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Medical

哥斯大黎加與愛滋病：醫療人權與廣納的健保制度

11/30/2015

文／曾泓華（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生）

哥斯大黎加的社會保險部（department of Social Insurance）的部徽（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傳染病一直以來都是全球化中備受重視的跨界治理問題，而愛滋病於近30年來的崛起，尤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

　　自從1984年，愛滋病在哥斯大黎加的第一個確診病例出現以來，哥斯大黎加的司法機關便持續改善愛滋病患的相關權利，其中很大部分來自於哥斯大黎加的愛滋病公民組織不停地爭取權利、健康保險以及反轉錄病毒治療。

　　此外，所有在哥斯大黎加的人，即使不是國民，也可以享有醫療服務，進而提高了哥斯大黎加的醫療水準，也讓很多非本國國民都前往哥斯大黎加接受醫療，且那些外國人也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歧視。整個哥斯大黎加社會對於愛滋病的輿論從原本排擠、歧視的態度，因為國內愛滋病人口增加引起媒體關注，轉變為要堅決控制住對社會造成威脅的愛滋病，讓政府努力積極教育國民愛滋病的相關知識。

　　二十年前，愛滋病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許多地方都籠罩在未知的恐懼下；但如今，相關療法大大改善了這些患者的壽命及生活品質，甚至估計在未來幾年，愛滋病療法有可能會讓病患得以完全治癒。哥斯大黎加的醫療健保系統被認為是世上最好的國家之一，在全球排名前二十名，政府每年花費大量經費在健保上，哥斯大黎加國民平均壽命為75歲，比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還要高；在哥斯大黎加，大概有1%的人口是愛滋病患，而其健康保險是拉丁美洲中唯一提供反轉錄病毒療法的系統。

　　1998年，該國通過了提供療法與治療愛滋病的法律，其他國家的愛滋病患也可以非常安心地進入哥斯大黎加進行治療，並不會有任何的限制和審查，更不會有法律上的任何問題。為了獲得哥斯大黎加的免費治療，必須註冊社會保險專案，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保障機構，完全不會有任何的排除條件，即使是一位非本國籍者，只要有專業技能，也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簽證，雇主會定期幫你繳保費，透過這個社會保險體系，就可享有一切關於愛滋病的療法、設施、藥物等。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醫療旅遊者來到哥斯大黎加享受高品質的醫療及低廉的健保優勢，如果有患者必須接受愛滋病治療，而又無法負擔美國的高費用，那麼哥斯大黎加可能是一個適合治療的地方。

　　目前的醫療資源分配有分兩種立場，一個就是否定醫療分配是人權，一種是肯定。肯定方強調提供窮人的醫療健保的效益遠高於成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同樣的疾病必須接受同等水平的治療，人類社會的功能就是要保護眾人的健康，健康才能創造人類的繁榮，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先決條件，擁有醫療的保護是同樣重要的權利。哥斯大黎加便明顯展示了公平分配是醫療資源分配的最佳倫理原則，讓每個人都盡可能活得有尊嚴，對他人和自己負責，好好保持健康，不濫用醫療資源。

校稿編輯：顧文傑、萬宗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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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醫療不平等：海地的愛滋病救助新可能

11/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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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佳穎（台灣大學政治系國關組學生）

PIH於海地米爾巴萊（Mirebalais）建造的醫院藍圖。（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海地的愛滋病發病率為1.8%，是加勒比海地區最高的。2013年估計傳染愛滋病的患者就有大約14萬人，15到49歲的年輕人主要是性行為接觸感染，而在海地有三成是一出生就有愛滋病的嬰兒，為母子傳染，0到17歲的愛滋孤兒就有近10萬，2013海地死於愛滋病者近6400人。

　　在國家尺度，哈佛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保羅．法門（Paul Farmer）發現愛滋病在海地的流行，反應了當地社會在族群、性別和社會階層上的不平等，導致愛滋病的發生多集中在婦女、兒童和社會弱勢族群的身上。

