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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概念
concepts

垂直X水平:量體政治與中國的三維水環境治理

1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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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怡婷(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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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種隨著熱力飛天又會隨著重力遁地,即便在地面上也隨著坡度向四方流動的物質。可想而知,當我們說到「水治理」,要駕馭這種在地球系統裡既水平又垂直移動、時而可見時而隱形、時而缺乏時而又過量的維生物質,絕對沒那麼簡單。本文整理簡旭伸與洪冬力針對中國水環境研究的兩篇文章(見參考文獻),以兩個案例供讀者一窺水環境治理在中國的發展與特色,並從中展現社會、政治與環境間的複雜關係。

雲水

幾千年前的人們就致力於捕捉、對抗、甚至試圖馴化各種型態的水,然而「馴化」的工作一直不曾成功擴及天氣與氣候,人類一方面以宗教性的祈求企圖介入天氣現象,另一方面則透過堤防、灌溉系統、水庫等設施,在不用改變天氣系統的情況下,降低天氣風險、對天氣災害進行調適。

二十一世紀面對氣候變遷,科學家開始發展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企圖改造大氣環境,這些地球工程構想往往極具爭議性,但人類開始能控制大氣系統的信心卻表露無遺,中國作為一崛起中的強國,「人工影響天氣」的發展也顯現出人類企圖控制天氣、馴化天氣的決心。

天空中變化無常的雲,在科技的監測、介入下,已逐漸成為人們「可運用的資源」,常見的「人造雨」技術,就是將雲「資源化」的典型案例。但事實上聯合國193國家中僅有42國家使用這種「人工影響天氣」,而中國則是全球最常使用人造雨的國家。
除了上海市之外,中國每個省份都設有「人工影響天氣辦公室」,不只負責造雨,也防止下雨、進行防雹、增雪等工作等。雲不再是空中飄渺之物,反而與社會與政治產生緊密的關聯,「雲水」甚至被稱為「空中水庫」。

在中國,從省市到地級縣市,人工影響天氣都被官方廣為使用,2012年總數約三千個的縣級行政區中,有超過兩千個使用火砲或火箭來改變天氣狀況,同一年更有四十六架人造雨飛機升空執行任務。

追溯中共人工影響天氣的歷史,自建國後毛澤東便為了發展農業,開始了人造雨研究計畫,千禧年後的《氣象法》讓人工影響天氣全面制度化,由中國氣象局統一統籌、領導,並通過《人工影響天氣管理條例》,人工影響天氣也被列入《十一五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可見其在國家發展上的重要性。

中國《氣象法》規定,人工影響天氣是為了「避免或減輕氣象災害,並合理利用氣候資源。」雖然減災為法規明定的主要用途,但是事實上,地方所執行的人工影響天氣,早已超過了防減災的範疇,而多屬於下列四種目的:增加農業收成;水資源供給;生態保育;巨型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戶外活動的人工影響天氣在《氣象法》中並沒有合法基礎,但顯然此作法早已制度化,最著名的案例莫過於2008年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以提前人工降雨的方式消耗水氣,避免重要大型活動遇到大雨。中國各地從舉辦國際賽會一直到地方性活動,以人工營造天氣的使用次數與場合不勝枚舉。2015年中國氣象局甚至出版《大型活動服務指南工作流程》,規定使用的人數、目的等實施細節,將大型活動人工影響天氣的行為制度化。

然而「雲水」也引出「量體政治」的挑戰,讓原本以二維平面設計的政治制度,難以因應新興的三維空間議題。最直接的影響是軍方與地方政府的角力,由於人工影響天氣涉及在空中施放化學物質,但空中隸屬中國國防部的管轄範圍,若要實施就必須拿到軍方的許可。以實例來說,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成功創造清朗的天氣,2014年的南京青奧則迷濛著細雨,兩市的最高領導人北京市委書記與南京市委書記名稱雖類似,但官員階級卻相差甚遠,前者屬於直轄市的省級幹部,後者南京則是江蘇省下轄的地級市,由於南京市委書記不夠高的位階,限制了其對軍方的控制力,影響了人工影響天氣的作業,最終落下了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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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南京青奧會場工作人員鋪起遮雨布(圖片來源:人民網)
第二種角力則發生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由於中國《水法》規定,中央政府擁有全國水資源的最終管轄權,但至今尚未界定空中雲水的管轄權,矛盾的是《氣象法》鼓勵地方當局,在其疆域範圍內使用「氣候資源」。換言之,《水法》規定水權隸屬中央,而《氣象法》賦予地方使用權,讓雲水資源的歸屬問題浮出檯面。

最後一項量體政治角力,則出現在鄰近城市政府之間。2004年7月,河南五個城市遭受嚴重的乾旱襲擊,各地紛紛祭出人造雨的方案,但當位於「上游」的平頂山市、許昌市,製造出大量人造雨後,「下游」城市在水氣不足的情況下,僅獲得極少的降水,類似情況也發生在2009年陝西省。在共產黨的人事晉升機制下,地方幹部競相開發雲水資源,以展現自身實力,但因目前仍未界定雲水的使用權責,形成空中「雲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水的特性顯然挑戰著固有行政體制「陸域(terrestrial)」的思維,進入三維的量體中,然而除了雲水所產生的量體政治問題,二維水資源的治理也因水體流動的特性而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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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莆田市河長制辦公室掛牌(圖片來源:字媒體)
中國的河長制度

當代以領土為界的治理模式,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政治原則,各個主權國家、地方首長,都有明確的治理範圍,然而自然環境中物質的跨域流動,卻往往與人為劃定的治理區域不相配合,因此產生了治理上的困難,此時就需要創造一種跨域的權力,突破「行政邊界」與「問題影響範圍」兩者不整合的窘境。以水資源治理為例,目前國際上多以兩種方式處理:

  1. 設立上級新部門:透過體制內變革,新部門的治理邊界會與跨域問題的範圍相吻合。美國聯邦政府就在1933年成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C),來主導流域內各州的洪水防治、造林工程。此作法能以體制內、穩定的方式調解衝突並促進整合,然而在民主國家脈絡下,卻往往相當耗時耗力。
  2. 專案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專案委員會為國際上較常用的方式,透過整合流域沿岸各國政府,推動各國互動協商、簽訂公約、達成共識。著名案例包括湄公河委員會(MRC)、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萊茵河保護國際委員會(ICPR)等。這種做法的優點在於尺度的靈活性,然而委員會僅是建議性的角色,並無實權,組織因而仰賴各主權國家的自願性參與,在協商過程中也會因為無強制性的規約彼此制衡,出現國家權力不均問題。

有別於民主國家治理水資源的模式,中國的水資源治理發展出了獨特的階級化模式:「河長制」。既不用新增部門也不用新增法源,中國援引共產黨原已存在的黨管幹部制度來處理跨域問題。黨管幹部原則,意味著地方領導人由上而下指派,上級的幹部掌握比下一級幹部握有更大的權威,足以調動下一級官員,地方領導人則依其目標成效的達標表現,作為晉升的根據。這種編制共分五級,分別為國家級、省部級、地廳級、縣處級、鄉科級,各級又分正副。

在中國「黨國一體」的架構下,河長制將河川治理的責任與權力連結在黨管幹部的階級結構中,讓河流治理直接與幹部晉升相連接,作為地方官員處理環境問題時合作與治理動機,省去了官僚改組或立法的時間金錢成本,又因使用政黨位階的高低來動員地方領導人,免去了冗長的協商與妥協。

河長制最先被應用在江蘇省無錫市以解決太湖的污染問題,直到2016年底,中央政府將其採納為國家級政策。在滇池(雲南省昆明市,中國第六大湖泊)個案研究中,因周圍農牧業、工業的發展,及湖泊循環更替周期長,滇池污染情形嚴重,雖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有改善的行動,然而成效並不顯著,一如中國其他地區,原因主要歸咎於各地方政府致力於經濟成長指標,商務部門的重要性遠高於環境保護部門。

滇池的河長制始於2008年,當時仇和調任雲南省委副書記,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理念,「河長」由市級幹部擔任,支流通過的區縣幹部則擔任「段長」,再往下的基層幹部則為「片長」。利用明確的河段起終點責任劃分、獎金誘因,以及失敗的罰款、政治地位降級等設計,激發河長們動員所有資源、拿出治理河川的決心與動機。
這個模式讓「樹枝狀的河流」直接對接「樹枝狀的幹部晉升機制」,受到官階晉升機制所激勵的幹部,負責使其轄區河段達成指標,高級幹部更可利用此設計,以改變指標的方式快速調整政策執行方向。

然而,河長制度也出現了治理的困境,例如考核標準只能限縮在簡明、可計算的目標上,雖能快速解決污染問題,然而社會、文化、環境面向的永續河川治理(如漁業、洪水、水運、親水遊憩等),就較無法推動。此外,由於官員平均在任時間短(平均2至3年),為在短期內達成目標、獲得晉升,官員不免會使用短視近利的手段,或因為頻繁的人員更替,形成治理的不連續性。同時,由上而下的威權主義,讓環境治理缺乏了社會大眾的參與,也因此產生了如居民迫遷、土地投機性的開發、貪腐等負面影響。

最後,當各省級行政區開始籌建河長制時,跨省流動的河川(例如:長江、黃河)或更小區域的湖泊與河川,較難以使用河長制度。主因是單一縣級行政區內的小型河川治理較單純,不需要創建新的治理架構,而像長江這樣的國家級河流,就包括了兩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更高層的國家級的中央常委,早已躋身國家最高權力中心,即便設立河長也無晉升之動機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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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盤龍江河長與段長劃分(圖片來源:譯自Schien&Ho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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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階級與河流拓樸的相似性(圖片來源:譯自Schien&Hong, 2018)
批判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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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下,透過將黨管幹部升遷機制與河川治理對接,河長制在跨縣市河川治理有顯著成效,雖然河長制的使用仍有些侷限,面對水資源的動態與流動性,一個新興且能呼應河道逐層匯聚的治理型態,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建立了起來。然而面對三維、跨域流動的雲水資源,由於空中水資源的權屬仍不明確,造成了地方與軍方、地方與中央、地方城市間這三個面向的政治角力。

本文兩則中國水與環境治理的案例,既挑戰了傳統內外的行政疆界劃分,更挑戰了二維陸域的政治思維。面對環境真實的複雜性,社會與政治需要不斷的調整治理結構、法規,以適應「水」的物質屬性,並且迫使研究者,在人與環境互動裡展開量體的討論。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隨著量體技術的日益革新,國家與企業已經能將權力向上擴展至大氣圈,向下擴展至地下空間,試圖控制、因應或改變自然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就需要進一步回應今日量體的社會環境議題。二十一世紀英語世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界開始出現了量體(volume)的相關研究,起源於地緣政治中的垂直性政治(politics of verticality)討論,並逐漸融合了環境研究、情感研究等取徑,呼籲研究者跳脫傳統上二維的分析視角,朝向三維量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討論,更細緻的捕捉人與量體環境真實而複雜的互動。

這兩篇中國的水資源治理研究,也承襲了這樣的思維,揭露了傳統政治與水相遇時,因社會邏輯與自然運作的不相符,而造成治理失敗或政治角力,如何在與環境協商中孕育出新的政治社會邏輯,成了環境治理的挑戰。

不能忘記的是,人與非人共同交織的世界裡,量體不能僅僅作為歷史的舞台或背景,而是緊密的參與在人與社會的發展中,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問,當各級政府在空中爭奪雲水時,三維的大氣物理化學特徵,如何塑造著政治行動?人們企圖利用與轉化雲水資源時,是如何確保其穩定性與成效?人工影響天氣是否又可能在動態的環境過程中失靈?若這兩篇是中國水資源治理研究的入門,人文社會科學的下一步,或將是持續探究人與水、大氣等物質,在量體的世界裡相遇時,人與環境間真實而動態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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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CHIEN, Shiuh-Shen and Dong-Li HONG (2018), River Leaders in China: Party-State Hierarchy and Transboundary Governanc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ume 62, pp 58-67.
  • CHIEN, Shiuh-shen, Dong-Li HONG and Po-Hsiung LIN (2017), Ideological and Volume Politics behind Cloud Water Resource Governance-Case-of Weather Modification in China, Geoforum, Volume 85, pp 225-233.
  • 簡旭伸、廖昱凱(未定),〈地理學中的量體轉向-再理論化人與環境互動〉,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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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理論大亂鬥!「都市研究走得太遠?」都市經濟學派的批評與相關回應

3/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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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近年來都市理論百花齊放,這些研究取徑都開始讓我們反思都市的基本定義,開啟都市研究的新視角,但也引來了一些批評與反對,以下我們列舉阿倫·斯科特(Allen Scott)、邁克爾·斯托伯(Michael Storper)、傑米·佩克(Jamie Peck)、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的批評,呈現近年眾多都市理論之間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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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波都市理論中的批評可分為三類,一是都市經濟學派對於都市定義的嚴格界定,斥責當代都市研究過於龐雜,未能理論化通則性;二是對於比較方法的省思,憂心後殖民都市主義過度強調特殊性,致使難以理論化多樣的都市經驗;三是針對行星都市化的內部矛盾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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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和斯托柏認為經濟發展透過群聚與專業化影響都市化,而都市的豐富資源與區位又吸引經濟創新與群聚(圖為加州矽谷;圖片來源/luxury meeting summit)
都市經濟學派:都市土地連結(urban land nexus)

首先,代表都市經濟派的斯科特和斯托伯認為行星都市化、後殖民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這三個理論將都市研究帶入複雜且抽象的認識論與哲學討論,對理解城市作為一個實際的社會現象並沒有幫助。

他們認為 [1],群聚與都市土地連結是都市研究的兩個核心概念,經濟發展透過群聚與專業化影響都市化,而都市的豐富資源與區位又吸引經濟創新與群聚,兩者之間存有遞迴關係的路徑依賴。群聚帶來的異質連結並不僅限縮在都市內部的連結關係,也同時涉及到一都市的對外連結,像是外部貿易等。都市土地連結指的是都市的社會與經濟活動被轉化成具差異化與極化的「區位馬賽克」等土地使用現象(區域馬賽克是指不同類型的土地使用在空間上相鄰,如同馬賽克一樣,不同色塊的玻璃拼接在一起),比如公司廠商與居住空間的分布與互動,前者受制於市場機制決定其空間區位,像是聚集經濟等,而後者則通常會產生鄰避效應,遠離具汙染的環境等。除了生產空間與再生產空間的討論之外,還有基礎設施等都市連結與流通的空間。這三種空間的配置形塑每個都市的特質,並且產生群聚與極化的兩種現象。

斯科特與斯托伯認為都市研究應該以「都市土地連結」這個共同性概念進行分析,研究都市土地連結造成的群聚與極化作用,並且分析不同時空下,都市經濟基礎的差異,而都市資源的分配與治理如何影響都市發展,其中亦包含性別、種族與政權等因素 [2]。

不過,當前都市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將太多不相干的議題納入研究對象。雖然許多議題都是發生在都市裡,但這些現象不能被歸納至都市本身的特質,像是都市政策僅能部分改善貧窮問題,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因為貧窮議題還涉及教育與社會福利制度;又或者是次級房貸問題是發生在建城環境,但又涉及金融系統的運作,而教育、社會福利制度與金融系統並不屬於都市土地連結的範疇。顯然地,在這個說法下,大衛·哈維對於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如何影響建城環境的發展已被斯科特與斯托伯否定。

兩人認為都市研究應該基於都市土地連結發展明確的通則性解釋,進行比較研究前應該要先提出明確的分析單位,並說明其意義,但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都太過強調特殊性,樹立都市研究的新特殊主義(new particularism)與天真客觀主義(naïve objectivism)風潮,既無法建立可共量與能夠實證的比較研究,也無法從特殊複雜的關係中辨識重要的影響因子,像是後殖民都市主義宣稱採取都市寰宇主義的立場,但其在操作上卻是將所有城市都變成普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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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是最先受到全球化、後福特主義、彈性專業化與多中心模式影響的城市,而後來許多城市也都有相似的經驗(圖片來源/www.yorku.ca)
有些極端特徵的城市經驗是具有普遍性經驗,像是洛杉磯是最先受到全球化、後福特主義、彈性專業化與多中心模式影響的城市,而後來許多城市也都有相似的經驗。裝配都市主義並沒有系統性的理論,過於著重描述、軼聞與無差別的都市探索,以致於無法區分哪些重要與不重要的現象,而且無生命非人行動者(actant)的行動能力要如何能與有情緒且意圖的人類行動者劃上等號?當研究者無法辨識物質客體的非人特性與人類的意志內涵是相當危險的,致使現象無法被理論化。裝配都市主義並沒有說明哪些裝配比較重要,而哪些裝配較不顯著且短暫,又或者是哪些裝配具有培力(empower)或削弱力量的能力,這也反映裝配都市主義對於政治經濟議題的處理較不足夠。

