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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角落
Corners

人氣回升的同志空間:228公園的過去與現在

10/15/2016

1 評論

 
文/吳映萱、黃勁惟、韓郡、賴彥甫

*這篇文章是2016年地理奧林匹亞團體賽的小論文〈228公園及其男同志文化:論公共空間中的同性情慾實踐〉部份研究成果。吳映萱、黃勁惟、韓郡現為康橋雙語學校G12學生,賴彥甫是指導老師。
Picture228公園內不少是介於二、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入夜後的228公園南側一景)(來源:作者自行拍攝,2016)
「回溫」的228公園

  在2015年11月7日這天,我們參加了由「台北城市散步」舉辦的主題導覽行程「彩虹足跡-同志歷史空間說故事」。擔任此次活動的導覽員是長年致力於同志運動的喀飛,而其導覽的路線,集中於台北車站週遭,包括228公園、常德街、南陽戲院舊址,以及西門紅樓廣場等。經由喀飛的導覽,我們得以一窺台灣的同志文化史。這些地點作為歷史上的同志空間,彼此之間存在著聯繫,其中著名的例子便是2006、07年間西門紅樓廣場的興起間接導致了228公園活動人數銳減的情況。當前男同志圈對228公園的印象是一處由盛轉衰的活動地點,並且普遍認為,如果還有男同志在那邊活動的話,應該都是偏中、老年齡層。不過,當喀飛提到228公園時,有些同行的參與者不約而同地指出近一、兩年,也就是2015、16年間,在228公園裡活動的男同志人數似乎有增加的趨勢,且比例上有不少是介於二、三十來歲的年輕人[1]。我們對此感到好奇,為何這些所謂年輕一代的男同志到228公園活動呢?

  從2015年11月起,我們前往228公園進行田野調查,到特定的區域進行觀察,其中包括傳聞中有較多同志聚集的南側區域,以及靠捷運台大醫院站的公廁週遭。我們在每次參與觀察後,皆將過程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由於要對現場的同志進行訪談很不容易,因此我們還透過PTT等管道來認識曾在公園活動過的同志。截至2016年8月為止,我們正式對12位曾在公園活動的年輕同志(介於20-30歲之間)進行訪談,但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僅列部份資料。另外,我們也與公園駐警隊做了非正式的訪談。透過上述過程,我們試圖從中理解228公園的男同志文化「回溫」的現象。
 
228公園的歷史與現況

  228公園是個有趣的休閒空間,它集結了來自不同歷史階段的建築,例如清領時期的貞節牌坊、日本時代的博物館、彰顯大中國思想的庭園樓閣景觀及為了平反228事件的紀念碑等,可說是個充滿國族政治張力的空間。因為228公園本身鄰近台北車站及西門町等人潮匯聚之處,再加上它又保有些距離,所以便提供了能夠吸引較多潛在同性戀人口前來活動的條件。從日本時代開始,它即是個同性情慾潛伏流動的空間(台灣文學工作室,2015: 59-61)。根據幾位老年同志的敘述,現在的228公園從他們年輕時期開始,就已是有名的同志聚集地(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10)。足以看見,這個公園作為同志空間的歷史已相當悠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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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公園的位置,以及與西門商圈、台北車站的相對位置 (來源:作者自行繪製,2016)
  在過去較為封閉、壓抑的年代裡,228公園是個可以認識其他同志、實踐同性情慾的熱門場所。賴正哲在他2005年的專書《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中對228公園近半世紀的發展有相當詳細的記錄[3]。在他的書寫中,228公園不只是一個尋求同性歡愉的場所,更是同志圈的社交空間。然而,由於228公園是個公共空間,且鄰近政府機要,因此常處在不同群體爭奪使用權的過程。因為台灣一直是個以異性戀思維所主導的社會,尤其在過去更是如此,所以同性情慾及同志身分本身都是無法被正視且無法以正常的思維來理解的。過去同志族群為了躲避警察,常在公園裡四處躲藏。而如此情節,更是白先勇以228公園的男同志故事為題的小說《孽子》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場景。上述警察的行動,可以被理解為國家公權力試圖掌控這個空間的實際作為。由此可知,公園對同志們來說,不完全是個安全的歸屬之地,而是時常需要與警察周旋的政治空間。

  從90年代開始,隨著同志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整體社會也對同志議題有更多的認識,同志的處境也變得較好[4]。不僅如此,原本與同志族群有不少衝突的警察,近年一改態度,不再無故臨檢也不再強制驅逐那些在公園逗留的男同志,例如現在228公園的駐衛警察僅在爭議發生時就事論事出面處理[5]。隨著上述社會風氣的轉變,許多同志的消費空間,如夜店、酒吧、餐廳等也漸漸興起。另外,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下,同志也比過去更容易取得其他同志相關的資訊,也更容易結交到圈內朋友。例如近幾年同志交友軟體的發展甚至能讓使用者清楚知道自己週遭是否有「同類」存在。也因為同志在日常生活中能認識圈內朋友的途徑越來越多,所以過去著名的同志空間,例如我們研究的228公園,也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慢慢成為上一世代同志們的共同回憶。

  雖然在一般認知中,現在的228公園已經不是熱絡的同志活動據點,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入夜後,228公園南側是男同志的活動熱區,亦即所謂的獵豔區。228公園具備了性研究學者Weinberg和 Williams在1975年談到的幾個有利於隨機發生性行為場所的條件,像是相對不易被看到的地方、能以最少花費吸引最多潛在的性伴侶、彼此可輕易瞭解的簡單規則,以及意氣相投的氣氛等。而公園南側之所以成為獵豔區,可以透過圖2來解釋。首先,由於南側一帶的路燈的空間分布來說相對集中,因此顯得較為漆黑的區域就會多一點,例如靠懷寧街與凱達格蘭大道交會處的區域,以及228紀念館週遭[6]。

  再來,就人潮動向方面,根據觀察,相對白天較為均勻分布的狀況,天黑後人潮主要沿著兩條路徑成形。這兩條路徑都指向捷運台大醫院站,且都分布於公園北側。相對的,南側因不像北側有頻繁的人潮,所以形成相對獨立的區域。綜合以上因素,公園南側便成為同志活動熱區。也因為這樣,常到公園活動的男同志都知道,只要到了天黑以後,尤其是過了晚上九點、十點,還在南側逗留、閒逛的,通常就都是「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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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公園的路燈照明範圍、人潮動向與同性情慾實踐的空間關係 (來源:作者自行調查與繪製,2016)
Picture同志交友APP Jack'd
到公園去

  為什麼年輕一輩的男同志要到公園活動呢?根據訪談,男同志到公園活動的理由很多樣。有的是因為尋求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機會;有的是因為想尋求一種身分的歸屬感而來;而有的,則是因為剛好在台北車站附近活動(例如,補習),有了時間便到公園晃晃,沒有特定目的。雖然我們取得的說法很多樣,但是根據我們在現場觀察以及互動的經驗,發現大多數來此活動的同志,常常是抱著一種期待能發生豔遇,甚至是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心情而來。不過,要解釋228公園的「回溫」現象,必須從近年同志交友APP在圈內的流行談起。

  就像稍早說的,台灣社會對待同志族群的態度越來越開放,以及資通訊技術的進步,例如同志交友APP的發展,使得228公園作為同志空間的意義漸漸式微。不過有趣的事情是,近年228公園的「回溫」現象,其實與圈內使用同志交友APP的文化脫離不了關係。同志交友APP,例如Jack'd、Hornet等,提供了同志族群一種視覺化的互動方式。而這類APP在男同志間的流行,進一步在圈內形成一些潛在的互動文化,例如使用者多半在個人資料上註明NFNC,也就是No Face No Chat(沒放臉照不回覆)。由於有不少人透過這類交友APP與他人相約從事性行為,解決情慾方面的需求,因此使用者多半會想在與他人互動前得知對方的樣貌與身材。也因為這樣,這類APP的流行使得圈內形成相當明確的有關於同志樣貌的美學典範。如果要是一個在視覺上受歡迎的同志,那麼通常都是有臉蛋且固定上健身房練身材的男同志[7]。不符上述特徵的男同志便在交友APP的流行以及連帶規範的形成之下難以獲得機會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228公園就成為一個相對容易實踐同性情慾的地方。即使男同志面對面的互動仍考量了彼此的外貌是否合意,但因為是否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不全然只受到圈內主流美學的影響,還必須考量現場互動的影響,以及視發生哪種性行為而定。關於這一點,值得多做說明。一般在公園能夠從事的性行為不一定是肛交,可能是愛撫、打手槍或者口交。如果只是彼此合意愛撫,或者只是互相打個手槍,不一定要符合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菜」的標準才能進行[8]。因此,一些平常在APP上比較「吃虧」的男同志便相對容易在這裡獲得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機會。也因為來228公園活動的男同志主要是不符主流美學的類型,所以這裡便常被認為是個沒什麼「好菜」的地方[9],也就是在圈內性階序上被形塑為比較不被慾望的同志空間。
 
小結

  透過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知道,近年228公園的「回溫」現象,對某些同志來說,某程度上是一種不得不的結果。如果我們把228公園看作是同志空間並且放到歷史中做前後對比的話,可以發現,男同志之所以聚集公園,過去與現在,在某程度上都源自某種性/別權力關係下無可奈何的情境,只是承受的壓力來源不同。粗略地說,前者主要來自圈外,表現在社會認同方面,而後者則來自圈內,表現在情慾實踐方面。另外,對228公園的同志文化的考察也顯示,APP這類對同志認同來說相當重要的虛擬空間,究竟促成了哪些實際的正反效果,是值得多做討論的議題。礙於篇幅有限,有許多資料以及論述未能完整呈現,但希望這些討論,有助於我們對同志空間的發展,乃至對具備不同條件的男同志及其處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思考。