　　而國際尺度上，海地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低於貧窮線2美元的人口非常多，愛滋病的治療需要搭配多種藥物，像是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雖然不能使愛滋病痊癒，但能夠延長患者壽命，減少被其他病毒感染的機會，以及減少從患者傳染愛滋病毒到另一個體的可能性。此藥物需長期服用且無法痊癒，一般說來，治療早期一年需花費1,381美元，這對許多愛滋病患者來說是相當昂貴的，貧窮國家的青壯年人口有高比率的愛滋病，伴隨著政治不穩定，當然在經濟上更是無法有所增長，因此陷入貧困與疾病的泥淖。

　　1995年以來，有許多善心人士和非營利組織到海地幫忙，例如做為一名醫療人類學家，法門為解決愛滋病在海地分布不均等的情況，結合非政府組織、在海地設立醫院，專門醫治貧困的愛滋病患者，並提供這些人就業機會，協助醫院推動愛滋病的防治工作。此外，還設立基金會為海地募款，所募款項除用來推動愛滋病的防治和治療外，也用來改善貧窮者及孤兒的生活環境。

　　另外，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健康夥伴」（Parters in Health，PIH）在海地發展清潔水系統、修建學校、種植樹木，並提供醫療服務，1986年，第一個愛滋病患者在PIH診所被發現後不久，PIH便開始提供免費的愛滋病自願諮詢和檢測。1998年，PIH推出了在海地農村的愛滋病公平行動。他們提供免費的、全面的愛滋病治療，並且針對窮人，計畫結合了初級衛生保健、孕產婦保健服務、結核病診斷和治療、性傳播感染的診斷和治療，輔以愛滋病自願諮詢和檢測。這樣的做法更大程度上是基於人權，而不僅是基於支付能力，提供醫療保健和使用幹部報酬給社區衛生工作者，陪伴患者對抗這樣疾病，PIH在資源貧乏的海地農村推行ART治療，海地過去號稱全球愛滋病比率最高的地區，如今這個比例已經開始大幅度地降低，這樣的成功經驗在許多非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持續被複製中。

校稿編輯：顧文傑、萬宗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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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菸的滋味：馬拉威孩子的菸草童年

10/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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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祉吟（台灣大學護理系學生）

馬拉威孩子身陷於採集菸草的童年之中

　　馬拉威，位於非洲東南部的內陸國家，其人口約有80%住在農村地區。在經濟上高度仰賴農業，但農業的生產方式多以小耕農作為主，為了增加收入來源，農民傾向種植高經濟作物，故馬拉威的外匯來源以菸草為主，占了總收入的一半以上。過去大面積的菸草種植多集中在美國，但現今大約有75%的收穫卻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由於菸草公司在馬拉威享有低關稅、低規範及低廉勞工，使得馬拉威成為目前世界五大菸草生產國之一。但儘管這樣的「綠色黃金」帶來了顯著的外匯收入，但卻衍生另一隱憂──「菸草童工」。

　　馬拉威為世界低度發展國家，約有72%的人口生活於貧窮線之下（每日收入不到1美金），而該國的童工數約有150 萬人，為非洲之冠，其核心因素就是「貧窮」。許多父母要求子女從事勞作以維持生計。隨著煙草銷售所帶來的高經濟價值，許多兒童被迫因經濟需求與家人一同在菸草場工作，所以在菸草收穫的季節來臨時，可看到一大片蓊鬱的菸草田中充滿著這些年輕的身影，而他們的年齡通常僅有五歲。童工們的任務為清理土地、建設菸草乾燥棚、除草和採摘菸葉，然而，長時間暴露在高尼古丁濃度的環境中，對這群童工產生嚴重程度的健康危害，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研究顯示，菸草工人們進行剪切和捆綁菸葉時，每日經由皮膚吸收到的尼古丁量高達54 毫克，等同於50 支香煙的量，造成工人患有菸草萎黃病（Green Tobacco Sickness），即尼古丁中毒症狀，而出現嚴重的頭痛、腹部絞痛、肌肉無力、呼吸困難、腹瀉和嘔吐，嚴重甚至導致高血壓和心律不整，而尼古丁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神經系統更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嚴重損傷，長期暴露下會破壞大腦的結構和功能，而破壞認知和行為能力。