行星都市主義將都市從聚落實體解放,提升到都市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準概念(pseudo-concept),但這個論點可以走多遠?即使都市化影響範圍甚大,已經達到行星尺度,消弭城鄉交界,但大多數的都市活動都群聚在特定地域,都市範圍的實體特徵與作為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場域不應被否認,況且地理距離尚未被消滅,鄰近性與密度都還是有明顯的影響力。
  
最後,斯科特與斯托伯主張都市年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都市/都市化理論,雖然新的都市研究潮流提供許多創新觀點,但這些都市研究取徑過於強調特殊性、地方主義、哲學抽象思考排擠了具有結構與系統性理論化的可能。

後殖民都市主義對都市經濟學派的回應

後來,後殖民主義學者在IJURR期刊以《全球都市主義與都市理論的本質》(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系列文章回應他們的批評。羅賓森和羅伊是其中之一 [3],他們認為兩位「斯姓人士」的論點(下稱「兩斯」),將全球南方複雜且異質的都市主義,化約成既存與通則化的都市化分析,他們這樣的說法根本是將全球南方當作是通則中的變異。

即使羅伊的新地理學,以及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都被兩斯化約成特殊主義,只是在描述經驗變異,並沒有理論貢獻。兩斯犯的錯誤是將歷史差異當作是經驗變異,主張地理經濟是都市理論的唯一根基,以及誤將聚集經濟當作是都市化唯一的驅動力,但在南方城市的真實經驗,反倒是受到非正式經濟、邊緣性與分散而非群聚經濟生活影響,並非都市土地連結的模式,兩斯主張概念先行的比較研究,反而限縮從任何城市獲得新理論概念的可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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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美爾的著作中,只有在〈大都會與心靈狀態〉一文處理都市現代性的議題,圖為Gill Turner的畫作City Chaos
羅伊在她〈誰害怕後殖民理論?〉一文中開炮 [5],認為兩斯把全球化、通則化與普遍化三者混為一談,實際上就是繼續以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分析都市。不同於兩斯認為都市租屋市場是由市場機制與國家資源分配,羅伊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田野研究呈現的是都市非正式性、地域彈性等國家有限控制的特徵。

對於羅伊而言,洛杉磯學派提供她的知識啟蒙是關於都市片段(urban fragment)的方法論,但此一現象是不能被提升到通則化的理論層次。因此羅伊才會以誰害怕後殖民理論這樣的標題,點出斯科特與斯托伯對於通則化理論工作的盲從,以及對時空差異帶來焦慮的畏懼。

同樣地,其他加入戰火的學者,像是Leitner 與 Sheppard [6],也認為後殖民主義學者強調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理論,是為了分析每個理論的地方源起,以及理論如何旅行至各地,來說明都市理論的解釋範圍,並給予邊陲都市經驗理論化的可能。

都市理論家 Harding 和 Blokland 則在著作中提到,齊美爾在他的眾多著作中,只有在〈大都會與心靈狀態〉(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處理都市現代性的議題,但被視為都市研究的經典著作,而且在該文中,齊美爾將佛洛伊德的文明化重新界定為都市文明化,此時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可以被視為是都市研究。若按照兩斯的定義,像是齊美爾與哈維這樣的研究者,都應該被排除在都市研究的範疇,但這顯然與過往都市研究的發展有所衝突,也否認過往都市研究的多樣性。

兩斯以都市土地連結界定都市研究,無疑是將都市研究限縮在更小的範圍內。即使次級房貸發生造成都市房地產的崩盤,也被他們以金融系統並不能被完全歸類至都市研究範疇,而排除在外。西蒙尼認為斯托伯強調的都市研究多是人際間的互動與都市土地經濟的極大化,而忽略都市作為創新場域與公共財,經常會將意料之外的真實捲入都市既有的運作之中,像是疾病、人群、社會氛圍等,呼應裝配都市主義的可能性與生成等概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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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主義都太快將新自由主義打發掉,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源自於歐美城市,未繼續與之對話或深化討論(圖片來源/economicsociology.org)
超越都市比較主義:注重特殊性質的方法論產生的問題

除了對於都市本身的定義有許多爭議之外,地理學者佩克另寫專文逐一評點各取徑的方法論(雖然看似是公正的里長伯,但在文末中卻露出馬腳,認為自己在數年前投入的新自由主義化研究仍極具參考價值,而非像後殖民主義者所言的一文不值)。每種研究取徑所採取的方法論勢必會影響他們觀看都市的方法,使得他們蒐集不一樣的經驗素材,而造成理論工作與研究推論上的差異。

佩克針對新興的都市研究學派提出方法論上的質疑,在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的方法論有三個趨勢。一是都市個案經常被拿來與大他者(Other)作為對比,像是西方或北方都市等被化約為普同性高的理論。雖然羅賓森再三強調即使每個城市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比較方法仍然很容易比出南北城市的差異性,但無助於理論修正。若要避免上述現象,比較研究應該促進理論的測試或重構,瞭解都市的位置(positionality),而非只是讓都市個案漂浮在差異的海洋上。因此即使是分析微觀脈絡的都市研究也必須探究脈絡形成的脈絡(context of context),像是資本主義。

二是研究個案經常被放置在新自由主義之外的特例,不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後殖民主義都太快將新自由主義打發掉,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源自於歐美城市,未繼續與之對話或深化討論。然而,新自由都市主義的研究發現,其實根本找不到所謂純粹的新自由主義整體。新自由主義必然與其他作用相互影響,並以混種的形式存在,因為新自由主義必然是脈絡特定且會與其他變數耦合。

後殖民主義者過度平面化都市現象,而未能考量到多重尺度與多點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過程。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只研究數個城市,而是研究城市的世界(the world of cities),尤其城際間的競爭關係等,但南方城市的都市研究多研究城市內部變遷,忽略城際、多尺度的壓力與誘因等。況且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已再三強調研究方法單一套式的危險,而是強調新自由主義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改變,其中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的個案延伸法將有助於理論重構與加強解釋性,而非強調單一個案的獨特性 。

三是都市個案經常被置於結構作用解釋之外的位置,形成「飛地」,像是裝配都市主義太過於聚焦在都市內部,並認為裝配的組成是自成一體,裝配之外是不存在任何東西。尤其是行動者網絡都市主義(actor network urbanism)強調特定地域或裝配的不可化約特定,研究者只需盡可能描述裝配即可,無須裝配以外的現象來解釋,並拒斥政治經濟的解釋。

在方法論上多聚焦在城市內部的分析,強調追蹤行動者、忘記脈絡、描述且不需解釋,在描述現象時不要將概念架構帶入,因此其在經驗上多聚焦在實體活動。因為反對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法觀點,故每個行動者網絡取徑的都市研究都是獨一無而且是多重客體(multiple object)的存在,不能過度臆測或跨大解釋範圍。單一城市的厚描述取代了追蹤跨個案與地方的都市化作用的分析焦點,以高度風格化的敘事風格為主,而非替都市研究個案在充滿多元異質的世界定位。

都市新自由主義研究並不像後殖民都市主義所言,過度強調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而忽略各個地方脈絡的差異,當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是透過多中心與多樣新自由主義等方式來追蹤新自由都市主義下的文化與經濟運作如何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發生,或跨城市與尺度的作用過程,因此新自由都市主義研究的是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的抽象過程,而非將新自由都市主義是一體適用全部的經驗範本(empirical template)。因此,佩克認為都市研究應該要關係性思考,替研究成果在不均發展的的地圖上定位,而非過度強調個案的特殊性。因此不同於單向發展至解構主義與例外個案(case-in-exception)的發展,應更著重在位置分析(positional analysis)與關係性的理論化(relational theorizing)。

佩克在他的專書著作《快速政治:在新自由主義間隙中的實驗權術》(Fast Policy : Experimental Statecraft at the Thresholds of Neoliberalism)就示範了他的(都市)比較研究的方法論。他以個案延伸法來分析有/無條件收入與參與式預算兩項從南美洲發起的民主運動如何透過國際組織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與國家間展開,而這些政策又因地方脈絡有哪些變異。一方面回應了後殖民都市主義對於政策移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繼續深化他長久以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探究。本書佩克認為快速政策的研究焦點不應該只是看政策在各地的變異與展開,也應當關注政策傳播的管道與代理組織,像是世界銀行等如何像其他國家宣揚新自由主義版本的有條件收入與參與式預算,這也就是當佩克呼籲後殖民都市主義學者應該要注意脈絡的形成脈絡。
行星都市化的內部矛盾

沃克對於布倫納與施密德的都市新認識論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認為行星都市化用許多篇幅解釋不同層面上的哲學與形上學,但並未建立理論與經驗上的貢獻,並且缺乏實際操與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 [9]。

對於他而言,都市不只是一個理想型,也是真實存在的客體,兩者很難分離,就像哈維提出建城環境與資本修補之間的互動。因此當都市不能被視為是客體,而是過程時,這反而會使得差異都市化的辯證過程無法被操作,無法透過都市的實質環境來界定都市,那又如何來談創造性破壞。沃克並不否認哲學思考的重要性,但他認為都市研究學者應該更踏實地進行經驗研究,而非漂浮在空中談論抽象理論。

布倫納和施密德看見沃克的批評後,在布倫納的研究團隊都市理論實驗室(Urban Theory Lab)網站上回應 [10],認為當前全球都市化新興的圖像確實需要一套新的理論觀點,協助都市研究學者重新掌握現象。至於以都市紋理、延伸都市化與運作地景取代鄉村一詞,是因為鄉村地區正經歷政治經濟、基礎建設與環境的劇烈轉變,其意圖不在於否認社會空間形態或地域不均的差異,而是要解釋都市發展帶動其他區域的快速轉變。

此外,布倫納的都市理論實驗室也正在著手於行星都市化的經驗研究,透過歷史分析、地緣政治經濟、視覺化空間資料等研究方法,探討以往被視為都市之外的亞馬遜、大氣圈、喜馬拉雅、戈壁沙漠與太平洋等嚴峻地域的都市化過程。又或者是透過視覺化最新的地理空間資料進一步深化延伸都市化的多樣地理現象,並不像沃克說的只是在空中畫餅。
不同學派間的對話與合作

雖然當前的理論思路可歸類為三個取徑,但是已有學者嘗試結合上述取徑來解釋都市現象。Lees等人提出「行星仕紳化」時,是以批判政治經濟方法為發展基礎,關注於都市空間不均發展以及資本管理模式,結合比較都市主義與行星都市主義等,挑戰傳統的縉紳化研究。

首先,以比較都市主義批評仕紳化 20 年以來都假設全球為同一種的發展路徑,因此他們不只討論西方城市的仕紳化現象,與包含長期被忽略的非西方的城市(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城市經驗),質疑單一說法的全球仕紳化(global gentrification),並且行星仕紳化並不只是建立城市相似與不同的系統性研究,而是說明與解釋相似與不同的程度。

其次,採用行星都市主義來討論不同尺度的仕紳化經驗,以重新檢討過去仕紳化理論局限於討論單一都市中心,以及地方社區為研究單位的假設(詳見行星都市化的文章)。

最後,他們認為行星仕紳化能夠推進後殖民都市主義,在認知新/舊殖民主義之下,強調行星在地性(有機的仕紳化,而不全然是從西方城市拷貝而來)以及問題化轉譯的過程(從北方到南方、西方到東方,反之亦然),因此仕紳化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概念。

另一方面,在2016年春天,布倫納受女性地理學者琳達·皮克(Linda Peake)的邀請,到多倫多大學參加一場行星都市化的工作坊,探討行星都市化與多元主義(pluralism)結合的可能性,並認為行星都市化應該要採納女性主義都市研究、酷兒理論、批判種族理論與原住民研究、後殖民主義等多元取徑,避免均質化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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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地,我們已經生活在都市年代,都市的重要性將日趨重要。不過我們需不需要「都市」理論來指引我們了解都市年代?都市理論的發展曾歷經過數次修正,從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到近年來後殖民都市主義的批判,已經揭示了都市理論必須處理通則性與特殊性的問題。

在都市理論百家爭鳴的年代,斯科特與斯托伯企圖尋求一套明確界定都市意義與研究對象的原則顯得更難以達成,甚至是畫地自限,排除了二十一世紀都市變遷過程,甚為可惜。本文系列文章不在推崇特定都市理論,因為每個都市理論都有其核心關懷或擅長剖析的研究領域,因此關鍵不是哪一個都市理論較為優越,而是哪一個都市理論較能夠回應特定都市問題。

若回頭檢視臺灣都市研究的成果,不少都市研究學者曾以全球城市與新自由主義化等概念,檢視1990年末台灣作為發展型國家脈絡下的都市發展經驗 [11],而這些研究成果又如何重新定位於都市比較研究的版圖上?此外,國內亦有不少學者與學生開始著手於臺灣的延伸都市化研究,又或者曾從都市民族誌的角度,撰寫臺北都市非正式經濟與非正式性的相關經驗,又或探討國外政策移植到臺灣的政策移動經驗。這些台灣的都市研究成果如何與西方的各個不同都市論述對話,以指出既有都市理論的理論盲點,值得大家一起思考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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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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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Kowk, R. (Ed.) 2005.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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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為一台拼裝車:裝配都市主義如何組裝城市?

3/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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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本文將介紹裝配都市主義的發展與內涵。相較於前兩個研究取徑,分別針對都市的基本定義或特定西方霸權論述提出質疑而興起,裝配都市主義(assemblage urbanism)的興起並無明確的社會氛圍,而是受到後結構主義哲學思潮與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 的影響。在都市作用力的因果關係解釋上,裝配都市主義與後殖民都市主義是有高度關聯,而在本次爭辯中,裝配都市主義學者對於其他兩者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但政治經濟都市研究學者則認為裝配都市主義對於社會不平等與權力關係等議題著力太少,而有不少批評。不過不可否認地是裝配都市主義開啟了許多都市研究的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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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配都市主義者持開放態度,把焦點放在城市如何被裝配起來(圖片來源/storefrontnews)
裝配都市主義認為都市是社會技術共構,而且形塑都市的作用力並不受到政治經濟單一力量影響,還有其他偶然因素,促發都市可能性,因此解釋上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裝配」(assemblage)一詞並沒有單一出處,有眾多意涵 [1],我們將裝配都市主義歸納出兩種理論取徑,一是德勒茲與瓜達西(Guattari)的裝配理論(assemblage theory),另一則是拉圖(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裝配理論認為都市是受到許多既有與未知因素所形塑,而非由單一機制主導決定。行動者網絡理論則將都市視為「技術物」,是由人與非人相互共構,且在數個場域分散但又被組裝在一起的多重客體(multiple object)。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 Ignacio Farías、柯林・麥克法蘭(Colin McFarlane)、西蒙尼,這些學者之間的差異在於裝配的運用,以及裝配都市主義與政治經濟學取徑之間是否能夠相互共存的看法。

整體而言,裝配思考可以分成三種不同層次,一是裝配作為描述方法,說明都市介於歷史/潛能、真實/虛擬之間,像是孟買的社會運動組織如何轉譯樣品房的過程,並且教導民眾透過簡單的工具與日常生活的知識來營造自己的房子;二是裝配作為運作概念,基於社會物質互動與分配來操作能動性與批判,像是孟買北邊的非法聚落因政府介入破壞供水設施,使得地方陷入缺水危機,而地方政府用供水車提供水質較差的日常用水,造成社會排除。另一方面窮人也會運用都市物質性進行抵抗,像是透過集體插入火車票,癱瘓公共電話來示威;三是裝配透過聚集、組成與聯盟等方式提供寰宇城市的想像。對麥克法蘭而言,裝配都市主義對於都市研究的貢獻在於提供都市可能性的想像與討論,指出都市發展並不全然有明確因果關係,而是存有許多偶然與不確定性,以及補足都市研究與物質性之間的對話。
都市可能性

後殖民都市主義認為都市應放在世界尺度下,探討城際之間的各種連結,不主張明確的一對一因果關係,而是多重決定與偶然連結,這類觀點其實隱含著部分裝配理論的觀點,兩者的概念有部分重疊與共享。羅伊和王愛華認為 [2] 過去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與後殖民的底層能動性主導了對當代都市的詮釋,兩者皆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系譜,太過強調資本主義作為唯一作用機制,以及階級鬥爭作為唯一解方,以單一因果機制與特定行動者分類作為通則、解釋不同地域現象。

