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近年來都市理論百花齊放，這些研究取徑都開始讓我們反思都市的基本定義，開啟都市研究的新視角，但也引來了一些批評與反對，以下我們列舉阿倫·斯科特（Allen Scott）、邁克爾·斯托伯（Michael Storper）、傑米·佩克（Jamie Peck）、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的批評，呈現近年眾多都市理論之間的爭論。
在這波都市理論中的批評可分為三類，一是都市經濟學派對於都市定義的嚴格界定，斥責當代都市研究過於龐雜，未能理論化通則性；二是對於比較方法的省思，憂心後殖民都市主義過度強調特殊性，致使難以理論化多樣的都市經驗；三是針對行星都市化的內部矛盾提出質疑。
在這波都市理論中的批評可分為三類，一是都市經濟學派對於都市定義的嚴格界定，斥責當代都市研究過於龐雜，未能理論化通則性；二是對於比較方法的省思，憂心後殖民都市主義過度強調特殊性，致使難以理論化多樣的都市經驗；三是針對行星都市化的內部矛盾提出質疑。
斯科特和斯托柏認為經濟發展透過群聚與專業化影響都市化，而都市的豐富資源與區位又吸引經濟創新與群聚（圖為加州矽谷；圖片來源／luxury meeting summit）
都市經濟學派：都市土地連結（urban land nexus）
首先，代表都市經濟派的斯科特和斯托伯認為行星都市化、後殖民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這三個理論將都市研究帶入複雜且抽象的認識論與哲學討論，對理解城市作為一個實際的社會現象並沒有幫助。
他們認為 [1]，群聚與都市土地連結是都市研究的兩個核心概念，經濟發展透過群聚與專業化影響都市化，而都市的豐富資源與區位又吸引經濟創新與群聚，兩者之間存有遞迴關係的路徑依賴。群聚帶來的異質連結並不僅限縮在都市內部的連結關係，也同時涉及到一都市的對外連結，像是外部貿易等。都市土地連結指的是都市的社會與經濟活動被轉化成具差異化與極化的「區位馬賽克」等土地使用現象（區域馬賽克是指不同類型的土地使用在空間上相鄰，如同馬賽克一樣，不同色塊的玻璃拼接在一起），比如公司廠商與居住空間的分布與互動，前者受制於市場機制決定其空間區位，像是聚集經濟等，而後者則通常會產生鄰避效應，遠離具汙染的環境等。除了生產空間與再生產空間的討論之外，還有基礎設施等都市連結與流通的空間。這三種空間的配置形塑每個都市的特質，並且產生群聚與極化的兩種現象。
斯科特與斯托伯認為都市研究應該以「都市土地連結」這個共同性概念進行分析，研究都市土地連結造成的群聚與極化作用，並且分析不同時空下，都市經濟基礎的差異，而都市資源的分配與治理如何影響都市發展，其中亦包含性別、種族與政權等因素 [2]。
不過，當前都市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將太多不相干的議題納入研究對象。雖然許多議題都是發生在都市裡，但這些現象不能被歸納至都市本身的特質，像是都市政策僅能部分改善貧窮問題，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因為貧窮議題還涉及教育與社會福利制度；又或者是次級房貸問題是發生在建城環境，但又涉及金融系統的運作，而教育、社會福利制度與金融系統並不屬於都市土地連結的範疇。顯然地，在這個說法下，大衛·哈維對於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如何影響建城環境的發展已被斯科特與斯托伯否定。
兩人認為都市研究應該基於都市土地連結發展明確的通則性解釋，進行比較研究前應該要先提出明確的分析單位，並說明其意義，但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都太過強調特殊性，樹立都市研究的新特殊主義（new particularism）與天真客觀主義（naïve objectivism）風潮，既無法建立可共量與能夠實證的比較研究，也無法從特殊複雜的關係中辨識重要的影響因子，像是後殖民都市主義宣稱採取都市寰宇主義的立場，但其在操作上卻是將所有城市都變成普通城市。
首先，代表都市經濟派的斯科特和斯托伯認為行星都市化、後殖民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這三個理論將都市研究帶入複雜且抽象的認識論與哲學討論，對理解城市作為一個實際的社會現象並沒有幫助。
