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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角落
Corners

日久故鄕在他鄕:印尼移工在台建立歸屬感

12/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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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柏翰、陳玥彤、沈俊成
※本文已授權關鍵評論網獨家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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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車站旁的印尼街(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異國街」匯集了許多在外地打拼的學生、移工的故事和回憶。當我們離開原鄉,難免會想念千里之遙的故鄉。人們在外國需要適應外國的環境,這時異國街就會是一個首要之選,無論開心地想要和朋友聚會,或者是受到挫折想要朋友的陪伴,在這個空間裡,慢慢的會產生人與地的依附,進而形成某些人群專有的「地方感」,是外人看來不值一提的。

在台灣的某些角落,藏身很多條異國街,可是我們通常選擇性地忽略,或者是只把他們視為是賣國外的東西(餐廳、日用品)、提供服務給外國人,不會刻意留步。因此我們對於異國街的不了解,同時也是對外國移工的不了解。但其實,異國街跟人們的關係,不是只停留在表面,是超越我們的想像,人們對異國街的依附,不只是建立於有家鄉的食物或熟悉的街道景觀,更是人際網絡中的一環,來到這裡對他們而言,是心理上的紓解和凝聚情感的場域,更重要的是身分的標誌及認同。

穿梭印尼街的古今
 
印尼街,是他們的記憶中的味道,是他們在台灣的歸屬。這裡,匯集了許多人在異鄕打拼的故事。
 
印尼街早期坐落於台北車站二樓,到了2005年,因為當時金華百貨欠繳租金被強制停業,台北車站重新與微風百貨簽約,北車二樓才變成現在微風美食廣場[1]。原本的印尼街則遷到離台北車站不遠處的北平西路,天成飯店的後面。
 
印尼街藏身於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東3門附近,是一條匯聚了印尼風味餐廳、日用品店、美容院、書攤的短短50公尺小巷,因為地勢下凹形成與外界隔絕的異國小社會,所以較不容易被人們發現,即便在無意中走入也會因為異國的語言及面孔,而產生隔離的現象。

筆者以前第一次去印尼街,看到街上全是不熟悉的臉孔,聞到食物中散發出香料和香草的味道,聽見人們使用外國語言交談著,隔離和防備更是強烈。我們一直看守好我們的背包,刻意和人他們保持距離,也避免和他們對到眼,也不敢走完整條街。
 
直到後來深入瞭解移工的生活,發現到他們並非我們過去刻板印象中的那般情況,才逐漸鬆懈隔離的那道防線。
為什麼成為移工
 
來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大部分是來自人口稠密的爪哇島,因為當地的高失業率迫使許多人離開原本環境,才能為家庭提供較多的收入。而這些遠走他鄉的移工,其實很多都是踏著前人的經驗,看到自己家鄉裡的前輩在海外工作成功的例子,進而就會吸引更多人到海外工作,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印尼的某些聚落,經濟情況低落使得他們的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所需,為了找到待遇較好的工作,他們決定到不熟悉的國度——台灣來賺取更多收入。

在台灣工作多年後,由於台灣的法令限制等因素,大部分的移工們會回到故鄉,他們會帶回很多在台灣才買得到的物品或雇主送的禮物,以及將在海外所賺的錢翻新房子或為家人買輛摩托車等,過上比原本舒適的生活。而同鄉的其他人們看到這樣的情況,也會對在海外工作抱著更大的期望,既然眼前有個活生生的成功例子,就會想或許自己也能和他們一樣過上更好的生活。在台灣工作的移工所得大約是印尼高中畢業生的三倍,對他們來說是最可行的翻身方式,這樣的吸引力使他們紛紛加入海外移工的一員。
 

不過,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非得要來到陌生未知的國度?實際上這些人在成為移工之前,已經是“the feast of lions”(獅子的獵物),危險隨時可能發生,他們不知道雇主如何?能不能夠適應?是否能夠如願而返?這些都是他們會遇到的阻礙。但是透過前輩朋友們分享的經驗故事,他們會想說:既然那些曾去過台灣工作的朋友們曾經也對台灣的文化和環境一無所知,也不知會遇到的雇主為人,仍然能賺取金錢回國,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那為什麼自己不行?
 
對台歸屬感的建立
 
在印尼街建立的地方感某部分也來自對台灣的歸屬感,影響移工在台建立歸屬感的原因有很多:人際網絡、雇主態度、社會風氣、情感交流、時間長短等。我們訪問的小吃店老闆娘已經在台灣生活了25年,剛嫁來的時候因為經濟方面辛苦、且當時社會風氣較無法接受外籍配偶,因此老闆娘說道:
感覺很苦又不能回去,回去感覺臉丟光光,也是命運就註定的感覺,啊就走下去就對了......我二十多年前來的時候,他們老一輩的不能接受我們外籍新娘
當我們問老闆娘喜不喜歡台灣,她笑笑地說:
現在是喜歡,以前的時候我哭了兩年,現在是慢慢自己會賺錢,啊然後小孩他們長大了這樣子;現在比較開放,好像你們年輕人也可以接受我們,所以就會愛上台灣
當我們詢問小吃店的老闆娘會不會將台灣視為第二個家時,我們獲得預期之外的答案,
會呀,變成第一個家了,我爸媽都沒了,在印尼沒有家了
居住在台灣25年的時間以及至親的離去,讓老闆娘已經將台灣視為她的故鄉、她的第一個家。

除此之外,我們詢問來台年數較短的移工們:「喜不喜歡台灣、如果工作契約到期還會想留在台灣工作嗎?」,幸運的是這些移工都遇到了好的雇主所以都回答了喜歡,而且表示要繼續留在台灣工作。

在建立歸屬感上,歸屬感的形塑會受到不同面向的因素影響,對於老闆娘而言,經濟與社會風氣的保守成為她建立歸屬感初期時所受的阻礙,然而,因為時間、因為家人都在目前她所居住的這塊土地上,對於台灣不再只有認同,更是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甚至這個國家中的一份子,他鄉已成了故鄉。來台年數短的移工們,雖然對台歸屬感不及他鄉變故鄉的程度,但雇主對他們的尊重、信任以及來台年數的拉長,讓移工們能慢慢克服異國生活困難,逐漸對台灣的生活與工作空間產生依附與認同。

異國第二個家
近年來以東南亞移工休憩活動為基礎的消費空間,逐漸浮出台灣城市各處地表,呈現新一波的族裔地景塑造,誘發了空間政治與族裔認同形構的複雜過程。各處出現的東南亞族裔地景,……其特點都是在交通要津形成了以休閒消費為主的商業『公共空間』。——王志弘 [2]
族裔地景大致具備以下條件:第一,與原鄉的景觀相似,異國族群易與原鄉產生連結,把熟悉的情感投射於此,形成經常性的聚集;第二,位於交通的節點上,人們容易形成群聚,且因為顯著的地標記憶,傳播更為便利;第三,具有休閒消費的功能,能去異國街只有少數幾天的放假日,所以娛樂與消遣是這個街上所必備,在這裡可以卸下平日的勞累放鬆,也能透過與同鄉人的休閒活動,進而在陌生的環境找到喘息之地。

印尼街在各種不同的人的眼中都有不同的意義。以多數台灣人的觀點來看,理所當然地認為那是一條有賣印尼料理,有很多印尼人聚集的普通異國街,所以不會停下來留意。再者,印尼是平常不會看到、不熟悉的景觀,所以較容易有隔離(空間區隔)的反應,使得印尼街難以被大眾所知及深入了解。

真正會把印尼街視為族裔地景的人們,便是這群印尼移工們,除了文化背景的因素,也有情感的歸屬與投入。久而久之,印尼街逐漸形成了他們專屬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藉由經常性的聚集,培養了「地方的愛」。在我們訪談的四位男性當中說道:
Tiap minggu, kalau ada liburan selalu kesini. Kesini biasanya untuk ketemu sama teman teman(每個禮拜都會放假一次,放假時一定會來印尼街。來印尼街是為了跟其他朋友見面。)

每當放假時就已經先跟朋友約定好在印尼街見面,而朋友也是隨call隨到,這時就形成彼此的默契。所以地方跟人們的互動是雙向的,人際的交流會加深對地方的依附,而聚集在這個地方同時也會促進人們的感情提升。印尼街雖然是條只有短短五十公尺的街道,但是那是他們在異鄉時能夠再一次地喚起故鄉情懷的地方,找回記憶的熟悉。

印尼街提供的功能

談到印尼街所提供給移工們的事物,在此想先談談這條街的格局、景觀。 印尼街沒有統一的格局,隨處可見棚子和地攤,雖然看起來有些雜亂,但是這樣的環境對於他們來說,更容易與店家有互動並建立深厚的情感連結。
   