兩人借用傅柯的概念,主張都市應該被視為許多分散事物連結的環境(milieu),或稱為介入場域。當都市被視為有問題的空間,國家、資本家、民間團體、外國專家與民眾會界定什麼是問題需要被解決,因此並沒有單一原則作為分析起點,而是有眾多問題解決與空間實踐的方式來形塑都市。她們以亞洲城市為例,操作世界化城市(worlding cities)的概念,認為全球情勢一直在變動生成,而都市中心一直以來都是全球化的關鍵場域。在這過程中城際之間會透過模式輸出入與相互參考比較等方式影響彼此,例如:印度與馬來西亞國內重要城市經常以新加坡作為都市發展的典範,期望能夠晉升成為世界城市,又或者開發熱潮下的中國城市經常從其他城市學習發展經驗,並委請香港、台灣與新加坡的顧問公司協助都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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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法蘭是眾多學者中對於裝配較有系統性彙整的學者。簡言之,麥克法蘭認為裝配是用來描述與分析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異質元素如何關係性地結合在一起,產生意想不到的都市可能性,需注意的是這段關係並不是父子演化的垂直關係,而是聯盟、合成與傳染的異質結合 [3]。

裝配指涉的對象可以是作用過程,也可以是物體,而這兩者都共享同一種思考方式,即真實與可能之間的互動。在《學習城市》(Learning the City)一書,麥克法蘭透過一棟由許多垃圾拼裝而成的房子來說明都市可能性可以由物質以創新的方式相互交織在一起。

又或是,在巴西聖保羅的一處房屋,這棟房屋的屋頂是由被丟棄的塑膠碎片、舊的鞋子、鐵、兒童的玩具、馬克杯、廚房的器具構成。這些材料被整合成裝飾性、五彩繽紛的建材石頭,而這棟房子內部的牆壁與天花板是由奇形怪狀的岩石材料拼裝而成。麥克法蘭認為這些單獨的物件組合起來被賦予一個定義,超越原本他們各自的功用,成為一個新的可能性、新的拼裝體。
又或者是貧民窟居者國際組織(Slum Dweller International)透過樣品房讓不同地方的窮人能夠學習蓋房子。窮人用樣品房作為未來興建自己房子的參考模板,而建造模型屋、交換意見與展覽模型屋成為窮人獲得造屋技術知識的方式。例如:在浦那(Pune,鄰近孟買的城市)女性透過非政府組織Maharashtra Social Housing and Action League(MASHAL)的協助下,自我學習建築廁所的相關訓練,她們自己去買材料、僱用合約師、實際參與建造與財務控管。

建造樣品屋反映出窮人能夠使用非技術知識、經驗知識來達成任務,他們透過自己的地理想像,使用自己熟悉的技術知識。麥克法蘭舉了另一個例子,在北印度的女人會使用一種捆綁沙麗(Salwar)的特殊繩子作為衡量 4.5 英尺的基礎單位,因此房屋的大小能夠被這些非傳統的度量工具所衡量。藉由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每天使用的物品被重新解讀、轉譯、組合成拼裝體,創造城市裡的新可能性。此外,窮人被重新想像成為具行動力、學習能力的公民(active learned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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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MASHAL的工作人員與地方婦女進行討論(圖片來源/Monica More)
另一方面,政策移動經常被視為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主導其他城市的政策擬定,但麥克法蘭提出另個觀點,他認為在政策學習的裝配體之中,我們也應該要了解看似不重要的物質、隨機性與日常實踐對於政策學習的影響,例如:都市規劃師與他的智利夥伴討論區域型都市計劃與形塑政策時,他們透過身體語言、不確定、即興的「做中學」 將區域型都市計劃的認識論實務化。這反映出論述與實務、規劃師與實務師之間相互學習的過程,規劃師必須學習將自己知識「寓居」於符合智利的都市計劃脈絡。

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下的都市研究

裝配都市主義中另一支重要的研究取徑是受到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啟發,重新界定都市與科技、自然的關係,認為都市是由人與非人共同構成,是社會-技術-物質配置而成,都市並非先驗存在的實體(編按:先於經驗而存在,本來就在那),而是在不同實作過程中產生的結果。

史提芬·格拉漢姆(Stephen Graham)與西門·馬爾文(Simon Marvin) 的經典著作《
分裂都市主義》(Splintering Urbanism)在 1999 年時使用新的社會科技方法來詮釋基礎設施與新科技,例如:資通訊、高速公路、能源與水資源,是如何形成世界中大城市中的各種分裂性(splintering),他們將被忽略已久的網絡都市設施(networked urban infrastructure)完整的置於都市發展、都市生活的討論之中,並且討論這些技術如何形塑城市發展的變動、不均與破碎性。

​又或者是政治生態學者 Gandy 在討論都市自然時曾以賽博格都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來討論都市中人類與技術系統混種結合的狀態。以十九世紀下半葉,當代幫浦系統的發展與身體關係產生改變,公共供水網絡延伸到居家私人空間,洗澡習慣的灌輸與室內設計的擴散。簡言之,賽博格都市化是透過基礎建設技術與身體橋接在一起,讓抽象的文化與政治的概念能夠具體化為都市建設
[4]。


直到Farías 和 Bender 在 2010 年引介行動者網絡理論[5],才明確凝聚出一支以科技與社會研究為研究取徑的裝配都市主義,致力於都市理論的去中心化。借助科技社會學者 Mol 的「多重身體」(multiple bodies)概念,都市應該被視為多重客體(multiple object),介於整合與破碎、單數與複數之間。都市可以是觀光景點、運輸系統、監視區域、創新場域、街頭藝術塗鴉的介面,或是政治抗議的地點,這些異質元素都是構成都市的一部分,即使彼此有時相互衝突或破碎,仍能被組裝在一起,並且持續迸發生成。

對於兩人而言,能夠將異質的城市組裝在一起的原因,而並不如芝加哥學派以空間單位來界定;這不完全是受到政治經濟的作用整合在一起,因為這樣無法解釋社會極化的雙元城市為何仍能被視為一體?裝配都市主義認為,都市是在特定實踐地點被製作的客體,因此都市作為客體是藉由促動 (enactment)被組裝在一起。

Farías 更以兩組德國巴士旅行為例,說明都市觀光是如何被裝配起成為「都市真實」,讓觀光客能夠從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抽離,並框架成為獨自存在的活動。一是影帶巴士觀光(videobustour),觀光客身處於空間與資訊封閉自成的巴士中,依照主題與事件時序設計的交通動線,解說柏林圍牆的歷史,觀光客透過窗外景色與車上的螢幕來理解歷史景點。在這過程中觀光客脫離都市日常生活,但年輕觀光客參加這種巴士觀光經常覺得無聊,不積極投入原先設計好的腳本,破壞了原先影帶巴士觀光設計好的腳本。另一種方式是柏林巴士路線100,這輛巴士貫穿柏林東西部,在許多重要景點設有站牌,觀光客必須自己準備觀光資訊,如都市標示、街道名與景點資訊才能組織出有意義的觀光敘事,或倚賴地陪協助觀光客更快進入都市情境,這類閱讀城市的觀光方式並沒有預設都市內景點間的關係與框架,而是透過漫遊來體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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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影帶巴士觀光行經觀光景點時,車內螢幕會顯示當地的歷史照片(圖片來源/finde dein Erlebnis)
裝配都市主義的爭辯

然而,裝配都市主義的興起曾在《城市》(CITY)這本期刊與政治經濟學有一系列的爭辯。政治經濟學者質疑裝配都市主義並不關注權力關係,對於資本主義避而不談。裝配都市主義本身就與政治經濟學觀點相異,前者對於後者的批評在於以經濟與政治群體為主要的分析單位,解釋因子過於單一;後者認為裝配理論是天真的客觀主義者,只描述現象發生的過程,而忽略裝配裡的權力關係(詳見王志弘的討論 [6])。

實際上,裝配都市研究並沒有忽略權力關係,而是透過描繪裝配之間的衝突與協商過程,呈現權力關係。都市研究學者 Ureta 以智利聖地牙哥公車系統Transantiago的新公車亭與國家圖書館兩組不同裝配間的衝突與協商 [7]。運輸公司為了改善既有老舊公眾運輸的動線不明,透過設計具有現代感且容易辨識的公車亭來引導民眾,但當新公車亭設在國家圖書館門口時,館方認為公車亭現代且鮮明的設計會影響國家圖書館的視覺外觀。儘管國家圖書館被列為古蹟建築,但法規只規範建築平面與裝飾都不能被更動,並未明定建築與周遭環境之間視覺協和與否,因此興建公車亭的畛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正是保存國家圖書館完整性的解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最後,國家圖書館前的公車亭設計並未依照標準設計,而是以不影響景觀的前提下,拿掉大多數現代元素,以符合古蹟保存的需求。此案例延續Mol 的概念,指出都市作為多重客體,當不同裝配在空間鄰近時,有可能會發生衝突,運輸公司調整公車亭設計正反映都市裝配不是封閉自成一體,而是與外界關係來定義與調整,成為因地制宜的流動客體(fluid object)[8]。

麥克法蘭以孟買北方的非正式聚落缺水為例,因為國家切斷正式的供水系統造成地方缺水,民眾為解決缺水問題,民間以水槽車提供日常用水,地方政府還向這些運水小販徵收費用。在這過程中國家仍然是重要行動者。裝配都市主義在這裡是要描述非正式住居的日常物質性是如何被拆解與(再)組裝,而水的政治經濟與不平等是如何被實踐。因此麥克法蘭認為裝配都市主義與政治經濟學仍有交流對話的可能。

寰宇政治

在這場辯論結束後,裝配都市主義有兩個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重點,一是有更多都市研究學者開始採納行動者網絡理論、女性主義科學研究與德勒茲裝配思考的分析觀點,並添加到政治經濟架構;二是裝配都市主義的爭議不只是「裝配作為描述」,或是「裝配作為本體」的差異,而是具有展演性(performativity),正如同科技與社會研究提醒我們,知識生產不純然是描述性或分析性,還有具有實踐能力形塑其所指涉的主客體。

因此,當裝配都市主義的研究重點轉移到都市生活、公共與政治如何促使行動者網絡理論與裝配思考的新發展,特別是都市作為研究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的前哨站,有助於思考多重作用與裝配如何構築都市共同世界。延續伊莎貝·史登格斯(Isabelle Stengers)與拉圖的討論,寰宇(cosmos)是指那些由多重分歧世界構成的未知事物,因此寰宇政治並不是奠基於共識政治(consensus politics),因為參與的行動者並不是由人的言說能力主導,同時還包含具有施受力(affective)、物質與能量的物質參與其中,所以都市政治並非受到外顯事物形塑,而是受到那些既有現實之外,缺席、尚未萌生且尚未被決定的事物所影響,即都市可能性。因此在方法上,不是追蹤行動者,而是全景式觀看,在相同地點共存的異質元素為何會或不會注意到彼此。

在〈政治與裝配美學〉(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assembling)這篇專書文章中 [11],學者 Marrero-Guillamón以東倫敦Hackney Wick區域的三個藝術團體行動計畫為例,說明寰宇政治中缺席的事物如何重新進入政治。

Hackney Wick原先是工業區,後來被選定為2012年倫敦奧運場地,部分地區快速開發,而剩餘地區仍保留原樣,兩者間呈現斷裂與明顯對比。在2009年藝術家 Adelita Husni-Bey 與遷離的前地方居民共同合作,重現以往的生活環境,該藝術展場展示當地過往地方日常生活的片斷敘事,像是呈現個人照片與相關文件。這個展覽不僅只是重構過往的歸屬感,同時也是讓底層階級能夠表達意見,讓以往不被看見或缺席的人們得以平等發聲。

在奧運結束後,2013年,有一群法國建築家共同推動名為R-Urban Wick的計畫,希望能夠帶動地方居民由下而上朝向生態、經濟與文化永續的發展模式。其中一項計畫中,專門蒐集地方市場剩食,並製作成果汁的地方拾荒者與專研「厭氧分解」的工程師共同合作,研發出小規模的厭氧分解器,能夠自動產生電能,這項計畫讓原先兩項不相關的生態實踐接合在一起,顛覆既有專家主導的都市開發,讓常民能夠透過簡易的再利用資源,最後部分計畫還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策之中。這些藝術活動鬆動既有政治,讓缺席的人與物能夠顯現,並匯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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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ban Wick 的行動方案,期望透過號召地方居民的參與生態友善方案與地方的資源回收中心(圖片來源/R-Urban Wick)
裝配都市主義開啟都市研究對於科技物、都市可能性與創造力的討論。然而,這樣的研究取徑除了在研究議題與觀點受到政治經濟學者質疑之外,也受到以「土地利用」為核心關懷都市學者質疑。在下篇文章中,我們將檢視行星都市化、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面臨的批評與爭辯。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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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arrero-Guillamón, I. 2016.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assembling. Pp. 125-45 in Urban Cosmopolitics: Agencements, Assemblies, Atmospheres. London, United Kingdom: Taylor and Francis Ltd.
 

其他參考資料
  • Pan X 泛科技 (2017) 不是未來城而是鐵皮屋城:科技與貧窮的巨型城市-《老科技的全球史》,https://panx.asia/archives/56534. [索取日期:201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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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都市經驗普遍化的抨擊:後殖民主義下的都市研究

2/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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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繼上篇文章簡介行星都市化的理論概念與相關的延伸研究後,本文將簡介後殖民都市研究的學術發展。在這波都市理論爭辯中,後殖民都市主義對於行星都市化的批評相當嚴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後殖民都市主義試圖避免過往政治經濟學的全稱式論點,較強調都市比較研究方法,及強調都市多樣性。因此本身從研究關懷的立場與操作方法上就跟行星都市化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將先帶領讀者理解後殖民都市主義的學思發展,而其與行星都市化主義之間的爭辯將留到第四篇文章時,在做進一步闡述。
1990年代世界城市與全球城市研究興起,全球城市成為全球網絡中重要的節點,許多跨國企業、資通訊處理中心與國際移民都聚集於此。乍看之下,許多第三世界的城市也被帶入全球城市的研究視野之中,但各個都市以經濟作為發展程度的分類依據,並依此劃分都市的階層位置,位於階序頂端的全球城市,例如倫敦、紐約與東京,因眾多跨國企業與金融資本流入,所以有較多權力影響市場,而全球網絡中邊緣都市的經驗未能被分析 [1]。

若細究當前都市發展願景計劃,其內容多隱含著現代化、進步與發展等概念,以金融節點的全球城市為成熟發展的典範,並將過去傳統與鄉村等概念當作是低度發展狀態,需要透過都市規劃來改善社會失能現象,像是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mega-cities)經常被視為是需要被改善的對象 [2] 。

這種將南北方城市化分為前現代/現代、低度發展/已發展的線性史觀與二元化分,不只存在於都市政策,也存在於學界使用西方都市理論的方式。像是將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與全球城市的概念當作是通則現象,普遍應用於世界各地,存在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因此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學者,例如珍妮弗·羅賓森(Jennifer Robinson)、安南婭·羅伊(Anaya Roy)、阿布杜馬力克.西蒙尼(Abdoumaliq Simone)、愛德嘉·皮特絲(Edgar Pieterse),透過脈絡化都市理論,突顯既有都市理論生產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西方都市經驗,故其在應用與解釋上是有其限制,並不具有普遍性宣稱,並主張南方城市的經驗也應能作為都市理論的養分,如此將有助於解決當前南北城市不對等的關係。

地方化全球都市主義(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羅賓森的著作《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是後殖民都市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該書延續阿什·阿敏(Ash Amin)與奈哲爾·斯里夫特( Nigel Thrift)的「普通城市」概念,認為當代都市研究的理論中預設西方現代性是唯一起源的線性史觀,及發展主義的階序劃分,多將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認為是待發展的都市狀態,並進一步批判芝加哥學派、全球城市是將西方經驗通則化,而未能看見寰宇主義下普通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和不同於全球城市的多重網絡連結。

