參考資料

1. 拉哥斯州政府網站 
2. 英國衛報Coca-Cola and Nestlé target new markets in Africa
3. 國際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報告書《NIGERIA: MAKING THE DESTITUTE HOMELESS - FORCED EVICTIONS IN MAKOKO, LAGOS STATE》
4. 美國CNN A look inside Nigeria's floating slum
5. 台灣醒報 非洲威尼斯 奈國居民喝髒水
6. 綠建築網站 我的學校在水上漂,非洲漂浮學校計畫
7. 新聞網站AllAfrica Nigeria: Urban Slums in Lagos 'Mega City'
8. 新聞網站Aljazeera Nigeria's water-starved 'Venice of Africa'
9. 新聞網站Sahara Reporters UNDP Sets Up Floating School In Coastal Lagos Community, Makoko
10. 南華早報 In Nigeria’s slum on stilts, a floating school offers new hope
11. 國際特赦組織報告書《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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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防洪之都Hafen City/與水共舞的治水思維

6/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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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冠麟(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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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enCity 航照圖(圖片來源/hafencity.com/)
  在2006年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中,前美國副總統高爾向全球揭漏了全球暖化及極端氣候的事實,其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也在2007年發表了AR4的氣候變遷報告;各國除了開始持續鑽研極端氣候的研究外,各國政府也開始將極端氣候可能形成的災害作為國土空間規劃的重要課題。

  台灣,作為一個災害種類多樣及受災潛勢人口比例高出全球平均的國家;如何打造兼具災害應變及富有生活意象的國土空間呢?2013年底,我與台大地理系同學們及系上林俊全老師一同前往德國、瑞士及列茲敦斯登參訪;從踏上歐洲大陸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期待行程最後要到訪的漢堡市Hafen City──一個兼具防洪及生活意象的新興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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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enCity都市計畫簡圖(圖片來源/台北市政府公務出國報告)
  Hafen City譯為「港口新城」,Hafen一詞在德文中是指「港口」,Hafen City位於易北河道上,為易北河道上孤立的島嶼,早期稱作Kehrwieder和Wandrahm。由於地勢相對低漥,19世紀以前,不穩定的易北河水位變化經常使這座島嶼氾濫形成沼澤,荒廢、危險的島嶼成為了早期人們放牧的場所及死刑處刑場。工業革命後,由於此區具有航運潛力,因而開始受到重視,漢堡市官方在此區開始設立船塢、造船廠、人工碼頭及鐵路車站等;到1886年時,HafenCity已成為漢堡的重要碼頭開發區。

  隨著航運技術革新,貨物轉運集中裝箱化的發展,港口腹地有限的HafenCity前身失去其航運優勢;為了避免與現代化港口的競爭,漢堡市政府開始思考如何使這座城市賦予新的意義,使其再次蓬勃。

  由於HafenCity四面環河,早期為重要的港口城市;因此,漢堡市政府以「Return to the city - Return of the city」(返回城市-城市的回歸)為開發願景,希望以此區的發展歷史作為都市重新開發的主軸。終於,在1999年10月,由Kees Christiaanse/ASTOC 所率領的德國團隊爭取到HafenCity的開發計劃。

  HafenCity開發計劃總面積達157公頃,總投資額高達90億歐元,並預計在2020至2030年間完工,計劃的目標包括:「制定公共空間及綠地」、「防止水患的永續都市」、「活化此區老舊區域、兼顧歷史建築的保存」、「透過住商混合達到地區發展均衡」。整個HafenCity的開發計劃中,防洪為計畫的核心目標;此外,如何能夠具兼生態及休閒等目的,也成為計劃中不可忽略的課題。

  踏訪歐陸的第七天早晨,一行人從漢堡港乘著船沿著易北河往上游抵達了HafenCity,踏下船的那一刻,HafenCity的河岸景觀立刻令人感到震懾──眼前不是台灣河畔旁,將都市建物與河川劃清界線的堤防;相反地,客船直接將我們載進了這座城市,不用穿越一道厚厚的混凝土牆進城,這樣的景觀對傳統防洪工程的認知是一大衝擊。「歐洲人很喜歡接近水」,林俊全老師說著,這也許是在歐洲很少看到堤防的原因吧?我這麼想著。

  但這樣的河岸到底是如何防止洪水氾濫的?柏林自由大學的地理學者Jacob Hardt帶領一行人探索HafenCity都市開發計畫的秘密。
图片浮動式碼頭(圖片來源/creative-germany)
防洪的都市設計