註解

  1. ​我們難以針對這個現象提出統計數據來佐證,僅是透過不同人的經驗陳述來支持此現象的存在。
  2. 喀飛在導覽中,說明228公園之所以成為有名的同志聚集地,與它鄰近交通節點但又保有些許距離的區位特性有關。田野筆記(2015年11月7日)。在此,Humphreys (2016) 經典的「茶室」研究所探討的非個人化的性 (impersonal sex) 發生的地點,也提出類似看法。他所觀察的有頻繁的同性戀(性)活動的公廁,位於交通便利但又保有一定隱密性的地方 (p. 35-37) 。
  3. 賴正哲(2005)指出在公園裡,同志們都有著各自不同的背景,例如不同的年齡、省籍以及階級身分等(p.85)。其中,也包含一些逃家的少年。在過去那個無法表現同志身分的年代裡,同志在公園這樣的公共空間中,常常是透過眼神來判斷彼此是否為「同道中人」(p.120-121)。在公園裡,同志聚集在此處交朋友,或者實踐同性情慾,如在公廁裡偷瞄別人上廁所,甚至愛撫、口交等(p.122-125)。而在這個過程中,同志會對於自己的情慾及同志身分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慢慢對公園這個「圈子」產生認同感(p.133-134)。228公園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成為許多同志的活動及認同空間。
  4. 以同志大遊行為例。從2003年開始至2015年為止,每年參與遊行的人數逐年上升,從一開始的兩千多人到今天的七萬多人,顯示社會中有越來越多人願意站出來支持同志族群,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抨擊歧視言論並協助爭取平等權益。關於同志大遊行,可參考台灣同志遊行(2016)。
  5. 根據我們與幾位228公園的駐衛警察進行的非正式訪談,近年在公園駐守的警察已不再視同志族群為問題份子。平常警察會特別前往巡邏、查看的,多是先前曾發生吸毒,或者像是有男同志在公廁偷窺他人進而導致他人心生不快等爭議發生的地點。即便警察知道同志多出沒在公園的哪些地方,但只要沒有維安事故發生,他們就不會前往打擾。田野筆記(2016年8月9日)。
  6. 根據我們口頭詢問台北市公園處路燈科提供的資訊,228公園之路燈規格屬於「一公尺距離的燈具(照度80lux)」。由於照度與距離的平方呈反比,再加上2lux是一般動線所需最少照明亮,因此從燈具為中心點出發的可視直線半徑的估算可表現如下:80/d^2=2; D=6.325。上述所謂直線半徑是斜照到地面的距離,一般公園路燈的高度約3.5到5公尺,所以距離「光源下方三公尺」水平面的光照半徑為:6.325^2-3^2=5.6m。
  7. 受訪者小齊說:「交友軟體看起來很方便,但其實只是對某些人方便而已,尤其是那些會拍照或者有好臉蛋好身材的同志。」田野筆記(2016年3月20日)。
  8. 訪談阿韋。田野筆記(2016年3月17日)。
  9. 在我們從事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常常聽受訪者提及類似說法。​
參考文獻
  • 台灣文學工作室(2015)《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台北:本事出版。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10)《彩虹熟年巴士:12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憶》。台北市:基本書坊。
  • 台灣同志遊行(2016)〈關於台灣同志遊行聯盟〉[online].2016/6/30. Available: http://twpride.org/
  • 賴正哲(2005)《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台北:女書文化。
  • Humphreys, L. (1975)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Aldine Pub. 高穎超譯(2016)《茶室交易》。新北:群學。
  • Weinberg, M. S. and Williams, C. J. (1975) Gay baths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mpersonal sex. Social Problems, 23(2): 1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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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時代的終結:中國三十五年來的人口流變影響

10/3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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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新加坡國立大學英語所、台灣大學地理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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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丹山鎮路上的宣傳標語,要求人民不要遺棄女嬰(維基共享)
新華社報導,中共第18屆中央委員會第5次全體會議(第18屆五中全會)決定,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Picture主張應及早進行計畫生育的人口學者馬寅初
  回頭看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在2000年,中國共有13億人口,年增長率為1.1%。再往前望,從1950到2003年的五十多年間,中國人民的平均餘命從41歲增加到71歲,足足成長了30歲之多。按照這樣發展下去,到2040年之前,中國將會有4億人口超過60歲,是全球人口的26%。這個老年人口的數字,直接超過現在的美國人口。如此的人口老化,對於中國生活的許多面貌造成深刻的影響 [1],特別是這個中國企圖崛起成為亞洲領頭羊的時刻。
 
馬寅初v.s.毛澤東:人口是要管還是不管?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當時的人口還算相對年輕,並且總人口數只有5億4170萬人。毛澤東當時相信,人多是好處,就表示中國更有力量可以打擊資本主義,進而建立一個更強壯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要為「大躍進」做準備。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也是新馬爾薩斯主義的人口學者馬寅初發出警告,他認為中國需要在人口政策下功夫,否則以後會出大事。這和毛澤東可說是完全相反的意見。毛澤東說:中國人口就是增加十億又何妨?為了喚醒領導人的警覺心,馬寅初接著在多地進行人口普查與深入分析,在1955年,寫成了〈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長文,提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因為毛澤東的態度,讓馬寅初的論點遭到眾人嘲諷。
 
  不怕嘲諷,馬寅初秉持著科學家的精神,很快地又在1957年寫成《新人口論》,並獲得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內容指出50年後,中國人口將達到16億(現在來看,他是命中了)。馬寅成認為,人口多固然是資源,但在資金少的情形下,卻也是一大負擔,因此他主張提高人口素質,國家應著手推動「計畫生育」,造成了不小的轟動。
 
  接著,毛澤東卻一口咬定,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輿論批評馬寅初的思想,本質上是向右派靠攏,是要對共產黨發出戰帖。馬寅初因而開始遭到嚴重鬥爭。在1960年,他更被禁止公開發表言論,也不能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人口爭議也暫時告一段落 [2]。

毛主席大轉彎:壓得住馬寅初;壓不住人口成長
 
  馬寅初的聲音雖然被毛澤東的政府給壓了下去,但在接下來的25年內,中國人口數卻如馬寅初的計算所預測,開始往上攀升,幾乎是翻了一倍之多,看在政府眼裡,好像有些不太妙了。因而在1960年代的那段日子裡,總理周恩來多次提出節育政策的重要性,似乎在為政府大轉彎鋪路,毛澤東也逐漸意識到人口規劃的迫切,也在探查農村地區時,多次對許多人口現象表達不滿,包括農村「重男輕女」。
 
  1973年,第一次計劃生育彙報會首次提出「晚稀少」(wan xi shao)的人口政策:宣傳晚婚,男25歲、女23歲才結婚;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只生兩個孩子。毛澤東也說了重話:「人口非控制不行。」不過,或許是轉彎得太晚,儘管1975年中國更是將計畫節育寫進了《憲法》,諸如「中國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相適應。」以及「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但是人口數仍持續攀升不止。為了有效控制人口,中國政府於是下了猛藥,在1980年宣布「一胎化政策」,中央政府要求普遍「提倡」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觀念,但到了地方後,「提倡」就不知怎地變成了「要求」。1982年,計畫生育更是成為基本國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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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塘山鄉政府宣傳計畫生育:為了國家富強家庭幸福請您實行計畫生育(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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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呀,我老公是滿族、我是漢族……可以生第二胎嗎?

 
  一胎化政策奏效,總生育率從1963年的7.5%降到2003年的1.7%。「一胎化政策」卻倒也不是如字面上如此簡單的邏輯,政策實際上包含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由國家生育計畫委員會訂定整體的目標與政策方向,然後各省級與縣級的生育計畫委員會制定當地的實施策略。
 
  真正的一胎限制其實只適用於都市居民與政府雇員,其他有諸多例外不在限制之中:第一胎是身障孩童;雙親都在高危險環境下工作(譬如挖礦);家長自己就是獨生子女。而在農村地區(佔總人口七成),第一胎隔了五年後可以生第二胎,但這條規定「有時候」只限於第一胎是女孩(因為重男輕女)。如果屬於特定的少數民族,或是遙遠的稀疏人口地區,可以生到第三胎。到底誰可以生第二胎、第三胎?[3]怎麼生、獎多少、罰多少?基本上還是看各地政府策略,有些地方甚至採取強制流產、強制結紮的做法,即便違反人權,但在中央政府默許的情況下,1979年後強制執行計畫生育是不罕見的現象。
 
  這樣看下來,到底能不能把孩子留下,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中國網路上的親子論壇,不難看到像是「我老公是滿族人,我是漢族,雙方均不是獨生子女,我家大寶是男孩。現在我又懷了,想把這孩子留著。請問:我符合計劃生育規定可以要二胎嗎?」接著就會看到一連串複雜又不一致的留言,有人說要戶籍遷過去就可以,有人說要兩人都是滿族才行,又有人說只要你跟領導關係好,啥都不是個問題。
 
  也有地方並沒有貫徹一胎化政策,山西省翼城縣就在人口學者梁中堂的建議下,由總書記胡耀邦批准採取試驗性質的人口措施,在1985年開放生育兩胎,至今已有三十年歷史,但生育率卻不增反減,梁中堂認為,這顯示生育與否受到許多因素左右著,並非計畫生育政策所能全盤掌控,中央政府應該生育權還交給人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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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夫婦,一個孩子(圖片來源:Flickr,Day Donal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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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要殺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
 