　　不僅健康受到威脅，許多童工也被迫放棄上學的機會而到田間來從事勞作，這也在無形中導致童工們終生陷入剝削、文盲、知識水準低和貧窮的惡性循環中。這群孩子多半在無知的情況下，冒著自己的健康、安全和未來，在這片「綠色黃金」中進行危險勞動，好得以賺錢來貼補家用，但實際上，他們平均工作12 小時，僅獲得大約0.17 美元的薪資。而能拿到薪水的童工們，還算是幸運的一群。國際兒童人權組織指出，有菸草農場主人當初承諾給予童工們良好的酬勞，但到了收成拍賣結束後，童工卻僅得到一件舊毛衣。而這一件舊毛衣，正是自由貿易下勞動受層層剝削的結果。

馬拉威中部的婦女帶著年幼的孩子在整理菸草（圖片來源：IPS）

利潤流向何處？

　　在馬拉威，光是將成人工人替換為雇用「童工」來採集菸草，便可讓菸商在一年中省下高達一千萬美元的人力成本，再加上該國在法律上對於勞工權益未有保障，許多跨國香煙公司紛紛選擇投資馬拉威來種植菸草。根據聯合國統計，馬拉威所生產的低成本菸草葉有98％以上出口到國外，主要流向到歐盟和美國，且超過90％的馬拉威菸草是由兩大美國中盤商買家所收購，中盤商再將收購來的未加工菸草轉售給國際煙草公司，他們主要的客戶是世界兩大香菸製造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商品名－萬寶路）和英美菸草公司（商品名－好彩）。

　　而在馬拉威的菸草買賣過往皆是透過「喊價」的方式進行，所以到了拍賣季時，菸農們會將這一季所採收的菸草拿到拍賣市場進行議價，然而拍賣的過程中，菸農們並不了解菸草實際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故價格高低幾乎由資本家所把持。交易市場人聲鼎沸，在這樣資訊不對等的產銷結構中，ㄧ包包的菸草便以快速且草率的拍賣方式被中盤商所收購，而菸農們的心血也一一「賤價」售出。

　　馬拉威政府自2012 年起開始推行契約農業，鼓勵菸農與菸草販賣公司簽訂契約，來建立彼此長期合作之供需關係，以保障菸農有固定收入來源，免除拍賣市場的惡性競爭，確保菸農的利益在交易過程中未受折損，但該政策推行至今，受到許多菸農的反彈，抗議該政策的制定仍是以企業的最大利益為考量，「勞動剝削」的現象依舊存在。而顯然地，馬拉威的兒童也未因此能脫離菸草田，回歸到學校繼續接受教育，反而因處於生產鏈的最低階層，其權益便再次受到剝削，甚至是忽視。

法規保障了誰？

　　儘管馬拉威政府簽署了由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所訂定的童工公約，也在國家法律條文中明訂，禁止僱用14 歲以下的童工，那麼為什麼政府仍舊對於童工議題視而不見？答案其實很簡單：馬拉威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菸草出口，這占了國家出口收入的70％，因此馬拉威政府對於違反童工公約的農場僅有輕度的制裁，在過去的兩年中有49 家菸草農場主人因雇用童工而被起訴，但他們僅受到34 美元的罰緩。這樣的懲罰當然並不構成對菸商的威脅，使得菸草童工仍持續承受尼古丁所帶來的身心危害。儘管馬拉威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國之一，但為了國家的經濟利益，並確保外國資金的挹注，犧牲的卻是這群菸草田裡童工們的人權。

政府的視而不見，助長了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漫畫作者：Khalil Bendib）