  船運為HafenCity在尚未有軌道運輸前主要的對外交通方式,當地的深具意義的發展歷史也使HafenCity在今日仍保留著港口的城市意象。然而,為了因應潮水及易北河口水位的變化,在港口的更新過程中,HafenCity的港口被設計成漂浮型的碼頭(Floating docks),圖中黃色柱狀物為固定浮動港口水平移動的立柱,由於受到水平方向的固定,港口不會隨意移動、只會隨著水位高低變化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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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enCity河畔的人行道及腳踏車道規定須高於海平面4-5.5公尺;建築物與街道則須高於7.5-8公尺 (圖片來源/world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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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狀的空間搭配綠地可以作為休憩空間使用及防洪之滯洪緩衝帶(圖片來源/worldchanging)
  漫步在HafenCity河畔,會感覺到身為行人的你高出河面許多,但卻也不那麼遙遠。在HafenCity周圍的河畔,平面人行空間及自行車道等路面皆在海平面高度約4至5.5公尺處;此外,建築物與街道則必須加高至海平面7.5至8公尺之高。歐洲人生活中不能沒有河畔,也因此,克服洪水的工程技術上,他們拒絕了高聳的堤防並選擇了加高島嶼高程。

  除此之外,HafenCity也將其河畔打造成兼具防洪及休憩的公共空間。階梯狀的設計提供了假日休閒表演最佳的展演空間,空間中的綠地也成為洪水氾濫的滯洪池,當水勢高時,綠地的土壤可吸收多餘的水,緩衝都市受洪水的衝擊。而正當我們更仔細地往街道建築物側走訪時,我們發現,HafenCity建築物的防洪秘密和都市設計時的巧思…… 
  行走在HafenCity的建築物一樓,會發現自己能夠暢行無阻。在HafenCity的公共空間規劃時,為了考量到公共空間室內外的整體連通性,特別規定一樓的空間只能為公共通道、餐飲或咖啡廳等用途,尤其不得作為住宅使用,並且二樓以上才能有警衛管制及作私人使用。而在河畔的建築物一樓也可以觀察到每道門都是開放式的防水閘門,當河水淹到一樓街區時,可將防水閘門關起;由於一樓為公共使用空間,市政府也可減少洪水事件發生時,私人財產的損失補償等業務。
图片興建中的易北河愛樂廳(作者攝於2014/01/17)

融合港口意象的新建築特色

  在HafenCity新建成的建築物中,有許多結合傳統貨櫃堆疊意象的建築物,這樣的建築特色不僅使HafenCity傳統的港口意象能夠依舊保留;二樓的向外擴建也增加了建築物的使用空間。此外,HafenCity於2007年起建立起一棟新的歌劇院,名為易北愛樂廳,建築外觀上擁有破漁網狀的造型,並直接在原先用以儲存茶葉和可可粉的港口倉庫上頭,往上加蓋成全玻璃帷幕的建築,讓新舊建築巧妙融為一體。

  拜訪過HafenCity,不免讓人想到大台北都會帶的大直、三重、蘆洲以及社子島等地;這些地方都是大台北都會帶的相對低漥處,現行台灣的治水觀念是以一百年洪水頻率興建堤防、台北市則為兩百年洪水頻率;然而,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在台灣許多降雨測站皆創下200年洪水紀錄,甚至有2000年洪水紀錄者;究竟未來國土空間規劃該如何因應災害發生,並兼顧都市生活空間的彈性,我想,HafenCity的城市思維,反映了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與自然關係想像,也許會是未來面對這個需要深思的議題時,可以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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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在幸福與恐怖之間

6/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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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文傑(台大生工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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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現任國王與王妃(圖片來源/東森新聞雲)
世界上最快樂的窮國

  聯合國2004年的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不丹在192個國家中位居134位,經濟相對落後。但在2006年發表的「全球快樂排行榜」,不丹卻名列第8位,位列亞洲第一位,儼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窮國,在工業革命後,被資本主義統治兩個多世紀的人們相信,不丹想必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後的淨土─香格里拉,或是所謂的烏托邦吧!從許多旅遊叢書及旅行社網站的介紹就可得知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美好想像。

  不丹的美麗形象不只存在於旅人的心中。從1972年起,不丹官方開始正式推動GNH(人民總體幸福指數)來取代對GDP的追求,這項指數的推行立刻引起全球許多國家的注意,因為這個指數能夠從各個方面並包含為他人著想動機來量化、計算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的幸福程度。在人們逐漸意識到物質層面發展的有限的近日,這樣的概念更是被許多的經濟學者擁抱。2004年荷蘭經濟學家Sander Tideman 指出這是「經濟學的新典範」!而現在聯合國也已經讓不丹每年主辦一次「快樂高峰會」,此會議也被視為聯合國的重要年會之一。

營造烏托邦的代價

  不丹前首相Jigmi .Y.Thinley在2009年時說道:「…,我們知道真正的幸福不能夠存在在有人正在受苦時,而是來自於服務他人。…」這樣的理念令人動容,人們也很容易自然的期待在有這樣理想的領導人帶領之下的國度,想必是人們嚮往的烏托邦。

  由於地理位置的相鄰,不丹的南部有許多地區都有尼泊爾族移民的定居。然而從1950年代起,出於擔心不斷增加的信仰印度教的尼泊爾裔移民,會影響不丹主體民族文化的獨立性,改變不丹的民族結構,且後期看見南部發展水力發電、種植經濟作物的潛力,不丹人開始採取同化措施來同化尼泊爾裔不丹人,並阻止更多的尼泊爾人移入不丹。