  那肚子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我不依行不行?行,也不行。一胎化政策背後有一套獎懲系統在支持,而如何獎懲很大程度上則又是仰賴於地方官員的自由裁量,所以每個地方的情形都不太一樣,通常遵照的話可能有經濟獎勵,違反的話則可能被處以罰款,或是沒收財產,甚至無條件被你的工作機構給解聘等等。為了不被處罰,超過八成的已婚女性會採取避孕措施,其中自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超過九成是仰賴於子宮內避孕器或是結紮手術。哪泥!都喜爹~?Σ( ° △ °|||)︴
 
  對於絕大多數的女性而言,這是幾乎沒有選擇的一件事。根據一份大樣本的研究,八成女性表示她們無從選擇,只能接受計畫生育小組人員的建議,但說到底,為什麼小組人員不讓自己生下一胎呢?反過來問,為什麼那人的第一胎沒有身心障礙,卻能獲得假病歷,然後順利拿到第二胎的「准生證」呢?這個說到底,就像華妃說的,只能說是你自己不中用,沒辦法掌握權力走向(簡單來說就是你是魯蛇活該這樣)。

  這些長期的避孕手段,也意外導致中國有相對少的女性比例(25%)曾有過墮胎經驗(美國為43%)。而她們為什麼墮胎?主要是因為避孕失敗以及沒得到准生證。未經核准卻懷上第二胎的女性也通常不大願意去婦產科接受產前檢查,因為她們害怕會面臨要墮胎的壓力,或是會因為違法一胎化政策而被處罰。也因此,有許多嬰兒是在家中出生,沒有專業人士助產,造成母嬰雙雙有了高風險,而通常最後也不會去登記戶口[5]。

一胎化效應:老人出現、女娃不見、香港崩潰
 
  一胎化政策公布後,男嬰的比例開始攀升,從1982年出生性別比107.5(107.5男嬰比100女嬰),到1990年的111.3、1994年的116.3,以及2010年的118,簡直高得嚇人。那麼,那些消失的女嬰去了哪裡?有的是被棄養或殺害,有的則是未報戶口,以免受罰。受到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倘若第一胎生了個女孩,又不幸地拿不到第二胎的准生證,那麼就是想盡辦法讓她從戶口上消失,才能再生個男孩而不受罰。有人認為,就是這種一胎化政策的制度性壓力,成為「內地孕婦」(香港用法)赴港產子潮的原因之一,因為根據香港《基本法》,只要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皆可取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權。這也造成香港境內的資源壓力與反彈意識,內地孕婦被香港媒體敘述成「蝗蟲」[6]。
 
  就中國政府評估,1990至2030的40年間本該是低扶養比的人口紅利時期,意即勞動人口的負擔小,可以成為提供國家經濟成長的動能來源,但2009年扶養比降到0.38的低點後,隨後開始攀升。國共內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已經逐漸成為老年人口,「老齡化現象」可能拖垮人口紅利,根據2010年的中國人口普查,老年人口(60歲以上)達1.78億人,占了13.26% 的總人口。紅利還沒拿到,先進入「人口負擔」。除此之外,因為女嬰的「被」消失,中國人口性別比大約達到106的高點,造成所謂的「光棍」現象,異性戀男子找不到老婆的窘境,也不斷被媒體拿出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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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遊行(圖片來源:Flickr,inmediahk)
Picture台灣演員林依晨將演出電影《杜拉拉2之杜拉拉追婚記》中的專業女性(圖片來源:三立新聞)
杜拉拉崛起了嗎?
 
  但反過來說,一胎化政策之下而有幸活下來的女嬰,尤其是在都市中,長大後成為了家中的寶,竟也意外帶動男女平權的觀念在都市中種下種子(另一說是都市人反而有資源去把女嬰墮掉,見註8),女兒不再是「賠錢貨」,也可能是以後的依靠。都市女性不必在家中相夫教子,也應得到家庭的教育投資,《杜拉拉升職記》描述中國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生存下來成為專業人士,「杜拉拉」也成為新女性的象徵,但也反在中國網路論壇中被批評是在「誤導女性」,一位網友發帖表示「要是女人都去搞事業不生孩子,民族後繼無人,兵源不足,外敵入侵,我們就要成為亡國奴!」造成一片罵聲。
 
  儘管中國女性地位爬升不盡然與一胎化政策有直接相關,但計畫生育確實延遲了中國女性生育的年齡平均達三年之久,農村婦女更從早期的13年生育期,降到只剩5年是在生孩子,女性有更多的時間接受教育或進入職場,有學者認為,女人地位某種程度上是因此得到提升 [7]。然而,相較之下,男性壓力不減,又找不到婚姻對象的情況下,如同上面的父權言論仍能在都市地區中聽到,中國年輕女性也因而發明出「直男癌」這樣的詞彙,來描述這些「跟不上時代、病入膏肓的大男人主義者」,而有趣的是,她們認為直男癌患者通常不會是來自上海。

  一胎化讓女人進入生產,女人卻也還是被認為要負擔家務,訴說著一胎化帶來的性別平等似乎快過於中國社會成長的腳步,因此女人地位究竟是否提升,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並沒有,反而暴露了一胎化政策中的父權矛盾
[8],女人的肚皮被畫上振興國家大業的大符,女性的主體性仍然被鎮壓著。

兩胎政策的全面來臨
 
  如同翼城縣的試驗政策,開放兩胎並未能提升生育率,學者也不樂觀地認為,即便中國全面取消一胎化政策,除了會在近期帶動一小波的嬰兒潮外,長期來講對帶動生育率的效果不大,並且隨著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少子化也是人口學家眼中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因而國際新聞下網友對於中國人將淹沒全世界的留言,也許可能也不會發生。而儘管像是實行了一個走向開放的政策,中國也還是全世界唯一限制人民生育的國家,只是從一胎變成了兩胎,所以受到人權團體批評其壓迫本質不變。但無論是當初不限制,到後來的太限制,似乎做法上都受到許多批評之處,究竟兩胎化後,會對當代中國有什麼樣的效應,且由歷史來告訴我們。

​註解
​
  1. Zhang, Y., and Goza, F. W. (2006) Who Will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 Review of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and their Potential Solution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 賀吉元 (2002) 馬寅初與毛澤東人口問題的一場論爭。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8434/8437/20020613/751972.html
  3. 劉燕薇 (2013) 人口安全概念研究-以宏觀視角之分析。展望與探索,11 (6): 82-102。
  4.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5) 梁中堂:一胎是政治特殊阶段产物。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030/cc30liang/
  5. Hesketh, T., Li, L., and Xing, Z. W. (2005) The Effect of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fter 25 Years. Health policy reports 353 (11): 1171-1176.
  6. 黃宗儀、胡俊佳、賴彥甫 (2014) 從人口政策到排他論述:內地孕婦赴港分挽與出生公民權的文化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5:179-220。
  7. 金熙善 (2005) 中國一胎化政策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8. 趙文瑾 (2007) 解放與負擔—中國一胎化政策中的父權矛盾。發表於「家庭與工作:變遷現象與多元想像」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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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移民下的女性角色……當女性成為新思想的引進者

7/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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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怡潔(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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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馬英九近日至多明尼加參訪國會的照片,最右為參議院議長黎莎朵(Cristina Lizardo Mézquita)(圖片來源:中央社)
图片多明尼加和美國的相對位置
  多明尼加是位於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小國家,命運多舛,歷經西班牙人兩百多年的殖民,又曾被美軍占領及海地統治,好不容易爭取到獨立,政權又常被軍事強人掌控,社會風氣始終難以落實法治。自1960年以來,數以萬計的多明尼加人移民海外,因為歷史及地緣上的關係,美國成為多國人移民的首選。到了1997年,有近十分之一來自多明尼加的人住在美國,數量只稍遜於墨西哥等鄰國。這些人中,有 24% 的人出生於美國。

  早先的移民主要是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尋求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也試圖改善經濟條件,很多人借道波多黎各試圖進入美國。過去三十多年來,多明尼加移民熱潮不減反增,此和美國需要大量便宜勞力的經濟政策亦有關。大約有超過九成的多國移民是合法入境,但為了賺錢,有時反而非法移民會更容易找到工作,因為如此雇主就不需要替他們支付保險費用。在這過程中,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體會到不同以住的跨國生活經驗,但相較於男性,女性的轉變更加明顯,因為女性通常是家中的照顧者,長輩和孩子都必須想辦法安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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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2美國的多明尼加移民人口數(圖片來源:MPI)
图片1994年,一位名叫Ramona的多明尼加移民,在街道旁賣起自己民族的特色食物,可以看出移民女性試圖改變以往守在家中的生活方式,也試著走出來靠自己手藝掙錢(圖片來源: Transnational Changing Gender Roles)
前進美國,家鄉前進

  多明尼加是農業國,大多數人以第一級產業維生。在移民風吹起後,原本家中務農的家庭,因為先生到外地工作,留下家鄉的農田給妻子看守,但妻子無力耕作,必須聘僱其他人幫忙,然而妻子通常沒有這樣的權限可以作決定,導致農作收成量大減 [1]。在人類學者Nancie L. Gonzalez在40年前的訪談中 [2],移民內部呈現出明顯的重男輕女現象,當女性個案到美國工作時,會把自己工作的錢匯回給家鄉父母,而母親會把錢分給自己的兒子,用得理所當然。此和台灣早期經濟起飛時,很多女性沒法讀到太高學歷,十多歲就到外地工廠工作,每個月必須寄錢回家的情況頗為相似。