印尼街的商家比起其他地區能更吸引移工的原因在於多了店家的中介。店家的老闆或老闆娘因為來台灣較久的關係,自然成為年輕移工的指引及撫慰。在我們訪談的老闆娘分享說,他的顧客會來這裡跟他訴說工作時遇到的情況:
會被雇主打啊,有些會說雇主會一直講髒話啊,我就說,你現在當漁工,不是在工廠,那個出海的台灣人比較粗魯,何況是嚼檳榔的,那個會比較粗魯,你要會了解,啊然後那個穿衣服打領帶的,那個比較優秀!有些會說阿嬤對他們很好,有些不好的就說:我雇主對我很吝嗇啊,一天只給我吃一餐欸,就很餓。我就說:你買泡麵啊!很便宜隔壁就有了。不一樣啦,有很多很多的情況。
老闆娘與移工們的關係超越了交易關係。印尼街彷彿成了移工們在台灣人生地不熟的一處避風港,相較剛來台的家庭幫傭、漁工或工廠機械工,嫁來台灣二十五年的老闆娘,成了他們訴說心裡話、調適心情的對象。有人可以傾聽並加以回應,使得印尼街讓他們感受到被接納,擁有家的感覺。

人際網絡的重要性,對於他們在台灣是否有很良好的適應有很大的影響,平素忙於工作,難以和其他人有所交際。因此假日的休閒給他們的調劑也很重要,除了跟舊識平輩之間的敘舊與交際外,其實,來台灣的很多準則都需要比他們資深的移工們協助,後進的移工就能夠從前輩們的口中得知,遇到了怎樣的情況該如何應對,以及心情上該如何調適,畢竟前輩的閱歷豐富,足以應付在外地的種種狀況。
​

家鄉味

不可否認,異國打拼的移工們仍然與故鄉有無法切割的情感連結。身處在陌生的社會會懷念記憶中熟悉的味道、會去尋找一個可以獲得身分認同並感到舒適的地方,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台灣的很多移工都會在休假日時前往印尼街,印尼街的食物本身便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圖片
印尼風味炒飯(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當我們詢問移工們關於印尼街食物的想法時,回答都是滿意的,即使味道不如原鄉,價錢也比印尼貴上五倍,但東南亞料理所獨有的味道(眾多香草和香料的結合)是驅使他們前來此地回憶家鄉味的主因,是平常上班吃不到的。

​家鄉的味道不僅僅是家鄉的美食,當這些移工聚集在印尼街時,往往會形成彼此之間的聯繫,能夠說印尼語、能看到同樣來自印尼的移工,能夠花時間聚在一起分享生活瑣事,是他們去哪裡都得不到的幸福感受,使得他們不會去計較價錢的高低,也要在一個禮拜只有一天的休假日嚐到難得的原鄉滋味。
 
歸屬感下的地方感
 
移工從原居地前往異鄉,對於異鄉的觀看認識與理解,賦予了地方不同的意義,進而形塑了自己在異鄉的地方感。對移工們來說台灣是他們全新的生活場域,生活經驗會隨著時間以及工作的轉換而有所改變,對地方的詮釋亦會因此隨之變化。
 
印尼街對移工們來說已經不是個無意義的空間而是個充滿認同感的地方。認同感建立在印尼街所提供的各項功能特別是人際網絡的情感交流上,移工與移工、移工與商家甚至是移工與台灣人,互相聆聽對方說故事,在彼此故事中聽到對方的過往經歷、看見一路克服障礙的艱辛、發現原來也有和自己遇到相同的問題,孤身在台灣的他們,找到了歸屬,人與人、人與地景產生了強烈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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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群聚(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不可輕忽的印尼街人際網絡交流功能
 
多數人們看待異國街道,往往只看到其最表層的交易活動功能。事實上,移工在一地建構認同感時,不可否認的交易活動是一項能引發認同的因素之一,但對於其所牽動與地方的連結並不一定深刻,一地若只存在著交易功能便容易因其他地方的興起而遭取代。
 
印尼街重要的即是在那編織出的人際網絡,移工為了和朋友相聚而來到印尼街、商店的老闆娘成了他們能訴說心裡話、能調適心情的對象。這裡提供了一個能與朋友、家人毫無忌憚的交流、傾訴工作上壓力的地方,人際上的情感交流成為了移工在印尼街能有強烈認同與依附的重要關鍵。
 
透過本文,希望能讓人們打破對異國街的既定印象。並非只要有賣印尼口味的食物、當地的商品就叫印尼街,街道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功能,但多數人們看待異國街道時都只看到商業活動。
 
如果願意把自己的視野打開,實際進入當地,會看見原本看不見的事物。透過實際進入印尼街與當地的商家、移工聊天,實際了解移工的生活日常以及隨著來台時間漸長心境上的轉變,發現印尼街對印尼移工來說是個充滿地方感的經常性空間,以及印尼街無法從表面看出的重要功能——人際上的情感交流。
​

編輯:吳宜芷
 
 
參考資料
  1. 陳凱翔(2016年09月28日)。台北印尼街,都市縫隙中的一頁精采篇章。One-Forty。
  2. 王志弘(2006)。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4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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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之虎新加坡?經濟富裕下的多重民生問題

9/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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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凱健(台灣大學化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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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加坡建國五十年,到處都可以看見國旗出現,圖為浮爾頓酒店在國慶日前後的燈光秀(萬宗綸攝)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作者兼新加坡資深媒體人的李慧敏指出,目前新加坡人對於人口、房屋及交通的施政,以及外來移民問題,早已民怨沸騰。自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先生辭世後,新加坡恐蘊釀一波反對李顯龍的聲浪。「在不少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李光耀仍有著無法取代的『崇高』甚至是『神人』的地位,將新加坡的建設成就完全歸功於他的智慧與努力。」但根據《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皮林指出,李光耀的功過很難論定,一方面是新加坡人民對他的尊重與感恩,另一方面他曾利用行政及司法手段打壓異己,但隨著他的逝世,新加坡許多困境也將一一浮現。新加坡如今民怨載道的種種社會問題,簡單來說,是因為快速成長的人口以及分配不均的財富所造成,例如:過度擁擠的都市與公共交通、一輩子的房奴生活還有成長得比工資還快的物價等,狹義上來說可視為短時間內快速成長的經濟所造成的弊端。

貧富懸殊大,物價水準高

  首先,根據凱捷管理顧問公司(Capgemini)與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2014年6月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2013年新加坡身家超過100 萬美元的富豪約10萬5100人,也就是說,平均每37位新加坡人中就有1位百萬富豪。若把所有人的資產相加,總額高達5225億美元。雖然政府也打房,抽取高額富人稅,購買新車更是貴得嚇人,而強力驅動的經濟成長則讓中小企業主生意不斷,且能進行跨國商業活動,賺到令人稱羨的商業收入。但是,全球物價調查網站城市生活指數平臺(Expatistan.com)對各城市物價進行排名,新加坡的物價指數,名列全球第七,亞洲第一。在信仰菁英領導制的李光耀主導下,新加坡成為一個安全又乾淨的國際金融、製造業重鎮,但引入大批的銀行家、股票經理人及許多專業人士進駐後,新加坡的物價及房價更是水漲船高。

  對照之下,一般民眾快樂不起來,不僅僅要忍受高消費的生活開支,還要擔心工作機會被剝奪而導致負擔不起日常生活所需,高消費生活指數更讓他們備感壓力。此外,新加坡為了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力道,急需大批較為「廉價」的外國勞工填補,自1990年起愈來愈龐大的移工進入,也讓新加坡人產生工作被搶走的剝奪感。根據消費者網站顯示,1998年1.5新幣便可享用到的南洋美食叻沙(LAKSA),在2015年的今天,小販中心的最低價也要5元新幣,短短的十七年,物價飛漲了277%。因此,《經濟學人智庫》調查顯示,新加坡已連續兩年(2013、2014)成為全球物價最昂貴的城市,甚至還超過紐約及巴黎。話雖如此,相關領域的專家還是認為,乾淨、有秩序、執政廉潔、高效率及高生活水準的新加坡,仍會是全球富人選擇落腳的頭號城市之一。換句話說,因為遷徙進入新加坡的外來白領與仰慕者所造成的物價飛速高漲的情況,有可能還要繼續下去。

  為解決這個課題,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第一,今年2月底,新加坡政府宣佈將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從原有的3.5%-20%,最高邊際稅率提高至22%,針對收入前5%的富人課更多的稅收,這也是新加坡近30年來首度調整稅率,並將把稅收使用在社會及老人福利。但其實22%的邊際稅率,遠低於日本的50%、台灣的40%富人稅。第二,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在2015年2月發佈的新加坡2015財政年預算案公告,斥資新幣7億1700萬,推出50%個人所得稅回扣,協助中等收入納稅人,估計將有150萬人受惠,回扣額頂限設在1千元新幣,以確保受益者絕大部份是中高等收入群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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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人口暴增,居民受苦於交通擁塞