  初期手段較為溫和,鼓勵不同民族間的通婚,並且只要父母有一方是不丹族人便可獲得不丹公民身分,在教育上仍准許用尼泊爾語教學,但自1980年代起,政府手段轉為極端(原因可能來自於原來的鄰國錫金王國,1975年在印度政府的領導下,舉行了全民公投,廢除錫金王國,並加入印度成為其一省分,而境內印度教人口為多數,正是此次公投成功的主因),頒布了新的公民權法,明定父母雙方均須為不丹族人才有公民權。而不丹政府更在1989年依據這條法令,宣布28,000名尼泊爾族人為非法移民;1988年以綠化環境為由把原尼泊爾族人居住的不丹南方劃為綠化帶,迫使許多尼泊爾族人必須遷離,這些民族政策引發許多尼泊爾族人的不滿,他們有組織的在不丹南部攻擊學校、醫院等公共措施。

图片難民營中的不丹人(圖片來源/Sulekha.com)
  被強行驅逐的尼泊爾族人被安置在尼泊爾的難民營。「不丹的難民」問題帶給尼泊爾政府很大的負擔,然而不丹拒絕承認在難民營裡的十萬尼泊爾族人都是不丹人,這個事件也使得原來友好的兩國關係降到了冰點。

  然而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不丹與尼泊爾達成了把難民甄別分類的框架下進行合作的協議,此協議將難民營內的尼泊爾人分為四類,即為被驅逐的不丹人、自願離開的不丹人、有犯罪紀錄的不丹人、非不丹人。這四類當中,不丹僅願意接納被驅逐的不丹人,然而在甄別的過程中,大多數的難民被認為是自願離開,難民營中有個不丹難民這樣說道:「軍隊把所有的人從房屋裡抓出來,他們強迫我們簽署文件,並為我們拍照,要求我們露齒微笑,好讓我們感覺起來像是開心的自願離開,而非被強迫驅離。」就這樣,不丹難民問題便在不丹王室因種族疑慮,及隱含的經濟利益考量,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陷入了僵局。國際救援委員會移民安置辦公室副主任鮑伯·凱里說:「雖然不丹的幸福指數很高,但並不是對每個人都高。」道出了尼泊爾難民營中多數人的心聲。也讓世人看見烏托邦背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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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難民在不丹舉行首次大選時表達被排除在外的不滿(Sudeshna Sakar攝)(圖片來源/環境資訊電子報)
希望的曙光?絕望的響鐘?

  2006年美國提出「第三國安置方案」,表示願意接受50,000名至60,000名難民至美國居住,其他西方國家如加拿大、挪威、芬蘭、瑞士、澳洲、紐西蘭等都紛紛表示願意接收部分難民。

  然而不丹的人權領導人則認為,美國接收不丹難民的作為只會鼓勵不丹政府驅逐更多的尼泊爾族人,並合理化此作為,無疑是對不丹政府的獎賞,而無助於正面解決問題。也有不丹難民認為,回到不丹應是優先考慮的選項,此方案會讓他們處身於一個文化、宗教都很陌生的環境之中。

  從不丹政府的角度來看,第三國安置方案不失為當下最實際的解決方案,因為以不丹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來看,在2005年,不丹族人約有31.5萬人,尼泊爾族人約有22.1萬人,若不丹接納了難民營中的十萬尼泊爾族人,則尼泊爾族將成為不丹最大族,此一狀況絕非不丹政府所樂見。

  不丹於2008年首次進行大選,然而難民卻被排除在外,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也於2008年正式實施此一方案,目標很明確,為了為這些絕望的難民尋找出路,使他們不致於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不安因素,結果卻事與願違。


  難民中的年輕激進分子在此一計畫實施前,還期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不丹政府施予壓力,使他們有朝一日能重返家園,然而此一計畫的實施徹底地粉碎他們的夢想,使他們意識到,要回到不丹,只能靠自己。他們與不丹流亡的共產黨合作,在不丹南部策畫了許多次的恐怖攻擊,甚至到後來陸續有選擇第三國家安置方案的居民遭到暗殺的消息。

  而平安移居歐美的難民,雖然脫離了難民營中的惡劣環境,很多人卻都面臨了要融入宗教、文化、語言完全不同的新環境的問題,甚至有許多難民在這樣的身分矛盾中選擇了自殺。這些消息都使得第三國安置方案面臨極大的挑戰。

何去何從?

  不丹的難民問題正和著名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背後所要傳達的概念相似─在一個人們眼中看為好的、被眾人所推崇的英雄,內心仍有不為人知的黑暗面。而不丹的難民,正是在世人眼中的香格里拉的黑暗、恐怖之處。如果這件事情能夠攤在陽光下讓世上多數的人知道,那麼也許就能夠迫使不丹拿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誠意,消除這美麗國度背後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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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德斯坦】Sport of All?