他們認為 [1]，群聚與都市土地連結是都市研究的兩個核心概念，經濟發展透過群聚與專業化影響都市化，而都市的豐富資源與區位又吸引經濟創新與群聚，兩者之間存有遞迴關係的路徑依賴。群聚帶來的異質連結並不僅限縮在都市內部的連結關係，也同時涉及到一都市的對外連結，像是外部貿易等。都市土地連結指的是都市的社會與經濟活動被轉化成具差異化與極化的「區位馬賽克」等土地使用現象（區域馬賽克是指不同類型的土地使用在空間上相鄰，如同馬賽克一樣，不同色塊的玻璃拼接在一起），比如公司廠商與居住空間的分布與互動，前者受制於市場機制決定其空間區位，像是聚集經濟等，而後者則通常會產生鄰避效應，遠離具汙染的環境等。除了生產空間與再生產空間的討論之外，還有基礎設施等都市連結與流通的空間。這三種空間的配置形塑每個都市的特質，並且產生群聚與極化的兩種現象。
斯科特與斯托伯認為都市研究應該以「都市土地連結」這個共同性概念進行分析，研究都市土地連結造成的群聚與極化作用，並且分析不同時空下，都市經濟基礎的差異，而都市資源的分配與治理如何影響都市發展，其中亦包含性別、種族與政權等因素 [2]。
不過，當前都市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將太多不相干的議題納入研究對象。雖然許多議題都是發生在都市裡，但這些現象不能被歸納至都市本身的特質，像是都市政策僅能部分改善貧窮問題，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因為貧窮議題還涉及教育與社會福利制度；又或者是次級房貸問題是發生在建城環境，但又涉及金融系統的運作，而教育、社會福利制度與金融系統並不屬於都市土地連結的範疇。顯然地，在這個說法下，大衛·哈維對於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如何影響建城環境的發展已被斯科特與斯托伯否定。
兩人認為都市研究應該基於都市土地連結發展明確的通則性解釋，進行比較研究前應該要先提出明確的分析單位，並說明其意義，但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都太過強調特殊性，樹立都市研究的新特殊主義（new particularism）與天真客觀主義（naïve objectivism）風潮，既無法建立可共量與能夠實證的比較研究，也無法從特殊複雜的關係中辨識重要的影響因子，像是後殖民都市主義宣稱採取都市寰宇主義的立場，但其在操作上卻是將所有城市都變成普通城市。
洛杉磯是最先受到全球化、後福特主義、彈性專業化與多中心模式影響的城市，而後來許多城市也都有相似的經驗（圖片來源／www.yorku.ca）
有些極端特徵的城市經驗是具有普遍性經驗，像是洛杉磯是最先受到全球化、後福特主義、彈性專業化與多中心模式影響的城市，而後來許多城市也都有相似的經驗。裝配都市主義並沒有系統性的理論，過於著重描述、軼聞與無差別的都市探索，以致於無法區分哪些重要與不重要的現象，而且無生命非人行動者（actant）的行動能力要如何能與有情緒且意圖的人類行動者劃上等號？當研究者無法辨識物質客體的非人特性與人類的意志內涵是相當危險的，致使現象無法被理論化。裝配都市主義並沒有說明哪些裝配比較重要，而哪些裝配較不顯著且短暫，又或者是哪些裝配具有培力（empower）或削弱力量的能力，這也反映裝配都市主義對於政治經濟議題的處理較不足夠。
行星都市主義將都市從聚落實體解放，提升到都市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準概念（pseudo-concept），但這個論點可以走多遠？即使都市化影響範圍甚大，已經達到行星尺度，消弭城鄉交界，但大多數的都市活動都群聚在特定地域，都市範圍的實體特徵與作為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場域不應被否認，況且地理距離尚未被消滅，鄰近性與密度都還是有明顯的影響力。
最後，斯科特與斯托伯主張都市年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都市／都市化理論，雖然新的都市研究潮流提供許多創新觀點，但這些都市研究取徑過於強調特殊性、地方主義、哲學抽象思考排擠了具有結構與系統性理論化的可能。
後殖民都市主義對都市經濟學派的回應
後來，後殖民主義學者在IJURR期刊以《全球都市主義與都市理論的本質》（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系列文章回應他們的批評。羅賓森和羅伊是其中之一 [3]，他們認為兩位「斯姓人士」的論點（下稱「兩斯」），將全球南方複雜且異質的都市主義，化約成既存與通則化的都市化分析，他們這樣的說法根本是將全球南方當作是通則中的變異。
即使羅伊的新地理學，以及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都被兩斯化約成特殊主義，只是在描述經驗變異，並沒有理論貢獻。兩斯犯的錯誤是將歷史差異當作是經驗變異，主張地理經濟是都市理論的唯一根基，以及誤將聚集經濟當作是都市化唯一的驅動力，但在南方城市的真實經驗，反倒是受到非正式經濟、邊緣性與分散而非群聚經濟生活影響，並非都市土地連結的模式，兩斯主張概念先行的比較研究，反而限縮從任何城市獲得新理論概念的可能 [4]。