像是芝加哥學派Wirth的「都市意識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預設著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立、且隱含西方中心主義,不同族裔的移民匯聚的芝加哥城市,最終會讓傳統文化消散,並轉而為西方城市精神,強調現代性將使人們形成冷漠心態(blasé),但在非洲城市銅帶省(Copperbelt),即使都市化,人們仍有密集的社會互動,雖是建立在親屬關係上,形成都市聚落,但仍因都市的異質與創新而有所變,因此以往西方都市理論認為傳統與現代相互斥的說法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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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贊比亞銅帶省路上的小市集(圖片來源/CLIENT ASSESSMENT IN ZAMBIA)
羅賓森將不同類型的城市放在更廣大的地方與脈絡,並檢視城市間的相互依賴,發現城市具有多重現代性特徵,都市創新經常是寰宇、相互依賴與模仿的結果,西方城市經驗並不是判斷城市是否具有現代性的唯一標準。

他以美國紐約市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為例,從兩座城市建築形態形塑的現代性出現,來解釋城市現代性的來源、城市之間互相模仿,但紐約與里約熱內盧的現代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首先,紐約的建築成就經常被視為現代化的象徵。在1930年代,紐約透過建築來象徵西方現代性,例如:洛克斐勒中心、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等建築是多有層層退縮梯狀形式(stepped back)的摩天大樓,以及復興裝飾藝術(Art-deco)的運動。然而,這些著名的現代建築元素其實都是從遠方借來,包含文藝復興的義大利、阿茲提克文明、20世紀早期的歐洲與當代日本,透過重鑄這些古老的文化,美國自詡是新都市建築的發明者。

里約熱內盧的案例則削弱紐約作為一個獨立/全球性的現代性的假設。
1930 至 1960 年間,紐約曾經從里約熱內盧尋找建築形態與設計的靈感,並且將其視為都市設計的創新與現代性案例,例如:1939 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1943 年紐約當代藝術館的巴西建築(Brazil Builds)。那時的巴西建築重新詮釋歐洲風格的復興裝飾藝術風潮,重構巴西的國族認同,這股風潮吹回歐洲大陸,連柯比意也被巴西的都市地景與建築影響。然而,這股拉丁美洲建築學習的熱潮到 1960 年後,當巴西被蒙上第三世界國家、政經情況惡化的陰影,向巴西學習的風潮被視為不適當的行為,美國與歐洲也因此停止對巴西建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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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中的具有復興裝飾藝術的大廈建築,由左至右依序為洛克斐洛大樓、克萊斯勒大廈、帝國大廈(圖片來源/Deco Sh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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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圖片來源/Pinterest)
對於全球城市的批判與解構,也是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的重要貢獻。全球城市雖能呈現資本主義的動態過程,卻有「經濟化約論」之嫌(編按:將複雜的解釋簡化為經濟機制),忽略城市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其透過案例式的模版影響深遠,甚至成為眾多城市為了在資本主義保有一席之地競相學習的模範。

羅賓森深化阿敏與斯里夫特的「普通城市」,認為多數的都市研究其實只是分析城市的部分面向,但在解釋上形成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而未能描述城市的多重空間、時間與網絡關係的共同存在。

羅賓森再以南非約翰尼斯堡的經濟多樣性為例,說明多樣性經濟對於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約翰尼斯堡擁有非洲 73% 的高科技製造、78% 的IT服務產業之中的 70% 在大約翰尼斯堡市區域。眾多企業選擇約翰尼斯堡的原因,包含城市提供的基礎設施的品質,大量的高技術勞工與城市位於市場的中心位置。因為對外連結與聚集經濟的優勢,約翰尼斯堡能夠成為創新場域。城市經濟多樣性和非正式經濟也有很大的關聯性,世界銀行在 1999 年的報告指出約翰尼斯堡約有 20-48% 的大型公司和非正式和小型公司合作。

從屬者都市主義

第三世界的鉅型城市經常透過轉喻的方式令人聯想到低度開發、全球南方等概念,或是人們生活在污水道與骯髒環境等反烏托邦形象與預示災害(apocalyptic)的修辭,又或者是像電影《貧民百萬大富翁》將貧民窟描繪成貧困之地且浪漫化離開貧民窟脫貧的過程。

都市研究學者羅伊 認為前述兩種形象平板化貧民窟的真實處境 [3],貧民窟生活其實是充滿活力與企業精神的都市生活,並試圖藉由鉅型城市、從屬者空間與階級三個面向,理論化從屬者都市主義(subaltern urbanism)。

從屬者(subaltern)(編按:或譯「底層」,在印度研究中指涉鄉村農民、工人階級以及賤民)是透過權力關係來界定的群體,位處菁英階級之外,不具有公民身分,不能以市民社會或權利政治界定的群體,因為這樣的特殊身分使得從屬者的地域常被歸類在貧民窟。

​羅伊認為從屬者都市主義是以企業主義的經濟(economies of entrepreneurialism)與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為主要特徵。印度貧民窟達拉維(Dharavi)裡有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個體經濟,具有 "jugadu" 精神(編按:印地語,指人用其人脈或各種點子以創新方式解決複雜問題),透過混種拼裝的方式創造經濟活動。

​又如,知名建築師庫哈斯對於奈及利亞拉哥斯(Lagos)曾描述:「拉哥斯並不是在追隨我們。反而有可能是我們正在追隨拉哥斯。」拉哥斯的都市生活與有機生長與既有的都市呈現著不一樣的特徵,反倒是各城市值得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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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維中的日常生活(圖片來源/Cultur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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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哥斯的日常街景(圖片來源/Architect News)
不過羅伊主張,即使從屬者的概念原先是聯想到貧民窟,但其在概念上的適用性不應侷限在貧民窟或殖民創傷等情境,而是能向外延伸。透過邊陲、都市非正式性、例外特區與灰色空間這些在拉丁美洲、東非與東亞都曾討論過的概念,開啟新的研究旅程。像是都市非正式性不應被視為貧民窟或去無產階級化(deproletarianized)特有的現象,許多富裕都市也有相似的特徵。像是孟買城內惡名昭彰的黑手黨占用政府公部門的土地,興建許多購物中心,但在外觀上並不會聯想到貧民窟,因此都市非正式性是要觀察都市變遷如何持續橫越合法/非法、授權/未授權關係。

人們如同基礎設施

從屬者都市主義對於邊陲的概念是來自西蒙尼在《都市生活:從雅加達到達卡》(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一書的討論。都市是持續製作生成的物體,因為都市生活的核心是不同人群、活動與事物的交會,有著不同能力碰撞出無限可能,而這往往是政府或規劃者無法控制且預期之外的現象。基於此想法,西蒙尼認為都市理論長期忽略邊陲具有創造力與可能性,邊陲城市與底層居民的連結與交會往往能夠發展另類可能,並改變都市生活 [4]。

金夏沙(Kinshasa)作為有名的失能城市,透過人民作為基礎設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的方式,個人的身分、情境與身體都肩負著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重大責任,而人們自身家庭與族裔背景、個人特徵與風格,以及居住區位周遭的環境配置都會影響資訊、金錢的流通管道與義務的分配。

以供水設施為例,在許多南方城市,窮人會用大部分的收入向供水小販買水,雖然自來水的平均單價較為便宜,但窮人無法負擔過高的接管費與儲存費等,即使他們願意吸收這些額外費用,但有佈設管線的地點與租屋處可能會在未來因為都市更新而被拆除,使得窮人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對於窮人而言,尋找穩定水源耗費的時間可以投入到其他經濟活動,而且地方競爭稀有水源的情況發展出一種協調模式,位於地勢低處的社區較容易取水,會販售部分的水給上游社區,而交通道路較寬敞可讓卡車行經的社區,能夠利用卡車來儲水,所以有較多權力與優勢,並藉此發展供水事業,創造經濟活動。這個合作模式成為窮人更容易取得有限資源的方式,也有助於不同地方經濟生活的整合。

西蒙尼的都市底層民族誌或許會被批評是浪漫化都市底層生活,但他認為底層人民是與不確定性共生,因此底層人民透過藉由許多人與物,計算各種實踐的效益與風險,裝配都市生活。若既有的都市政策只關注底層人民的悲苦面,但忽略他們如何闡述與計算的複雜面,其實是無法讓他們的生活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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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薩市的居民在取水口取水,該報導的標題寫道「在剛果,到處都可以取水,除了自來水龍頭」“In Congo, water i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taps”(圖片來源/The Observers)
重思南方城市

羅伊與西蒙尼都強調南方經驗並非南方特有,像是貧民窟、都市非正式等概念有時也會出現在北方國家,研究者應該重新思考南方的意義。若用國家經濟程度來指認南方城市並不適宜,因為國內的城鄉差距甚大,城市的生活經驗與國內經驗有時甚至是脫離的。殖民歷史並非造成南方城市內部社會極化與隔離的全部原因。然而,我們還是有種感覺,即使南方城市內部的特徵差異非常大,但我們還是傾向沿著發展主義的軸線將低度發展的特徵聯想成南方城市?

西蒙尼在2014年提出接近南方(near-South)的概念[5],來描述為什麼有些城市會傾向相互連結,而又有一些城市會相互疏離,所謂的「接近」並非指低度開發者追上北方城市,而是用來討論間隙空間 (interstitial space),一種「非南非北」的狀態,接近兩者既有的特徵,但又尚未抵達的狀態。

舉例而言,在雅加達,住在高樓大廈被認為是離開雜亂街區,接近北方都市生活的空間,最初大廈裡有許多年輕專業人士居住,但後來反而是由六到十位在工作或親屬上有關係的人共同使用一間原先設計給年輕專業人士夫妻的房間,又或者高樓內一間豪華套房被奈及利亞人拿來經營盜版產業,而隔壁間則是由一位新加坡歌手與他的男友在週末共度的休息室,另一間房間則是由前財政部長的女兒經營的瑜珈教室。

​部分原先住在多元社區的居民會搬進大廈,追求成為現代印尼人,但仍與社區保持聯繫,以維持穩定收入,但居民會搬進大廈,離開社區,也是因為居民曾在社區裡遭遇背叛與欺騙。此處的高樓大廈並非與地方社區是對抗關係,而是介於現代化想像的大廈與多元地方社區之間的間隙,呈現介於南北城市之間的狀態。


重構都市理論:後殖民主義的方法論

為解決都市理論經常以現代性與發展狀態為由,使得南北方都市無法建立理論對話與比較,且將北方城市經驗通則化的問題,後殖民都市主義提出理論化的新地理(new geographies of theorizing)[6],每一個城市都是具有研究上同樣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雖然部分都市研究者認為後殖民主義過於強調特殊性,以致於無法理論化。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並不反對理論建構的工作,而是認為理論工作應透過比較研究或是地方化的方式再向外延伸。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也承認過度強調南方經驗的獨特性恐怕無法將經驗資料提升到理論層次,因此發展兩種研究取徑,分別是比較都市主義(comparative urbanism)與區域差異(locational difference) [7],不以南方城市自身經驗作為理論基礎,而是透過比較與作用等關係性思考來理論化不同脈絡下的都市經驗。

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8],主張要先脈絡化西方都市理論,再透過比較研究重構都市理論,讓南北城市或任何城市都可以對話。過往都市研究認為南北城市的發展程度、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不同,共同之處太少,會難以釐清現象的因果關係,無法做出有意義的比較。這意味著依據發展主義的進程,核心與邊陲是不能比較。

羅賓森認為,反思都市研究中因果關係與比較單位才有助於創造有意義的比較。在比較研究的操作上,以往的比較研究多透過類科學的控制組與比較組兩者進行分析,但這樣的比較方法會容易認為先進城市與落後城市因為發展程度差異過大,變因太多,所以兩座城市沒有共通性,故研究者無法釐清城市異同的因國關係,也就無法進行兩者比較,因而限制了比較研究的想像力。取而代之,他提倡比較研究應該分析都市事件或計畫在眾多城市的流通現象,以概念為單位追蹤在不同城市下的變形,或追蹤重複現象的發生過程,像是羅馬跟達卡因為移工將收入匯回家鄉,營造家屋,使得兩地的都市化形成關聯。

瑞士的地理學者Söderström透過比較越南河內與布吉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gadougou)的都市政策、都市形式與都市實踐與論述 [9],呈現兩個城市不同的全球化過程,其比較意義不在於透過特定的相同變數來進行比較(例如經濟產出),而是比較兩個城市分別和不同城市之間的關係,進而理解兩個城市產生不同的全球化軌跡與城市演進的過程。例如,瓦加杜古的交流道發生一個卡車受困的意外,說明「進口」或 「外來」建築形式是如何形塑城市交通的新過程;或以哥倫比亞顧問對河內的人行道提供的解決方案,說明城市政策關係之間的緊密連結如何影響在地的政策,以及河內的象徵性建築和在倫敦的國際知名建築公司Foster的視訊會議,指出都市地景被形塑的過程。Söderström認為關係性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能夠探索不同的關係的形成,以及這些關係如何產生特定的都市發展特徵。

對於羅賓森而言,都市理論的地理意義在於將城市放在全球世界的尺度來看,每個城市都是理論的起點,也與其他城市有關聯。一方面,不同於準科學的比較方法,都市理論應該是強調理解勝過於規則式的解釋,城市如同裝配(city-as-assemblage),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政治、經驗與想像,甚至一些未知的動機連結在一起,共同形塑都市發展。

另一個研究方法是羅伊提倡區域差異,主張區域研究的理論化可以被視為是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作法,因為區域研究一方面是將理論定位(located)在特定經驗上,但同時也從原來的起點移位(dislocated)與其他時空下的都市與區域研究對話,關係性思考都市之間的關聯,如此區域研究不再是描述特徵的地理學,而是作用的地理學。因此拉丁美洲的都市非正式性討論可以與中亞、南亞的經驗對照,又或者是菲律賓移工到香港、新加坡工作的連結,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與孟買、杜拜、曼谷之間的貿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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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菲律賓移工結成聯盟(圖片來源/富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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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在新加坡小菲律賓的菲國速食店用餐(圖片來源/The Philippine Star‏)
註解
  1.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Press.
  2. Sheppard E., H. Leitner and A. Maringanti. 2013. 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a manifesto, Urban Geography 34, 893–900.
  3. Roy, A. 2011. Slumdog Cities: Rethinking Subaltern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2): 223-38.
  4. Simone, A. 2010. 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 : Movements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United Kingdom: Taylor and Francis Ltd.
  5. Simone, A. 2014. Jakarta, Drawing the City Near.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 Roy, A. 2009. The 21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Geographies of Theory. Regional Studies,43(6): 819-30.;Robinson, J. 2015. Comparative Urbanism: New Geographies and Cultures of Theorizing the Urb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40(1): 187-99.
  7. Lawhon, M., S. Jonathan, H. Ernstson and J. Pierce. 2016. Unlearning (Un)Located Ideas in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Urban Theory. Regional Studies Published online: DOI:10.1080/00343404.2016.1162288.
  8. Robinson, J. 2011.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 The Comparative Ges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1): 1-23.
  9. Söderström, O. 2014. Cities in Relations: Trajector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Hanoi and Ouagadougou. New York, United States: John Wiley & Sons Inc.
其他參考資源
  • Robinson, J. and A. Roy. 2015. 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40(1): 181-6.
  • Roy, A. and A. Ong. 2011.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Wiley-Blackwell: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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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都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當整顆地球成為一個都市?

2/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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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將於2018年3月7日到訪臺大地理系,而其近年提倡的「行星都市化」一詞,開啟了都市理論的反思,並引起都市研究學界不少學者的爭辯。在布倫納來訪之前,我們希望簡介行星都市化的核心概念、學思影響,以及引發的學術爭辯。此一系列文章將分成四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將著重在行星都市化的概念說明;第二篇文章則著重在後殖民都市主義的學思發展;第三篇文章則是簡介裝配都市主義的內涵;第四篇文章則是說明這三種研究路線與 「傳統」 都市研究之間的學術爭辯。此一系列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理解近年都市研究的發展與爭論。
1965年開始由《都市事務季刊》(Urban Affairs Quarterly)常態發行的「世界都市化預報」(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中,聯合國不斷預言都市人口於二十一世紀將會有爆炸性的成長,並且在2000年提出全球即將進入「都市年代」(Urban Age)。於此同時,都市年代計畫(urban age project)更不斷延伸與歐洲研究機構合作,例如倫敦政經學院與德意志銀行的Alfred Herrhausen協會發行研究報告來支持如此的論述,例如:至2050年全球人口將有75%居住在城市,都市問題將成為全球問題,並且對於地球的未來有遠大的影響 [1]。

早在1970年,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書就揭示未來都市化將重新改寫世界的空間秩序,因此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應作為理論思考與政治行動的基礎。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亦在《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提醒我們都市研究的重點不在於都市的密度與大小,或者是限縮在特定都市文化,而是要分析其背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關係。都市年代現象促使馬克思主義學者,例如:梅里菲爾德(Andy Merrifield)、布倫納、克里斯蒂安·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重拾列斐伏爾與柯司特的經典著作,反思都市是什麼?該如何界定當前的都市問題?