  美國於70年代廣設加工出口區,多明尼加也相繼設置。雖然工資一開始不如男性,選擇的工作項目也較少,但多國女性仍對有工作一事抱持滿意。「女人所賺的已夠買滿不只一桌的食物(What a woman earns now is enough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and more)」,已成為一句當地人流傳的話,可見女性在經濟地位上的改變。



  此外,男性通常會把海外工作當成暫時性的,因為他渴望能早點回國,重獲傳統上的性別特權,而女性則希望能延後回國,因為不想失去工作以及新得到的自由。女性的經濟能力提升,對於其在家中的地位,以及做決策的權力也會有所改變,大致來看,是一種正面的發展。

  家庭賦予女性極大的責任義務,傳統上女性要負責做家中所有的家事,也要養家庭和小孩,有的女性在孩子小的時候離開工作,幾年後回來,發現孩子已不認識她,在情感上會有更多的不捨和拉扯。根據一位移民到美國的多明尼加女性觀察,她認為美國家庭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家庭更強調個人主義,較少彼此擁抱、接觸。多明尼加的家庭成員不只是父母和孩子,還會擴大到姑姑、阿姨、祖母、養母等,以女人為中心的鏈結,幫助她們克服生活中的種種難關。「家庭空間(homespace)」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可能還包含學校和社區 [3]。
而在盛行個人主義的美國,多明尼加家庭則也鼓勵女孩要受教育,教導經濟來源全部依賴先生是不可靠的事。男女平權的觀念明顯受到美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相較之下,目前仍然有許多加勒比海地區國家,對於女性仍有著支配及附屬地位的想法,多國因移民者多,對於傳統的男女不平等地位也能以較開放的想法檢視。


流動而轉動的多明尼加

  多國的移民流動,反映了全球化資本對國家勞動力產生的推拉力量,女性是其中一個決定性的行動者,必須不斷和其性別化的策略協商。若是最後返回多國生活,其所接收到的新想法和觀念,也將對家庭和孩子一生發展有重要影響。多國移民的女性對於自己的認同是跨國的,需要學習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習慣,即便是不會英文,但也要懂得打工、做生意,等到第二代出生後,學習當地語言、受教育,和移民國家的關係便越來越深,即使有想回國的念頭,也較不容易實現。


  多國近幾年極力發展觀光業,帶來不錯的收入,多國產的咖啡和雪茄也是世界知名,經濟方面頗有進展,是加勒比海中美洲一帶國家中,經濟發展近年來最為突出者。多明尼加人移民到國外後,對本國的連結仍然會持續,並且常將錢匯回本國,匯款的金額總額每年有向上上升的趨勢,男性和女性差不多相同,表示女性的賺錢能力和男性有並駕齊驅之勢。女性角色的改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都可時時介入,在父權至上的時代,多國女性若能抓住時代脈動,爭取機會,從全球化潮流下的被動者,成為全球化的主動參與者。目前多國國內已有女權運動的發展,未來的發展令人期待。

參考資料

  1. Sherri Grasmuck & Patricia R. Pessar. (1991) Between two islands :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Nancie L. Gonzalez (1976) Multiple migratory experiences of Dominican women.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49(1):36-44. 
  3. Nancy López (2004) Transnational Changing Gender Roles: Second-Generation Dominicans in New York City, In Dominican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Ernesto Sagás and Sintia E. Molina eds).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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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當地理研究生遇上G Star的Asia Pop

2/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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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彥甫(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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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G Star店內一景(圖片來源/亞洲同志旅遊網 )
這和地理有什麼關係?

  在2012年退伍剛回來地理系念碩士班的時候,我為了要尋找與音樂相關又要與我切身相關的研究題目,便隨同友人前往同志夜店去看看。去的這家夜店叫G Star,它開幕於2009年,原店址在台北市松江路上,後搬遷至現今的龍江路上。在短短幾年營業期間,G Star已成為台北、台灣乃至於東亞地區相當知名的同志夜店。


  我抵達G Star後便隨同友人往地下室走去,經幾個櫃台票員看過身份證、確認年滿18歲並向他們購票之後,我又再往下走到一扇大門前。我推開大門,瞬間襲來的是熱鬧的電子舞曲音樂。隨音樂映入眼簾的是一抹有著炫麗燈光點綴的夜晚、幾個隨機播放著男同志們喜愛的流行天后如碧昂絲‧吉賽兒‧諾利斯 (Beyoncé Gisselle Knowles)、凱莉‧米洛(Kylie Ann Minogue)、凱蒂‧佩芮(Katy Perry)、女神卡卡(Lady Gaga)等人的音樂錄影帶(music video,以下簡稱MV) 的電視螢幕,以及它的環型雙層樓的空間設計(圖1)。空間的正中央設有舞池與舞台,舞台正上方掛有幾顆閃耀的五芒星,而DJ台則位處正對舞台的二樓。幾張沙發與桌椅則環繞著舞池排列。由於店內燈光大多聚光於舞池區,因此座位區顯得相對昏暗,不過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


图片照片1、G Star的Asia Pop實況(作者攝於2012年秋天)
  到了凌晨00:30左右,正值店家推出Happy Hour所有飲品買一送一的時間。這時的我已經幾瓶啤酒下肚。正在這開始微醺的時刻,我突然發現舞池早已擠滿了人。夜店客們隨著音樂搖擺、舞動,沉浸於歡愉氛圍之中。到了1:00左右,店裡的音樂突然變得不太一樣,從先前西洋流行天后的舞曲音樂,轉變成韓國女子舞團與台灣女歌手的音樂作品,直到2:30。G Star稱這段時間為Asia Pop。每當店裡開始播亞洲舞曲的時候,便會有夜店客站上舞台模仿MV中的女星們的動作,摸胸、扭腰、擺臀,像她們那樣跳舞。夜店客們稱這樣的舞叫MV舞,或者排舞。Asia Pop令第一次到G Star的我感到相當驚奇,因為台上的夜店客們個個對舞步相當熟稔,且彼此動作整齊劃一、默契十足,他們一同跳舞的景象好似一部MV完整上演,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跟著DJ切換歌曲的時機來轉換舞步[1]。上一秒還是少女時代[2],下一秒已經是T-ara[3]。令人不禁好奇:「他們怎麼都會跳?是同一團的嗎?是練習過才來的嗎?」而台下舞池中乃至在二樓圍欄邊的夜店客們也跟著他們一起跳舞並且應聲歌唱。Asia Pop炒熱了整個G Star的氣氛,台上台下融成一片,彷彿是這不眠夜的最高潮(照片1)。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沉浸在Asia Pop的熱鬧氛圍中。這天,我注意到新認識的朋友Leo似乎對Asia Pop沒什麼興趣。我藉關心之意詢問他為何不一起跳舞同樂,他語氣略帶不屑地回應我說:「因為Asia Pop是C妹的音樂,我才不跳。」音樂的行為,諸如表演、聆聽、舞蹈、思考以及談論音樂等,是納入身份於其中而具有社會意義(Stokes, 1994: 5)。所謂的C妹,是同志圈裡對娘娘腔男同志的別稱。由於Asia Pop基本上是一個女舞文化,因此上台模仿女星跳舞的夜店客們便被認為是踰越了社會約定俗成的男人應有男人樣子的性別規範的C妹,進而標籤化了Asia Pop的性別身份(gender)意義。Leo即以Asia Pop是C妹的音樂為由,解釋他為何不願融入Asia Pop,並透過冷眼旁觀拒絕參與的身體行動,與Asia Pop劃清界線。Leo此舉不僅意在突顯其非C妹一族,亦視C妹為他者。

  事實上,Leo並非特例,因為許多夜店客也曾向我提及類似批評,不過這些批評常常同時觸及與性相關的評價,例如認為C妹令人倒陽。有些愛跳MV舞的夜店客自然也意識到這一點,而刻意迴避在夜店這樣交際找伴意圖明顯的休閒空間中貿然上台跳舞,或調整其舞步(例如故意掉拍讓自己看起來有些笨拙)來讓自己的舞姿看起來不會太娘。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避免自己被當成C妹進而讓自己變成情慾市場上的滯銷品。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某些夜店客的眼中,C妹之所以是不可慾望的(undesirable),其實是性別(gender)與性(sex)的評價共同交織的結果。這種認為性別與性的討論是緊密相連的觀點叫性/別[4](sexualities)。不過,這也只是部份夜店客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夜店客相當喜愛Asia Pop,甚至連一些因為不喜C妹而批評Asia Pop的夜店客也盡情融入其中。如果我們把Asia Pop放在台灣男同志與娘娘腔相糾纏的文化歷史中來看,這個音樂節目同時存在著往不同認同方向拉扯而去的張力。從這個角度來說,Asia Pop是一個相當矛盾且複雜的男同志展演娘娘腔的音樂文化。那麼,夜店客們展演Asia Pop的經驗如何構成其對自身同志身份的自我理解? Asia Pop所具有的C妹符碼如何影響他們的舞步?Asia Pop對他們自身性/別身份的建構的影響是什麼?