行星都市主義將都市從聚落實體解放，提升到都市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準概念（pseudo-concept），但這個論點可以走多遠？即使都市化影響範圍甚大，已經達到行星尺度，消弭城鄉交界，但大多數的都市活動都群聚在特定地域，都市範圍的實體特徵與作為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場域不應被否認，況且地理距離尚未被消滅，鄰近性與密度都還是有明顯的影響力。
最後，斯科特與斯托伯主張都市年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都市／都市化理論，雖然新的都市研究潮流提供許多創新觀點，但這些都市研究取徑過於強調特殊性、地方主義、哲學抽象思考排擠了具有結構與系統性理論化的可能。
後殖民都市主義對都市經濟學派的回應
後來，後殖民主義學者在IJURR期刊以《全球都市主義與都市理論的本質》（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系列文章回應他們的批評。羅賓森和羅伊是其中之一 [3]，他們認為兩位「斯姓人士」的論點（下稱「兩斯」），將全球南方複雜且異質的都市主義，化約成既存與通則化的都市化分析，他們這樣的說法根本是將全球南方當作是通則中的變異。
即使羅伊的新地理學，以及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都被兩斯化約成特殊主義，只是在描述經驗變異，並沒有理論貢獻。兩斯犯的錯誤是將歷史差異當作是經驗變異，主張地理經濟是都市理論的唯一根基，以及誤將聚集經濟當作是都市化唯一的驅動力，但在南方城市的真實經驗，反倒是受到非正式經濟、邊緣性與分散而非群聚經濟生活影響，並非都市土地連結的模式，兩斯主張概念先行的比較研究，反而限縮從任何城市獲得新理論概念的可能 [4]。
齊美爾的著作中，只有在〈大都會與心靈狀態〉一文處理都市現代性的議題，圖為Gill Turner的畫作City Chaos
羅伊在她〈誰害怕後殖民理論？〉一文中開炮 [5]，認為兩斯把全球化、通則化與普遍化三者混為一談，實際上就是繼續以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分析都市。不同於兩斯認為都市租屋市場是由市場機制與國家資源分配，羅伊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田野研究呈現的是都市非正式性、地域彈性等國家有限控制的特徵。
對於羅伊而言，洛杉磯學派提供她的知識啟蒙是關於都市片段（urban fragment）的方法論，但此一現象是不能被提升到通則化的理論層次。因此羅伊才會以誰害怕後殖民理論這樣的標題，點出斯科特與斯托伯對於通則化理論工作的盲從，以及對時空差異帶來焦慮的畏懼。
同樣地，其他加入戰火的學者，像是Leitner 與 Sheppard [6]，也認為後殖民主義學者強調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理論，是為了分析每個理論的地方源起，以及理論如何旅行至各地，來說明都市理論的解釋範圍，並給予邊陲都市經驗理論化的可能。
都市理論家 Harding 和 Blokland 則在著作中提到，齊美爾在他的眾多著作中，只有在〈大都會與心靈狀態〉（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處理都市現代性的議題，但被視為都市研究的經典著作，而且在該文中，齊美爾將佛洛伊德的文明化重新界定為都市文明化，此時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可以被視為是都市研究。若按照兩斯的定義，像是齊美爾與哈維這樣的研究者，都應該被排除在都市研究的範疇，但這顯然與過往都市研究的發展有所衝突，也否認過往都市研究的多樣性。
兩斯以都市土地連結界定都市研究，無疑是將都市研究限縮在更小的範圍內。即使次級房貸發生造成都市房地產的崩盤，也被他們以金融系統並不能被完全歸類至都市研究範疇，而排除在外。西蒙尼認為斯托伯強調的都市研究多是人際間的互動與都市土地經濟的極大化，而忽略都市作為創新場域與公共財，經常會將意料之外的真實捲入都市既有的運作之中，像是疾病、人群、社會氛圍等，呼應裝配都市主義的可能性與生成等概念 [8]。
對於羅伊而言，洛杉磯學派提供她的知識啟蒙是關於都市片段（urban fragment）的方法論，但此一現象是不能被提升到通則化的理論層次。因此羅伊才會以誰害怕後殖民理論這樣的標題，點出斯科特與斯托伯對於通則化理論工作的盲從，以及對時空差異帶來焦慮的畏懼。