綠色黃金，還是綠色泡沫？

　　Swafi，ㄧ位在馬拉威菸草田工作的青年，與半島電視台的專訪提到：「我2004 年便來到這工作，希望能有好的收入，但實際上卻沒有我想的如此美好，但很無奈的是，低教育知識的我，別無選擇只能來這工作。」而另一位農婦也提到：「我們需要這些孩子來幫忙，才能賺取微薄的收入，而賺錢的目的是為了能買玉米來填飽肚子。」由於早期在政府的呼籲下，許多農民相信種植菸草會比種傳統糧食作物，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更多的財富，但，結果卻不然。又因菸草為國家的主要外匯收入來源，政府怎麼都不可能放棄這塊「大餅」，所以農民們在缺乏可使農業轉型相關技術和資金的條件下，仍舊持續過著「種菸草，買玉米」的貧困生活。

馬拉威童工吸的「二手菸」

　　馬拉威和台灣一樣有義務教育，但是卻有將近25 萬名6 到11 歲孩子從未上過學，有些孩子因為貧窮，不但無法支付學雜費用，甚至連基本生存都有問題，為了賺錢馬拉威的兒童們被迫失去受教育的機會。而童工所採集的菸草經由國際貿易行銷於歐洲、亞洲和美國的市場中，但很少購買香菸的人知道，他們手中的那根菸是犧牲馬拉威童工們的健康和教育所製成的。在已開發國家，吸菸者往往不斷被提醒有關吸菸的健康風險，然而這些癮君子常有「無視」的迷思，認為吸菸的受害者僅有自己而已，但事實上，他們的「中毒」習慣也透過產品的生產鏈，毒害著馬拉威兒童們的夢想與未來。當你從手裡點起一根菸時，是否曾想過遠在非洲的馬拉威兒童，也受你「二手菸」的危害？

參考資料

ALJAZEERA半島電視台˙Malawi’s Children of Tobacco˙網路取自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peopleandpower/2014/01/malawichildren-tobacco-2014114957377398.html
thegurdian˙Child labour: the tobacco industry's smoking gun˙網路取自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1/sep/14/malawi-childlabour-tobacco-industry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3). The Global Cigarette Market. Retrieved from http://global.tobaccofreekids.org/files/pdfs/en/Global_Cigarette_Industry_pdf.pdf
McKnight, R. H., & Spiller, H. A. (2005). Green tobacco sicknes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ublic Health Rep, 120(6), 602-605.
畢嘉士基金會˙認識馬拉威˙網路取自 http://englishcoffee.org.tw/aboutmalawi.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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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菸」霧繚繞的佛教聖地

7/3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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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音妮（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生）

居處緬泰寮邊境高地的阿卡族男性混合吸食著鴉片與菸草（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根據2003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寮國國民成人吸菸比例高達40.3%，高居東協之冠，其中，成年男性吸菸比例67.7%，排名全球第3。在世界地圖中看起來相當不可思議，寮國就這麼在中南半島亮了起來。本文將介紹寮國國內嚴重的吸菸狀況，並導入經濟層面、全球化企業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最後說明吸菸的危害和可施行的改善方針。

2012 年各國成人吸菸比例（圖片來源：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更令人驚訝的是，寮國的醫療人員與僧侶，也都存在高比例的癮君子。東南亞菸害防制聯盟（SEATCA）對寮國全國各地千名醫師抽測，結果將近三成醫師曾經或正在吸菸。另一份針對佛寺僧侶的抽測結果顯示，超過半數曾經吸過菸。寮國是一個佛教國家，85%人民是佛教徒，一般男性曾在青少年時期到到佛寺出家，作為成年禮。79.1%有吸菸的受測者坦承他們在寺廟的期間開始接觸香菸，和統計顯示寮國人民大部分於青少年時期開始吸菸不謀而合。

　　醫師和僧侶作為人民的模範，無視政令宣導和菸害知識，不避諱香菸，由此看來，吸菸在寮國似乎是「不被重視的惡習」。

　　而吸菸人口中，不只是性別有顯著差異（男：女＝4：1），吸菸行為更反映在職業、居住地和族群的不同。根據 2007 年全球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GYTS），寮國多數吸菸人口為農民，分布在鄉村地區，而且絕大多數吸菸者是 Loum 族。這反映出不但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可能影響吸菸普及率，就連族群的身分識別、風俗習慣，都是影響吸菸的因素。