6/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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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練聿修(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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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德斯坦國家隊在Nakba錦標賽對上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圖片來源/IKJ News)
  2013年初,庫德地方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以下簡稱KRG)宣布將投入12億第納爾[1]資金予該區境內的體育俱樂部。在稍早前的2009年,KRG的相關部門[2]公布了一份體育政策藍圖,揭示了KRG的體育政策將試圖朝向「sport of all」邁進。再更早一些,經歷伊拉克戰爭之後,在伊拉克國內長期處在中下游、甚至非頂級聯賽的幾個庫德足球俱樂部,開始嶄露頭角、甚至幾乎壟斷伊拉克聯賽冠軍。庫德地區的足球運動發展已久,例如1968年即成立的Erbil SC、1970年成立的Duhok SC[3],然而真正大放異彩,不可諱言的,確實和伊拉克戰爭後的庫德勢力抬頭密不可分。運動--包括足球運動--不會無故蓬勃發展,體育活動中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往往是其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做為一個足球發展上的後進地區,KRG為何需要足球?KRG在庫德足球運動的發展上扮演什麼角色?以及,最後,庫德地區的足球發展是誰的足球發展?

  透過對KRG境內外足球運動的相關分析,我們會得到一個迥異於其他足球發展後進案例的結論:在目的上,KRG的足球政策同樣是為了對內鞏固族群認同、對外強化獨立主權,然而手段上卻是透過足球發展中較少見的由上而下(top down)模式--而現況說明了,這樣的模式可能會對相對弱勢群體帶來傷害,進一步背離其所謂「sport of all」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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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德斯坦橫跨多國導致其在獨立上的複雜性,劃在庫德斯坦以外的摩蘇爾和基爾庫克是現在主要的衝突點(圖片來源/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庫德獨立之路:足球外交

  KRG、KFA(庫德足球協會,KRG境內的官方足球機構)、庫德國家隊相較於伊拉克中央政府,都是處在一個半獨立的狀態下。在KRG以及整個庫德斯坦熱切追求獨立的情形下,KFA和庫德國家隊於是成為宣揚庫德主權的重要手段。

  庫德斯坦(Kurdistan),顧名思義是庫德人居住之地,橫跨中東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等國。庫德斯坦過去是鄂圖曼帝國行省,然而在一戰後續的洛桑條約中遭瓜分,導致庫德人無從建立民族國家,並逐漸分化為四群體。其中,伊拉克庫德在獨立之路上走的最快,由於其掌握石油資源、同時做為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的跟隨者,1990年代以來就已經實質上自治;伊拉克戰爭後在石油以及西方的支持下迅速發展,獨立呼聲日漸高漲。在這個背景下,庫德境內廣受歡迎的足球運動也成為了宣示獨立主權的重要工具。成立於2005年的KFA至今仍不被亞足聯承認與接受,因此自2008年以來參與政治意味濃厚的Viva World Cup。該項賽事由非國際足球總會成員委員會(NF-Board)主辦,由全世界未被普遍承認、納入國際足總體系的國家隊組成,許多正在進行獨立運動的國家或地區都參與其中。2012年,庫德斯坦主辦了應屆的Viva World Cup,並成功留下冠軍,由參賽國家隊可以明顯感受到,該賽事有著濃厚的政治義涵,除了庫德斯坦以外,坦米爾、達福、西撒哈拉、北賽普勒斯、桑吉巴爾等都是實際有在運作的獨立運動。可以說,Viva World Cup是世界各地獨立運動的交流,而庫德斯坦參與其中則說明了其試圖在獨立之路上尋找更多外部支援。

  除此之外,KRG、KFA近年也積極和同為中東獨立運動的巴勒斯坦進行足球賽事交流,而兩政府的關係也比前述關係更加密切。庫德獨立運動之所以困難重重,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其牽連四國,特別是KRG取得實質自治權後,四國政府面臨獨立要求也越來越大,這樣的壓力最終又會呈現在KRG試圖從自治走向獨立的過程。在此情況下,KRG更需要的是區域內能夠實質上相互援引的盟友,也就是巴勒斯坦。在此同時,KRG為了降低其獨立過程中的複雜性,歷次國家隊名單中均只包含伊拉克庫德足球員;意即,透過國家隊成員的管控,KRG試圖對四國政府傳達其單獨獨立的訊號,彰顯其Iraqi-Kurdistan的本質,降低其獨立過程中另外三國的阻撓。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小結。首先,在KRG、KFA的操作之下,庫德足球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謂,這樣的案例實際上屢見不鮮,例如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複雜關係[4]。第二,而針對未被承認國家的政治結盟上KRG亦有所區分,顯見同為中東難友的巴勒斯坦之結盟重要性遠大於其他國家。最後,從國家隊員名單中可以看出KRG試圖對土、伊、敘三國釋放友好訊號,以降低獨立運動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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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Viva World Cup之Logo及參賽隊伍。参賽隊伍均為未被普遍承認之國家,除此之外亦有NF-Board尚有許多未參賽隊伍,包括多次奪冠、日前揚言獨立的北義大利、大名鼎鼎的西蘭公國等(圖片來源/Tamil Guardian)
青出於藍:反超伊拉克