  經過與Leo相遇的那個晚上以及後來幾次前往G Star做的初步田野調查之後,我總算有了比較明確的問題意識,並把它定位為性/別研究。由於我採用的研究方法是音樂民族誌,因此我必須在這個文化裡找到具代表性的報導人,並參與他們的生活,跟他們泡夜店然後看他們跳舞、和他們跳舞,甚至向他們學舞。其中一位報導人叫哆啦(圖2),是我最主要的報導人阿蛋引介認識的。哆啦大有來頭,他曾是前幾年台灣最瘋韓流的時候趁勢而起的「彩虹時代」團員之一。哆啦與我相識已有一段時間,在最近一年中也有過幾次訪談,但直到最近一次見面,他仍舊向我問起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曾問過的問題:「你到底是念什麼的啊?」事實上,不只哆啦這樣,其他報導人也常常問我類似的問題,例如:「gay在夜店跳MV舞和地理有什麼關係?」當我碰到這類問題的時候,我知道他們心裡應該是在想說我如果是念社會學的研究生的話還比較說得過去。我無數次猜想他們內心小劇場的台詞可能是:「嗯?地理學?地理學不是要研究山山水水還有哪個地方有什麼東西嗎?除了你是個gay之外,我想不到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對於這些常常充斥在我耳朵裡嗡嗡叫的疑問,我任憑它們埋沒在當下嘈雜的音樂聲響中,畢竟在夜店這個要放鬆玩樂的場合裡不適合上地理課,而我想他們可能也只是不知道要和我說什麼便隨口問起了這個問題,並沒有要大聊特聊的意思,而且更重要的是,滿口滔滔何謂地理的研究生可是有被他們當成怪咖的風險,所以我便搪塞了一個煞有其事的簡單回應:「因為夜店是個空間,而地理就是一門處理空間的學問,所以我才會在這裡呀!
」當我說出這句話之後,朋友們通常會很配合地表現出恍然大悟的樣子,然後有默契地當我們沒討論過這個問題。雖然我的回答就飲酒作樂的場合來說蠻得體的,不過卻留下了不小的後遺症,那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的研究到底和地理有什麼關係。這讓我覺得,我好像不是一個盡責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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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哆啦曾是「彩虹時代」一員,現專職從事舞蹈教學與表演工作(圖片來源/康熙來了 2010-07-05 彩虹時代上全台另類舞蹈大集合)
  其實,我心裡很清楚,我給他們的答案是典型的「空間作為一種承載事物的容器」觀點。我這麼做是因為這種觀點很好理解,因為如果沒有空間,那我們就不可能存在,但它卻沒辦法說明空間究竟與人們的文化活動乃至身份認同之間的關聯性究竟為何,以至於實際的我在他們生活中的面目相當模糊:他們知道我在研究他們,可能還知道我研究的是他們的跳舞經驗,不過卻沒辦法確切瞭解這到底和地理有什麼關係。

我的分析視角:酷兒地理學

  夜店客們跳Asia Pop究竟與地理何干?事實上,大有關係。我們之所以沒辦法把地理學和性/別文化連想在一起,主要原因在於台灣地理學界對於性別(gender)與性/別(sexualities)議題相對不重視,以及台灣社會一般所理解的地理學著眼於對地方的認識。如果我們從地理學發展的歷史中來看,其實這個學科對性/別研究的關注至少可以說是從90年代就開始了。在80年代初期,地理學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發展,開始有一群地理學者探討性別議題,力圖揭露空間中隱藏的性別不平等關係。到了90年代,有些學者甚至對地理學以男性為中心的知識生產狀況提出深刻的批評,例如Gillian Rose在1993年發表的《女性主義與地理學:地理學知識的侷限》(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於此同時,地理學受到剛開始發展的酷兒理論的影響,例如Judith Butler(1990)在其《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一書中提出的性別操演理論,地理學也逐步發展出以性/別為分析觀點的次領域「酷兒地理學」(queer geography),旨在檢視空間如何形塑異性戀、同性戀與雙性戀等不同性/別身份之間的權力關係等。

  剛剛說的性別和性/別是兩個相當不同的分析概念。基本上,前者認為人的性別是根據既有身體的生理性而建構出來的社會產物,後者則指出,若按前者的邏輯來看,那麼人的性別只會有(異性戀的)兩性,但如此一來便無法看見更多性別樣態,因此其認為連人的生理性本身也是被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說其認為性別其實是更廣泛的性的建構的一部份。如此一來,我們對性別認同的認識便不會只有異性戀的兩性而已。這一點從英文來看會比較清楚。生理性可寫作sex,而這邊說的性的建構指的是sexualities。由於它的字根ality有「性質」的意思,再加上其複數形式,充分地說明了性本身具有多樣的性質。換句話說,我們所認識的性其實存在多種可能,不只是異性戀,還有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等,而對於這些XX戀的認識則必須在一地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理解。兩者差異的關鍵在於各自對身體具有的生理性徵的不同理解。在相當程度上,前者認為身體的性徵是與生俱來的本質物,但後者則認為身體的性徵本身是社會性的,是透過體現的社會實踐(embodied social practice)所構成的建構物。從這個差異中,我們也可以理解,酷兒地理學所說的「酷兒」,不只是指涉對性少數如LGBT的關懷,更是一種對任何被視為具有本質的性提出質疑的思考視角。

  酷兒地理學對性/別研究的貢獻在於,其指出地理在形塑性/別的權力關係上佔有重要地位。Johnston和Longhurst於2010年在《空間、地方與性:性/別的地理學》(Space, place, and sex: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一書引文中指出:「地方與性/別是相互建構的。性/別對於人們的生活以及與空間互動的方式有很深刻的影響。而空間與地方也會影響人們的性/別 (p. 3) 。」舉凡從旅館、公園、健身房、百貨公司、紅燈區、夜店、酒吧、海灘乃至於我們的日常居家等,這些地方都涉及了性的建構。例如,有些住宅區相當排斥娼妓文化,便透過行動將娼妓驅逐至到居家空間之外。在這個驅逐的過程中,空間便成為形塑一種好的異性戀性和壞的異性戀性的重要手段。不僅如此,這個過程也說明了一般在性少數研究中被預設為單一且具壓迫性的異性戀性其實也存在著異質性(Hubbard, 2008: 646)。

  那麼,我們又要如何從酷兒地理學的觀點來理解G Star的Asia Pop及該性化的空間對參與其中的夜店客們的性/別身份所造成的影響?由於Asia Pop被認知為C妹的音樂文化,因此G Star這間夜店便被視為一間「妹妹店」。這樣的認知使得某些常常出入G Star的夜店客,在台北地區中以同志消費空間為基礎所劃分的社群中,被歸類為G Star幫。在我的田野調查中,有些夜店客提及G Star幫和東區幫的分類。所謂的G Star幫,指的是常常出沒在G Star以及西門紅樓的男同志,而東區幫則是指常到Abrazo以及Park等酒吧消費的男同志。這種分類的依據其實是出入空間的格調與客群類型的差異。對他們來說,東區幫比G Star幫還要高級、有格調。在他們平常的玩笑話中,如果有人被歸類為G Star幫的,便意謂著其在同志身份的類型上是屬於比較低劣的款式。有趣的是,就實際的地理位置而言,G Star其實位於東區,但因為受到其音樂文化及連帶的C妹性/別符碼的影響所致,該店便被劃分在地理的東區之外,並同時具有對出入其中的夜店客們賦予不同價值位階的作用,進而成為這些夜店客們性/別身份的一部分。從這個地方與性/別身份相互建構的觀點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空間文化生產出具異質性且有不同價值位階意義的同性戀性。

  關於「低劣款式」的特徵值得多做描述和說明,但行文至此我也已經清楚交代我試圖說明的地理與性/別身份相互建構的觀點。值得在此特別說明的是,從這篇文章一開始到現在,我花了比較多的篇幅敘述C妹在性階序上的貶抑處境,但實際上在Asia Pop這個音樂文化中所呈現出來的認同狀態,遠比上述所說的複雜得多。例如,過去台灣男同志有一段被認為是娘娘腔的文化歷史,娘娘腔早已在歷史的過程中成為男同志身份認同的一部份,但由於娘娘腔具有負面意涵,因此許多男同志對娘娘腔認同的態度便顯得相當曖昧。這一點可以從夜店客們展演謝金燕〈姐姐〉這首歌的經驗中看到。當歌曲來到「叫我姐姐」這句歌詞時,許多夜店客會很開心地跟著一起大唱「叫我姐姐」,但這並非意謂他們說他們都是姐姐,而是與男同志過去被視為娘娘腔的歷史相呼應(進而生愉悅),並透過唱跳以融入現場氛圍的認同行動。顯然的,他們的這種認同並非真的自認為姐姐。更何況所謂姐姐這樣具有霸氣的身份與C妹這樣被認為嬌弱的形象,她們背後所指涉的女性形象差異所可能導致的不同的認同效果,也是必須要注意到的。

小結:地理之意義

  礙於篇幅限制,否則我應再交代地理學中究竟有何理論工具可用來說明舞曲音樂與性/別身份建構之間的關係。不過寫到這裡,我想我也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地理與性/別研究的關係,及其視角對相關議題的貢獻,尤其是地理對性/別身份的形成過程佔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地理學之所以對Asia Pop的研究有意義,或者說某個研究何以能夠算是地理研究的這個問題,其重點並不在於該研究處理的究竟是不是一個地理議題,畢竟所有的議題都可以是地理議題,像是G Star的Asia Pop。真正的重點在於地理學如何作為一種有用的分析觀點,幫助我們把一個現象以及做田野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給闡述清楚。正是在這一點上,地理學才是有意義的。也因為如此,我在G Star裡做田野研究Asia Pop也才是有意義的。
後記:礙於篇幅限制,有些理應再多做說明的部份沒辦法多說。為了補足這個限制,我另寫一篇與本文題旨相同但在概念闡述上比較複雜的文章,發表在我個人的部落格《文化與地理的關鍵性交會》上。對地理學的概念如酷兒地理學、音樂展演以及非再現理論等有興趣的讀者,可前往瀏覽。
註解