2007 年寮國北、中、南吸菸人口之民族調查（圖片來源：Lao PDR Tobacco Tax Report Card，2010）

2001~2005 年菸草占寮國農業GDP 百分比（資料來源：SEATCA，2008）

為何吸菸人口比例高？寮國的菸草經濟

　　近年來，寮國政府雖然加強了菸害宣導，但各種背道而馳、推行種植菸草的政令顯示，顯然追逐獲利才是政府真正的態度。因為菸草是寮國相當重要的農作物，從生產、製造到販售，都為寮國提高不少國內生產毛額（GDP）。

　　雖然種植菸草在寮國有淵遠的歷史，然而它並非一開始就是國家賴以生存的作物。追溯菸草產業開始在寮國蓬勃發展的時期，可推回 2000 年初寮國政府開始改革開放，推動一系列國有企業私有化。當時外國企業紛紛搶進市場，並透過許多不合理的借貸、租約向政府和人民搜刮消費及所得，菸草事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2001 年菸草私有化時，英國帝國菸草集團（Imperial Tobacco Group）看準市場，和寮國政府合辦公司，並簽署了一份保障菸草事業的合約，約定將來二十年香菸能以極低稅率在寮國國內販售。根據統計，菸草公司至 2006 年底規避的稅賦，至少有1507 萬美元。除此之外，菸草公司購買土地、引進加工技術，從生產、製造到販賣，全面控制寮國的香菸市場，短短幾年已獲得龐大利潤。寮國政府憑稅收和持有香菸公司約五成股份，每年也有相當高的獲利，也因此加速推動著種植菸草的政策。

2000~2007 年寮國政府菸草稅收及營收（1新台幣約等於263 元的Lao Kip）（資料來源：SEATCA ，2008）

全球化下的菸草市場

　　寮國並不是唯一受香菸毒害的亞洲國家。近年來，隨著健康意識提升，香菸逐漸遭歐洲市場驅逐，菸草企業紛紛轉向發展中的亞洲各國求存。在多數國家尚未建立菸害觀念的情況下，香菸商品用極低的稅率在市場上逐漸蓬勃發展，成為投資新興標的。

　　寮國因為和企業簽訂的制稅合約，香菸市價（特別是便宜品牌）在過去十年幾乎沒有改變。然而寮國和亞洲多數國家一樣，正以每年將近 10% 的 GDP 成長率快速進步，比較平均國民所得與香菸價格，計算出買一百包香菸所占所得比例，可以明顯發現香菸越來越便宜。許多研究都指出，香菸在越窮的國家，對照所得來看，反而越便宜。

吸菸帶來的危害─醫療支出

　　菸草不只關係到一國稅收問題，更嚴重影響到國民的健康。寮國的前六大死因有四項是吸菸會加劇的中風、慢性病、肺癌及肺部疾病，寮國肺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3。寮國全國每年耗費22%的醫療支出治療這些吸菸相關疾病，費用高達三百萬美元，其中77%由家庭負擔，剩下則由政府和保險支付，平均每個家庭在酒精及香菸上的消費還高於醫療花費。

　　2013 年，一份針對位於寮國首都永珍一所醫學大學施測的研究顯示，受測506名學生當中僅5.07%學生抽菸。而最新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吸菸比例正快速下降，這很有可能和寮國近年中學入學率上升有關。要解決國民吸菸習性，教育成了解決之道。寮國農民教育程度不高，青少年時期即開始工作，同儕之間普遍流行抽菸，間接反映出吸菸在鄉村普及的情況。