  1990年代初期以後,由於庫德人取得實質自治權,且兩大派系的內戰趨緩,KRG境內開始藉由石油輸出穩定發展。在KRG境內發展迅速的同時,幾個庫德足球俱樂部也獲益匪淺。一方面因為KRG境內開始大發石油財,另一方面該區的治安狀態也叫伊拉克其他地區安定,該國許多球星因此轉會到庫德俱樂部。從表中可以看到,伊拉克國內聯賽冠軍自成立以來長期由來自巴格達的球隊壟斷,然而伊拉克戰爭之後,標色的兩支庫德球隊開始崛起成為新的霸主。若說KRG國家隊在國際賽場上的努力,象徵著庫德獨立運動試圖在國際間取得被承認主權與奧援;那庫德職業球隊在過去幾年的突破,則是對內強化了庫德人民的國族認同與信心。職業足球領域上的反超背後代表的是KRG境內的「發展」[5]條件在許多層面上超越伊拉克其他地區,包括經濟條件[6]、財富分配[7]、治安[8],KRG境內甚至吸引許多非庫德裔的伊拉克、土耳其人移居,在這個情況下,KRG完全獨立的呼聲水漲船高似乎也不足為奇。這些現象反應的是伊拉克戰爭後劇烈的權力、資本重新分配,過去長期由海珊及其支持者把持的結構在美國的主導下進行調整,尤其是石油收益、開發的部分,直接帶給KRG即為龐大的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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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聯賽歷年冠軍 表中可以看出伊拉克國內聯賽長期由巴格達球隊壟斷,但在伊拉克戰爭後Erbil、Duhok兩支庫德地區球隊迅速崛起(資料來源/Wikipedia、Iraq Prime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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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il(左)、Duhok(右)例年戰績 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兩隊在伊拉克戰爭後迅速且穩定的成長(資料來源/Wikipedia、Iraq Prime League)
Whose sport?

  在分析了庫德足球運動如何、為何發展,以及其背後政治經濟意義後,最後將回到體育/運動的社會意義上進行討論。體育/運動永遠都是個社會詞彙,無時無刻都蘊藏著社會意義,無時無刻都在與社會中的人們互動,體育無時無刻都在和社會中的人們交互影響。

  KRG當前的體育政策有著濃厚的由上而下(top-down)方向,最明顯的案例是俱樂部裁撤與官方接洽足球學校。前文提到2013年時KRG宣布投入12億第納爾予該區各種運動俱樂部,具體的補助項目是國際比賽中的交通經費;同時爭取到的補助款只能應用在該運動項目,不能在同俱樂部內轉移(意即,若一個俱樂部爭取到籃球隊補助款,那這筆錢不得挪用到足球隊)。在發放補助的同時,更關鍵的是KRG將裁撤、整併運動俱樂部,將其所謂「應整編」的俱樂部合併。

  在整頓區內俱樂部的同時,KRG也試圖引入歐美成熟的足球訓練、管理制度,包括此前曾經成立、後因經費問題草草結束的阿根廷足球學校,以及圖中可看到的西班牙、葡萄牙職業俱樂部開設的足球學校。

  官方主導整併俱樂部在當代主流的西方運動發展脈絡中極為罕見。西方脈絡中的運動俱樂部意義,是透過體育活動,聚集一批地緣、性別、族裔、階級相似的人群,運動俱樂部因此經常是社會中特定群體集結、立足於社會之所在,也就是人文地理學中地方(place)的概念。顯而易見的,這樣的地方無法被疊加,運動俱樂部的意義無法用參與人數、資本額等進行量化,運動俱樂部無法進行一加一等於二的運算。事實上,運動俱樂部在強制下的一加一往往會等於零[9]。引介西方技術、體系進入也會造成同樣效果,庫德在地的運動俱樂部於管理、訓練上,成效或許確實不如這些屹立足壇百餘年的職業俱樂部,強行規訓的後果,很有可能就是抹除體育俱樂部的社會參與意義,特別是對無法或無意在體育上投入更多的參與者而言。更嚴重的是,這些足球學校實際上僅是鑲嵌、而非固著於當地,一旦情況有變,例如阿根廷足球學校的案例,這些職業俱樂部就會離開,然而在地既存體系卻已不復存在。官方強行整併、規訓的結果,或許體育資源能夠更集中、有效的分配在旨在爭奪榮譽、競賽成果的體育參與者,也就是體育菁英(sport elite)上,但一般的體育活動對大眾的交流、集結意義也會因此喪失,也就是Guttmann(2004)所謂「從儀式到紀錄」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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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與里斯本競技承諾將在KRG境內開設足球學校(圖片來源/影片"Real Madrid to Open 4 Soccer Academies in Kurdistan "、Iraq Business News、Kurdish Globe)
所以,KRG的足球還有哪些更多可能性?或者,更廣泛的體育參與,能給KRG帶來哪些正面影響?

