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繼上篇文章簡介行星都市化的理論概念與相關的延伸研究後，本文將簡介後殖民都市研究的學術發展。在這波都市理論爭辯中，後殖民都市主義對於行星都市化的批評相當嚴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後殖民都市主義試圖避免過往政治經濟學的全稱式論點，較強調都市比較研究方法，及強調都市多樣性。因此本身從研究關懷的立場與操作方法上就跟行星都市化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將先帶領讀者理解後殖民都市主義的學思發展，而其與行星都市化主義之間的爭辯將留到第四篇文章時，在做進一步闡述。
1990年代世界城市與全球城市研究興起，全球城市成為全球網絡中重要的節點，許多跨國企業、資通訊處理中心與國際移民都聚集於此。乍看之下，許多第三世界的城市也被帶入全球城市的研究視野之中，但各個都市以經濟作為發展程度的分類依據，並依此劃分都市的階層位置，位於階序頂端的全球城市，例如倫敦、紐約與東京，因眾多跨國企業與金融資本流入，所以有較多權力影響市場，而全球網絡中邊緣都市的經驗未能被分析 [1]。
若細究當前都市發展願景計劃，其內容多隱含著現代化、進步與發展等概念，以金融節點的全球城市為成熟發展的典範，並將過去傳統與鄉村等概念當作是低度發展狀態，需要透過都市規劃來改善社會失能現象，像是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mega-cities）經常被視為是需要被改善的對象 [2] 。
這種將南北方城市化分為前現代／現代、低度發展／已發展的線性史觀與二元化分，不只存在於都市政策，也存在於學界使用西方都市理論的方式。像是將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與全球城市的概念當作是通則現象，普遍應用於世界各地，存在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因此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學者，例如珍妮弗·羅賓森（Jennifer Robinson）、安南婭·羅伊（Anaya Roy）、阿布杜馬力克．西蒙尼（Abdoumaliq Simone）、愛德嘉·皮特絲（Edgar Pieterse），透過脈絡化都市理論，突顯既有都市理論生產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西方都市經驗，故其在應用與解釋上是有其限制，並不具有普遍性宣稱，並主張南方城市的經驗也應能作為都市理論的養分，如此將有助於解決當前南北城市不對等的關係。
地方化全球都市主義（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羅賓森的著作《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是後殖民都市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該書延續阿什·阿敏（Ash Amin）與奈哲爾·斯里夫特（ Nigel Thrift）的「普通城市」概念，認為當代都市研究的理論中預設西方現代性是唯一起源的線性史觀，及發展主義的階序劃分，多將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認為是待發展的都市狀態，並進一步批判芝加哥學派、全球城市是將西方經驗通則化，而未能看見寰宇主義下普通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和不同於全球城市的多重網絡連結。
像是芝加哥學派Wirth的「都市意識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預設著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立、且隱含西方中心主義，不同族裔的移民匯聚的芝加哥城市，最終會讓傳統文化消散，並轉而為西方城市精神，強調現代性將使人們形成冷漠心態（blasé），但在非洲城市銅帶省（Copperbelt），即使都市化，人們仍有密集的社會互動，雖是建立在親屬關係上，形成都市聚落，但仍因都市的異質與創新而有所變，因此以往西方都市理論認為傳統與現代相互斥的說法並不成立。
若細究當前都市發展願景計劃，其內容多隱含著現代化、進步與發展等概念，以金融節點的全球城市為成熟發展的典範，並將過去傳統與鄉村等概念當作是低度發展狀態，需要透過都市規劃來改善社會失能現象，像是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mega-cities）經常被視為是需要被改善的對象 [2] 。
這種將南北方城市化分為前現代／現代、低度發展／已發展的線性史觀與二元化分，不只存在於都市政策，也存在於學界使用西方都市理論的方式。像是將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與全球城市的概念當作是通則現象，普遍應用於世界各地，存在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因此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學者，例如珍妮弗·羅賓森（Jennifer Robinson）、安南婭·羅伊（Anaya Roy）、阿布杜馬力克．西蒙尼（Abdoumaliq Simone）、愛德嘉·皮特絲（Edgar Pieterse），透過脈絡化都市理論，突顯既有都市理論生產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西方都市經驗，故其在應用與解釋上是有其限制，並不具有普遍性宣稱，並主張南方城市的經驗也應能作為都市理論的養分，如此將有助於解決當前南北城市不對等的關係。