[1] 關於Asia Pop的現場狀況,可以點擊以下連結觀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e6jkuUANNc

[2] 少女時代(Girls’ Generation)是韓國SM娛樂有限公司於2007年推出的女子團體。少女時代可以說是韓流音樂的指標性團體。其多首作品均在G Star受到歡迎,例如〈Gee〉、〈The Boys〉以及〈Sexy Love〉等,已具有相當的歷史地位。

[3] T-ara是韓國Core Contents Media旗下的女子團體,成立於2009年。該團於2011年推出的作品《John Travolta Wannabe》中的〈Roly-Poly〉在G Star裡廣受歡迎。後來在2014年底與中國的筷子兄弟搭配推出韓文版的〈小蘋果〉,也在G Star裡颳起唱跳旋風。

[4] 我在這裡採用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對sexualities的命名。對於這個命名的解釋,可參考該研究室的簡介http://sex.ncu.edu.tw/history/index.html

參考資料
  1.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 Hubbard, P. (2008). Here, there, everywhere: the ubiquitous geographies of heteronoemativity. Geography Compass, 2/3, 640-658.
  3. Johnston, L. and Longhurst, R. (2010). Space, place, and sex: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4.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5. Stokes, M. (1994). Introduction: ethnicity, identity and music. In M. Stokes (Ed.), Ethnicity, identity and music: 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pp. 1-27). Oxford: BERG.
  6. Michael Scott Robinson(2012.2.10)。G*star Taipei Gay Club Choreographed Dancing。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e6jkuUANNc(瀏覽日期:2015.2.20)
  7. Piopi(2010.7.6)。康熙來了 2010-07-05 彩虹時代上全台另類舞蹈大集合。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2Q5iki4gM(瀏覽日期:201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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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里西斯】透過領導能力課程培力女企業家

3/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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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姿儀(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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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模里西斯婦女,模里西斯2012年引進了保障女性政治人物名額的法案(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National Women Entrepreneur Council (NWEC)、Women in Networking (WIN) 以及 Soroptimist Ipsae這三個組織,合辦了為期八天的密集女企業家領導力課程,NWEC中有25名女企業家受邀參加此次的活動。 

  此活動舉辦的目的在於培養婦女發展成為女企業家的領導才能、思想培養、相關背景知識及技術等。此活動從2008年8月開始執行,而後受到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模里西斯及澳洲高級專員公署(UNDP Mauritius and the 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的支持。企圖達到WIN的首要目標,每年提拔出30名在各領域中發揮決策影響力的女性領袖,而十年後便可培養出300名具有才幹的女企業家。本計畫的參與人員是透過潛力評估,由NWEC的會員中所挑選出來的,而截至2012年12月,已有215名婦女從這個計畫中畢業。 

  根據模里西斯的性平與兒發暨家福部長表示,這樣的培訓目的在於使女性企業家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培養其商業方面的智慧,打造優質文化,鼓勵企業創新以及增強營銷和公關能力的有效途徑。政府透過推動培訓、宣傳活動、工作坊及相關研討會,鼓勵女性創業,期望可以達到落實創業領域中性別平等的目標。

  就經濟的角度而言,男女階級地位落差的問題,涉及兩個人類活動領域:勞動市場及家庭(Crompton,2006)。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工業為主的福特式生產體制下,體力、技術與資金等是最主要的工作條件,提供成年男性充分就業機會,使其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而,這些多半都是女性較為不利之處。在家庭這個場域中,就傳統角度而言,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這形成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的障礙,閒置了女性的人力資源,也浪費了過去在女性身上所投注的教育及訓練資源,由於缺乏收入來源而成為經濟上的依賴方。在這樣的情況下,而導致男女社經地位上的階級之別。 

  然而,模里西斯政府不僅鼓勵女性就業,還透過一系列能力培養的課程,提高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創業能力,其原因在於認為女性的創業將會對國家經濟增長與繁榮產生實際影響。由於鼓勵女性創業不僅可以發揮女性對於職業的積極性與創造力,也可以藉此減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的組織成本(企業維持內部各組織正常運作的成本)、增加市場的就業機會,促使整體經濟活動熱絡化。因此既可達成性別平等的落實,還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可謂是一舉兩得。 

  研究指出,性別差異將導致創業動機、企業家領導風格、創業時行業的選擇、創業規模,以及融資渠道方面產生影響。女性在創業的動機上是較為被動的,多半是受到現況的「推力」而投入創業的行列。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世界各地女性創業的人數與比例也逐漸提高。根據2005年全球創業觀察(GEM)的女性創業報告顯示,女性創業者在全球從事創業活動人口中占三分之一的比例。然而,女性創業除了需要承擔與男性創業一樣的壓力,還會面臨性別差異所造成的困擾,例如:社會關係網絡較小、資金籌措不易、技能訓練不足,以及家庭與工作之間角色扮演的衝突等。

參考資料: 

1. Crompton, R. 2006. Employment and the Family: The Reconfigura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李嘉、張驍、楊忠 2009。性別差異對創業的影響研究文獻綜述。科技進步與對策。26(24):190-194。


關於【模里西斯】(Mauritius)

模里西斯在非洲第一大島馬達加斯加以東。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奪取了模里西斯的統治權,統治直到1968年模里西斯獨立為止。獨立後的模里西斯以議會共和制立國,是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非洲聯盟、法語圈國際組織、英聯邦等國際組織成員。

模里西斯沒有原住民,現在的人口由多樣種族組成:印度裔、非洲裔、華裔以及法裔。模里西斯的主要語言是模里西斯克里奧爾語(Creole)、法語和英語。英語是法定官方語言,但流通的主要是模里西斯克里奧爾語和法語。報紙和電視節目也主要使用法語。此外,亞洲語言也在亞裔人群中通行。模里西斯島曾經是世界上僅有的渡渡鳥棲息地,但在歐洲殖民者來到模里西斯後不到80年,就因為殖民者的捕獵而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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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第一家第三性老人之家開張

3/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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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鳳琳(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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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第三性人權鬥士尤莉媽咪(左)創立印尼第一座第三性老人之家(圖片來源: 中央社)
  印尼第一位取得法律學士的第三性人士 Mami Yuli 在 2012 年底成立一個照顧 waria的機構,waria 是印尼語,結合了女人(wanita)和男人(pria),用來指稱第三性,無論有無進行變性手術或注射荷爾蒙,只要生理性別是男性,但心理認同為女性,都可以叫做 waria。這個機構目標包括促進印尼第三性的社會處境,以及供第三性作為庇護中心,該處透過社區組織和集體生活來塑造第三性安全的生活環境,靠第三性人士們工作來維持運作,同時印尼政府也給予協助。 

  Mami Yuli 指出許多NGO把焦點放在關懷年幼的第三性,卻忽略第三性老人的需求。年幼與年邁的弱勢族群照護失衡,也是全球對邊緣團體照護工作的普見問題。印尼的精確第三性人口數未知,粗估在35,000至3,000,000人之間,他們許多都無法取得醫療或其他基本需求,並在所處的社區中有很高的風險面臨貧窮、性侵害、強暴、邊緣化等。
 
  這座庇護中心位在雅加達近郊德博縣(Depok)利莫(Limo)區,有十五位年過五十的 waria 共同生活,她們靠製作蛋糕販售給鄰居們,以及 Mami Yuli 的理髮工作,與在不同活動擔任發言人來維持經濟收入。她們每周都會探訪寡婦並贈送速食麵,並邀請不同信仰的年輕人參與每月的討論會。此外,她們也會在聖誕節及開齋節派發食品,有時會邀請社區領袖一起探討毒品及愛滋病問題。

 
  在印尼,性別少數出櫃代表著將面對家庭內部壓力、社會壓力等,這些包含了情感層面的認同問題,被逐出家門或因為經濟支援中斷而無法求學的案例屢見不鮮;也包括言語及肢體上的暴力,遭受軍官、醫生歧視甚至毆打等。以 waria 為例,許多人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是淪落以乞討維生,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醫療資源取得不易、社會資源短缺、缺乏認同等。 


  印尼雖然沒有國教,但政府規定一定要信仰宗教(潘查希拉,印度尼西亞建國五項基本原則,第一條),雖然憲法規定宗教自由,但政府僅承認六種宗教:伊斯蘭教、新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及儒教,其中以伊斯蘭教佔 81% 為大宗,基度教 9% 位居其次。以 Mami Yuli 的經歷為例,她因為生長在虔誠的天主教家庭,性傾向不被父母接受,自從被揭露變性後家中便斷絕往來。 


  在宗教與生活緊密結合的社會文化下,在印尼LGBT族群要提高社會的接受程度面對相當的困難,與宗教教義的直接衝突為最大的阻礙。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從實質層面著手改善性別少數族群的社會處境為迫切需求,一如成立庇護中心的實質做為,除了改善變性女人們所面臨的生活困境,也能進一步在鄰里中曝光、互動,相較於直接衝撞宗教,建立在日常中的影響能更有效地促進LGBT人權。



參考資料:

 
1. UCA News (2013/12/19). Catholic transgender ex-prostitute tackles intolerance. http://www.ucanews.com/news/catholic-transgender-ex-prostitute-tackles-intolerance/69904 (retrieved on 2014/02/23) 