  1996年,一個名為Scotty Lee的專業足球教練和他的團隊發起了一個名為「Spirit of Soccer」的團隊。該團隊的主要計畫很簡單,就是將足球教育與地表爆裂物教育結合,針對一些長期戰亂地區的兒童進行推廣。所謂的地表爆裂物,指的就是戰爭期間留下的地雷、未爆彈等,由於孩童更常在田野間活動,加上其對爆裂物的不了解與好奇,使他們成為高風險的受害者。透過將足球訓練與地表爆裂物教育結合,Spirit of Soccer在庫德、科索沃、柬埔寨等戰亂地區進行努力。Lee和他的團隊的核心觀點很簡單,卻也很有力的表達體育參與的意義:「Muslim, Christian, Jews play football. Mines will kill Muslim, Christian, Jews. Men and women play football, mines kill men and women.」[10]

  對當代而言,體育參與最大的價值在於其促成了人的匯聚與交流。自十九世紀以來,在現代化與都市化摧毀西方社區意識的同時,足球俱樂部讓社區成員保留了近距離實際接觸的可能,而這樣的現象泰半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發生。眼下的KRG政府將體育活動收編在政治目的之下的同時,忽視、甚至不慎抹除的是體育活動在促成人群集結、交流所能帶來的社會意義。在這裡,我們或許該正本溯源,探討sport所隱含的二元性:國家政策推動下的體育活動,以及人民、社會上的運動參與,而當政策推動者有所需求的時候,sport的二元性就會倒向體育—也就意謂著,一般大眾的運動參與、所謂「Sport of All」的死亡。

註解

[1] 12億伊拉克第納爾約合新台幣3000千萬餘

[2] 該部門為Ministry of Sports and Youth,並經過議會審理

[3] SC為sport club的縮寫。在西方脈絡下的體育發展中,體育組織通常是以俱樂部(club)為單位、聚集一批地緣、性別、族裔、階級相似的人群(Brown、Crabbe、Mellor,2008)

[4] 加泰隆尼亞堪稱足球政治的經典案例。加泰隆尼亞長期有強烈獨立運動、分離主義的聲浪,巴薩隆納足球俱樂部則是運動的精神指標,其和象徵中央政府的皇家馬德里之間的對抗被稱為西班牙國家德比,往往不僅是球賽更隱含濃厚政治意涵;除此之外,加泰隆尼亞也成立了其足協和國家隊,進一步和西班牙中央對抗,在近年巴薩隆納足球俱樂部稱霸國際足壇的情況下,甚至有著加泰隆尼亞國家隊比西班牙國家隊更強的說法。而同樣的情緒也投射在KRG境內,皇馬VS巴薩不僅包含國族議題,更延伸到階級議題上。詳見此處。

[5] 發展理論中針對"發展"(development)的討論十分廣泛,這邊的"發展"兩字是現代化發展理論下的定義,意即生產工業化、現代化,經貿自由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等。針對庫德"發展"的討論會在接下來的內容中出現。

[6] 2003年到2008年之間,KRG的國家收入從43億增加到356億伊拉克第納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50萬增加到475萬伊拉克第納爾

[7] 2009年的資料中,伊拉克全國有25%的人口活在貧窮線以下,而庫德地區僅有3%。

[8] 根據KRG官方資料,2003年以來沒有任何維和部隊在其控制區內死亡、沒有任何外國人遭綁架案例;KRG境內也是美國軍方公布伊拉克境內唯三安全之處。

[9] 例如日本J聯賽中,1998年橫濱海鷗的前身因為母公司陷入經濟困境,決定和有世仇關係的橫濱水手合併,導致球迷非常大的反彈。反對合併的球迷們力量出乎意料的強大,透過地方公司的經濟援助,球迷們組成了”橫濱海鷗重建議會”,成功的將俱樂部重組為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球隊。(Light、Yasaki,2003)


[10] 影片Spirit of Soccer in KURDISTAN '09


參考資料


1.湯志傑 2011。養生、競賽遊戲與鍛鍊:本土運動觀念初探。社會分析 2:87-148

2.Erbil Sport Club. 2012. About Erbil Sport Club. http://www.erbilsc.com/enabout.aspx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3.Iraq Business News. 2012. Real Madrid to Open 4 Soccer Academies in Kurdistan. http://www.iraq-businessnews.com/2012/02/15/real-madrid-to-open-4-soccer-academies-in-kurdistan/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4.Kurdish Globe. 2012. Sporting Lisbon to open football academy. http://www.kurdishglobe.net/article/8AC921B284827734F612CAAC85820BE4/Sporting-Lisbon-to-open-football-academy.html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5.—2013. KRG allocates 12 billion dinars for sports clubs. http://www.kurdishglobe.net/article/3BECB4A79E73AE33A210C27DCD2CAF12/KRG-allocates-12-billion-dinars-for-sports-clubs-.html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6.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Ministry of Sports and Youth. 2009. MOSY publishes Sports Roadmap in English. http://www.mosy-krg.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6:mosy-publishes-sports-roadmap-in-english&catid=1:Latest%20News&Itemid=6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7.— 2010. The Kurdistan Region in brief. http://www.krg.org/a/d.aspx?s=03010300&l=12&a=23911&r=140&s=010000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8.Kurd Press. 2013. Barca or Real? Iraqi Kurdistan's big football fault line.  http://www.kurdpress.ir/En/NSite/FullStory/News/?Id=3972#Title=Barca or Real? Iraqi Kurdistan's big football fault line / Mahmut Hamsici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9.NBCNews. 2009. Nearly 25 percent of Iraqis live in poverty. http://www.nbcnews.com/id/30849286/#.U0JlykbNtjo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10.N.F.-Board . 2014. http://www.nf-board.org/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11.Spirit of Soccer. 2014. Overview. http://spiritofsoccer.net/html/sub_page.php?page_name=overview (last accessed: 7 April 2014)