  無可否認,新加坡是小國,面積才
716平方公里,但是根據統計,2014年人口就有547萬,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萬,瘋狂的人口密度僅次於香港。1998年的新加坡,人口才392.7萬。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平息後,為開始用一系列的受惠政策還有所樹立的高、廉、捷形象,迅速吸引了高階知識分子、白領、富豪紛紛移民或定居新加坡。由於在教育體制方面的種種優勢,新加坡日益受到投資移民申請者的青睞,全家移民、讓子女接受優質教育成為眾多投資移民家庭的首選。但畢竟扣除自然保護區、蓄水池和軍事用地等,實際可使用面積只有300多平方公里的小國家到底需要能夠容納多少人?新加坡政府的理想數字是650萬。但與政府的觀點不同的是,2015年的547萬人的數字,已經成功激起了人民的憤怒。


  根據Google Trends統計2004年至今的搜索關鍵字「Traffic Congestion(交通擁堵)」第一名的就是新加坡人。網路上也隨處可見,部落客或是到訪的旅客抱怨政府應盡基礎義務設施項目之一的公共交通過於擁堵,以致於乘客倍感不適。造成公交擁堵最主要的原因是,佔據平均全國人數30.34%約160萬非本國居民或永久居留的每日外來人口,影響了剩餘其餘69.66%本地居民應享有的權益。新加坡雖然一直以來本著開放的移民政策,但是隨著近年來新移民的不斷湧入,控制人口飽和度也是政府的考慮因素。與此同時,新加坡的車流量所造成的塞車也是令新加坡人民詬病的另一個大課題。繁忙時間的道路賽車,永遠是阻喝人們驅車前往上班、上學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人口課題,隨著澳大利亞、加拿大相繼提高了商業投資移民的門檻,受移民人士歡迎的熱門國家新加坡的投資移民對於申請人要求也將更加嚴格。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官網公佈的新標準,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資移民的金額將由原先的150萬新幣提高到250萬元。自2009年下半年開始,新加坡投資移民的申請者開始增多,但是新加坡政府處理案件的速度卻沒有提升。此外,為了防止外籍移工濫用前來新加坡工作的機會和本地人結婚而滯留在新加坡,法律還規定凡是持有或是曾經持有勞工準證的人,如果和本地人結婚,必須經過人力部的批准。目的則是為了拒絕在經濟貢獻上低過平均水準的人加入新加坡。為了控制人口素質,法律也規定了持有工作準證的女子不能在新加坡生子,假使懷孕生子,也無法讓小孩取得新加坡國籍。就政府的觀點,擁有高學歷以及卓越工資的高階人士才是他們理想中的潛在國民。因此,近幾年來,獲准新加坡護照的人多是收入不錯的知識分子和成功人士。

  就公共交通課題,新加坡2013年4月16日公佈在上午尖峰時段,提供免費搭乘交通工具的計畫,以舒緩大眾運輸網絡嚴重擁擠現象。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說,將自6月24日開始進行為期一年的試驗,通勤者在工作日上午7時45分前,抵達市中心16個指定地鐵站,可免費搭乘地鐵。在上午7時45分至8時抵達指定地鐵站的通勤者則享0.5新元的車資折扣。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發布聲明說:「進行這個試驗的目的是要鼓勵通勤者,能夠並願意更改搭車時間的話,可在尖峰時段前,早一點搭車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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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通擁塞成為話題(圖片來源:http://www.aussiepete.com/)
  為了控制國內私家汽車的增長與促使人民改搭公共交通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90年代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授便想出了舉世聞名的COE,所得還投入中央資金,為利民建設所用,並在政府網站上定期發佈每年的財政收入及支出狀況及明細,增加財政的透明度。簡單來說,便是「車輛限額計畫」,根據交通狀況和道路容量,科學地確定車輛投放配額,讓國民在購買汽車以前,必須上網競標擁車證,價格由零元起,競標結束後價高者得。但根據價格的統計,擁車證的價格只會居高不下,2014年1600CC以下的小汽車的牌照2014四月最新價格是186萬台幣,下一個等級的中型車是204萬台幣,配上新加坡的暢銷車款「Toyota Corona 1.6」需要大約新幣13.5萬(約326萬台幣)。根據lta.gov.sg官方數據顯示,去年2014年的總發行量為28932張,每張有效期為十年,並強制規定超過十年車齡的汽車不准上公路以維護交通安全與控管車輛。數據也顯示,新加坡私家車每年的新增數量,逐年降低,由2007年的109,376降至如今的28,932,效果非常顯著。

  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於1998年開始實施的電子道路定價策略(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讓駕車人士意識到,開車可不僅僅是負擔自己的油錢而已,還得負擔因開車而引發的公共外部成本。經過8年的發展,收費制度已趨於完備,還在2006年內置GPS,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代替原先設置的感應器與拱柱,還有利於空間利用與市容美化。由於ERP的施行,減少了2.5萬輛車輛於尖峰時段進入尖峰地段,車速更大大提升了20%,維持在時速每小時45-65公里之間。此外,新加坡也是全世界最早收取道路交通擁堵費的國家,實施這項政策已經近40年,效果明顯:進入交通擁擠區域的日交通量減少了15%,其中上午上班高峰期減少16%,車速又提高了22%。今年,尚達曼還自2003年以來首次宣佈調漲汽油稅。他指出,隨著國際原油價格下調,即使汽油稅調高,新加坡汽油零售價格還是會低於過去兩年半來的水準。這將每年為政府帶來約1億7千700萬元的稅收。為協助公眾過渡到較高的汽油稅,政府將為各類車輛提供一年的路稅回扣,汽車可享有20%的路稅回扣,汽油電單車60%回扣,使用汽油驅動的商用車則可享有百分百的路稅回扣。這項優惠將從今年8月1日至明年7月31日生效,政府將因此損失1億4千400萬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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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到處都是像這樣的組屋建築(萬宗綸攝)
房價攀升,國土擁擠

  最後一項,新加坡人最關注的房價問題。常言道,「衣食住行」。身為美食天堂的新加坡,地處東南亞的交匯處,又由於極高的國民人均收入,吸引了周遭各國的料理好手前往發展飲食業,因此在食品方面沒有太大問題。同理,身為擁有「花園城市」讚譽的新加坡,更加是旅行客嚮往的地點之一,再加上自身的環球影城、烏節路,鄰國的Legoland、Premium Outlet等,是新加坡國民的週末好去處,衣、行也不成問題。但落在了最後一項,住。

  外來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的投機客,不斷刷新新加坡的房價。使得建國一代常言的,努力工作,20歲買房的預言無線往後延長。這一點,便引發了新加坡本地居民的強烈反彈。檯面的高GDP,不意味著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是如此。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12年12月30日,新加坡人均GDP為60,688美元。非盈利經濟學家組織新加坡經濟學會的副會長Yeoh Lam Keong表示,該調查顯示了一些實情:新加坡人絕對富裕,但相對不幸福。新加坡智庫──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助理高級研究員Yeoh解釋,在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新加坡人屬全球最差之列,工作時間也屬全球最長之列。新加坡人壓力過大,沒有足夠時間娛樂和過家庭生活。

  國際勞工組織2010年一份報告顯示,新加坡人投入工作的時間最長。該報告並未詳細說明具體數字,但新加坡人力部數據顯示,新加坡人每週平均工作45.9小時。擁有財富不一定代表生活質量必然很高。香港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積僅為12平方公尺,屬全球最小之列。新加坡情況稍好,平均每人為25平方公尺。不過據Yeoh表示,儘管新加坡擁有全球一流的公共住房、教育及醫療保健,很大一部分新加坡人越來越難負擔得起。Yeoh補充道,移民導致過度擁擠,加上工資停滯不漲,對中低收入的新加坡人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收入差距也升至高位。大部分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越大,社會幸福感和流動性便越低。據美國化妝品公司玫琳凱亞太區總裁蔡慶國表示,在新加坡貧富兩極分化,導致富人越來越幸福,而普通人越來越不幸福;加上人與人之間互相嫉妒,因此更加不幸福。與此同時,新加坡人又很關注其不足之處,對自身的要求也很高,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政府經常提醒大家,一旦鬆懈就會失去一切。這種不安全感,加上居住在一個擁擠城市所帶來的壓力,都令新加坡人抱有怨言。