同樣地，其他加入戰火的學者，像是Leitner 與 Sheppard [6]，也認為後殖民主義學者強調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理論，是為了分析每個理論的地方源起，以及理論如何旅行至各地，來說明都市理論的解釋範圍，並給予邊陲都市經驗理論化的可能。
都市理論家 Harding 和 Blokland 則在著作中提到，齊美爾在他的眾多著作中，只有在〈大都會與心靈狀態〉（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處理都市現代性的議題，但被視為都市研究的經典著作，而且在該文中，齊美爾將佛洛伊德的文明化重新界定為都市文明化，此時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可以被視為是都市研究。若按照兩斯的定義，像是齊美爾與哈維這樣的研究者，都應該被排除在都市研究的範疇，但這顯然與過往都市研究的發展有所衝突，也否認過往都市研究的多樣性。
兩斯以都市土地連結界定都市研究，無疑是將都市研究限縮在更小的範圍內。即使次級房貸發生造成都市房地產的崩盤，也被他們以金融系統並不能被完全歸類至都市研究範疇，而排除在外。西蒙尼認為斯托伯強調的都市研究多是人際間的互動與都市土地經濟的極大化，而忽略都市作為創新場域與公共財，經常會將意料之外的真實捲入都市既有的運作之中，像是疾病、人群、社會氛圍等，呼應裝配都市主義的可能性與生成等概念 [8]。
後殖民主義都太快將新自由主義打發掉，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源自於歐美城市，未繼續與之對話或深化討論（圖片來源／economicsociology.org）
超越都市比較主義：注重特殊性質的方法論產生的問題
除了對於都市本身的定義有許多爭議之外，地理學者佩克另寫專文逐一評點各取徑的方法論（雖然看似是公正的里長伯，但在文末中卻露出馬腳，認為自己在數年前投入的新自由主義化研究仍極具參考價值，而非像後殖民主義者所言的一文不值）。每種研究取徑所採取的方法論勢必會影響他們觀看都市的方法，使得他們蒐集不一樣的經驗素材，而造成理論工作與研究推論上的差異。
佩克針對新興的都市研究學派提出方法論上的質疑，在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的方法論有三個趨勢。一是都市個案經常被拿來與大他者（Other）作為對比，像是西方或北方都市等被化約為普同性高的理論。雖然羅賓森再三強調即使每個城市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比較方法仍然很容易比出南北城市的差異性，但無助於理論修正。若要避免上述現象，比較研究應該促進理論的測試或重構，瞭解都市的位置（positionality），而非只是讓都市個案漂浮在差異的海洋上。因此即使是分析微觀脈絡的都市研究也必須探究脈絡形成的脈絡（context of context），像是資本主義。
二是研究個案經常被放置在新自由主義之外的特例，不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後殖民主義都太快將新自由主義打發掉，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源自於歐美城市，未繼續與之對話或深化討論。然而，新自由都市主義的研究發現，其實根本找不到所謂純粹的新自由主義整體。新自由主義必然與其他作用相互影響，並以混種的形式存在，因為新自由主義必然是脈絡特定且會與其他變數耦合。
後殖民主義者過度平面化都市現象，而未能考量到多重尺度與多點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過程。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只研究數個城市，而是研究城市的世界（the world of cities），尤其城際間的競爭關係等，但南方城市的都市研究多研究城市內部變遷，忽略城際、多尺度的壓力與誘因等。況且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已再三強調研究方法單一套式的危險，而是強調新自由主義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改變，其中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的個案延伸法將有助於理論重構與加強解釋性，而非強調單一個案的獨特性 。