2. 苦勞網 2013。印尼尤莉媽咪 帶變性人建家園。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3523 (擷取日期:2014/02/23) 


3. 苦勞網 2013。印尼變性之家 老小姐溫暖角落。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3524 (擷取日期:2014/02/23) 


4. 維基百科 2014。印度尼西亞。http://zh.wikipedia.org/wiki/印度尼西亚#.E5.AE.97.E6.95.99 (擷取日期:2014/02/23) 


關於【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台灣有為數不少的印尼籍看護,但有關印尼的事務卻鮮少人知,印度尼西亞為總統制共和國,採行單一制,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亦為東南亞國家協會創立國之一、G20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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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過度性化:魁北克女權部長反對迷你小姐比賽

3/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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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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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小姐比賽的參賽「佳麗」皆為未成年的少女(圖片來源:A Fashionable Mind)
  魁北克的拉瓦勒(Laval)地區即將舉辦「迷你小姐比賽」,魁北克的女權部長 Agnes Maltais 對於這樣的比賽公開表示反對。Agnes Maltais 指出原先自己並沒有公開反對是因為政府無法介入家庭領域去管理親職活動,但現在由於魁北克將舉辦一場論壇討論「過度性化」,她樂見這樣可以讓魁北克面對「迷你小姐」比賽的機會,也認為迷你小姐中女童模仿芭比形象的裝扮,將女人形象加以簡化了。Agnes Maltais也回想起過去拉瓦勒地區有五萬人連署反對舉辦迷你小姐比賽的請願書,她認為迷你小姐是朝向男女平等的重要議題,值得魁北克人民一同面對。而這場論壇也會有反對兒童性交易的組織,與相關教職人員參與發表演說,於 2 月 28 日舉行。 

  迷你小姐比賽(mini-miss)有25年歷史,是法國所發跡一種給女童的選美比賽,其創始人Michel Le Parmentier表示「孩子們參加比賽並不是為了贏得獎品,她們穿著長長的公主裙,也沒有化妝。」也就是說,Michel認為這是項讓孩子們開心並激發她們自信心的活動,一切都是為了孩子。曾在台灣上映過的美國電影《小太陽的願望》(Little Miss Sunshine)便是描述加州一名女孩一心想從「四眼田雞」變身成為電視上的「加州陽光小姐」,全家人陪伴其參加比賽的歷程,乃至於爺爺過世,小女孩以爺爺教其的脫衣舞上臺表演,被評審和觀眾抗議下臺後,全家人上臺陪她一起跳脫衣舞以對抗被趕下臺。這部電影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在反諷這項來自法國的選美傳統,透過脫衣舞的方式來譏諷迷你小姐中的芭比形象,以及彰顯「過度性化」的問題,電影中的少女們各個看起來扭曲於奇裝異服中。 

  美國心理協會(APA)指出當代環境中,未成年少女被鼓勵變得性感,雖然她們並不十分了解這樣的舉動代表了擁有性慾,也不知曉如何在親密關係中權衡享樂與風險,APA認為這樣的現象即為「過度性化」(hypersexualization)[1]。「迷你小姐比賽」由於其目的在讓「女孩」看起來像個「女人」,模仿芭比娃娃中的女性形象,將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雖然和性欲扯不上太大的關係,但是就Agnes Maltais的話來說,迷你小姐比賽是窄化了女性形象,讓還在發展中的女孩往單一的身體形象邁進,「過度性化」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束縛女性身心多元發展的可能性,而這樣的芭比形象,正是社會所期許或父權所認可的女性身體,重重的蕾絲阻礙和端莊的舉止正是父權社會所樂見到的被管束的女體,無礙父權內部競爭的被規訓的女體。 

  而在這個時間點,代表魁北克官方的政治人物Agnes Maltais以女權部長的身分站出來公開反對迷你小姐比賽有什麼意義?難不成是要切斷與法國傳統的淵源?Agnes Maltais為魁北克黨員,魁北克黨為支持勞工運動出身的左派政黨,主張魁北克獨立,也通過了將法語列為官方語言的法律。Agnes Maltais本身則是LGBT人權的倡議者,迷你小姐的過度性化問題自然會是魁北克黨所認可的,但為何現在才公開反對此比賽則有跡可循。去年底,法國參議院才通過法案禁止「16歲以下女孩參加選美比賽」[2],認為不可以讓商業利益凌駕於孩子認識自己的權益,而今年2月魁北克就馬上派出女權部長公開反對迷你小姐比賽,似乎就是再次象徵了魁北克不忘自己與法國的臍帶連結。 


參考資料


1. YMCA (2013). Hypersexualiz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http://www.ywcavan.org/content/Hypersexualization_of_Women_and_Girls/1421 (retrieved on 2014/02/20) 

2. 中央社(2013/12/14)。無視禁止 法迷你小姐選美仍辦。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312140011-1.aspx (截取日期:2014/02/20)

 
關於【魁北克】(Quebec)

魁北克位於加拿大,爭取獨立已久,甚至成為不同於加拿大官方語英語的法語區,全區招牌皆以法語撰寫。魁北克有一句格言,「Je me souviens ,Que ne sous le lys /,Je crois sous la rose」意為「我牢記在心,我是在百合花下出生的,在玫瑰花下長大的。」百合花為法國國花,而玫瑰花則為英國國花,象徵著魁北克移民的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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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阿根廷探戈比賽歡迎同志伴侶參賽

3/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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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芃羽(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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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探戈舞比賽的同志伴侶(圖片來源:Huffpost Gay Voice)
  傳統上充滿異性戀主義及大男人主義的阿根廷探戈舞,在2013年8月首次由同性伴侶在探戈舞大賽中得到世界冠軍。Juan Pablo Ramirez 和 Daniel Arroyo兩位男子的成功演出,贏得了第十一屆探戈舞年度世界冠軍。在這次的比賽中,共有四對同性伴侶(包含三對男性和一對女性)參加,他們試圖在探戈舞世界裡開創一個新的舞蹈趨勢。 

  同性伴侶雖從未被正式明文禁止,但過去的比賽中他們從來沒有參與過。這次的現象發展是阿根廷對於性別問題越趨開放的另一個跡象,身為一個拉丁美洲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先驅,阿根廷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同性戀友好國家。「跳舞不分性別。」阿根廷的探戈舞傳統已經跳脫由男人領導,女人跟隨的舞蹈觀。


  阿根廷在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文化上對於性別議題在近30年來都具有相當大的突破與改革。1983年,阿根廷結束軍事獨裁統治,正式進入民主憲政時期,為當代同志運動奠下了發展的基礎。1990年代,阿根廷眾多社運團體開始蓬勃發展,女性運動在阿根廷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貢獻良多。1991年,阿根廷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以立法手段規範候選人性別比例(至少有30%為女性)的國家。法律上,自1887年起,阿根廷對於同性性行為一直是合法的,布宜諾艾利斯以及羅薩里奧兩城市也正式頒布立法,禁止歧視性取向的行為。2010年,阿根廷正式通過同性婚姻法案,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2012年,阿根廷通過全球第一個「性別自決」法律,不須經過司法或醫療手術,不管出生時性別為何,都可以自由在證件上登記自己屬意的性別,充分顯現出阿根廷對於多元性別的尊重。 

  傳統的探戈舞是異性戀中心及沙文主義的舞蹈。探戈中富含許多親密的肢體接觸動作,這種親密行為被定義為「三分鐘戀情」(three-minute love affair),男舞伴為領導者,女舞伴為跟隨者,兩者的性別角色是固定且差異性大的,不管是在眼神、憂鬱氣息、男子氣概和女性的肢體動作都是相當明顯且具特色的。傳統的探戈沉浸在大男人主義中,這是阿根廷對於性別上社會觀點的思考,男子是積極的參與者,而女子則是被動的角色。男性領導者不斷向前前進,女性跟隨者則是以完全信任的角度往後走。男子的角色是編舞者,創造整支舞蹈的結構,目的是讓女人顯得更為漂亮。 

  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法律規範等對於性別開放的議題,帶動了近年來酷兒探戈的出現。酷兒探戈的歷史可以追溯回二十一世紀初期,2001年世界第一個同性戀者舞會舉辦於德國。這項創舉也帶動了阿根廷在同年舉辦第一屆國際酷兒探戈節,往後每年舉辦一次,集結了世界各地的同性舞者,為探戈舞蹈注入了更多元性別實踐的可能性。 

  近年來酷兒探戈的出現,打破了探戈世界中僵化異性戀的性別角色。和同性一起跳舞漸漸被大眾接受,舞蹈中的領導者也不一定為男人或女人,甚至一男一女在跳探戈時,領導者和跟隨者也可能互換,探戈舞者將焦點從性慾的性別,透過性別角色的互換來提升自己的表現。酷兒探戈讓LGBT社群在跳舞時感到舒適,創造了不分性別的探戈舞蹈環境,傳統探戈的規則再也無法限制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酷兒探戈的教學,異性戀舞者可以學習扮演不同的角色來提升自己探戈的能力,跳脫出傳統舞蹈中性別角色的限制,象徵更為平等的性別關係。 

  阿根廷原是父權意識極重的天主教國家,但近年來在性別社會議題上進步神速,主要源自於社會大眾在看待性別議題上,不會一味跟隨著宗教的觀點,而是有自己一套看待性別的價值觀,透過法律、社會文化、休閒活動等方式實踐,跳脫出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讓多元性別實踐增添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1. Globalpost 2011. Same-sex marriage legal, Argentinians ready to fight for full equality.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regions/americas/argentina/111018/same-sex-marriage-legal-argentina-ready-fight-equali?page=0,1 (last accessed 21 February 2014). 