12.Brown, A., T. Crabbe, and G. Mellor, 2008. Introduction: football and community –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Soccer & Society 9(3):303-12

13.Giulianotti, R. 1999. Football: A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Ga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4.Guttmann, A. 2004.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 New York: Com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5.Light, R., Yasaki. W. 2003. Breaking the Mould: J League Soccer,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in Japan. Football Studies 6(1):37-50

16.Zaken, M. 2007. Jewish Subjects and Their Tribal Chieftains in Kurdistan: A Study in Survival. Leiden: BRILL.

17.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Ministry of Sports and Youth. 2009. The Sport Roadmap.

18.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Ministry of Planning. 2011.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Kurdistan Region 2012-2016


關於【庫德斯坦】(Kurdistan)

國家地理雜誌總編輯Johns曾以「境內難民」(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來形容居住在橫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邊境、傳統上被稱之為庫德斯坦的破碎山地上的三千多萬庫德人。近代的庫德斯坦毋寧是個深受多種尺度作用力影響的地區,其政治意涵、地理位置、資源在不斷被重新定義的情況下,各種衝突與調適也不斷發生在這個地區;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庫德派系被納入伊拉克聯邦體制、土耳其試圖進入歐盟,庫德斯坦的獨立出現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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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念六四,天安門廣場的地方政治

6/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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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學生)
來源/Hershkovitz, L. (1993).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olitical Geography, 12(5), 39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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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天安門空間配置(Hershkovitz,1993)
  「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台灣人的記憶中,最難以忘卻的是那張坦克車前站著學生的影像。「六四事件」成為中外的歷史大事,那麼為什麼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1993年,也就是與六四事件相隔四年,當時的多倫多大學地理系教授Linda Hershkovitz(現為國際發展顧問)以〈天安門廣場與地方政治〉為題,發表在《政治地理學》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由於與六四事件時間點上鄰近,更能看出Hershkovitz的厚實書寫,Hershkovitz在他的文章中,與列斐伏爾進行理論上的對話,著重在社會空間的生產過程。

明朝建立中國氣運 紫禁城作為帝國的中心

  天安門廣場最早在14世紀時建造,當時明朝甫打敗元朝,命名首都為北京,並在城市中央建立新的皇宮──紫禁城。建築是根據中國正統的宇宙觀,為了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外族統治後,恢復中國統治的氣運。紫禁城成為一個宇宙的符號,宇宙的形象被以具體的形式呈現。首都不再只是世俗權力的位置,也是一個過度地點,神聖力量由此進入世界,並向外擴散到整個大明王國。

  位處於帝國北京的空間階層中,天安門外面的T形空間在形式或功能上都屬中介,是內部與外部、神聖與世俗、帝國與常民間的過渡帶,是神聖性逐漸下降的連續空間。當中國皇帝往外看,天安門便是跨越城牆到世界的大門。而從天安門到南邊前門的子午向路線,被保留作神聖儀式之用。

  19世紀下半,隨著大清帝國的衰微與解體,空間的傳統階層組織也被打破。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外國軍隊占據了天安門廣場,是一種象徵性的,儀式化且短暫。20世紀上半,持續的社會改革,以及被釋放的社會運動到廣場表達政治不滿,刺激了城市空間再組織化。在官方和民間的空間實踐交互堆疊下,現代的天安門廣場被創造,對於社會空間的支配與挪用間,有一股緊張關係被體現而出。

1911年武昌起義後 天安門廣場成為抗議據點

  當國民黨在1911年起義,紫禁城便喪失了帝國力量位置的角色,天安門被開放予公眾。然而,天安門維持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象徵力量。中華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袁世凱,在天安門上進行他的首次就職演說,天安門外的空間被賦予官方革命的象徵,孫中山的紀念碑被放在往天安門的通道盡頭,還有一幅巨大的孫中山肖像,被放在大門的中央通道上方。

  廣場區域普遍上被稱為天安門外的「空曠空間」,也成為一個非正式的市場空間,常常出現包括閒逛者、乞丐,還有小販。不可避免地,也變成了公共娛樂的空間。天安門廣場從一個封閉的、被控制的空間,原本體現並象徵了權威性與正統,轉變為新的異質功能快速就地的開放公共空間。在1911年革命後的動盪數十年,天安門成為公眾抗議的地點。天安門廣場的象徵地理(symbolic geography)超越了物理限制。

  1919年,5月4日,大約3,000名學生從北京大學前來抗議政府被動回應中國土地的主權,抗議隊伍匯集到這個空間,有反帝國主義者、反政府者等。學生領袖對群眾發表演說。警民爆發衝突,32個學生被逮捕、1個後來死亡。