三是都市個案經常被置於結構作用解釋之外的位置，形成「飛地」，像是裝配都市主義太過於聚焦在都市內部，並認為裝配的組成是自成一體，裝配之外是不存在任何東西。尤其是行動者網絡都市主義（actor network urbanism）強調特定地域或裝配的不可化約特定，研究者只需盡可能描述裝配即可，無須裝配以外的現象來解釋，並拒斥政治經濟的解釋。
在方法論上多聚焦在城市內部的分析，強調追蹤行動者、忘記脈絡、描述且不需解釋，在描述現象時不要將概念架構帶入，因此其在經驗上多聚焦在實體活動。因為反對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法觀點，故每個行動者網絡取徑的都市研究都是獨一無而且是多重客體（multiple object）的存在，不能過度臆測或跨大解釋範圍。單一城市的厚描述取代了追蹤跨個案與地方的都市化作用的分析焦點，以高度風格化的敘事風格為主，而非替都市研究個案在充滿多元異質的世界定位。
都市新自由主義研究並不像後殖民都市主義所言，過度強調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而忽略各個地方脈絡的差異，當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是透過多中心與多樣新自由主義等方式來追蹤新自由都市主義下的文化與經濟運作如何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發生，或跨城市與尺度的作用過程，因此新自由都市主義研究的是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的抽象過程，而非將新自由都市主義是一體適用全部的經驗範本（empirical template）。因此，佩克認為都市研究應該要關係性思考，替研究成果在不均發展的的地圖上定位，而非過度強調個案的特殊性。因此不同於單向發展至解構主義與例外個案（case-in-exception）的發展，應更著重在位置分析（positional analysis）與關係性的理論化（relational theorizing）。
佩克在他的專書著作《快速政治：在新自由主義間隙中的實驗權術》（Fast Policy : Experimental Statecraft at the Thresholds of Neoliberalism）就示範了他的（都市）比較研究的方法論。他以個案延伸法來分析有/無條件收入與參與式預算兩項從南美洲發起的民主運動如何透過國際組織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與國家間展開，而這些政策又因地方脈絡有哪些變異。一方面回應了後殖民都市主義對於政策移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繼續深化他長久以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探究。本書佩克認為快速政策的研究焦點不應該只是看政策在各地的變異與展開，也應當關注政策傳播的管道與代理組織，像是世界銀行等如何像其他國家宣揚新自由主義版本的有條件收入與參與式預算，這也就是當佩克呼籲後殖民都市主義學者應該要注意脈絡的形成脈絡。
除了對於都市本身的定義有許多爭議之外，地理學者佩克另寫專文逐一評點各取徑的方法論（雖然看似是公正的里長伯，但在文末中卻露出馬腳，認為自己在數年前投入的新自由主義化研究仍極具參考價值，而非像後殖民主義者所言的一文不值）。每種研究取徑所採取的方法論勢必會影響他們觀看都市的方法，使得他們蒐集不一樣的經驗素材，而造成理論工作與研究推論上的差異。
佩克針對新興的都市研究學派提出方法論上的質疑，在後殖民都市主義與裝配都市主義的方法論有三個趨勢。一是都市個案經常被拿來與大他者（Other）作為對比，像是西方或北方都市等被化約為普同性高的理論。雖然羅賓森再三強調即使每個城市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比較方法仍然很容易比出南北城市的差異性，但無助於理論修正。若要避免上述現象，比較研究應該促進理論的測試或重構，瞭解都市的位置（positionality），而非只是讓都市個案漂浮在差異的海洋上。因此即使是分析微觀脈絡的都市研究也必須探究脈絡形成的脈絡（context of context），像是資本主義。
二是研究個案經常被放置在新自由主義之外的特例，不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後殖民主義都太快將新自由主義打發掉，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源自於歐美城市，未繼續與之對話或深化討論。然而，新自由都市主義的研究發現，其實根本找不到所謂純粹的新自由主義整體。新自由主義必然與其他作用相互影響，並以混種的形式存在，因為新自由主義必然是脈絡特定且會與其他變數耦合。