寮國北部的孩子（圖片來源：Flickr，Dietmar Temps）

　　另一方面，經東南亞菸害防制聯盟（SAETCA）專家計算，若寮國政府能開始修正菸草合約，按照國內現有法律執行，至 2028 年稅收將大幅提高51.14%5，多出來的經費將能用來支持醫療花費、菸害政令宣導和提升教育，同時因香菸買氣下降（假設香菸價格將因稅率提高而上漲），吸菸人口減少，也能降低吸菸導致的疾病，並讓孩童遠離吸菸環境，降低死亡率、增加勞動力。由此可見，稅率改善是當務之急。菸草事業在過去十幾年來為寮國帶來相當高的經濟效益，然而政府損失的稅收和人民的健康卻無法彌補。不讓煙燻覆蓋寮國未來，望寮國政府能早日看清遠景，著手洗淨毒害。

參考資料

Smoking Patterns for both Sexes (2012).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Alongkone Phengsavanh (2008). Smoking Behavior and Tobacco Control among Medical Doctors in Lao PDR. Southeast Asia Tobacco Control Alliance (SAETCA).
Sychareun Vanphanom (2009). Smoking Prevalence, Determinant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Habits among Buddhist Monks in Lao PDR. doi: 10.1186/1756-0500-2-100
Dr. Maniphanh Vongphosy (2010). Lao PDR Tobacco Tax Report Card 2010. Southeast Asia Initiative on Tobacco Tax (SITT).
Isra Sarntisart (2008). Tax Policies for Tobacco Industry in Lao PDR. SAETCA.
Ms. Sophapan Ratanachena, Dr. Ulysses Dorotheo (2012). Cigarette Tax and Price: Affordability and Impacts on Consumption and Revenue. SITT.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Cigarette Afforda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worldlungfoundation.org/ht/a/GetDocumentAction/i/6565
E H Blecher, C P van Walbeek (2003).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cigarette affordability. doi:10.1136/tc.2003.006726
Laos Top 50 Causes of Death (2010). World Life Expectancy.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5).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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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伊波拉與生髮水　資本與發展資源的錯置

6/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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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建翰（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生）

伊波拉病毒於非洲奈及利亞的西南部拉哥斯與尼日河三角洲地帶爆發（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2014上半年，西非爆發伊波拉疫情，超過兩萬人感染，近一萬人死亡，而奈及利亞也無法避免，於其人口稠密的舊都拉哥斯（Lagos）也傳出疫情，在經過一陣努力後才從疫區被除名。在媒體的渲染之下，伊波拉在短期內成為全球關注度極高的名詞，然而伊波拉並不是新生的病毒。

　　早在一九七零年代，非洲便出現第一例伊波拉病毒的案例，而在其後也有過幾次的大流行。然而，這麼一個已有幾十年歷史也有流行過且致死率奇高的病毒，在去年爆發時卻國際間卻僅有少數實驗性藥物，而大型藥廠則尚處於匆匆投入資金進行研發的狀態。為何國際對此存在已久的病毒遲遲無解呢？

　　原因在於疫區的位置分布。對於藥廠來說，研發新藥必須投入巨額的成本，因此為了維持營運，得經過評估之後確認獲利的可能才能繼續進行研究。然而，伊波拉病毒過去多在非洲的貧困地區爆發，而且其致死率奇高的特性導致再過去釀成大規模性感染低，患者可能群體受到感染死亡之後病毒便無法繼續傳播至其他地區，因此對於國際藥廠來說，研發針對伊波拉病毒的藥物並不符經濟成本，在沒有足夠的誘因之下，導致國際藥廠過去皆沒有對伊波拉進行研究，直到最近方才投入研究。大多數過去的研究僅僅出現於國家力量資助的實驗室中，所以這些實驗室也是這波疫情裡率先開發出實驗性藥物的功臣。

軍隊的研究員於受感染的實驗室研究伊波拉病毒（圖片來源：Dr. Randal J. Schoepp）

　　另外，藥物的發展很依賴於臨床實驗，然而由於過去西方藥廠多半將非洲作為大型實驗室，利用非洲人來進行實驗藥物的臨床研究，因此在非洲實驗性藥物的議題相當敏感，當地人也對外國來的醫護人員相當的不信任，即使首波的實驗性藥物開發出來了如何在非洲推廣也是個問題，也讓疫情的控制面臨挫折，如果此實驗性藥物在人體沒有顯著的成功，對於醫病之間的關係更加是雪上加霜。然而即使成功的證明藥物是有用的，開發出來的藥廠如前述多屬於小型的藥廠，其產能不足以應付大型的傳染疫情，因此藥物送到了非洲應當先給予何地區何類型哪個病人也面臨的醫療問題。