都市年代:主流論述中下的都市定義

布倫納和施密德兩人在2014年延續了柯司特的概念 [2],指出都市年代的論述中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就統計方法上而言,全球都市化要如何被衡量缺乏統一標準,例如:對於界定都市單元的人口數量與密度沒有統一標準。在2001年的的世界都市化預報(UN-DESA-PD 2002),當中有38%的聯合國會員國使用行政區域作為都市劃分的標準,34%的會員國則使用人口作為標準。然而,這些定義都無法捕捉行政區域外的「都市化」現象,而且各國使用不同的人口數量作為衡量都市的標準。

在人口資料蒐集上也存在著每個國家的人口統計資料時間不同的時效性問題,聯合國使用的人口資料中,有超過38%的數據已經是八年前調查的數據,而整套人口統計的方法也都還是沿用50年前的統計方法,沒有任何修改 [3]。

兩人也指出,以人口數量或行政區域作為都市化的衡量標準將會造成無法分割的單位被分割(divides the indivisible)以及都市與鄉村兩者因定義不清,使得不相關與不重要的元素混雜在一起的兩個問題 [4]。

第一,在都市年代的觀點下,都市與鄉村已難以清楚劃分,但現在的都市研究與報告仍習慣將兩者切割開來。許多經典的都市研究也都是以建城環境邊界來界定都市,陷入聚落拜物教的盲點。都市的實體運作是仰賴許多以往被視為是非都市地區的服務,像是資源開採、農工業土地使用、廢棄物清理區域等以往被視為是荒野或鄉村等非都市地區的支持與服務,故研究都市不能侷限於都市建城環境,而是必須分析都市化的過程。

第二,主流論述都沒有清楚定義城市與鄉村兩者。在都市年代的論述中,城市與鄉村都被過度地概括化,即使一個地方被稱之為城市,內部的組成還是有許多異質現象。舉例而言,鄉村這個分類其實就是把「非都市」的居住環境,都丟到這個分類裡面,「鄉村」一詞只是一個概念黑盒子,並沒有說明在不同的脈絡中這些空間有什麼樣的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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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年代(圖片來源/LSE Cities)
無遠弗屆的都市?

那麼,都市應該如何被界定?Gandy以倫敦的都市邊界為例,直覺上,人們會以行政區域作為城市的邊界。然而這個界定方式似乎難以掌握倫敦的日常生活與都市整體。或許有人會用1960年劃設的都市綠帶,來界定倫敦的城市邊界。因為都市綠帶劃設的目的主要是用來避免(都市大型開發無限制地蔓延至綠帶外)都市土地過度開發,避免鄰近的市鎮混為一處、保護鄉村被侵入等(NPPF, DCLG, 2012 May)。

​然而,當今倫敦綠帶周遭的土地使用都被劃設為高密度使用區,而當地居民甚至也反對綠帶範圍擴張,再加上倫敦市開發了一條從泰晤士河口至東部的橫貫鐵路(from Shenfield to Reading, Crossrail),貫穿綠帶,也使得以綠帶作為界定城市邊界的方式顯得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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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綠帶(資料來源:The Green Belt: for Londoners? 圖片來源/ London First, 2015: 13)

​布倫納在他2013年的〈論都市化〉(These on Urbanization)一文中,採用有別於傳統都市/鄉村二分法,來呈現新的都市化分類,試圖去取捕捉都市與鄉村邊界的關聯性、模糊性與變動性。因為都市與全球資本主義影響、基礎設施的興建,以及物質與資源的流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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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地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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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都市潛力地圖(圖片來源/ETH Studio Basel, 2005)
由蘇黎世理工大學(ETH)工作室團隊所繪製的地圖正好提供了新都市化分類的可能性,〈瑞士都市潛力地圖〉使用了五個不同的分類取代傳統的都市鄉村二分法(分別是大都會區域、城市系統、安靜區域、阿爾卑斯山脈旅遊區、阿爾卑斯山脈閒置土地)。

布倫納則使用了全球運輸設施、旅運時間地圖、海洋邊界的改變的三張地圖說明都市化。他以全球運輸路線地圖則表達密度逐漸增加的都市聚集,擴張的都市化,以及都市和都市之間的連結性;以區域的流動程度說明不斷擴張的都市化場域(明度最亮的黃色表達至鄰近大城市中心所需的旅運時間低於一天;深黃色則表示較長的旅運時間);並且透過海底纜線設施設置、海運路徑,以及海底資源採取系統說明連全球海洋邊界已經成為擴張都市化策略性的領域。
重新界定都市

顯然在都市年代下,我們需要新概念來掌握都市的複雜性,而梅里菲爾德認為列斐伏爾早已預見都市年代的到來,未來社會將是都市社會 [6]。誠如前述所言,許多人都將城市誤以為是一物體或分類,可以透過行政區或建城環境區分都市與鄉村的邊界,即使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未能體察都市化是促使工業化的發展動力,並未從工業生產的分析推論出社會的都市化現象。不過透過列斐伏爾提出的都市社會能夠讓人們避免陷入盲區(blend field),進而掌握都市社會現象的發展。

梅里菲爾德認為界定都市的方式可以從本質(substance)/屬性(attribute)兩組概念來界定都市。屬性是指永續城市、捷運、自來水系統等用來支持都市運作的基礎形式或制度等,但這些屬性並不足以定義都市。都市的定義應該是透過都市社會關係來界定都市,才能掌握都市意義,就如同馬克思提出價值、資本、勞動等概念來衡量資本主義現象。都市社會關係作為一種本質是存在於每一個都市屬性。

如果藉由抽象化都市的物理邊界來重新定義都市,布倫納和施密德將都市化分為三種過程 [7]。

首先,
聚集都市化(concentrated urbanization)用以描述人口密集且具有都市聚集效應的區域,可以是城市、城市區域或大都會區。

其次,
延伸都市化(extended urbanization)則是指人口較為稀少的地方(在傳統分類區為鄉村/非都市),但其土地利用活動是為了維持都市的日常運作,像是工業化農業、焚化爐、礦場等,又被稱為運作地景(operational landscape)。

​至於由聚集都市化與延伸都市化相互影響形成的
差異都市化(differentiated urbanization)則強調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會進一步造成社會空間的再結構(social spatial configuration)過程,並且影響的範圍超過傳統所定義的都市邊界(例如:行政區域)。他們也強調,除了上述的抽象邏輯之外,城市一直都是由使用者共同創造與轉變,逐漸形成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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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地景,高速公路、鐵路相互重疊,並且與牧場相鄰,而周遭的平面道路則是通往石油開採場址(圖片來源/Mas Context)
行星都市化下的都市革命

其實列斐伏爾是最早發現行星都市化的學者,梅里菲爾德認為當列斐伏爾的觀點從「接近城市的權力」(the right to the city)轉向「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時,列斐伏爾早就發現新形態的公民權已逐漸浮現,快速都市化讓都市社會成真,距離不再是公民合作的障礙,城市邊界與國族認同並非主要的動員方式,而是全球人們相互遭逢共同面對的挑戰。如同當代青年失業問題與勞工失業問題已經不只是特定階層才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例如:華爾街運動的口號We are the 99%,再加上社群媒體的發展,帶動新都市革命的發生 [8]。

雖然行星都市化是資本主義掠奪的擴張,但也同時促使都市革命與遭逢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發生的可能。二十一世紀隨著資通訊發展,人們可以藉由社群媒體,更容易相互遭逢且不受限於實質環境,並帶起新都市革命,像是紐約、倫敦、開羅等地的佔領運動有賴於社群媒體的協助,讓不同階級、性別與種族的人群相互遭逢
[9]。


在此遭逢政治是為了處理列斐伏爾「接近城市的權力」對於城市與權力二詞定義不清的問題,並延續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認為革命不只是意味著接近城市而已,而是要接近民主。當前的都市革命不是以階級鬥爭為號召,而是因不同身分的行動者齊聚一堂產生的共同性,且資通訊創新讓無論在場或不在場的人都共同參與其中。

行星都市化下的都市政治生態學

行星都市化的概念擴散至其他都市研究領域,像是都市政治生態學調整其方法論,主張不應以城市邊界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而是以都市紋理向外延伸的空間不均,來分析都市的物質流、基礎建設網絡等新陳代謝的作用過程 [10]。

​學者阿爾博萊達(Arboleda)
提供行星都市化一些較詳盡的經驗研究 [11],由於2003年因都市化使得全球於原物料的需求提升,帶動全球原料商品價格的上漲,因此拉丁美洲國家也積極發展資源開採業,並興建交通設施,讓資源較易輸出供應全球,其中智利的瓦斯科從1997年起至今共興建六座火力發電廠、三個工業海港、一座大型煉鐵廠與礦渣池,以及規劃鄰近地區的鈦礦開採等支持國內外都市的運作地景,改變當地的日常生活,也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因此都市新陳代謝並不止於都市的鄰近區域,更是跨國流通,像是當前許多電子器材裏的銅可能是來自智利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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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地景,智利山區中的火力發電廠(圖片來源/Urban Theory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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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仕紳化

行星都市化的概念也被部分學者應用至仕紳化(gentrification)研究。Lees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中 [12],挑戰過去歐美傳統的仕紳化理論與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理論--社區尺度的仕紳化、城市核心/邊陲關係、郊區化/都市化的二分法。他們主要的觀點在於,當代都市發展的多樣化使都市不再是市中心(inner city)、中心城市(central city),或是單一歷史中心的都市發展,而是多樣化的市中心。同時,仕紳化也不再限於市中心的社區尺度,而是有可能發生在都市中其他的尺度,或是超越都市行政邊界、延伸到郊區例如:在紐約、倫敦等西方城市邊界已經出現由中產階級主導,都市邊陲的郊區化(suburbanisation)、或可稱發生在都市外圍的仕紳化現象(Suburban-like gentrification),因此當代仕紳化過程模糊了郊區與城市之間的界線。

這些資本投資給予中產階級重塑都市空間的機會,透過投機活動創造新的需求,資本積累與空間修補的過程不再限於都市市中心,也能夠在鄉村領域發現,而且市中心仕紳化與郊區都市化對於投資客與住民選擇而言,不再是零和遊戲 [13],市中心再發展與郊區化兩者可能會同時發生,例如:來自國內或國外的移民會選擇移居到都市與鄉村,並且投資郊區的科學中心或市中心的金融特區。仕紳化過程也不再限於社區尺度,Lees等人也提出在南方城市的仕紳化大部分都大於社區尺度,例如:在首爾透過仕紳化計畫經常是「大都會尺度」,即都市學者Shin 與 Kim指稱的超級仕紳化(mega-gentrification)[14];或是里約熱內盧從1990s年後由國家進行一系列的市中心貧窮地區大尺度的房屋與社會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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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州的拆遷(圖片來源/Hyun Bang Shin)
反思鄉村,鄉村是否還存在?

如果行星都市化已遍及全球,鄉村是否真的就此消失?部分學者認為行星都市化過於簡化鄉村,鄉村並沒有完全消失,世界也沒有變成都市行星;而且行星都市化的主體想像也過於單調。

學者沃克認為並不是所有鄉村都已經被吸納進資本主義或都市裡 [15],甚至有些城市發生了鄉村化現象,像是美國加州。另一位學者羅伊則以印度Dankuni與Bhatpara為例 [16],兩地雖然因為人口快速成長,升格為市政府層級,而新設市政府忙著於當地進行市鎮規劃、興建供水系統與人口登記,但在當地有許多沒有登記在土地利用圖上的貧民窟,而這些貧民窟的形成是跟英國殖民時期東印度公司的黃麻與紙廠設置有關。

因此,都市化不只是都市問題(urban question),還同時是農民問題(agrarian question)。因為都市土地問題是與農民土地改革相互交雜,而且當地的政治主體也不同於梅里菲爾德佔領運動中為了爭取民主的新都市受益者,而是一群正在準備新市政選舉的都市地方組織和鄉村資助人結合的現象。顯然行星都市化有過度簡化鄉村與農民研究的問題。

另一方面,學者Leitner 和 Sheppard認為當行星達到全面都市化時 [17],人們應該要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的都市理論,正視非人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的共同存在,這也呼應裝配都市主義的觀點(裝配都市主義將會於第三篇文章有詳細的說明)與近年對於人類世研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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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都市經驗普遍化的抨擊:後殖民主義下的都市研究

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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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承認政治到空間的社會正義理論:基進空間規劃者對修改民法972條的觀點

12/2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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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裕淇(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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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或承認?政治哲學對話》(圖片來源:亞馬遜書店)
  近來修改民法972條引起廣義的同意與不同意兩方爭論。本文以空間的社會正義理論,試圖引入基進空間規劃者的觀點並提出看法。

  在空間理論中,如何打造一個正義的空間,或稱如何讓每一個市民都擁有「接近城市的權力」(the right to the city)向來是此學科的核心關懷(Attoh, 2011; Soja, 2010; Fainstein, 2010; Mitchell and Heynen, 2009; Harvey, 2008; Wastl-Walter and Staeheli, 2005; Lefebvre, 1996)。空間的權利包含社會經濟的權利,例如住屋的權利、擁有公共運輸的權利與接近自然資源的權利(乾淨的水源);以及城市作為多元族群和種族衝突的場域,也是各種追求身分自由權利的誕生地;更進一步,空間的權利也涵蓋共同的善,例如社區帶給人們自在、包容與美好的感受。基進規劃者認為傳統公共決策體系容易受到政治、經濟與文化既得利益者的影響,並形成對邊緣與弱勢群體(移民、少數族裔、殘障的人們、女性與性別弱勢群體)的支配和壓迫,因此空間規劃者應該要採取公平(equity)、民主與多元這三個原則的價值最大化以促進空間正義(Fainstein, 2010)。其中,公平又是規範性原則最重要的一項,因為所謂的民主或公民審議對空間所生產出來的政策結果其實是多樣的,它是根據活動參與者的特殊價值,與受到代議政治中的代表所引導的商議型態而有所影響。民主的過程與擴大參與只是在過程上促使參與者提供更多有用資訊,但不必然是公平的,它也有可能導致狹隘主義和腐敗,因此公平的價值比重是高於民主跟多元的,特別是正義的空間和「承認」(recognition)的概念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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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民法972條是一種承認人們身份與關係的空間爭戰。圖為2016/12/10日凱道舉辦「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站出來」音樂會照片(圖片來源:JULIAN's'PHOTO)
  上述空間的社會正義理論的一般性原則的概念,承襲了Fraser(2003)分析近代對社會正義的兩個要求:「再分配」(redistribution)與「承認」(recognition)而來,她主張要將社會經濟再分配與身份的承認政治結合成為一種覆蓋性對正義理解的框架。其中論述如何將「承認」轉變為正義的問題,正好回應了目前台灣修改民法972條的爭論。修改民法972條是一種承認人們身份與關係的空間爭戰。

  「承認」來自於黑格爾哲學,特別是精神現象學。「承認」指的是主體之間的一種理想的相互關係,其中每一主體視另一主體為他的平等者,同時也與他分離。這樣的關係認為主體性是建構的,一個人只有藉由另一主體的承認和被承認才成為一個獨立的主體。因此,「承認」通常被認為與自由的個人主義不一致,是社會關係優先於個體,且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優先於主體性(subjectivity)。並且,「承認」通常被視為屬於是倫理(ethics)範疇,而不是道德,也就是承認是一種促進自我實現的實質目標和好的生活,不同於程序正義的公正(rightness)。因此,承認理論家,例如Charles Taylor與Axel Honneth會認為某些人拒絕承認其他主體,傷害了弱勢者的自我實現,但這僅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的傷害,而不是一個正義的問題。相反地,Fraser(2003)則主張應該要將「承認」設想為一個正義問題,因為一些個人和群體被拒絕在社會的相互關係中,不能只視為是制度化文化價值的結果,而是這是「不正義」的,因為弱勢群體不能平等地參與社會制度,這會貶低他們的獨有特質,這是社會位置(social status)的議題。如果一個社會以文化價值的理由將一些人們解釋成低下的、應該被排除的或是選擇看不到,那麼我們就應該理解其中的不正義,因為錯誤承認所構成的制度化身分服從關係會對社會有害。當社會要制度化規範時,應對所有參與者表達同等尊重,並確保其取得社會尊敬的同等機會。