後殖民主義者過度平面化都市現象，而未能考量到多重尺度與多點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過程。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只研究數個城市，而是研究城市的世界（the world of cities），尤其城際間的競爭關係等，但南方城市的都市研究多研究城市內部變遷，忽略城際、多尺度的壓力與誘因等。況且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已再三強調研究方法單一套式的危險，而是強調新自由主義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改變，其中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的個案延伸法將有助於理論重構與加強解釋性，而非強調單一個案的獨特性 。
三是都市個案經常被置於結構作用解釋之外的位置，形成「飛地」，像是裝配都市主義太過於聚焦在都市內部，並認為裝配的組成是自成一體，裝配之外是不存在任何東西。尤其是行動者網絡都市主義（actor network urbanism）強調特定地域或裝配的不可化約特定，研究者只需盡可能描述裝配即可，無須裝配以外的現象來解釋，並拒斥政治經濟的解釋。
在方法論上多聚焦在城市內部的分析，強調追蹤行動者、忘記脈絡、描述且不需解釋，在描述現象時不要將概念架構帶入，因此其在經驗上多聚焦在實體活動。因為反對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法觀點，故每個行動者網絡取徑的都市研究都是獨一無而且是多重客體（multiple object）的存在，不能過度臆測或跨大解釋範圍。單一城市的厚描述取代了追蹤跨個案與地方的都市化作用的分析焦點，以高度風格化的敘事風格為主，而非替都市研究個案在充滿多元異質的世界定位。
都市新自由主義研究並不像後殖民都市主義所言，過度強調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而忽略各個地方脈絡的差異，當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方法是透過多中心與多樣新自由主義等方式來追蹤新自由都市主義下的文化與經濟運作如何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發生，或跨城市與尺度的作用過程，因此新自由都市主義研究的是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的抽象過程，而非將新自由都市主義是一體適用全部的經驗範本（empirical template）。因此，佩克認為都市研究應該要關係性思考，替研究成果在不均發展的的地圖上定位，而非過度強調個案的特殊性。因此不同於單向發展至解構主義與例外個案（case-in-exception）的發展，應更著重在位置分析（positional analysis）與關係性的理論化（relational theorizing）。
佩克在他的專書著作《快速政治：在新自由主義間隙中的實驗權術》（Fast Policy : Experimental Statecraft at the Thresholds of Neoliberalism）就示範了他的（都市）比較研究的方法論。他以個案延伸法來分析有/無條件收入與參與式預算兩項從南美洲發起的民主運動如何透過國際組織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與國家間展開，而這些政策又因地方脈絡有哪些變異。一方面回應了後殖民都市主義對於政策移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繼續深化他長久以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探究。本書佩克認為快速政策的研究焦點不應該只是看政策在各地的變異與展開，也應當關注政策傳播的管道與代理組織，像是世界銀行等如何像其他國家宣揚新自由主義版本的有條件收入與參與式預算，這也就是當佩克呼籲後殖民都市主義學者應該要注意脈絡的形成脈絡。
行星都市化的內部矛盾
沃克對於布倫納與施密德的都市新認識論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認為行星都市化用許多篇幅解釋不同層面上的哲學與形上學，但並未建立理論與經驗上的貢獻，並且缺乏實際操與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 [9]。