  就房屋課題,雖然政府執行力強,不斷增建大批組屋,提供平價的棲身之所,但畢竟還是供大於求。新加坡除了不斷降低組屋的門檻,還開始從法律上限制組屋的轉售,例如加收賣屋印花稅或限制兩年才能夠轉售等,套住抄家的流動資金,提早房價投機者的門檻,以阻止不良商家的操作風氣。但「所幸」新加坡靠近鄰國馬來西亞,距離最近的城市Johor Bahru(柔佛巴魯)僅僅是一橋之隔。目前有許多的新加坡國民,開始把目光放向在馬來西亞購買房屋並每日驅車前往新加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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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藝術家對李光耀先生致敬(圖片來源:Flickr,Kevin Lim)
  新加坡以一無資源、無優勢的小利用面積島國由無資本發展至今的國際地位,確實值得很多的國家的效法與吹捧。但就如它不以「小國寡民」的理由,放棄生存的權利,而是積極尋找出它在世界的定位,還有政黨上臺需接受民選,領導人得用政績說話,有關注發展與民生的高效率行政,這就是「新加坡模式」。但因為過於奉行李光耀先生的精英領導制,變相地制定了國民篩選標準,積極地汰換國民,還有加入許多標準以上的外來國民,以保證自身經濟的繼續強勢,爭取國際上的話語權。但是,快速成長的背後,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些弊端。雖然說政府已經積極在解決,但是根本問題是出在新加坡的國土並不足以容納如此多的國民。新加坡在給予了國民驕傲的同時,也在同時間迫使無法跟上新加坡腳步的人民遷往他國,換取更多的名額讓國外的新鮮血液充實著新加坡。雖然說無法具體說出這種手法對於新加坡來說,是否是釜底抽薪之計,但站在領導人的角度,為了確保新加坡的榮耀,確實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今,在德高望重的李光耀先生逝世以後的今天,是否還有人具有如此高度的智慧以及人氣、手腕繼續在國際上發光發熱,一切都還在未定之天。


校稿編輯:萬宗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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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發塔的血汗勞工:杜拜不為人知的一面

8/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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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勝安(台灣大學地質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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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發塔(Burj Khalifa)位於杜拜境內,其高度達828公尺,號稱是目前的世界第一高樓和最高人工構造物(圖片來源:chusico,Flickr)
  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人口最多的酋長國,杜拜同時也是大公國中最大的一個城市,是中東地區的經濟與金融中心。哈里發塔(Burj Khalifa)位於杜拜境內,其高度達828公尺,號稱是目前的世界第一高樓和最高人工構造物。於2004年9月21日開始動工,最後在2010年1月4日正式完工啟用。然而在杜拜富麗堂皇的表面底下,有許多我們不曾注意的事件正轟轟烈烈的發生著,然後又無聲無息地被掩沒在此起彼落的工地叫喊聲中。

哈里發的罷工事件

  2006年3月21號,在哈里發塔的施工現場,約有2500名的勞工在工地發動罷工,甚至出現了暴動──砸毀汽車、辦公室等,根據報導,引發暴力衝突的主要是亞洲裔的工人,他們的訴求項目包括調高薪資和更好的工作環境。這些工人所領取的薪資,從有技術的工匠每天可領7.6元美金(每月725迪拉姆幣),到每天領4塊錢美金(每月380迪拉姆幣)
的一般勞工[1]。

  約莫兩個月後,5月16號,哈里發塔的建造承包商Besix,傳出該公司8500名的工人發動了一起計畫性的罷工運動,不同於以往臨時起意的形態,這起罷工持續了至少五天以上,主要的訴求仍是增加他們的工資,並要求最低工資不得低於1,000迪拉姆幣並且要附加300迪拉姆幣的食物津貼。一名參與罷工的工人指出,他們每個月的薪水只有389迪拉姆幣(約3450新台幣)[2]。

  事隔一年,2007年十月底,哈里發塔的工地再次傳出罷工事件,數千名的外籍移工占領道路,並向警方丟擲石頭,訴求一樣是更好的薪資和工作環境。而這次事件的引爆點在於迪拉姆幣的貶值,迪拉姆對美元的匯率下降了0.55個百分點。因為自從1997年十二月,阿聯就採用固定匯率的方式釘住美元,並維持在1 美元 = 3.6725 迪拉姆幣,所以突然的貶值讓這些外籍移工可以寄回家的錢,相對而言變少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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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十月罷工事件的引爆點在於迪拉姆幣的貶值。
  薪資低落、工作環境惡劣,且建設大量依賴外籍移工,所以在罷工現場大多是移工身影。而造成這一連串結事件的導火線,必須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經濟發展談起,長久以來存在於勞工制度的缺陷則使得情況越變越糟,建造哈里發塔就是那最後的一根稻草。

杜拜的經濟發展脈絡

  杜拜坐落於波斯灣沿岸,其經濟發展靠著石油的開採而崛起。後來杜拜政府致力使經濟多元化,大力發展商業與刺激公司活動,讓杜拜的經濟從依賴石油,轉向以服務、觀光業為主。杜拜統治者渴望藉由摩天大樓來展現城市的現代,所以自2000年起杜拜政府開始大規模建設,這使得杜拜的不動產快速增值,建築業快速的成長,最後也長出了一棟世界最高的哈里發塔。而正是因為過於快速的經濟發展,而造成了人口結構上的失衡。

人口結構的失衡

  阿聯位在波斯灣岸,氣候乾燥而炎熱,原本在這裡生活的人口規模本來就不大。後來因為石油的開採而大放異彩,但是真正屬於遊牧民族後裔的阿拉伯人非常少,所以需要從其他國家來的人才和勞力協助發展。根據聯合國的估計,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擁有全世界第五大的國際移民數量,在全國930萬的總人口中,高達780萬是外國移民。這些移民主要來自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埃及和菲律賓。

  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阿聯的總勞動人口有630萬,勞動參與率高達七成以上,而一份2009年的估計顯示,外籍人士佔了所有勞動力的85% [4]。從人口統計和勞動力的分析,可以看到阿聯的發展非常倚賴這些勞動力,而外籍移工又是主要勞動力的來源。而在這些勞動力之中,從事建築方面相關的人數比例最高。在這一個炎熱的沙漠地區,傳統上,遊牧民族的生活型態不那麼需要不動產。然而,石油帶來了人潮,也因此為了滿足越來越多住房需求,建築業也就因此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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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發塔施工現場(圖片來源:NBC NEWS)
阿聯的勞工法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勞動法並沒有規範所謂的「最低工資」,但是法條中提到,每月低於4000迪拉姆幣的薪資將無法支持自己的日常生活,提供雇主有「參考的標準」。然而從哈里發塔的罷工者口中可以得知,他們每個月所賺的錢大約只有380到720迪拉姆幣不等,甚至不到聯邦法律建議的四分之一。

  阿聯的勞動局在2013年頒布的最低薪資規則,適用對象為三大族群。勞動局指出,私部門的工人依照技術分為五大族群,第一類是職員且必須大學畢業,他們每月的薪水不得低於12000迪拉姆;第二類是技術員,他們每月的薪水不得低於7000迪拉姆;第三類則是有技術的勞工,薪資不得少於5000迪拉姆,只要他們有任何一所中學的證書。

  雖然勞動局規範了薪資的最低下限,但是適用對象是有所限制的,並非所有人都適用,主要受益的對象還是在具有學歷的工人身上,而且規則中並沒有明確指出是否適用於外籍工人。試想為了賺錢而遷徙的工人,在工地賣力工作,若是他們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學歷,他們還會做這種苦差事嗎?很明顯的,這一些新法規的頒布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阿聯政府還是繼續將低階技術的勞工暴露在危險且不平等的待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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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富麗堂皇的建築是奠基於一群辛苦付出的勞工身上(圖片來源:PROBASF - We create chemistry,Flickr)
工會和集體談判的缺失

  阿聯法律不承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力,勞動法更直接禁止工人罷工,並且允許雇主對發起罷工的工人,暫時扣留其工資,送交當局審理。由於工人不被准許組織工會,也就沒有機構代表他們的利益。工會是勞工與相關政府機構、雇主進行談判的重要工具,並且有助於尋求結構性質的改革。不能罷工、無法組織工會、沒有集體談判的權利,工人就像一頭任人宰割的羊,完全沒有談判或甚至反抗的力量。

  在這個富麗堂皇的杜拜城市底層,住著一群賣力付出的血汗工人們,他們不吭聲不是因為生活無憂無慮,而是因為不敢,來自司法的迫害與雇主的金錢壓力,不但使他們不能組織工會,也讓罷工難上加難。然而,正是這一群苦命的勞工打造了這一個繁榮的城市。

  隨著高樓一棟一棟的聳立,勞工卻一點一點地遭受剝蝕,人權的意識似乎沒能跟上城市發展的腳步。杜拜即將在2020年舉辦世界博覽會,建設的計畫可不比哈里發塔來的小,若是杜拜政府繼續忽視勞工的人權,隨之而來的勞工問題可想而知。


註解

[1] “Strike halts work at Dubai tower”. BBC news. 23 March 2006.
[2] Riyasbabu, “Besix workers turn violent, beat up their colleagues”. Khaleej Times. 21 May 2006.
[3] “Dubai construction workers strike”. BBC news. 29 October 2007.