  承認政治轉換到正義的空間(盡可能讓每個人擁有相同的身份位置)的概念的落差解釋了目前台灣在推動民法972修正案的爭論。許多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論述凸顯社會中有一部分的人們視同志族群與其關係為低下的、不應該或是不完整的,是文化價值中較低階的群體,用主體之間的承認來看這些論述,它顯現的是一部分的人們基於自身經驗、宗教解釋、精神意識的建構認定了異性戀為「善」(good),其他親密關係則為不正統的、須排除的,並且他們無法認同同志族群可以有如他們所認知的正統異性戀一樣的自我實現。

  例如,台灣守護家庭聯盟反對同志婚姻的根本主張是:「同性結合不具有自然生育的可能性,在本質上與異性婚姻不同」。他們認為「一男一女之間的異性婚姻,具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而同性別的男男、或女女之間的結合不具備這種天然生育子女的特性。所以基於男女生理構造的差別,同性結合的關係本來就和男女的結合有所差別。基於自然生育子女的社會功能的差別,法律上也對同性結合有差別待遇,不承認為婚姻,本屬正當,並不構成歧視」[1]。這個宣言即明示了台灣守護家庭聯盟反對讓同志婚姻和異性戀婚姻一樣的理由在於,他們認為異性戀性關係下的生殖對他們而言有著崇高的倫理位階,其他的關係與生殖方式則是非正統與較低下的,因為如此認知的身分關係階序的邏輯,所以同志婚姻不應該和異性戀婚姻用同一種法律規範。這很明顯是「承認」的議題。

  又例如,反對修法論述常見主張在法條裡不能拿掉男女、父母的稱謂,背後的邏輯是男、女分別是先於的存在、異性結合關係是先驗的存在;或是不能談異性戀霸權,但是可以保障同志族群,就如同不能說雙手雙腳健全的人是錯的,但可以保障殘障者[2],此論點背後的邏輯也正是要確認雙手雙腳健全者和異性戀關係的身分優先性,這同樣也是在身分階序上不承認某些人的觀點。

  上述對他者的「不承認」以及自訂的身分階序是主體的意識養成(不代表其有道德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透過理性溝通達到理解他者的目標,唯有主體透過親身情感感知其他主體的生命和經歷辯證,才有機會讓某些主體對其他主體的理解和意識有所鬆動跟改變,但也有可能,某些主體終其一生都維持著基於個人意識所建立起對他人的身份倫理位階的觀點。

  換言之,修改民法972條與否的爭論從承認政治和空間性的正義來看,核心爭論不在婚姻共同價值(現階段的爭論是讓人們展現對其他主體的承認程度的論述較量,以及再將其附著在婚姻價值上去爭奪共通性。但是,婚姻制度其實是私人契約關係讓渡權利義務給國家。更多時候婚姻是國家、資本與人們的工具,國家可以運用婚姻鞏固統治權力、資本可以利用婚姻加強再生產功能,人們可以利用婚姻主張或測試愛的價值(因人而異),或是間接獲得政治經濟好處,因此只用不同人們對婚姻價值來定奪「何謂婚姻」顯然是偏離主題),也不在兒童權益(理由在於對既有同志家庭的孩子的社會關係與狀態做的量化研究,雖然可以得到一些正面,或是異性戀家庭與同志家庭對孩子而言沒有差異,又或是負面的類型化推論,但是終究而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連結的、流動與轉化的,舉例而言,許多年輕人在年少時的階段會擔心自己家庭在社會裡不論經濟或是文化上被認為階序低下的時刻,如在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非文化多數的家庭(如新住民的家庭)等,又或是一些年輕人因為家境富裕而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但是這些都並不應該拿來作為判定家庭優劣的磅秤。我們能看到的僅是家庭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在真實世界中動態的凝聚力與張力)。同樣的,修改民法972條也不是缺乏理性溝通或是共識不足的複雜難題,它僅是公共決策的機制是否要讓身份被貶抑但是已經存在的眾多同志族群、家庭擁有平等機會選擇進入婚姻制度的議題[3],以及是否願意打造一個讓人們活在沒有(或稱減低)身分階序的空間的訴求而已,也僅是代議政治代表們是否可以看到反對同志婚姻的論述所形構與鞏固的身分服從關係,並將其視為一種需要介入的社會空間不正義的問題而已。

  達成公共觀念演變的方法是人們深刻的關係連結、重複的親眼所見主體與他人存在的過程,才比較有機會讓主體間彼此承認,若政治策略沒有除了公聽會以外的機制讓人們互相在情感上看到其他生命,那麼理性溝通的教條式解方僅會令人們無力,創造脫離政治標籤的情感交流空間才是解方[4]。正義的空間是現代價值多元主義下的道德約束,生活在同一個空間的人們可以不存在任何普遍共享的、單一的自我實現和好生活的概念,和被確定為權威的概念,但是它可以確保每一個人在同樣自由的限度內,在公共空間免於接受貶抑,並可以為自己定義一條追尋好生活的道路。
註解
  1. 取自台灣守護家庭聯盟官方網站 https://taiwanfamily.com/%E9%97%9C%E6%96%BC%E5%A4%9A%E5%85%83%E6%88%90%E5%AE%B6%E7%B3%BB%E5%88%97%E8%8D%89%E6%A1%88/%E5%8F%8D%E5%B0%8D%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7%9A%84%E7%90%86%E7%94%B1 (2016/12/12閱讀)。
  2. 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毀家滅婚?歧視誤解?婚姻不再限男女!》逐字稿。取自http://talk.news.pts.org.tw/show/14555 (2016/12/12閱讀)。
  3. 就身分階序的正義觀來說,過去以異性戀文化規範為主的婚姻法律中禁止同志們有機會參與是不正義的。但是要達成平等的方式並不是只有一種,讓異性戀關係去制度化是更根本平等的選項,例如脫離婚姻身分各種的優惠等權利,且將這些權利放在其他如公民權與居住權之上。
  4. 打造正義的空間也正是創造一個有機會脫離標籤,以及促進人與人在真實中生活中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
參考資料
  • Attoh, K., (2011) What kind of right is the right to the c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5) 669-686.
  • Fainstein, S. S. (2010). The just c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aser, Nancy; Honneth, Axel (2003).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New York: Verso.
  •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23–40.
  • Lefebvre, H., (1996 [1968]) Writings on Citi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ofman E and Lebas E. Oxford: Blackwell.
  • Mitchell D and Heynen N (2009) The geography of survival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Speculations on surveillance, legal innovation,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intervention. Urban Geography 30: 611–630.
  • Soja, E.W. (2010).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stl-Walter D, Staeheli L, and Dowler L (eds) (2005) Rights to the City.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Home of Geography Publication Series Volume III. Rome: Societa` Geografica Ital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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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政治: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談空間

3/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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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英文網站social science space授權翻譯,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譯/萬宗綸(新加坡國立大學英語系語言研究碩士生)、葉宇軒(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生)
校/蘇亭瑜(台灣大學哲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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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琳瑪西(圖片來源:YouTube)
大衛˙埃德蒙(David Edmonds):朵琳˙瑪西以她研究「空間」聞名,不是外太空的那種空間,是地球這顆星球上的空間。瑪西教授是一位地理學者,她希望我們能重新思考許多關於空間的預設,包含我們假定空間是一些我們就是經過它而已的簡單東西。瑪西相信,要瞭解政治與權力,分析人群間、城市間、工作間的空間關係是很重要的。

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歡迎朵琳瑪西來到「社會科學咬一口」(Social Science Bites)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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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 哈囉,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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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頓:我們今天要談論的主題是空間。現在,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個主題應該是要找物理學家或建築師來談,怎麼會找地理學家?

瑪西:我想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如果歷史學是時間之學,那麼地理學就是空間之學。我在地理學裡頭做的「空間」不是代表「外太空」,或是「原子空間」(atomic space);這裡的空間,指的是我們生活於這個世界的一個面向。歷史學家聚焦在時間面向上,像是事物如何隨著時間改變;地理學家則關注在事物如何被安排-我們常說的「地理上」-也就是我在這裡所說的「空間上」(over space)。

埃德蒙:所以在你的研究中,討論空間時的焦點是什麼?

瑪西:嗯,在某個層面上是憤怒:我真的對於其他社會科學感到很不解,尤其是對於哲學家──他們花了這麼多精力在「時間」上,然後空間成了一種剩餘的面向:我們說的總是「時空」。時間是改變的向度、是動態的向度、是我們所生活的向度,還有其他剩下的,都在時間這個向度裡頭;而空間則成為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面向。我們許多人,我想,隱約地覺得空間是一種扁平的地表,它就在那裡─我們「跨越空間」─空間因此與時間性脫鉤:空間沒有時間、沒有動態,空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扁平物。傅柯在晚期也有寫到,對的,他覺得我們總是將空間想成那樣,而且這是錯的。我同意傅柯晚期的那種論點。

這麼多年來,當我在書寫空間時,我所做的努力大多是要讓空間活起來,讓空間動起來,讓空間變得有關係,我要強調空間在我們的生活中,以及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組織中有多重要。很顯然我會說空間不是我們走過的扁平地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這樣談:「你正搭著火車穿越景觀──你不是行旅過一個死的扁平地表,也就是空間:你正貫穿過上演中的無數故事。」

所以,空間不是扁平的表面,空間更像是由數百萬個故事穿插其間:如果你在那趟旅程的任何一點停下腳步,那裡會有一屋子的故事。威廉斯說的是從火車的窗戶往外,看到一個正在清理爐子的女人,而他繼續加速向前,那個女人在威廉斯的心裡,就被困在那一刻。但實際上,當然,那個女人正在做某件事的過程中,這是一個故事。可能她明天要去別的地方探望她姐姐,但在她去看她姐姐之前,她就真的必須清理完那個爐子,因為她長年以來都這麼做。所以,我想要將空間視作對無數故事劃出一個切面,我們時刻都在那些故事裡活著。空間和時間變得親密連結。

埃德蒙:如果空間不只是空蕩的舞台,它是某種被棲居的東西,它浸淫在各種故事、記憶和事件中,你如何能夠研究它?

瑪西:有數百萬種可以回答這問題的方法,但我想其中一種是因為那激起了某些最尖銳的問題。如果時間是事情一個接著一個發生的面向,它是一個演替的面向,然後空間是事情存有的面向,事情在同一時間存在:即所謂的「同時性」。而空間是多重性的,我們現在坐在這裡,是倫敦中午時刻的某個地方。嗯,這個時刻,在遠東地區已經是晚上,我在拉丁美洲的朋友可能已經在與起床奮鬥──以上所有面向裡,空間貫穿了全部。這表示什麼?表示空間這個面向將我們與其他人的存在並置;空間是多重性的向度。空間呈現我和拉美朋友共存,表示空間將我們與社會的問題並存。空間把我們和問題的政治基礎一起呈現,關於我們如何一起生活。

埃德蒙:所以我可以總結地說,你認為空間不是那麼關於物理區位,而比較是在談人類間的關係嗎?

瑪西:沒錯。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視時間為物質的東西,時間是空靈、虛擬且沒有物質性的,然而空間卻是物質的:是在那頭的一塊地。但我想思考的是空間同樣抽象的一個面向:空間關乎我們彼此間的關係。事實上,我會這樣說,社會空間是我們彼此間關係、連結下的產物,舉例來說,全球化是橫跨整個地球、在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下建構出來的新地理。而假使我們真的社會性地思考,最重要的事情就出現了──這全部的社會關係都將充填著權力,所以我們所擁有的地理,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權力的地理(geography of power)。那些空間關係的分配反映著我們社會裡頭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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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對我們熟悉的經濟事務提出質疑,圖為LS Lowry 1959年的畫作Going to Work (圖片來源:衛報The Guardian)
沃伯頓:可以請你給個例子嗎?

瑪西:嗯,看一看我們所在的這座城市──倫敦。從那一平方英哩的地以及金斯雀碼頭向全球拓展出去的權力關係非比尋常。倫敦是個關鍵節點,過去三十多年來已經展開之全球化當中的金融全球化──全球經濟的組織裡頭金融的主導權就在這裡。倫敦絕對是金融全球化的中心,不只是一些最有權力的機構在這裡,也是因為某種意義上來說,很多我們所生活在裡頭的新自由經濟在這首先被想像,並且倫敦是出口的一部分,先想像然後接著輸出,倫敦出口一種那樣思考的方式給全球。所以它的權力是超越經濟的,也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

埃德蒙:你現在已經給了城市當中權力關係的描述,但它如何是政治的?

瑪西:嗯,有很多種方式,而我想這些方法中,在處理全球化問題時能夠做出質疑政治的方法是我比較想做的。我想,其中一件事情是它讓你能夠去描繪權力關係,如果你想要的話。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反權力─權力是做事情的能力─我所發現的是我們應該要在社會科學裡面對不均等的權力分配保持批判:某些團體的權力大於其它團體,某些地方的權力大於其它地方。也因此或許有人會想批判性地看待這件事,事實上我也對於倫敦主導了經濟體與整個世界的經濟意識形態這件事非常批判。所以,一種經驗描述的方式被引入了「看,在這個時刻的全球化裡頭權力分配是不平均的。」但回頭聯繫我們前面說的,思考空間的多樣方式,這是當下我們對全球化的關切:全球化將空間變成了時間。舉例來說,我們常常使用這樣的詞彙,譬如我們是「已開發」國家,貌似落後我們的國家是「發展中」、然後「低度發展」國家。現在那樣的詞彙就是將這些國家之間當代同期的差異轉換為單一線性歷史。這就是在說,我們拿阿根廷來說好了,阿根廷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此一說法表示,阿根廷不是一個跟我們不同、但是跟我們在相同時刻的國家,而是一個遵循著我們歷史途徑要變成像我們如此「已開發」的國家。所以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在否認同時性(simultaneity)以及空間的多重性(the multiplicity of space),這是我想強調的,我們把所有這樣的差異都變成單一的歷史軌跡來討論。

現在那樣的說法有很多政治效果,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那種說法認為只存在著一種未來,就是當一個「已開發」國家,所以阿根廷必須跟隨我們走過的路。嗯,然後發生了件事,那就是阿根本不想跟隨我們的路,在拉丁美洲有很多替代方案是在說「我們不想變得像你們那樣發展下的『已開發』。我們想要一個不一樣的模型,是更均等主義的、更社群主義的等等。」但是之前那種將空間變成時間的談法,把地理變成了歷史,就是在否定做一些不一樣事情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認真看待空間是多重的這個面向,那將會在政治中開啟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埃德蒙:所以你在說的,是不是那裡有一個近乎格式塔的轉換是你嘗試推動的,藉由用特定方式來描述世界,向你的閱聽眾揭露一種理解相同現像的不同方式?

瑪西:沒錯,就是那樣。如果我們認真把空間當做是我們透過我們社會關係創造出來的,並且這樣的社會關係是充滿權力的,空間是呈現出世界多重性的一個面向,拒絕把它們通通併到一種發展的故事中,即是真正地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想像這個世界,這會讓我們看見不同的政治問題,我想這開啟了我們的心胸。

埃德蒙:你已經批評了發展中國家和低度發展國家這樣的概念,以及在西方的模型中,所有的國家都一起向已開發國家邁進的這個預設。那麼你要怎麼說服那些深信故事的人?我的意思是,你怎麼說服某些深陷在錯誤意識形態當中的人們?

瑪西:這是我們之中很多人都有的問題,不是嗎?人們深陷在想像之中。這是個要去挑戰常識的問題,這個時刻具霸權地位的常識包含著那個我們堅持的概念。我談論空間的內容是我希望幫助我們去打破那個窠臼,打破我們覺得我們無法對常識做任何事的想法。現在,可行的方式就是你做些像這樣的小事:談論這個地方的所有、我寫、我去那些想做些不同事情的國家做一些事。

埃德蒙:這會不會只是個每個社會都想把自己版本的真實投射給整個世界的問題?

瑪西:是的。我並沒有想要把人們歸諸於一些惡意的意圖。我想我會說兩件事:一個是,設想「一條路」是現代主義與現代性非常典型的特點,無論是政治光譜上的左或右。有一種東西叫做「發展」,有一種東西叫做「進程」:這是我們稱之為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東西,對於某些版本的馬克思主義這也是真的,脫離封建主義我們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是這也是高度政治的,是權力關係的產物──無疑地,這個城市的銀行和西方世界的領導者想要世界上的其它地方精準地跟隨,並且被我們的世界模型所主導。我的意思是,美國和英國絕對在嘗試著迫使其他國家走向他們所謂的民主,這通常就表示市場經濟。我想那做為整體的時代精神已經有百餘年之久,對於整體大敘事的批評,在社會科學裡我們也說得很多了。尤其對於政治層面上,有權者想迫使別人跟隨他們的路徑這點。
沃伯頓:還有其它將空間和政治聯結在一起的方式嗎?