對於他而言，都市不只是一個理想型，也是真實存在的客體，兩者很難分離，就像哈維提出建城環境與資本修補之間的互動。因此當都市不能被視為是客體，而是過程時，這反而會使得差異都市化的辯證過程無法被操作，無法透過都市的實質環境來界定都市，那又如何來談創造性破壞。沃克並不否認哲學思考的重要性，但他認為都市研究學者應該更踏實地進行經驗研究，而非漂浮在空中談論抽象理論。
布倫納和施密德看見沃克的批評後，在布倫納的研究團隊都市理論實驗室（Urban Theory Lab）網站上回應 [10]，認為當前全球都市化新興的圖像確實需要一套新的理論觀點，協助都市研究學者重新掌握現象。至於以都市紋理、延伸都市化與運作地景取代鄉村一詞，是因為鄉村地區正經歷政治經濟、基礎建設與環境的劇烈轉變，其意圖不在於否認社會空間形態或地域不均的差異，而是要解釋都市發展帶動其他區域的快速轉變。
此外，布倫納的都市理論實驗室也正在著手於行星都市化的經驗研究，透過歷史分析、地緣政治經濟、視覺化空間資料等研究方法，探討以往被視為都市之外的亞馬遜、大氣圈、喜馬拉雅、戈壁沙漠與太平洋等嚴峻地域的都市化過程。又或者是透過視覺化最新的地理空間資料進一步深化延伸都市化的多樣地理現象，並不像沃克說的只是在空中畫餅。
沃克對於布倫納與施密德的都市新認識論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認為行星都市化用許多篇幅解釋不同層面上的哲學與形上學，但並未建立理論與經驗上的貢獻，並且缺乏實際操與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 [9]。
對於他而言，都市不只是一個理想型，也是真實存在的客體，兩者很難分離，就像哈維提出建城環境與資本修補之間的互動。因此當都市不能被視為是客體，而是過程時，這反而會使得差異都市化的辯證過程無法被操作，無法透過都市的實質環境來界定都市，那又如何來談創造性破壞。沃克並不否認哲學思考的重要性，但他認為都市研究學者應該更踏實地進行經驗研究，而非漂浮在空中談論抽象理論。
布倫納和施密德看見沃克的批評後，在布倫納的研究團隊都市理論實驗室（Urban Theory Lab）網站上回應 [10]，認為當前全球都市化新興的圖像確實需要一套新的理論觀點，協助都市研究學者重新掌握現象。至於以都市紋理、延伸都市化與運作地景取代鄉村一詞，是因為鄉村地區正經歷政治經濟、基礎建設與環境的劇烈轉變，其意圖不在於否認社會空間形態或地域不均的差異，而是要解釋都市發展帶動其他區域的快速轉變。
此外，布倫納的都市理論實驗室也正在著手於行星都市化的經驗研究，透過歷史分析、地緣政治經濟、視覺化空間資料等研究方法，探討以往被視為都市之外的亞馬遜、大氣圈、喜馬拉雅、戈壁沙漠與太平洋等嚴峻地域的都市化過程。又或者是透過視覺化最新的地理空間資料進一步深化延伸都市化的多樣地理現象，並不像沃克說的只是在空中畫餅。
不同學派間的對話與合作
雖然當前的理論思路可歸類為三個取徑，但是已有學者嘗試結合上述取徑來解釋都市現象。Lees等人提出「行星仕紳化」時，是以批判政治經濟方法為發展基礎，關注於都市空間不均發展以及資本管理模式，結合比較都市主義與行星都市主義等，挑戰傳統的縉紳化研究。
首先，以比較都市主義批評仕紳化 20 年以來都假設全球為同一種的發展路徑，因此他們不只討論西方城市的仕紳化現象，與包含長期被忽略的非西方的城市（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城市經驗），質疑單一說法的全球仕紳化（global gentrification），並且行星仕紳化並不只是建立城市相似與不同的系統性研究，而是說明與解釋相似與不同的程度。
其次，採用行星都市主義來討論不同尺度的仕紳化經驗，以重新檢討過去仕紳化理論局限於討論單一都市中心，以及地方社區為研究單位的假設（詳見行星都市化的文章）。
最後，他們認為行星仕紳化能夠推進後殖民都市主義，在認知新／舊殖民主義之下，強調行星在地性（有機的仕紳化，而不全然是從西方城市拷貝而來）以及問題化轉譯的過程（從北方到南方、西方到東方，反之亦然），因此仕紳化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概念。
另一方面，在2016年春天，布倫納受女性地理學者琳達·皮克（Linda Peake）的邀請，到多倫多大學參加一場行星都市化的工作坊，探討行星都市化與多元主義（pluralism）結合的可能性，並認為行星都市化應該要採納女性主義都市研究、酷兒理論、批判種族理論與原住民研究、後殖民主義等多元取徑，避免均質化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
無庸置疑地，我們已經生活在都市年代，都市的重要性將日趨重要。不過我們需不需要「都市」理論來指引我們了解都市年代？都市理論的發展曾歷經過數次修正，從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到近年來後殖民都市主義的批判，已經揭示了都市理論必須處理通則性與特殊性的問題。