[4] “UAE Population”. Fanack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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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移民下的女性角色……當女性成為新思想的引進者

7/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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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怡潔(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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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馬英九近日至多明尼加參訪國會的照片,最右為參議院議長黎莎朵(Cristina Lizardo Mézquita)(圖片來源:中央社)
图片多明尼加和美國的相對位置
  多明尼加是位於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小國家,命運多舛,歷經西班牙人兩百多年的殖民,又曾被美軍占領及海地統治,好不容易爭取到獨立,政權又常被軍事強人掌控,社會風氣始終難以落實法治。自1960年以來,數以萬計的多明尼加人移民海外,因為歷史及地緣上的關係,美國成為多國人移民的首選。到了1997年,有近十分之一來自多明尼加的人住在美國,數量只稍遜於墨西哥等鄰國。這些人中,有 24% 的人出生於美國。

  早先的移民主要是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尋求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也試圖改善經濟條件,很多人借道波多黎各試圖進入美國。過去三十多年來,多明尼加移民熱潮不減反增,此和美國需要大量便宜勞力的經濟政策亦有關。大約有超過九成的多國移民是合法入境,但為了賺錢,有時反而非法移民會更容易找到工作,因為如此雇主就不需要替他們支付保險費用。在這過程中,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體會到不同以住的跨國生活經驗,但相較於男性,女性的轉變更加明顯,因為女性通常是家中的照顧者,長輩和孩子都必須想辦法安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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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2美國的多明尼加移民人口數(圖片來源:MPI)
图片1994年,一位名叫Ramona的多明尼加移民,在街道旁賣起自己民族的特色食物,可以看出移民女性試圖改變以往守在家中的生活方式,也試著走出來靠自己手藝掙錢(圖片來源: Transnational Changing Gender Roles)
前進美國,家鄉前進

  多明尼加是農業國,大多數人以第一級產業維生。在移民風吹起後,原本家中務農的家庭,因為先生到外地工作,留下家鄉的農田給妻子看守,但妻子無力耕作,必須聘僱其他人幫忙,然而妻子通常沒有這樣的權限可以作決定,導致農作收成量大減 [1]。在人類學者Nancie L. Gonzalez在40年前的訪談中 [2],移民內部呈現出明顯的重男輕女現象,當女性個案到美國工作時,會把自己工作的錢匯回給家鄉父母,而母親會把錢分給自己的兒子,用得理所當然。此和台灣早期經濟起飛時,很多女性沒法讀到太高學歷,十多歲就到外地工廠工作,每個月必須寄錢回家的情況頗為相似。

  美國於70年代廣設加工出口區,多明尼加也相繼設置。雖然工資一開始不如男性,選擇的工作項目也較少,但多國女性仍對有工作一事抱持滿意。「女人所賺的已夠買滿不只一桌的食物(What a woman earns now is enough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and more)」,已成為一句當地人流傳的話,可見女性在經濟地位上的改變。



  此外,男性通常會把海外工作當成暫時性的,因為他渴望能早點回國,重獲傳統上的性別特權,而女性則希望能延後回國,因為不想失去工作以及新得到的自由。女性的經濟能力提升,對於其在家中的地位,以及做決策的權力也會有所改變,大致來看,是一種正面的發展。

  家庭賦予女性極大的責任義務,傳統上女性要負責做家中所有的家事,也要養家庭和小孩,有的女性在孩子小的時候離開工作,幾年後回來,發現孩子已不認識她,在情感上會有更多的不捨和拉扯。根據一位移民到美國的多明尼加女性觀察,她認為美國家庭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家庭更強調個人主義,較少彼此擁抱、接觸。多明尼加的家庭成員不只是父母和孩子,還會擴大到姑姑、阿姨、祖母、養母等,以女人為中心的鏈結,幫助她們克服生活中的種種難關。「家庭空間(homespace)」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可能還包含學校和社區 [3]。
而在盛行個人主義的美國,多明尼加家庭則也鼓勵女孩要受教育,教導經濟來源全部依賴先生是不可靠的事。男女平權的觀念明顯受到美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相較之下,目前仍然有許多加勒比海地區國家,對於女性仍有著支配及附屬地位的想法,多國因移民者多,對於傳統的男女不平等地位也能以較開放的想法檢視。


流動而轉動的多明尼加

  多國的移民流動,反映了全球化資本對國家勞動力產生的推拉力量,女性是其中一個決定性的行動者,必須不斷和其性別化的策略協商。若是最後返回多國生活,其所接收到的新想法和觀念,也將對家庭和孩子一生發展有重要影響。多國移民的女性對於自己的認同是跨國的,需要學習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習慣,即便是不會英文,但也要懂得打工、做生意,等到第二代出生後,學習當地語言、受教育,和移民國家的關係便越來越深,即使有想回國的念頭,也較不容易實現。


  多國近幾年極力發展觀光業,帶來不錯的收入,多國產的咖啡和雪茄也是世界知名,經濟方面頗有進展,是加勒比海中美洲一帶國家中,經濟發展近年來最為突出者。多明尼加人移民到國外後,對本國的連結仍然會持續,並且常將錢匯回本國,匯款的金額總額每年有向上上升的趨勢,男性和女性差不多相同,表示女性的賺錢能力和男性有並駕齊驅之勢。女性角色的改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都可時時介入,在父權至上的時代,多國女性若能抓住時代脈動,爭取機會,從全球化潮流下的被動者,成為全球化的主動參與者。目前多國國內已有女權運動的發展,未來的發展令人期待。

參考資料

  1. Sherri Grasmuck & Patricia R. Pessar. (1991) Between two islands :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Nancie L. Gonzalez (1976) Multiple migratory experiences of Dominican women.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49(1):36-44. 
  3. Nancy López (2004) Transnational Changing Gender Roles: Second-Generation Dominicans in New York City, In Dominican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Ernesto Sagás and Sintia E. Molina eds).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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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在幸福與恐怖之間

6/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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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文傑(台大生工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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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現任國王與王妃(圖片來源/東森新聞雲)
世界上最快樂的窮國

  聯合國2004年的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不丹在192個國家中位居134位,經濟相對落後。但在2006年發表的「全球快樂排行榜」,不丹卻名列第8位,位列亞洲第一位,儼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窮國,在工業革命後,被資本主義統治兩個多世紀的人們相信,不丹想必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後的淨土─香格里拉,或是所謂的烏托邦吧!從許多旅遊叢書及旅行社網站的介紹就可得知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美好想像。

  不丹的美麗形象不只存在於旅人的心中。從1972年起,不丹官方開始正式推動GNH(人民總體幸福指數)來取代對GDP的追求,這項指數的推行立刻引起全球許多國家的注意,因為這個指數能夠從各個方面並包含為他人著想動機來量化、計算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的幸福程度。在人們逐漸意識到物質層面發展的有限的近日,這樣的概念更是被許多的經濟學者擁抱。2004年荷蘭經濟學家Sander Tideman 指出這是「經濟學的新典範」!而現在聯合國也已經讓不丹每年主辦一次「快樂高峰會」,此會議也被視為聯合國的重要年會之一。

營造烏托邦的代價

  不丹前首相Jigmi .Y.Thinley在2009年時說道:「…,我們知道真正的幸福不能夠存在在有人正在受苦時,而是來自於服務他人。…」這樣的理念令人動容,人們也很容易自然的期待在有這樣理想的領導人帶領之下的國度,想必是人們嚮往的烏托邦。

  由於地理位置的相鄰,不丹的南部有許多地區都有尼泊爾族移民的定居。然而從1950年代起,出於擔心不斷增加的信仰印度教的尼泊爾裔移民,會影響不丹主體民族文化的獨立性,改變不丹的民族結構,且後期看見南部發展水力發電、種植經濟作物的潛力,不丹人開始採取同化措施來同化尼泊爾裔不丹人,並阻止更多的尼泊爾人移入不丹。