　　這一波伊波拉的疫情爆發重挫了西非的醫療體系，同時也讓我們看見了其在疾病方面長期不受關注的情形，甚至西方藥廠一年投入在禿頭或者是肥胖等慢性與不緊急症狀的資金都比危險如伊波拉病毒用藥要遠大的多。從發展角度觀察，這是一個資本支配下的資源錯置，若這些疾病受到改善，這些低度開發可能因此在人口素質上有所提升，近一步增進其發展的品質。因此，如何使藥廠在獲利以及不同地區人們的醫療上獲得平衡，是個國際間需要討論合作的議題。

校稿編輯：顧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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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飲用水的死亡連鎖

5/3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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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楷（台灣大學數學系學生）

巴基斯坦人正用地下水洗東西（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巴基斯坦由於嚴重缺乏飲用水，有大量的人因為水源的污染而染上腹瀉性疾病死亡，其中以兒童占大多數。根據巴基斯坦國會調查水資源中心研究的報告指出，75%的水井裡的飲用水名不符實，也就是說，只有25%的飲用水井裡的水是真正可飲用的。

　　世界上，專家們大多指出服用「口服用電解液」（oral rehydration salts）和補充鋅是非常有效的方法，這兩種東西幾乎可以治療所有與腹瀉相關之疾病。口服用電解液可以迅速補充體內水分和電解質，防止因為脫水導致的死亡。補充鋅不但可以縮短腹瀉持續的時間，以降低腹瀉帶來的嚴重程度，更可以達到預防未來得到腹瀉疾病的風險。更重要的是，這兩種東西要價並不高，一次療程的大概只要花費0.5塊美金。

　　遺憾的是，因為有嚴重腹瀉疾病問題的地區大多位於低度開發國家，相較於已開發國家，那些地區的市場潛力不高，所以針對鋅與口服用電解液補充的藥品沒辦法引起大藥商的興趣。市面上的腹瀉用藥或許可以解決腹瀉的問題，但是它們容易引起的副作用對於「富人國」常常是比較容易避免的，但是對於缺乏醫療衛生條件的經濟落後國家而言，這些市面上藥物的副作用卻可能嚴重到導致死亡。

　　以Loperamide為例，在美國Loperamide幾乎是每個家庭的醫療用箱不可或缺的藥物，Loperamide是藉由消毒部分消化道，讓任何無論好壞的東西流出體內。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發現，約有1%的兒童在服用Loperamide後引起嚴重的副作用，嚴重可能致死，富人國的醫療資訊比較普及，經過這項研究過後，可能紛紛停止讓兒童服用Loperamide，就算真的不知情而服用Loperamide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也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來醫治。相較之下，較落後的地區如巴基斯坦，當小孩染上了腹瀉疾病，因為經濟的壓力下，媽媽們往往會選擇花較少的錢到藥房買腹瀉用藥，而不是去診所看診，因為醫療的知識不夠普及，往往看到與治療腹瀉有關的藥就買回家讓小孩服用，引起副作用後，因為缺乏醫療資源，附近沒有夠大的醫院來給予適當的治療，就算有醫院可以治療，他們也未必負擔的起龐大的醫藥費，因此Loperamide在落後地區造成的隱憂遠遠高於一般已開發國家。

　　巴基斯坦如果要解決腹瀉疾病帶來的問題，主要有三點需要達到。第一，增加安全飲用水，要讓安全的飲用水變多，重點在於加強水源管理，因為巴基斯坦大多處於乾燥或半乾燥地區，十分缺水，主要飲用水源大多來自地下水，如果一個地區的地下水受到汙染，那意味著整個地區將失去安全的飲用水。第二，加強基本醫療福利與基礎，如果去診所看診不會變成一種負擔，那麼自然而然可以提高民眾去診所看診的比率，而且看診的同時，醫生也會灌輸一些基本的醫療與衛生知識，這對降低腹瀉疾病絕對是必須的。第三，最重要但也最難達成的一點，就是要有藥商開發出適合落後國家使用的腹瀉用藥，但是藥商往往在意的是利潤的多寡，所以對於這種低利潤的藥品幾乎是沒有興趣。如果能達到這三點，巴基斯坦就再也不必因為腹瀉帶來的死亡所憂。