瑪西:有很多。舉例來說,占領運動好了。你記得佔領倫敦(Occupy London)嗎?有帳篷的那次?我有些參與其中,事實上,我在大學篷裡頭給了好幾場演講,然後非常觸動我的是那樣的政治多麼地空間化。一方面,那裡有一個亂堆,在高聳的上帝和瑪門(譯註:代表金錢的惡魔)大廈之間,非常謙遜的帳篷堆。然後就是那些帳篷的謙遜冒犯著聖保羅大教堂和倫敦證交所的自負。這樣的物質存在是對建制派(Establishment)和新自由主義那沾沾自喜的空間比出一根不得體的手指。所以事物它的位置,還有它的物質形式,我認為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即便如此的渺小,我還是認為那是我得去的原因。不知怎麼,那樣的呈現就是在提出一些太深沉所以問不出來的問題。

沃伯頓:占領從字面上來看就是關於空間了,他們選擇這樣的字非常有趣,占領一個空間。

瑪西:沒錯。我想他們所做的是去創造一種新的空間。新自由主義─如果可以用這樣一個恐怖的字眼─對我們的城市做了很多,其中一個就是私有化一大堆公共空間,那也是他們佔領人們的一種方式,很多其他人在抱怨這個。當然,他們嘗試在證券交易所外面露營,然後有人告訴他們不行,因為那個廣場事實上是個私有空間,雖然你看不出來。他們最後扎營的地方是在一個不是私有的公共空間:人們每天經過那裡。但這個「公共空間」的字彙用法,是非常低密度的。我認為占領運動讓我著迷的,是更有意義地去創造一個公共空間,因為他們創造了空間,人們不只是在去上班或購物的路上互相擦身而過,人們交談、人們對話、人們爭論。篷子裡有爭論在進行,聖保羅教堂前的台階上有人們互相爭論。當我在那裡時,那些與占領運動無關的人走向我,然後問我一些問題,對我而言,他們所設法創造的是真正的公共空間,一個創造公共的地方,創造政治參與的主體,創造互相討論廣大世界的人們。這對我來說,那真的是創造了一種我們需要更多更多的空間。一個把我們帶到一起對話、爭辯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的空間。所以我認為,公共空間在他們的位置中被發明,也在他們所創造的空間中被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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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爆發佔領倫敦運動(圖片來源:TAX JUSTICE NETWORK)
沃伯頓:你認為地理學是一個可以催化此類活動的學科嗎?

瑪西:我認為可以。我的意思是,地理學較大的價值、地理學為何重要,以及為什麼根本而言,空間是政治的?對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看看這個國家、這個時刻,北方與南方有重大的分隔。好,所有人都知道這點。我要討論的是那些發生了,那改變了我們所居住的社會:南北間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政治。更甚者,那在這個國家的不同人們之間製造了不平等。所以剛好有房子的南方人,賺房價升值的錢,遠遠超過他們工作賺來的錢。我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朋友沒有賺到那樣的錢,所以就是這樣南北間的分隔正在增加我們之間的不平等:地理是重要的。或者,如果你細數整個歷史中的性/別(gender),公私空間的分隔如何真的在男女的性/別差異上起到關鍵作用,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女人被限制在私人空間、男人則在公共空間做公眾人物這樣的事。

沃伯頓:地理學通常被認為是社會科學之一,我想知道你是否將自己視作一名社會科學家?

瑪西:是的,我這麼認為,因為那是我在地理學裡頭工作的方式,而且事實上我人生中很大一部分是試圖讓社會科學更嚴肅地看待地理學。地理學是非常跨領域的:我們花很多心力與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牽扯在一起。但是地理學讓我最愛的事情之一是它也包含了些不同的人,像是自然科學家:研究河流、造山運動還有南極等等。我想在地理學裡頭有將社會和自然科學帶到一起的可能性,甚於我們目前已然做到的。有很巨大的差異橫亙在它們之間,這個過程很艱難,但我覺得我們需要這樣做,在一個面臨環境問題的世紀─譬如氣候變遷、汙染問題─它同樣徹底是社會性的,我的確覺得自然和社會科學需要跟對方多些溝通,而地理學可能就是發生處之一──這也是我喜歡這個領域的原因之一。

沃伯頓:朵琳˙瑪西,非常感謝你接受訪問。

瑪西: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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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已知道)資本主義的終結:多樣經濟的實踐

7/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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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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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是當代社會無法迴避去討論的一大主題(圖片來源:Flickr,wallstalking.org)
  柴契爾夫人曾說:「There is no alternative.」相較於其他經濟制度,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是當代社會最好且唯一的發展方式。此外,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告訴我們,自由是奠定在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如果經濟上不自由,受制於計畫經濟與國家的指導,人們便不能獲得自由。相對於計畫經濟,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图片Claire Berlinski於2008年出版柴契爾夫人的自傳,以她的名言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作為標題(圖片來源:Wiki)
  在1970年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以及蘇聯瓦解與冷戰結束,資本主義似乎獲得全面的勝利,每個人要為自己負責,各自努力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然而,2007年金融海嘯的發生,以及臺灣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少子化-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指出資本主義的內部危機 [1],以及日趨嚴重的社會階級極化。

  資本主義真的是人類社會最好的經濟發展模式嗎?如果我們早已知道資本主義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勞動、性別與環境問題,那麼我們又有沒有另一種可能?社會學家Wright的《真實烏托邦》提供了七條可能改變的改革藍圖 [2],而經濟地理學者J. K. Gibson-Graham則提供一個社區/社群經濟的行動原則,她們透過行動研究,提供社區居民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觀點,開啟多樣經濟的想像,並逐步建立社區/社群經濟。

多樣經濟

  J.K. Gibson-Graham這個名稱是兩位女性主義經濟地理學者Julie Graham 和 Katherine Gibson的名字結合的筆名 。Gibson-Graham身為經濟地理學者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很久,且長期投入女性主義的運動與研究。她們發現女性主義本身具有很大的實踐能量,運動與學思的同步發展,但相較之下馬克思主義卻在後福特時期,顯得毫無生氣,所以她們決定透過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活化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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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Gibson-Graham(圖片來源:Community Economies)
  她們在1996年出版的《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我們早就知道的資本主義終結),要挑戰的不只是資本主義本身,還要攻擊既有的馬派學者,並提出修正。她們認為右派的資本主義跟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的觀點根本是在同一個陣線,都是唯經濟論,而且都不斷再製資本主義的權威。如同柴契爾夫人與海耶克的話,我們一直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是所有經濟活動演化到最成熟的狀態,尤其是自蘇聯瓦解後,幾乎意味著共產與社會主義的瓦解,以及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Gibson-Graham在2006年出版的《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後資本主義政治)中提出更多資料來協助我們破除這個迷思,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冰山一角圖。如果我們只透過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經濟,我們只會看到冰山一角,就是在資本主義公司為市場生產的勞動,但如果我們轉換一個觀點,我們其實會發現冰山下有很大塊沉在海面底下的非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像是女性的家務勞動、禮物、志工服務等等非雇傭、非貨幣交易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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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接著,我們進一步檢視美國1990年各生產部門的勞動時數,會發現商品生產只佔了一半,另外一半的勞動時數則是由家戶與政府生產所佔據,但若我們進一步細分商品生產內的子分類,會發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又只佔了四分之一右多一點,剩餘的部分又有合作社的商品生產、(非法)奴隸關係的商品生產。簡言之,經濟活動內部其實是有很多種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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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90年各生產部門的勞動時數,商品生產為最多、家戶生產次之,最後是政府生產(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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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90年各生產部門的勞動時數,細分商品生產的子項目(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Gibson-Graham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有一個工人平日在工廠上班,但下班之餘經營自己的小生意,我們那該如何界定他的階級位置?或者是當一個企業國有化後,那工人的勞動現場與剩餘價值的分配有變得比較民主跟更符合工人的需求嗎?換句話說,一個工人可能會同時兼具多個身分認同,白天既會去工廠上班,晚上會經營小事業,周末可能會經營打獵活動。女性勞動者,可能白天要出去上班,還要當家庭主婦,有時候還會去當志工,而這些都是多樣經濟的一部分,因此階級位置都會有很多種,不是只有特定幾種,而且也非事先預設。對Gibson-Graham而言,階級的定義應該是看剩餘勞動生產、挪用與分配,亦即多樣經濟的運作要不同於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需求(necessity)、剩餘(surplus)、消費(consumption)與公有財(commons)的討論。

國際化的合作社:西班牙蒙德拉貢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

  蒙德拉貢公司是一間國際化的合作社,總收入達125億歐元、257個合作社、7萬多個就業人口、15個技術中心,這個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其實是起源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一個合作社。因為二戰後造成巴斯克地區的破敗與孤立,加上過去法西斯主義刻意壓抑巴斯克語言與文化,而使得當地的社區居民團結。在天主教神父Arizmendiarrieta的引導下,當地居民先成立一間技校,接著成立一個合作社,並投入家庭用耐久財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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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拉貢公司是西班牙其中一家大公司,在多達41個國家有辦公處,150個國家有銷售點(圖片來源: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eng/)
图片是鴨,還是兔?
蒙德拉貢的合作社原則包括:

  • 民主組織:合作社裡的每一個工人都是平等的,並且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來決定企業代表大會的成員。
  • 勞動主權:合作社裡的工人,無論是直接生產的工人,或是非生產的工人(像是管理階層,或是販售商品的行銷員),都是平等關係來決定公司的剩餘價值該如何使用與分配。
  • 薪資鞏固:合作社裡的工人與非勞動生產的工人的薪資是依據合作社原則,比較合作社內,集團內部合作社之間的薪資比例來設定。
  • 教育:合作社會提供社員及其子女教育與訓練,以及說明合作社的運作原則。

1922年費邊主義的Beatrice and Sidney Webb曾提出為何工人的民主會在組織生產中失敗。當中提及下列疑慮:

  • 薪資分配:合作社內部的職務分工會產生利益衝突,部分工人可能勞動的時數較少或工作較輕鬆,但卻領取較多薪資。
  • 合作社生產通常會為了穩定生產,而不投入創新的生產。
  • 基於生產的職務的分工,組織內部必然會產生排除效應,因為各部門生產的產品是為了交換,而工人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會選擇增加自己的勞動效率,而是刻意將產量減少,而使得供不應求,導致產品的價格飆漲。

  蒙德拉貢的案例中,薪資分配是由合作社成員共同討論決定,成員會共同投票決定合作社代表,由代表大會來決定有多少利潤要作為工資,而剩餘的部分則歸屬於合作社的利潤。工資的分配必須達到該區域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基層工人與上層管理者其薪資比例為1:3 (其比例是可以一直調整的)。至於技術教育與創新一直以來都是蒙德拉貢的基石,合作社會投入大量的經費到技術創新部門,以維持合作社的競爭力,並引入節省勞力的生產設備,當工人的勞動被機械取代時,工人可能會留在既有的部門,或是轉移至其他合作社,並給予他們穩定的收入。

  Gibson-Graham認為蒙德拉貢公司之所以能夠維持這麼久,且擴展到如此規模,是因為其當時二戰後福特主義耐久財的大量需求等背景使然,她們認為要完全複製蒙德拉貢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的,但他們的經驗能夠提供我們許多啟發。同時,Gibson-Graham也承認蒙德拉貢確實有一些問題(該公司也自己承認),像是當該公司向海外擴展工廠時,有部分工廠傳出血汗壓榨的問題,並沒有獲得如同合作社成員的相同待遇。

我們如何動手做經濟?

  如果說我們無法直接複製蒙德拉貢的發展模式,我們又該如何創造多樣經濟?Gibson-Graham認為多樣經濟的發展來自於我們轉移焦點,盤點我們身邊所擁有的資源,並且轉移焦點,開始想像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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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你會怎麼描述這張圖?半滿的玻璃杯,還是半空的玻璃杯?
  Gibson-Graham來到澳洲東南部的Latrobe Valley礦業社區推動他們的社區經濟計劃。Latrobe Valley擁有許多棕煤礦,並在1908年評估為重要的煤礦開採地區,以提供鄰近的維多利亞火力發電廠。當時的煤礦產業是由國家所有,因此當地的工人及其家人都有許多國營企業的福利,但在1990年澳洲政府在理性經濟的考量下,將礦業公司私有化,工人的薪資與福利並不如以往,部分工人被裁員失業。Gibson-Graham與她們的研究團隊進入社區與工人接觸時,他們多提及過去美好的日子,並且對於政府與企業不諒解,言談之中都是失望的情緒。接著研究團隊邀請當地居民透過拍照來訴說他們的社區,失業的年輕人與薪水減少的工人拍攝的是社區裡被遺棄的公車亭、遺棄的採礦機器。然而,在工作坊的活動中,社區女性訴說了社區的另一個樣貌,在一位單親媽媽的照片中指出社區內有各式各樣的人在社區裡生活著,開啟社區經濟的多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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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失業的青年人看Latrobe Valley(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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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單親媽媽眼中的Latrobe Valley(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接著研究團隊引進資產導向的社區發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並在社區裡調查每個人擁有的一技之長,一些非支薪或非市場的經濟活動,例如:禮物與志工等方式。接著並在社區夥伴計畫中發展出許多社區經濟活動:

  • 在1999年10月將三公頃的社區公園轉換為環境友善的社區農園
  • 1999年10月前煤礦工人將閒置的幼稚園改造再利用,經營一間聖誕工作坊,讓人們可以製作自己的聖誕節裝飾品
  • 2000年時,社區將廢棄的肉販店重新改造為木工工作坊

轉移觀點:臺灣的多樣經濟


  奠定在Gibson-Graham的觀點下,臺灣其實早已存在許多社區/社群經濟。司馬庫斯的共同經營的發展模式,從原先各家自己栽培菇類作物,到轉向共同經營的觀光經濟發展,逐步落實部落共享的概念,參與者必須提供勞動力與兩百萬的資金,資本不夠者先向共同經濟借,再按照未來的獲利逐步攤還,讓大家共同維護部落的觀光資源。以Gibson-Graham的話來說,共同經營的概念就是建立起社區的公有財,觀光發展的獲利是一部分按照每個人的勞動時數平等分配薪資,而另一部分則存下來做為公共資金。在這之中貨幣的可分割性扮演重要角色,讓剩餘價值的分配可以計算與切割 [3]。 

  成大研究團隊在2014年進入台南東山區嶺南里的行動研究,則提供我們正在進行的社區經濟案例。研究團隊認為嶺南社區曾歷經十年的環境運動抗爭,抵抗外來開發案,社區內應該形成較為團結的社會連帶。當團隊嘗試向農民引進公基金制度至社區裡時,發現農民仍較關注農產品的銷售價格與獲利。後來研究團隊與一位阿伯聊天後,發現除了經濟獲利之外,他更期待青年返鄉,而這也是整個社區的期待。後來研究團隊提議與當地居民一起做一個麵包窯,並且自己做自己吃的桂圓麵包,也逐步開啟居民對於公基金制度、青年回流的可能方案。

批評與回應:延伸多樣經濟的網絡

  對於多樣經濟的批判多聚焦在勞動剝削的問題,因為Gibson-Graham並不否認奴隸關係、非法/非正式經濟的存在,這些勞動情境可能比市場經濟來得更為剝削,但多樣經濟卻一直告訴我們要看見多樣的經濟關係,但卻未處理上述剝削關係,而是告訴我們即使這個經濟關係是剝削的,被剝削後的剩餘價值分配卻還是有其正面效益。此外,還包括多樣經濟其實只是主流資本主義經濟的另一個選擇,亦即資本主義本身並沒有被挑戰,而只是一個提供人們選擇的另一個選擇,或者是社會底層居民因為無法進入主流的資本主義經濟,而被迫選擇的另類生存方式。