  初期手段較為溫和,鼓勵不同民族間的通婚,並且只要父母有一方是不丹族人便可獲得不丹公民身分,在教育上仍准許用尼泊爾語教學,但自1980年代起,政府手段轉為極端(原因可能來自於原來的鄰國錫金王國,1975年在印度政府的領導下,舉行了全民公投,廢除錫金王國,並加入印度成為其一省分,而境內印度教人口為多數,正是此次公投成功的主因),頒布了新的公民權法,明定父母雙方均須為不丹族人才有公民權。而不丹政府更在1989年依據這條法令,宣布28,000名尼泊爾族人為非法移民;1988年以綠化環境為由把原尼泊爾族人居住的不丹南方劃為綠化帶,迫使許多尼泊爾族人必須遷離,這些民族政策引發許多尼泊爾族人的不滿,他們有組織的在不丹南部攻擊學校、醫院等公共措施。

图片難民營中的不丹人(圖片來源/Sulekha.com)
  被強行驅逐的尼泊爾族人被安置在尼泊爾的難民營。「不丹的難民」問題帶給尼泊爾政府很大的負擔,然而不丹拒絕承認在難民營裡的十萬尼泊爾族人都是不丹人,這個事件也使得原來友好的兩國關係降到了冰點。

  然而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不丹與尼泊爾達成了把難民甄別分類的框架下進行合作的協議,此協議將難民營內的尼泊爾人分為四類,即為被驅逐的不丹人、自願離開的不丹人、有犯罪紀錄的不丹人、非不丹人。這四類當中,不丹僅願意接納被驅逐的不丹人,然而在甄別的過程中,大多數的難民被認為是自願離開,難民營中有個不丹難民這樣說道:「軍隊把所有的人從房屋裡抓出來,他們強迫我們簽署文件,並為我們拍照,要求我們露齒微笑,好讓我們感覺起來像是開心的自願離開,而非被強迫驅離。」就這樣,不丹難民問題便在不丹王室因種族疑慮,及隱含的經濟利益考量,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陷入了僵局。國際救援委員會移民安置辦公室副主任鮑伯·凱里說:「雖然不丹的幸福指數很高,但並不是對每個人都高。」道出了尼泊爾難民營中多數人的心聲。也讓世人看見烏托邦背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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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難民在不丹舉行首次大選時表達被排除在外的不滿(Sudeshna Sakar攝)(圖片來源/環境資訊電子報)
希望的曙光?絕望的響鐘?

  2006年美國提出「第三國安置方案」,表示願意接受50,000名至60,000名難民至美國居住,其他西方國家如加拿大、挪威、芬蘭、瑞士、澳洲、紐西蘭等都紛紛表示願意接收部分難民。

  然而不丹的人權領導人則認為,美國接收不丹難民的作為只會鼓勵不丹政府驅逐更多的尼泊爾族人,並合理化此作為,無疑是對不丹政府的獎賞,而無助於正面解決問題。也有不丹難民認為,回到不丹應是優先考慮的選項,此方案會讓他們處身於一個文化、宗教都很陌生的環境之中。

  從不丹政府的角度來看,第三國安置方案不失為當下最實際的解決方案,因為以不丹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來看,在2005年,不丹族人約有31.5萬人,尼泊爾族人約有22.1萬人,若不丹接納了難民營中的十萬尼泊爾族人,則尼泊爾族將成為不丹最大族,此一狀況絕非不丹政府所樂見。

  不丹於2008年首次進行大選,然而難民卻被排除在外,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也於2008年正式實施此一方案,目標很明確,為了為這些絕望的難民尋找出路,使他們不致於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不安因素,結果卻事與願違。


  難民中的年輕激進分子在此一計畫實施前,還期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不丹政府施予壓力,使他們有朝一日能重返家園,然而此一計畫的實施徹底地粉碎他們的夢想,使他們意識到,要回到不丹,只能靠自己。他們與不丹流亡的共產黨合作,在不丹南部策畫了許多次的恐怖攻擊,甚至到後來陸續有選擇第三國家安置方案的居民遭到暗殺的消息。

  而平安移居歐美的難民,雖然脫離了難民營中的惡劣環境,很多人卻都面臨了要融入宗教、文化、語言完全不同的新環境的問題,甚至有許多難民在這樣的身分矛盾中選擇了自殺。這些消息都使得第三國安置方案面臨極大的挑戰。

何去何從?

  不丹的難民問題正和著名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背後所要傳達的概念相似─在一個人們眼中看為好的、被眾人所推崇的英雄,內心仍有不為人知的黑暗面。而不丹的難民,正是在世人眼中的香格里拉的黑暗、恐怖之處。如果這件事情能夠攤在陽光下讓世上多數的人知道,那麼也許就能夠迫使不丹拿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誠意,消除這美麗國度背後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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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四月初的移動焦慮

5/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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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怡文(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四年級)
图片往往只有在塞車時,一般人才能體會到移動的重要(圖片來源:好房網)
  四月初,新聞媒體不斷播報著國道上的車潮與平均車速,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也不斷更新即時國道車流量。

  為什麼四月天的國道變得如此喧囂?因為,四月是一個返鄉的季節。四月四日清明節連假返鄉是我們承襲已久的風俗習慣,近年來更成為國人放鬆的旅遊旺季。從國道上車流量大增、平均時速劇降,便可知道清明連假對中長程「移動」有高度需求的大量人群。因此,四月初的移動問題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

  但什麼是移動?移動不就是稀鬆平常的事嗎?不難想像日常生活中舉凡走路、騎腳踏車、舉手、吃東西…每一個動作都是在移動,不論是移動了我們自身或其他事物。移動研究的著名學者Peter Adey在《移動》一書中對移動下了一個註解:「移動性即命脈。」這樣的註解簡單扼要地說明了移動本就是構成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沒有移動我們就無法生活;沒有移動性,我們就活不了;沒有移動性,我們工作或抵達最近的食物來源,也無法保持身體健康;我們無法建立並維繫社會關係,我們也無法抵達遠方或近旁。的確,移動真的太稀鬆平常了!它近乎完全地鑲嵌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舉動,因此,在一般的生活中我們真的很難意識到我們正在「移動」,但是一旦當我們無法移動的時候,我們卻會覺得倍感焦慮和痛苦,並且也似乎只有在這種時候我們才會意識到移動的重要性,以及能動的方便性。

  就像四月初國道的移動問題之所以浮現,不外乎就是過多的人潮湧上國道,使得交通壅塞,讓移動從理所當然的事突然變成一件很不便利、難以達成的事情,並且更重要的是移動變得不方便之後,人們開始產生一種對於時間流失的無力感,以及對於喪失時間掌握度,進而產生了行程延宕、無法掌握的焦慮感,對於這種感覺可以將之稱為「移動焦慮」。

图片大霧鎖金常常出現在新聞畫面上(圖片來源:TVBS)
  一般而言,移動焦慮的出現往往在於移動在實踐上變得窒礙難行時,但是正因為移動牽涉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個人生活需求,所以每個人對於移動焦慮的感覺大不相同,而不同移動形式所造成的移動焦慮也不盡相同。就好比清明返鄉這個例子而言,國道上的人群感受到的是車潮、車速的焦慮,但是花東地區的民眾可能對國道問題毫無感覺,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受困於買不到火車票的焦慮當中,此外,離島的民眾則可能因為機場關場、飛機停飛感到焦慮。

  比起移動焦慮的浮現與察覺,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移動為什麼出現焦慮?哪些群體出現了焦慮?再者,同樣是移動,也同樣為著清明返鄉的目的移動,為什麼焦慮的來源如此不同?事實上,這牽涉一切令移動成為可能的條件。換句話說,移動並不如我們一般所體驗的那麼簡單、輕鬆、便捷。相反的,移動是由一系列複雜的組織所構成的可能性,並且牽涉到不同群體、不同移動經驗者、不同移動需求者…等不同狀況而有一連串關於移動的複雜反應。

  四月初的國道即時快報,它反映的不只是大量的人潮,更帶領我們從這個切入點重新探討移動,以及關於移動焦慮的一些事情。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不同的移動經驗與需求,會產生不同的移動渴望與焦慮。那麼在金門觀點之下,移動的渴望是什麼?焦慮為什麼而生? 