2. MailOnline 2013. The FIRST tango in Buenos Aires: World championships draw to a red hot close after same-sex couples make their debut in line-up.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405172/World-Championship-Tango-Buenos-Aires-sex-couples-make-debut-line-up.html (last accessed 21 February 2014). 

3. Los Angeles Times. In Buenos Aires, Tango Queer lets the dancers switch rol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3/oct/04/world/la-fg-argentina-tango-20131004 (last accessed 22 February 2014). 


關於【阿根廷】(Argentina)

阿根廷(Argentina)剛獨立時,有著和美國幾乎相同的發展潛力,礦產、水力、森林等自然資源豐富,但是後來的經濟形勢卻逐漸惡化,國內的貧富差距也逐漸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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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籲為電台女性喝采

3/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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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展兆慧(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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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納某家致力於提供農家關於氣候、農學知識的廣播電台(圖片來源:Farm Radio International)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廣播日時呼籲迦納應肯定女性媒體工作者,以及促進傳媒界的性別平權。因為UNESCO認為,提高婦女掌控媒體的權利,對於這個由廣播掌控的社會是有利的。
 
  廣播對於迦納的鄉村兒童或婦女是個表達意見的重要媒介,不只可以讓他們參與意見表達、甚至還能促進自己在社會上的權利。過去,UNESCO曾透過迦納教科文委員會提供社區電台各種科技或金錢援助;同時,UNESCO也在女性廣播計畫中提供女性記者獎金,以期減少廣播界的性別差距。 

  那麼何以廣播對於迦納婦女是傳播意見、接收資訊的重要媒介?事實上,廣播不只是在迦納具有一定影響力,對於整個非洲而言,廣播都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傳播媒介。由於非洲教育程度普遍低落,交通亦較不方便,再加上許多地區缺少電力,因此廣播的效果會比其他形式的傳播媒體更加有效率。 

  在迦納這個國家,雖然1960年代開始擴大基礎教育,但家長認為女童需協助家務或者農場中的工作,因此這個教育拓展的計畫並沒有良好成效。1984年迦納的全國人口普查顯示,男女在基礎教育的就學比例為11比9,但在大學教育的部分,女性比例下降至17%。整體而言,女性的教育程度依舊不高也不普遍。 

  然而,在近年來,廣播的幫助對於知識的共享具有顯著成效,更多婦女或是鄉村的居民,可以藉由聽廣播來蒐集更多的外界資訊。比起許多科技先進的國家,迦納在這方面仍有一定障礙,但在女性無法就學的情況下,廣播絕對是女性接受資訊的重要管道。 

  女性透過媒體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除了成為新聞記者、擁有一家自己的廣播公司之外,收聽廣播之餘的電台call in也會是一個重要的、傳達意見的管道。迦納雖然屬於中低收入國家(日收入1.25美元,2012年人類發展指數HDI為0.558),但行動通訊的普及率已達100%,這種通訊的普及率也有助於女性表達自己的意見。 

  聯合國在1995年首度提出「媒體與性別平等」的議題,顯示媒體對於促進性別平權是個重要的環節。其中除了針對女性在媒體工作中的弱勢之外,也特別關注媒體影像中弱勢族群的展現。若媒體的報導只著重於女性的外表,或者甚至是將負面報導與女性連結,都將使得女性更為弱勢。除了在2014年2月13日「世界廣播日」時,UNESCO所提出的呼籲之外,在去年的媒體與性別全球論壇中,UNESCO的總幹事Irina Georgieva Bokova也希望引起對於媒體中的性別平權的重視。 

  這些都顯示了,媒體之中的性別平權不只來自於在工作、權利、權力上的平等,報導對於一般人對於女性甚至是其他弱勢的想像,更會有顯著影響。女性的意見表達不僅僅是透過媒介表達自己的聲音,更是期望透過正確的資訊建立起受到尊重的地位。 



資料來源: 
1. Dina Liqaqa (2012). Radio in Africa. http://witspress.co.za/catalogue/radio-in-africa/ (檢索日期2014.2.23) 

2. Radio improves the livelihoods of rural women in Ghana.     http://genardis.apcwomen.org/en/node/133 (檢索日期2014.2.23) 


關於【迦納】(Ghana)

迦納(Ghana)是非洲西部的一個國家,發展程度以非洲來說只屬中等,但世界上有超過8%的可可豆來自這個國家。咖啡豆與可可豆常是殖民地時期大量栽培的農作物,這些殖民地目前可能已經獨立,但在銷售這些產品時卻仍會遭到剝削。近年來,迦納加入了公平貿易的巧克力公司,農民可以參與銷售策略的訂定,也能獲得一定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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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德斯坦】伊拉克庫德地區女性外生殖器閹割顯著下降

2/2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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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練聿修(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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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年紀的女孩在伊拉克庫德地區已經被迫接受割禮(圖片來源:GATAG)
  FGM(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意即女性外生殖器閹割,長久以來就是庫德人傳統習俗的一部分。根據Wadi組織調查,伊拉克庫德地區年紀超過25歲的婦女中,依據不同的年齡層有66~99%不等的女性曾遭閹割。然而各地區6至10歲的女童被閹割率已經大幅下降到50%以下;由於FGM通常是在女童4至8歲時進行,該組織認為伊拉克庫德地區的相關情況已經大幅改善。 

  在這次最新的調查中,行動者以口頭訪談取代醫療檢查。由於庫德地區政府已經禁止FGM,為提高調查準確率,Wadi在各地長期駐點,提供婦女援助、婦女教育以及相關訓練等服務,在調查的同時進行相關女權運動。 

  2011年,庫德地區議會通過相關法令,禁止各種針對婦女、兒童的傳統暴力行為。在這個情況下,2004年即開始被女權團體關注的FGM終於受到官方正視,而Wadi接下來的任務也轉為推動相關法令在鄉村地區的宣導。 

  女性外生殖器閹割,一般而言依其手術繁複、對女體的影響分為四種(WHO,1998)。以伊拉克庫德地區政府首都艾比爾來說,最常見的是第一型,也就是對女體影響相對最小的一型。FGM對女體的影響,過去的主要研究是針對在生理方面,而當代的論述則集中在人權、女權和兒童福利的部分,也為諸多消滅FGM計畫提供合理性。 

  儘管經常被誤解,然而FGM和庫德當地的伊斯蘭信仰實際上並沒有絕對關聯,除了中東各國外,許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基督信仰部族也有發現實行FGM的案例;而以伊拉克地區而言,FGM也僅多發生在庫德族群。根據估計,全球有超過一億的女性曾接受FGM相關手術;除了前述的亞非地區外,FGM也隨著戰亂導致的難民潮而向歐美地區散播。而女性難民的FGM現象被注意後,歐美國家即以醫療衛生、人權、女權等因素,制訂相關法律限制FGM的實行;2000年以後,限制FGM的相關規定也逐漸出現在各種國際人權、女權、兒福公約上。此外,亦有女性陰部回復手術等技術出現。以伊拉克庫德地區來說,約有40%的女性曾接受FGM手術,進行年齡以4至7歲為主,FGM實行同時被觀察到和母親是否接受FGM呈正相關,而父親的識字狀態亦有影響。同時,進行FGM手術最主要的理由是文化傳統和信仰。 

  若我們將FGM實行視為庫德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從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的角度觀察,可以發現其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而根據前文這樣的假設是無虞的。首先,庫德社會的再製明顯因美國介入中東而有劇烈變化。伊拉克庫德地區的FGM消滅計畫大約始於2004年前後,在當時有許多西方人權、女權組織進入本區。這和西方勢力大舉進入伊拉克庫德地區的時間點相符合,伊拉克庫德地區政府深受海珊政權影響,除了庫德人和海珊政權的武裝衝突外,庫德人內部也在1990年代衝突不斷。直到伊拉克戰爭後,做為美國重要盟友的庫德地區政府開始湧入大量西方資本—多半是為了石油—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價值。在這個情況下,西方文化的影響力逐漸在本區占有優勢,女權、婦女援助、婦女教育等西方脈絡下的產物在深植本區的同時,亦改變了本區的社會再製過程。其次則是女性在父權體制再製過程中的角色,透過調查FGM實行狀況,研究者們發現家庭中的年長女性往往主導了FGM的實行。這個觀察說明了不同性別都可能成為性別壓迫的幫兇,同時也是對當前相關工作者的一個警醒。




參考資料
1. The Kurdistan Tribune 2014。Significant decrease of FGM in Iraqi-Kurdistan – new survey data. http://kurdistantribune.com/2013/significant-decrease-of-fgm-iraqikurdistan-survey-data/ (擷取日期:2014.2.21) 

2. Burki, T. 2010. Reports focus o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n Iraqi Kurdistan. The Lancet 375(9717):754 

3. Toubia, N.F. and E. H. Sharief 2003.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have we made progr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 82(3):251-61 
關於【庫德斯坦】(Kurdistan)

國家地理雜誌總編輯Johns曾以「境內難民」(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來形容居住在橫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邊境、傳統上被稱之為庫德斯坦的破碎山地上的三千多萬庫德人。近代的庫德斯坦毋寧是個深受多種尺度作用力影響的地區,其政治意涵、地理位置、資源在不斷被重新定義的情況下,各種衝突與調適也不斷發生在這個地區;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庫德派系被納入伊拉克聯邦體制、土耳其試圖進入歐盟,庫德斯坦的獨立出現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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