  針對第一個問題,Gibson-Graham曾以澳洲礦業社區的女性勞動為例。澳洲煤礦多位於荒郊野外,澳洲煤礦公司因此必須要興建給工人居住的社區,社區的房型分兩種,一種是單人宿舍,另一種是家庭宿舍,要住家庭宿舍的工人必須要已婚,如果離婚,就必須要馬上搬到單人宿舍,所以煤礦社區裡有菲律賓新娘的仲介廣告。當工人決定要去煤礦場工作時,妻子就被迫離開西海岸人口密集的地方,到人煙稀少的煤礦社區居住,這也連帶造成女性外出就業的機會減少,因為煤礦社區沒有太多需要女性的工作,再加上陽剛的煤礦工人也多希望妻子在家做家事,照顧小孩。妻子之所以能夠住在煤礦社區,就是因為夫妻關係,妻子是因為先生在這裡工作,再加上妻子是先生的財產,才得以居住在此。若以Gibson-Graham的觀點來看,煤礦公司與煤礦工人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關係,而煤礦工人與其太太的關係,則是另一組非資本主義的封建關係,煤礦工人的再生產是由太太的家務勞動所提供,但這個勞動過程太常被資本主義所忽略。那麼我們該說太太跟先生是剝削關係嗎?其實這部分必須視情況而定,像是先生會把存款都交給太太管,而太太會自認為她們是家庭支出與事物安排的管理者,但這並不意味著煤礦工人都會把錢乖乖交給太太,有些太太表示,先生會偷存一筆錢去買車,而太太對此感到不受尊重。不過太太有時候反而有更多權力來分配剩餘。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牽涉到我們對於另類經濟的規模與影響力的定義。這部分則可以引援 Caliskan 和 Callon 對於經濟化(economization)與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討論,為何我們會覺得資本主義是主流,而多樣經濟只是另類的選擇,其實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物質與基礎建設的網絡拓展的夠遠,讓我們覺得他們無孔不入。但若我們把多樣經濟也想像成節點與網絡的樣貌,我們只要將多樣經濟的物質基礎與實作方式往外擴散,也能夠與資本主義抗衡,因此問題就是物質基礎與多樣經濟的實作是否能夠一直委派擴散出去。如同當前以公民農業為基礎的都市農園也正在大台北地區逐漸擴散出去,從台北好好看的社區農園、臺大社會社工系屋頂農園、紹興社區農園等等都是多樣經濟可能發展出來的節點與網絡串聯。

Gibson-Graham對於多樣經濟的討論並不是空想,而是透過行動研究,動手做經濟,縮短理論與實踐的距離,開啟新的可能。


註解

  1. 關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可以參考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相關批判著作
  2. 另可參閱苦勞網的書評,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2500
  3. Gibson-Graham不認為要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仍然有其正面效應,像是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反而可以脫離父權家庭的壓迫,某種程度上獲得自由,而勞動賺取的薪資則可以自主分配。同樣的,資本主義的貨幣雖然常被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純粹的交換價值,而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但在這邊其交換價值成為以社區為基礎的剩餘價值的分配媒介

參考資料

  •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 Gibson-Graham, J. K. (2006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Minneapolis: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 洪廣冀、林俊強 (2004) 觀光地景、部落與家:從觀光地景、部落與家--從新竹司馬庫斯部落的觀光發展探討文化與共享資源的管理,地理學報,37:51-97。
  • 陳東升 (2014) 台灣人文及社會創新工作的可能方向,人社東華創刊號,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9。[2015. 07. 05]
  • 蕭玉欣 (未發表) 當「我們」在一起:都市合作農耕之社會技術配置,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怡婷 (2014) 以社會實踐為職志的研究之舞,新作坊,研究手札,http://www.hisp.ntu.edu.tw/publication/notes/9。[2015.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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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似均質的其實很複雜:地景中的斑塊

7/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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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嘉(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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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麗的景色中有著馬賽克般鑲嵌的異質性地景,圖為北英格蘭(圖片來源:pixabay)
图片圖1、地景生態學的研究課題

  地表大千世界蘊含了多樣的地形地質景觀、植被組成,產生如馬賽克鑲嵌的異質性地景 [1],異質性提供不同需求的生物物種棲息其中,形成一個個獨特的生態系,使生物圈多樣並生生不息。為了瞭解不同地景在受到自然或人為的作用力的形塑變化下,棲息其中的生物會受到何種影響,影響程度多大,我們必須進一步剖析這些作用力的類型、運作機制與強度,建立作用力──地景格局 (landscape pattern)──生態作用過程之間的因果關係(圖1),而這之間的關係性為地景生態學主要探討的課題。建立關係性後,我們可以推估某種作用力發生後,地景的變遷狀況會對生物組成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進一步將結果應用於經營管理的規劃或決策制定。

  關係性的建立就像是在解數學方程式時,我們可以透過迴歸式得到XY之間的關係後,代入X(作用力)即可得到Y(地景格局)。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兩者之間的關係性是需要透過一連串控制變因的實驗,以及長期的野外調查研究以驗證才得以建立!所以回到最一開始,在欲瞭解地景格局與其背後的作用力時,需要先建立地景格局的組成結構與型態,此時我們應關注到地理學中對於空間現象的組成與分布型態具有兩個重要概念──空間相依性(spatial dependence)與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前者為兩點之間距離相近而屬性值具有關聯性(如兩個鄰近點的土壤物化特性具有關聯性),後者則為利用統計方法檢測空間相依性的一種指標 [2, 3]。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空間相依性所產生內部結構相對均質的空間,成為分析地景格局的最基本的空間單元,即為斑塊(patch) [4],其內部的組成為許多生物個體的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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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馬賽克鑲嵌地景與斑塊之間的空間尺度關係(圖片改繪自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在提到均質這個概念時,地理學領域的人們應要在頭上跳出大大的四個字,「時空尺度」!因為均質性會隨時空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先單純從空間維度來看空間的差異性,當我們使用Google Earth 從整個臺灣看臺北時,臺北幾乎是一整塊灰色建物組成的都市區域,但在放大之後卻可以發現灰色建物之間夾有許多綠地而不再均質(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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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不同空間尺度下的臺北市地景格局組成結構比較
  從臺北的例子來看,當我們在分析地景格局的組成時,不同空間尺度所具之空間資訊的精細度(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有所差異,致使在進行斑塊範圍劃分時具有選擇性,而可能錯誤捕捉生態作用過程的機制與現象,即為面積單元可塑性問題(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具有兩種效應──區域劃分系統效應(zoning effect)與加總效應(areal aggregate effect)[5]。Jelinski 和 Wu 在1996年指出地景生態學中以斑塊為地景格局的基本單元時,MAUP的問題將為是首要需要克服的 [6],他們比較不同空間單元的劃分方式跟面積下所得到的常態化差異植被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結果具有差異性(圖4),而需透過統計方法了解這些差異性造成的偏誤,以取得斑塊最佳的空間尺度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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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不同空間單元劃分對於NDVI值的MAUP效應(a-c:加總效應;d-f:區域劃分系統效應)(圖片來源:Jelinski and Wu,1996)
  加入時間尺度時,將會納入所有形塑地景格局的作用力,以及跨時空尺度的交互作用。Peterson、Allen和Holling 1998年以北方針葉林(boreal forest)為例,提出其地景格局由具有階層性時空尺度的單元所組成,以及相對應形塑這些單元結構組成的作用力與生物組成分布之間關係性的概念模型(圖5)[7]。建立這樣的階層性時空尺度交互作用概念模型,對於了解與建立地景格局與生物組成/生態系功能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有助於釐清在分析特定空間現象與地景格局的關係性時,所需考量空間現象發生的時空尺度,以及相對應形塑該空間單元格局的作用力時空尺度,再進行控制實驗與調查研究的設計,例如該例子中河狸的活動範圍與地景格局的關係性,其牽涉到的地景格局空間單元為森林,活動範圍以一天為時間尺度,會改變森林空間格局的作用力為幾小時的暴風雨或幾天的森林大火(但森林大火撲滅後,森林再演替至原本的組成結構時間可長達數十年),那麼調查研究設計的時空尺度與需控制的作用力型態即可被劃分出來,得以有效捕捉解釋河狸的活動範圍與地景格局的關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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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針葉林地景組成結構與作用過程的時空尺度關係(圖片來源:改繪自Peterson, Allen, and Holling, 1998)
  了解地景異質性對於生物組成/生態系功能之間關係中重要的概念──空間依存性、時空尺度、階層性跨尺度交互作用,這些重要的概念源自於地理學的傳統:空間傳統(地方的區位、位置、方向和距離)、地域研究傳統(地域由小至大或由大至小,具有階層性)、人地傳統(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8]。這些概念不單單應用於地景生態學,也應用於探討生物地域分布的生物地理學 (Biogeography)、人與動物互動關係的動物地理學(Animal geography)領域中,而透過地景生態學中的斑塊作為舉例,進一步對於地理學中重要概念有所理解。

參考文獻

  1. Pickett, S. T. A. and M. L. Cadenasso 1995. Landscape ecology: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269(5222): 331-334.
  2. 賴進貴、葉高華、王韋力 2004。土地利用變遷與空間相依性之探討。台灣地理資訊學刊 1: 29-40。
  3. Legendre, P. 1993.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rouble or new paradigm? Ecology 74(6): 1659-1673.
  4. Forman, R. T .T. and M. Godron 1986. Landscape Ecology. John Riley and Sons, New York. 
  5. Dungan, J. L., J. N. Perry, M. R. T. Dale, P. Legendre, S. Citron-Pousty, M.-J. Fortin, A. Jakomulska, M. Miriti, and M. S. Rosenberg 2002. A balanced view of scale in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Ecography 25(5): 626-640.
  6. Jelinski, D. E. and Wu, J. The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dscape ecology. Landscape Ecology 11(3): 129-140.
  7. Peterson, G., C. R. Allen, and C. S. Holling 1998. Ecological Resilience, Biodiversity, and Scale. Ecosystems 1: 6-18.
  8. 姜蘭虹、張伯宇、楊秉煌編 2000。地理思想讀本。臺北:唐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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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視角下的身體與體現

6/2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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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彥甫(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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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作為非再現理論的重要概念,基本上說的是存在於身體、物與環境之間移動的一種模糊卻可強烈感受到的氛圍。(圖為2011年紐約同志遊行,圖片來源:Sasha Kargaltsev,Flickr)
  地理學為什麼要談身體?這個問題一開始就令人感到困惑,因為身體和地理看起來是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受到身心二元論如抽象的理性的心支配著實體的非理性的身體這樣觀點的影響,身體向來不被地理學重視。這種認為人由理性的心所支配的看法,其實早在人本主義地理學的脈絡中即備受挑戰,例如大衛西蒙(David Seamon)認為應將人的主體視為有身體的主體(body-subject)[1];而到了80、90年代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脈絡中,則更被揭露出其內涵的男性中心主義而遭受批評 [2]。身體或者說體現(embodiment),便在這樣的狀況中獲得關注、討論與理論化,尤其是在近幾年強調實踐的分析觀點如「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發展下,體現甚至成為重要的分析視角。要說明體現的內涵及其和地理的關係,理應當要先梳理身體在地理學中的概念流變,但因為篇幅有限以及像這樣特定學科歷史的內容比較不好消化,所以我在這裡僅提供一篇文章供有興趣的讀者們參考,是由Hubbard、Fuller、Bartley三人在2002年合寫的〈身體的地理〉(‘Geographies of the Body’)。

  「體現」這個概念在地理學中的發展是分歧的,即便在字面上都是寫體現,也都在呼籲人們關注身體經驗,但其實它們的意義相差甚遠。我以90年代女性主義地理學和90年代中期的非再現理論各自談的體現作為具體的例子。女性主義地理學在90年代初期的時候批判了地理學知識的男性中心主義。由於地理學在知識生產的面向上忽略了女性的經驗,因此像Rose 在 1993 年便指出身體是鬥爭的位址,認為透過對有差異的身體經驗(例如懷孕的身體)的討論能用來理解女人如何受男人支配與壓迫[3]。在此,空間中的性別經驗乃是奠基於身體生理差異的基礎上,所以這邊談的體現,指的是有生理差異的身體令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不同的「社會-地理經驗」。



  不過,在90年代中期由蘇里夫特(Nigel Thrift)提出的非再現理論中,體現的意義就不是這樣了。蘇里夫特(Thrift)部分援引了拉圖(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德勒茲(Deleuze)談的情感、梅洛龐蒂(Merleau-Ponty)談的身體等概念,提出一支強調關係性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的地理學。情感作為非再現理論的重要概念,基本上說的是存在於身體、物與環境之間移動的一種模糊卻可強烈感受到的氛圍。蘇里夫特在 2008 年指出情感是生產出可見的引導力量的一系列體現實踐(a set of embodied practice)[4]。這裡所說的體現,和女性主義地理學一樣強調身體的生理特性,但不同的是它著重的不是把身體當作是差異的證據,而是肯認身體作為肉身的感知能力,以及它得以據此作出回應的能力 [5]。從上述說明中可以得知,體現在地理學裡是歧異的,也因為地理學對身體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方式,所以切入分析的角度也相當不同。以下,我將從非再現理論的角度,透過音樂展演(performances of music)來說明體現的概念意涵。

  所謂的體現,可以將其理解為實踐的經驗對主體性構成產生影響的方式,例如情緒地理學者 Wood 從音樂展演的角度所提出來的體現概念即按此道(p. 60)[6]。非再現理論所談的身體指的是情感的身體(affective body),且認為身體是無法與地方相分離的。另一位地理學者 Duffy 即從聽音樂的經驗出發,指出聲音不單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而是透過身體來經驗聲音、進而提醒我們地方和人們是如何像聲音與身體之間那樣交織在一起(p. 132)[7]。

  由於體現總發生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之中,因此從體現的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地理學,有助於我們去捕捉人們的主體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生活經驗中如何產生流變的動態性。舞蹈是個用來說明上述體現概念的好例子。

  在夜店裡,夜店客們受到氛圍的驅使,例如酒精飲料或是絢麗燈光的催發,又或是DJ播放的音樂很正點,令經驗音樂的身體不自覺地跟著舞動,甚至促使那些原本待在場邊不願意涉入的身體(是或有意或無意)移動至舞池中加入眾人的行列,一同狂歡。在台北同志夜店G Star裡,由於它主打的Asia Pop乃是以女歌手作品為主的中、韓文流行舞曲,因此該音樂節目在同志圈中被認為是個很「騷」的流行文化。而現場有些夜店客即便不喜歡這樣感覺很娘的音樂節目,卻還是會受到氣氛的感染而進到舞池中跳舞。其中,有些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同志身分,但當他進入舞池與他人共舞甚至站上舞台模仿女星跳舞的時候,會因為意識到自己行為很騷而進一步在感覺上與同志社群產生連結。夜店客的同志主體因而在展演音樂的當下產生位移,原本不自覺的變得自覺並與現場的男同志們呼應共鳴。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夜店客們展演音樂、經驗音樂的身體受到現場氣氛的驅使,在空間中由人與非人等組成元素加以湊組,形成一種能夠揭露主體乃是處於流變狀態的分析觀點,且注意到該主體的位移乃是在特定時空情境和組構條件中可能發生的情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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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tar的Asia Pop實況(攝於2015年春天)
  無論是90年代初期女性主義地理學又或是後來的非再現理論,它們的發展讓地理學注意到身體作為思考觸角的重要性。這樣的發展對地理學的次學科如音樂地理學造成相當重要的影響,比如說從文本轉向對體現的關注 [8]。正如前所述,體現這個概念在學科中的發展是異質的,所以它們對地理學的重要性也就必須從不同層面來界定。暫且先不論箇中差異,也不論其中存在的歷時變化,對從身體出發的地理學進行討論,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地理學如何界定人和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此,與其他談論體現的學科不同的是,地理學認為身體及其感受是無法與其所身處的環境相分離的,也因此,地理學便強調將地方納入情感分析之中。而這樣的想法正是建立在體現這個概念的基礎上。從這個層面來說,也難怪Duffy在探討音樂經驗、情感驅力與地方創造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所採取的方法論時,會說:「擁有一具身體之必要。」

註解

  1. Hubbard, P., Fuller, D. and Bartley, B. (2002). Thinking geographically: space,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geograph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 Longhurst, R. (1995). VIEWPOINT The body and geography. Gender, Place &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2(1), 97-106.
  3.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pp.29)
  4. Thrift, N. (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175).
  5. 後來,女性主義地理學對非再現理論的身體觀提出批判,認為強調身體感知的非再現理論忽略了身體所具有的差異性,進而有去政治化的危險。相關論辯可見Colls, R. (2012). Feminism, bodily difference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7(3), 430-445.
  6. Wood, N. (2002). “Once more with feeling”: putting emotion into geographies of music. In L. Bondi, (et al.) (Eds.), Subjectivities, knowledges, and feminist geographies : the subjects and ethics of social research (pp. 57-7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7. Duffy, M. (2013). The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bo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51(2): 130-136.
  8. Revill, G. (2004). Cultural geographies in practice: Performing French folk music: dance, authenticity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Cultural Geographies, 11, 19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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