  金門是台灣的外島,並且因為海洋的隔絕性經常被規劃為偏鄉地區,的確,金門在地擁有的資源並不如本島豐厚,包含從具象的生活物資、就業機會、教育資源、醫療需求……,到抽象的消費欲望、城市感的追求、生活的競爭力……等,這些都需要透過移動才能滿足金門人的需求。具體的例子,比方是網拍的物流移動性提供了金門人有機會買到島上沒有的物資,換句話說物流的移動力提高了金門人的購物選擇性;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大多數的金門學子在大學階段往往選擇離開家鄉,隻身前往本島就讀以獲得更高的學習資源;此外,金門島上醫療資源有限,民眾若需要在地無法提供的醫療服務,則必須離開金門島,前往台灣島尋求協助。從上述的例子看來,「移動」幫助金門人實踐生活需求,並且這些需求很多都是民生的最基本保障。換句話說,面對移動的喪失,金門人將不僅僅面對時間的喪失與行程無法掌握的表面問題,更根本的來說,金門人面臨的是民生保障喪失,也沒有途徑去追求的困境。

  四月的金門移動困境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清明節的金門移動困境並不像國道塞車那麼單純,而是一個返鄉群眾群聚機場搶著候補機位的現象,但卻也不僅僅是買不到機票的問題,事實上金門清明節的聯外機票早在一月就會開賣,三月再加開班機,故有第二波買票的機會,因此訂票需求雖高,但卻不是返鄉移動最主要的困難性。基本上,清明金門移動的最大挑戰是天候,因為在雨紛紛的清明時節,金門時常被大霧壟罩,一旦「大霧鎖金」使得飛航安全低於標準,那麼飛機到達不了的金門島將會成為一個與外界失聯的孤島,在金門的遊客離不開,返鄉的子民也回不去。

  金門觀點下的移動問題其實是移動研究中很有特色的個案,其特殊性主要有兩點:其一在於金門聯外交通長久以往都只仰賴飛航,而這種對於飛航存在高度依賴性,並且也沒有其他的交通的替代方式,使得金門人只存在能動跟不能動兩種移動劇本,看不見國道上的緩速問題,也沒有選擇替代道路的可能性。其二是金門對於飛航的高度依賴,使得天候的飛航條件主導著金門交通的能動性,假使飛航技術不能突破天候的限制,或者金門聯外交通沒有開發出其他可能性,等同於金門的聯外交通在天候不佳時勢必會受到阻撓,民眾的移動困境亦不可能獲得消除。

  移動的挑戰,往往在移動出現困難之後才會被關注,然而當移動恢復之後,移動的挑戰能否被正視與意圖解決,決定了移動的困境會不會再度浮現。數十年來,金門清明節的移動困難未曾獲得緩解,甚至在民眾受困機場之時,新聞媒體亦未曾如國道塞車景況般高度關注。因此,必須有更多人一起來描繪金門的移動故事,讓金門的移動困境被更多未曾體驗過的人了解與關注,如此一來,才能促使政府與各方致力於協助金門人解決移動困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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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為什麼不如招呼二輪計程車呢?

3/2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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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開洋(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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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的計程摩托車廣告,下頭寫著「有效率的快速」(圖片來源:Hiboox)
  在多哥洛梅街頭,可以常常見到的交通工具並非公車、計程車,而是名為Zemidjan(意為快帶我走)的計程摩托車(taxi-moto)。這些介於50c.c.與125c.c.之間的摩托車,起始於1992年發生大規模抗爭運動,在首都交通癱瘓、計程車司機亦加入罷工行列之後興起;大部分計程摩托車為個人資產投資後再雇用駕駛行駛,摩托車的機動性使其適合在洛梅大大小小的巷子與壅塞的車陣中到處穿梭,根據多哥非洲發展協會(SOTED)在2001年研究顯示,目前至少有五萬輛計程摩托車奔馳在全國各地,每周超過一般多哥家庭三千西非法郎的五千法郎薪資(約十美金),使1995~2001年間共有六千五百人選擇從事計程摩托車駕駛;另一方面,有80%的都市人會將此當作交通工具,同時在鄉村,計程摩托車則使他們不再因為距離被孤立。較低廉的車資與能行駛任何條件路面而不需轉乘的特性,讓計程摩托車較傳統計程車更具有競爭力。

  多哥計程摩托車的出現,反應了大部分西非國家城市在邁向快速的都市化過程中,同時產生的共有問題:公共運輸的缺乏。現今,自多哥繼其鄰國貝南(Benin)之後第二個擁有計程摩托車的國家,這種交通服務已經擴散到尼日、奈及利亞甚至是喀麥隆。 

 
  多哥的公車服務相關文獻記載於1982年開始即停止服務,不過實際上根據2012年的狀況顯示仍然存在,當然可以確定的是,依當地人的說詞表示:「沒有人會去搭的,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經過你面前。」現今,面對這座2000年時擁有一百萬,而當今卻已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洛梅交通很大一部分仍然靠著計程摩托車為主,它們不停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無論柏油或者泥路,無論順行或逆向,便利性十足;但相對地,其他研究計程摩托車現象的報告中則就指出可能的危險性,從許多交通意外事件中可以證明,再加上大量摩托車排放廢氣對環境的污染,都是主要其缺點。 

  但是,多哥城市的計程摩托車出現,則有另一項重要的社會層面議題,因為其方便上手、好進行的特性,使得這項非正式產業成為許多在當今整體西非就業環境皆不佳的狀態下,有效解決都市中大量年輕人失業的問題,降低失業率,並且相對高價的薪資,促進青年可以養活自己的有薪階級產生;不過,在其他新聞也顯示這樣的狀態,造成多哥也發生國立大學學歷畢業的學生「高學歷低就」的狀況發生,使政府必須提出其他促進青年就業的方案,以避免降低青年的就業市場水準。

參考資料 


1. 探討計程摩托車之報告:http://www.codatu.org/wp-content/uploads/Le-taxi-moto-un-nouveau-mode-dans-la-mobilit%C3%A9-urbaine-au-Togo-pour-quelle-qualit%C3%A9-de-vie-Komi-Tublu.pdf 


2. 青年「高學歷低就」:http://www.republicoftogo.com/Toutes-les-rubriques/Economie/Chomage-des-jeunes-approche-innovante


關於【多哥】(Togo)

多哥做為一前法屬多哥蘭,實際上在一戰戰敗後,與英國共同接收德國殖民地的託管地,為一個典型非洲國家的殖民地史發展所在。境內既有多族群的治理困境,亦有同族群卻因殖民母國不同而分屬不同國家的問題。身為一幾內亞灣小國,多哥本靠著其首都洛梅的西非內陸貨品轉運大型港口,在國際上佔有重要地位,儘管其國際港口地位逐漸衰敗,卻也因為擔任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的非洲代表,再次躍登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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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德斯坦】再度開放菲律賓移工進入伊拉克庫德地區

3/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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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練聿修(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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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些到庫德斯坦工作的菲律賓移工過去被紐約時報報導危險的工作環境(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由於2004年時,曾爆發菲律賓移工在庫德斯坦遭綁架的事件,菲律賓政府因此禁止菲律賓人進入伊拉克工作長達八年,2012年,菲國宣布再次開放該國進入伊拉克庫德地區做為移工賺取外匯,但僅針對北部的庫德自治政府,而不包括伊拉克其他地區。儘管八年期間有相關禁令,2012年重新開放前仍有約一萬名的菲籍移工在伊拉克境內工作。 

  2004到2012年間,庫德地區和伊拉克中央政府似乎出現更明顯的區隔,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現象呢?或許「石油飛地」(oil enclave)的概念會有所幫助。所謂的石油飛地,指的是在許多亞非油田附近,由於當地政府規範鬆散、無力執行,加上跨國石油公司的強大資本,導致石油不但無法促進地方發展,反而讓部分在地人民生活更加艱難的地區。


  相關報導中,一位菲國相關單位官員認為由於石油天然氣、電信、建築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庫德地區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工作機會,該官員甚至用「新杜拜」--這個充滿石油經濟發展想像的字眼--描述他所看好的庫德地區未來。然而,實際上庫德地區已經慢慢步入石油飛地的發展困境,除了土地兼併、環境惡化之外,更嚴重的是極度低劣的勞動條件:沒有保險、高工安事故發生率、忽視傷殘勞工等。庫德地區之所以和伊拉克其他地方產生明顯區隔,很重要的原因是石油資源的開發,以及,不完備的相關法規讓這個區隔更加明顯,甚至導致油田與周圍地區斷裂,形成所謂的石油飛地。 

  官方開放菲國移工進入庫德地區對本區勞動條件的影響,可以分成對菲國勞工和庫德本地勞工兩項個別討論。對菲國勞工而言,官方開放顯然能帶來好處,許多原先非法進入此區的勞工可得到返國的權利,並且在勞動條件上受到更大的保障,以及官方的承認。然而對庫德本地勞工而言,這或許意味著低劣勞動條件無法獲得改善。在這裡,筆者欲以20世紀中後、同樣迅速工業化的南韓來進行類比,儘管20世紀中葉後的南韓工業發展成果豐碩,勞動條件卻遲遲沒有改善甚至惡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直到1980年代中期,鄉村都還有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供應;意即,勞工沒有太多發動抗爭的空間,因為他們極易被取代,相似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庫德地區。