校稿編輯：顧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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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SARS的意外驚喜：〈生命安全與文化區域主義－SARS、涼茶與嶺南中醫藥發展〉

2/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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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地理眼責任主編）

圖為位在香港尖沙嘴的王老吉涼茶店。王老吉涼茶店早在「涼茶申遺」前，就申請為註冊商標，導致之後廣西涼茶｢鄭記本草堂｣在玉林開分店時，被廣東王老吉告上法庭（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大家對於SARS的印象是滿街的蕭條，還有人群的恐慌，也許你遙記當時廣東省爆發SARS病情時的光景，但你曾想過SARS的後續效應其實不只是在生物醫學上，在其他地理面向上也發生其影響。

　　台大地理系副教授黃宗儀與博士生胡俊佳在《地理學報》第71期的研究〈生命安全與文化區域主義－SARS、涼茶與嶺南中醫藥發展〉指出，在SARS期間，廣東省民眾用以對抗疾病的在地藥方「涼茶」最後促成了「嶺南」概念的強化，並同時貫徹了中央政府發展「社會事業」的走向，與地方藥企建立了官商合作的關係，推動了珠三角區域內的中醫藥發展事業。　

　　研究中提到，中醫學上關於｢嶺南｣的風土體質說，認為嶺南地區的「濕」、「熱」和「瘴癘」等風土氣候特徵造就了嶺南的溫病，使得「原為歷史地理概念的『嶺南』，成為決定個人體質的風土氣候。」隨著SARS的爆發，原本被視為「落後」才在1990年代慢慢重新崛起的中醫學，藉著SARS的防治，重新被召喚出其與國族想像的連結。SARS消退後，廣東省於是試圖將「涼茶」這種民間偏方轉化為「中醫藥強省」政策推動的根基。因為SARS就是在廣東省開始蔓延，所以這對廣東省政府是重大的醫療衛生治理挑戰，「中醫藥地方體質說適時成為省政府的因應之道，強調其醫療制度對傳染病具有防疫能力。」這種專屬於嶺南的民間醫學，被省政府強調是傳承了「祖國中醫學」。研究中認為，｢中醫藥強省｣將｢嶺南風土體質觀」延伸至｢中華民族｣，將整體民族的生命安全治理給落實到「地方中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與政策的施行」。

　　另外，研究中指出，廣東省更在後來於2006年推動｢涼茶申遺｣，讓地方藥企生產的涼茶飲料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還呼應了中央政府要發展「社會事業」的政策，「把藥企逐利的需求納入中醫藥政策，以開啟官商合作的契機」。這樣的官商合作計畫，排除了廣西於嶺南之外，反而納入了香港與澳門，希望藉由港澳的殖民背景，將涼茶行銷於國際，但目前「嶺南」的「中藥國際夢」仍僅是一種國際化的訴求。

　　〈生命安全與文化區域主義〉一文也呼應了所謂的文化區域主義，說明了「區域主義的生成不僅是一個實質的空間或社會場域，同時也是一套論述實踐。」換言之，「區域」並非只是實際由自然地理所圍成的一塊地域，這份研究中所指出的｢嶺南｣中醫藥文化論述，透過複雜的經濟、文化與政治力來形塑了區域的文化意象，而非什麼本質化的現象或概念，我們可以理解，嶺南的區域意義被重新創造了一次，也實質地再重組了地方之間的地緣政治[1]。

註解

[1] 地緣政治 (geopolitics)，可以簡單地理解其為，以地理因素為底，所產生在經濟、社會、軍事、外交、歷史、政治等面向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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