  天安門作為內部統治者與外部被統治者間的過度帶,給予了廣場成為群眾政治行動的效力。傳統的空間階層組織映射了傳統政治力量的不可進入,這個象徵創造了空間,給予反對群體去為政治主張發聲。他們重複的被壓抑增加了更多層的政治重要性,當代天安門廣場由此被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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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肖像取代孫中山肖像在天安門上的位置(圖片來源:ehabweb.net)
图片四五運動佔領廣場紀念碑(圖片來源:環球華網)
共產黨掌權 重新詮釋天安門廣場

  中國共產黨獲勝後,這個新政體被放置在矛盾的地點。一方面,共產黨代表著革命,但同時,一旦共產黨被放置到權力中,就也繼承了紫禁城和天安門這樣象徵中國國家的意識形態霸權和中央治理的地點。對共產黨而言,目標便是要想辦法挪用並重整這些矛盾的象徵,以用來支持新政體的正當性。毛澤東,也在天安門的門塔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演說。天安門再度被選為中國的國家符號。

  1949年後,天安門廣場被清理並擴大,在其周遭建立起一些新的紀念物,以整合新中國的圖徵。同時巨大的毛澤東肖像被放到天安門通道上方取代孫中山。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增添強化了廣場中心的空間階層。新空間結合了開放和容納感,這是一個新建立的、人民的廣場,人民在此致力於爭取自由。共產黨革命以爭取自由,就這樣與天安門結合在一起了。
 
  1976年1月周恩來過世,三月下半、清明節前夕,北京公民開始匯聚於天安門廣場,表達對於四人幫的抗議,將近有一百萬人之多,史稱「四五事件」。文化大革命領袖階層定調此為「反革命事件」,並將責任推給鄧小平,等到鄧小平掌權後,這個事件才被重新評價為革命運動。「四五事件」在什麼意義上竟然是反革命?答案就在空間階層,因為既然紫禁城等同於共產黨統治的正統,又等同於革命,那麼抗議者就是挑戰了革命性的正統,利用了天安門廣場反對的象徵,也就成為「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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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群眾佔領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希望之聲)
六四天安門事件 空間實踐改寫空間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直接透露了佔領天安門廣場就是外顯的,對於國家力量定義、控制政治空間的挑戰。學生並沒有留在他們「該在的地方」(城市中離散的校園,被城牆和大門包圍著,讓國家能夠安全)。相反地,抗議的軌道將他們帶離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學生們入侵、成功地占領這個被國家認為是財產和權威形象的地方。

  當學生控制了廣場,學生就主動地改變了廣場的意義。他們重新組織廣場中的空間,以容納其他城市的學生代表團、絕食者、新聞媒體、示威者和旁觀者。他們轉變現存的紀念建築為他們所用,加上許多抗議布條。並且在最後,加上他們自己創造的紀念物-民主女神-到廣場的圖徵中。

  六四事件中的一個環節是公開悼念胡耀邦(自由派),學生掛上一幅龐大的胡耀邦肖像在中央,正對著天安門上面的毛澤東肖像。當時也是戈巴契夫到訪中國前夕,天安門廣場已經被支持者佔據達24小時。中央的紀念建築上都是抗議布條,作為發令中心與媒體中心。學生的佔據活動讓戈巴契夫的拜訪蒙上了陰影,官方的歡迎儀式改在機場舉行,車隊路線從機場到人民大會堂不得不遠離長安大道,改走較不容易有印象的小道,並且,在廣場中央紀念碑的獻花儀式也被訪問城市郊區的官方墓地所取代。原本預定參觀北京故宮,也因為人群擋住門口而被取消。戈巴契夫的到訪,比起六四運動,在國際上變成極小篇幅的新聞報導。

  血腥鎮壓後,官方的論述著重於學生空間實踐的「非法性」,建立起學生運動的「反革命本質」,因此,國家要以暴力的手段,重新定義廣場、控制廣場。鎮壓行動後,以官方觀點來說,混亂被回復了,褻瀆被清理了、反革命也被平息了。廣場再度成為了「公共」空間。

無法抹滅的空間實踐

  Hershkovitz在結論中引述列斐伏爾的話,紀念空間被「可以發生在那裡的事所決定,結果卻由不能發生在那裡的事所決定」。Hershkovitz指出,公共空間的「霸權主導」,以及「暫時挪用為(群眾)舞台」間的張力,是社會過程的一部分,這股張力持續生產並轉變社會空間。無論空間的挪用有多片刻,或是挪用的痕跡如何被官方消滅,空間實踐存在的事實、所促發的記憶與連結,永遠改變了那個地方的樣貌。

  Hershkovitz認為,天安門廣場是空間歷史的產物,持續形塑他的形態和使用。天安門從最早的中央政治力量象徵,到國民黨革命後,物理與象徵的開放,再到1949年後,共產黨政體有能力藉由整合「反抗符號」到後革命「正統」中,並重新定義了公眾的意義與使用,留給了廣場複雜的象徵地理。1989年的血腥,已經整合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意義,這股「無地方運動」的額外力量創造和轉變了革命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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