  在源源不絕、可接受低劣勞動條件的菲國勞工競爭下,庫德地區的勞動條件在短期內似乎沒有改善的機會。若將這個比較進一步延伸,可能得到更悲觀的結果,當時南韓壓制勞工的組合是政府、財閥和腐化工會,在庫德地區則是政府(也就是兩大武裝軍閥)和跨國石油集團的媾和,可以說後者的組合甚至還要「略勝一籌」。當在地軍閥政府與著重資本積累的跨國財團結合,庫德地區的勞動條件,似乎沒有太多容許我們樂觀的餘地。


參考資料:

 
1. 具海根 2004。韓國工人: 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台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 The Kurdistan Tribune 2014. The cost of KRG oil – how long can we stay silent? http://kurdistantribune.com/2014/cost-of-krg-oil-how-long-can-stay-silent-2/ (last accessed 8 March) 

3. Fondation-Institut kurde de Paris 2012. Philippine workers free to go to Iraqi Kurdistan. http://www.institutkurde.org/en/info/latest/philippine-workers-free-to-go-to-iraqi-kurdistan-3243.html (last accessed 8 March) 

4. Kurd Net 2011. Jobs await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OFWs) in Iraq’s Kurdistan region. http://www.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1/9/invest738.htm (last accessed 8 March) 


關於【庫德斯坦】(Kurdistan)

國家地理雜誌總編輯Johns曾以「境內難民」(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來形容居住在橫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邊境、傳統上被稱之為庫德斯坦的破碎山地上的三千多萬庫德人。近代的庫德斯坦毋寧是個深受多種尺度作用力影響的地區,其政治意涵、地理位置、資源在不斷被重新定義的情況下,各種衝突與調適也不斷發生在這個地區;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庫德派系被納入伊拉克聯邦體制、土耳其試圖進入歐盟,庫德斯坦的獨立出現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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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里西斯】循環移民:加拿大將提供更多機會給模里西斯人

3/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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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姿儀(台大地理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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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對模里西斯的循環移民計畫中,包括招募模國的髮型師(圖片來源:business.mega)
  模里西斯在國際移民組織的協助之下,與加拿大政府合作進行國際間的循環式移民計畫(circular migration programmes)。此計畫已進行約三年的時間,目前約有四百名模里西斯人民受惠,分別在加拿大境內不同地區工作。在參加此移民計畫之前,模國人民必須透過一系列的實習與培訓,提升勞動價值,以滿足各招聘機構之標準。該國社會整合及經濟振興部門(the Minister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與國家振興基金會(National Empowerment Foundation)也提供許多培訓設施,例如學習經歷認可計畫。此外,模里西斯政府於2010年設置了模里西斯移民資料庫(Mauritius Circular Migration Database, MCMD),用以配對外國雇主需求與該國申請移民之勞動力之資格。 

  此外,Prudhomme國際公司的執行總裁也表示,由於擁有適當的技能,再加上模里西斯工人具有雙語的優勢,使其更容易得到加拿大招聘機構的僱用。此外,循環移民計畫的重要性不僅只有國際間勞動力的流動,在移民的過程中各國相互學習也是相當重要的。截至目前為止,國際移民組織已和數個國家政府推動了勞工移民計畫,例如澳大利亞,法國,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義大利等。

  那麼,模里西斯人民為何要參與循環式移民計畫呢?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到,人類並不會漫無目的的進行遷徙,而是會去選擇他們認為有機會生存的地方遷移。關於人民為何進行遷移有許多理論企圖加以解釋,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由於概念上簡單,因此最廣為知曉,然卻有許多不足之處,最常被批評的就是把遷移的原因看得太過簡單而扁平。新經濟遷移理論認為遷移並不只表示著人們的離開,也是將家庭收入來源多樣化的一種方法;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則認為移民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上上,而建立、維持或重啟的一段網絡關係;同時,體制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認為,功能健全的組織,可以不斷的幫助接續而來的移民而使遷移永不休止。


  事實上,遷移是具有累積性的,移民的原居地與遷移地之間會因為遷移過程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每一次的遷移行為都會影響下一次的遷移。例如移民把在遷移地所賺取的金錢匯回給原居地的家人與親戚,其他家庭在見其收入增加的情況下也會有更高的意願送出更多的移民。 

  模里西斯本身即是一個移民國家,其人口組成主要自印度、中國、斯里蘭卡和孟加拉等國,在島上進行建築、紡織以及所謂的技術類別(skilled categories)工作。近年來,雖然失業率高漲,但由於當地勞動力在這些行業中產生的技術錯配(skills mismatch)現象,亦即勞動市場中的對某種技術的需求太多,但能供應此技術的勞動力卻不足,而導致海外招聘的比例也同時增加。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活動在國際間的障礙逐漸變小,資本得以跨越國界而自由流動,故企業會選擇以最經濟的方式進行生產,提高競爭力,以獲取最大利益,引進海外低廉勞工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模里西斯經濟和政治環境保持穩定,但近期經濟衰退中的糖和紡織等行業,使得失業人數急劇增加,這些人又因技術錯配而無法在其他產業中尋得工作,往國外尋求就業機會的人數也隨之增加。 


  由於模里西斯曾經先後受到法國與英國的統治,因此語言的歷史背景層面上受其影響甚深。目前模里西斯學校的教學語言為英語和法語,其中主要語言為法語,而英語則是官方語言,相較於其他勞動輸出國地區(例如亞洲地區中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家)而言,在語言上更具有競爭的優勢。例如,在2011年加拿大與模里西斯所簽訂的一中長期勞工移民工作計畫中便有提到關於法語能力的要求,雖然徵求的人數僅一百人,但是一但合格便可獲得永久性的移民身分。此外,透過完善的政策相輔相成,例如政府所建構的移民資料庫配對,以及國際間所簽訂的移民計畫,雖然目前參與的人數並不多,但是卻能使人民在培訓的過程中習得技術,並且增加更多海外就業的機會。 


  國際間勞動流動的影響可分為正負面討論。從積極的角度而言,首先,人口的流動範圍增加,有助於提高人口素質,比如基因上交流,或是分享移民的知識、技術、傳統與成果等。再者,國際移民對於遷移地而言,或具備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功能,或具有節省遷移地培育高級人才的功能,皆發揮了促進經濟的作用。第三,國際移民對於遷移地的人口增長及就業情形有所影響。一國家的人口增長取決於國內人口的自然增加,以及外來移民的流入。部分國際移民會擠壓到遷移地低技術工人的就業機會,但是同時也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由於移民的輸入,會促進工業的持續發展,增加對產品的需求,因此為國家經濟發展增加了新的企業家。第四,移民寄回母國的匯款增加了其原生地的外匯與投資投資能力,這些匯款對於貧窮的國家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外匯來源,是支持其國家生存的重要因素,提升經濟的素質。第五,移民輸入後會帶來原生地的文化,並且透過參與當地活動而融入遷移地當地的風俗習慣,因此有利於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然而,國際間的移民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例如,移民的輸出,對其原生地而言,是損失了人力資源的流失,在人民生長過程中所投入的教育與訓練,由於移民的輸出便被抽離其母國,無法回饋於其社會,更嚴重者可能甚至會影響原生地的經濟發展。而若從遷移地的角度而言,國際移民若無完善而嚴格的管制與規劃,可能會帶來難民、非法移民以及跨國移民犯罪的問題,從而增加遷移地生活環境中的不安定因子,導致生活上的困難(例如住宿與就業問題)與治安上的影響。


參考資料: 

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IOM ) 2014. Mauritius. 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where-we-work/africa-and-the-middle-east/southern-africa/mauritius.html(last accessed 9 March 2008). 

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IOM ) 2011. Mauritians to Work in Canada through New Labour Migration Programme. 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news-and-views/press-briefing-notes/pbn-2011/pbn-listing/mauritians-to-work-in-canada-through-new.html(last accessed 9 March 2008). 

3. 徐榮崇 2008。跨國的移置與鑲嵌──談加拿大臺灣僑民的移民動機與居住地選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39(2): 39-78。 

4. 李其榮 2007。國際移民對輸出國與輸入國的雙重影響。社會科學。9: 38-49。 
關於【模里西斯】(Mauritius)

模里西斯在非洲第一大島馬達加斯加以東。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奪取了模里西斯的統治權,統治直到1968年模里西斯獨立為止。獨立後的模里西斯以議會共和制立國,是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非洲聯盟、法語圈國際組織、英聯邦等國際組織成員。

模里西斯沒有原住民,現在的人口由多樣種族組成:印度裔、非洲裔、華裔以及法裔。模里西斯的主要語言是模里西斯克里奧爾語(Creole)、法語和英語。英語是法定官方語言,但流通的主要是模里西斯克里奧爾語和法語。報紙和電視節目也主要使用法語。此外,亞洲語言也在亞裔人群中通行。模里西斯島曾經是世界上僅有的渡渡鳥棲息地,但在歐洲殖民者來到模里西斯後不到80年,就因為殖民者的捕獵而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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