在都市理論百家爭鳴的年代，斯科特與斯托伯企圖尋求一套明確界定都市意義與研究對象的原則顯得更難以達成，甚至是畫地自限，排除了二十一世紀都市變遷過程，甚為可惜。本文系列文章不在推崇特定都市理論，因為每個都市理論都有其核心關懷或擅長剖析的研究領域，因此關鍵不是哪一個都市理論較為優越，而是哪一個都市理論較能夠回應特定都市問題。
若回頭檢視臺灣都市研究的成果，不少都市研究學者曾以全球城市與新自由主義化等概念，檢視1990年末台灣作為發展型國家脈絡下的都市發展經驗 [11]，而這些研究成果又如何重新定位於都市比較研究的版圖上？此外，國內亦有不少學者與學生開始著手於臺灣的延伸都市化研究，又或者曾從都市民族誌的角度，撰寫臺北都市非正式經濟與非正式性的相關經驗，又或探討國外政策移植到臺灣的政策移動經驗。這些台灣的都市研究成果如何與西方的各個不同都市論述對話，以指出既有都市理論的理論盲點，值得大家一起思考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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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當前的理論思路可歸類為三個取徑，但是已有學者嘗試結合上述取徑來解釋都市現象。Lees等人提出「行星仕紳化」時，是以批判政治經濟方法為發展基礎，關注於都市空間不均發展以及資本管理模式，結合比較都市主義與行星都市主義等，挑戰傳統的縉紳化研究。
首先，以比較都市主義批評仕紳化 20 年以來都假設全球為同一種的發展路徑，因此他們不只討論西方城市的仕紳化現象，與包含長期被忽略的非西方的城市（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城市經驗），質疑單一說法的全球仕紳化（global gentrification），並且行星仕紳化並不只是建立城市相似與不同的系統性研究，而是說明與解釋相似與不同的程度。
其次，採用行星都市主義來討論不同尺度的仕紳化經驗，以重新檢討過去仕紳化理論局限於討論單一都市中心，以及地方社區為研究單位的假設（詳見行星都市化的文章）。
最後，他們認為行星仕紳化能夠推進後殖民都市主義，在認知新／舊殖民主義之下，強調行星在地性（有機的仕紳化，而不全然是從西方城市拷貝而來）以及問題化轉譯的過程（從北方到南方、西方到東方，反之亦然），因此仕紳化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概念。
另一方面，在2016年春天，布倫納受女性地理學者琳達·皮克（Linda Peake）的邀請，到多倫多大學參加一場行星都市化的工作坊，探討行星都市化與多元主義（pluralism）結合的可能性，並認為行星都市化應該要採納女性主義都市研究、酷兒理論、批判種族理論與原住民研究、後殖民主義等多元取徑，避免均質化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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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地，我們已經生活在都市年代，都市的重要性將日趨重要。不過我們需不需要「都市」理論來指引我們了解都市年代？都市理論的發展曾歷經過數次修正，從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到近年來後殖民都市主義的批判，已經揭示了都市理論必須處理通則性與特殊性的問題。
在都市理論百家爭鳴的年代，斯科特與斯托伯企圖尋求一套明確界定都市意義與研究對象的原則顯得更難以達成，甚至是畫地自限，排除了二十一世紀都市變遷過程，甚為可惜。本文系列文章不在推崇特定都市理論，因為每個都市理論都有其核心關懷或擅長剖析的研究領域，因此關鍵不是哪一個都市理論較為優越，而是哪一個都市理論較能夠回應特定都市問題。
若回頭檢視臺灣都市研究的成果，不少都市研究學者曾以全球城市與新自由主義化等概念，檢視1990年末台灣作為發展型國家脈絡下的都市發展經驗 [11]，而這些研究成果又如何重新定位於都市比較研究的版圖上？此外，國內亦有不少學者與學生開始著手於臺灣的延伸都市化研究，又或者曾從都市民族誌的角度，撰寫臺北都市非正式經濟與非正式性的相關經驗，又或探討國外政策移植到臺灣的政策移動經驗。這些台灣的都市研究成果如何與西方的各個不同都市論述對話，以指出既有都市理論的理論盲點，值得大家一起思考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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