地方化全球都市主義（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羅賓森的著作《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是後殖民都市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該書延續阿什·阿敏（Ash Amin）與奈哲爾·斯里夫特（ Nigel Thrift）的「普通城市」概念，認為當代都市研究的理論中預設西方現代性是唯一起源的線性史觀，及發展主義的階序劃分，多將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認為是待發展的都市狀態，並進一步批判芝加哥學派、全球城市是將西方經驗通則化，而未能看見寰宇主義下普通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和不同於全球城市的多重網絡連結。
像是芝加哥學派Wirth的「都市意識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預設著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立、且隱含西方中心主義，不同族裔的移民匯聚的芝加哥城市，最終會讓傳統文化消散，並轉而為西方城市精神，強調現代性將使人們形成冷漠心態（blasé），但在非洲城市銅帶省（Copperbelt），即使都市化，人們仍有密集的社會互動，雖是建立在親屬關係上，形成都市聚落，但仍因都市的異質與創新而有所變，因此以往西方都市理論認為傳統與現代相互斥的說法並不成立。
 前往贊比亞銅帶省路上的小市集（圖片來源／CLIENT ASSESSMENT IN ZAMBIA） |
羅賓森將不同類型的城市放在更廣大的地方與脈絡，並檢視城市間的相互依賴，發現城市具有多重現代性特徵，都市創新經常是寰宇、相互依賴與模仿的結果，西方城市經驗並不是判斷城市是否具有現代性的唯一標準。
他以美國紐約市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為例，從兩座城市建築形態形塑的現代性出現，來解釋城市現代性的來源、城市之間互相模仿，但紐約與里約熱內盧的現代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首先，紐約的建築成就經常被視為現代化的象徵。在1930年代，紐約透過建築來象徵西方現代性，例如：洛克斐勒中心、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等建築是多有層層退縮梯狀形式（stepped back）的摩天大樓，以及復興裝飾藝術（Art-deco）的運動。然而，這些著名的現代建築元素其實都是從遠方借來，包含文藝復興的義大利、阿茲提克文明、20世紀早期的歐洲與當代日本，透過重鑄這些古老的文化，美國自詡是新都市建築的發明者。
里約熱內盧的案例則削弱紐約作為一個獨立／全球性的現代性的假設。1930 至 1960 年間，紐約曾經從里約熱內盧尋找建築形態與設計的靈感，並且將其視為都市設計的創新與現代性案例，例如：1939 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1943 年紐約當代藝術館的巴西建築（Brazil Builds）。那時的巴西建築重新詮釋歐洲風格的復興裝飾藝術風潮，重構巴西的國族認同，這股風潮吹回歐洲大陸，連柯比意也被巴西的都市地景與建築影響。然而，這股拉丁美洲建築學習的熱潮到 1960 年後，當巴西被蒙上第三世界國家、政經情況惡化的陰影，向巴西學習的風潮被視為不適當的行為，美國與歐洲也因此停止對巴西建築的探索。
他以美國紐約市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為例，從兩座城市建築形態形塑的現代性出現，來解釋城市現代性的來源、城市之間互相模仿，但紐約與里約熱內盧的現代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首先，紐約的建築成就經常被視為現代化的象徵。在1930年代，紐約透過建築來象徵西方現代性，例如：洛克斐勒中心、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等建築是多有層層退縮梯狀形式（stepped back）的摩天大樓，以及復興裝飾藝術（Art-deco）的運動。然而，這些著名的現代建築元素其實都是從遠方借來，包含文藝復興的義大利、阿茲提克文明、20世紀早期的歐洲與當代日本，透過重鑄這些古老的文化，美國自詡是新都市建築的發明者。
里約熱內盧的案例則削弱紐約作為一個獨立／全球性的現代性的假設。1930 至 1960 年間，紐約曾經從里約熱內盧尋找建築形態與設計的靈感，並且將其視為都市設計的創新與現代性案例，例如：1939 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1943 年紐約當代藝術館的巴西建築（Brazil Builds）。那時的巴西建築重新詮釋歐洲風格的復興裝飾藝術風潮，重構巴西的國族認同，這股風潮吹回歐洲大陸，連柯比意也被巴西的都市地景與建築影響。然而，這股拉丁美洲建築學習的熱潮到 1960 年後，當巴西被蒙上第三世界國家、政經情況惡化的陰影，向巴西學習的風潮被視為不適當的行為，美國與歐洲也因此停止對巴西建築的探索。
紐約市中的具有復興裝飾藝術的大廈建築，由左至右依序為洛克斐洛大樓、克萊斯勒大廈、帝國大廈（圖片來源／Deco Shades）
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圖片來源／Pinterest）
對於全球城市的批判與解構，也是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的重要貢獻。全球城市雖能呈現資本主義的動態過程，卻有「經濟化約論」之嫌（編按：將複雜的解釋簡化為經濟機制），忽略城市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其透過案例式的模版影響深遠，甚至成為眾多城市為了在資本主義保有一席之地競相學習的模範。
羅賓森深化阿敏與斯里夫特的「普通城市」，認為多數的都市研究其實只是分析城市的部分面向，但在解釋上形成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而未能描述城市的多重空間、時間與網絡關係的共同存在。
羅賓森再以南非約翰尼斯堡的經濟多樣性為例，說明多樣性經濟對於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約翰尼斯堡擁有非洲 73% 的高科技製造、78% 的IT服務產業之中的 70% 在大約翰尼斯堡市區域。眾多企業選擇約翰尼斯堡的原因，包含城市提供的基礎設施的品質，大量的高技術勞工與城市位於市場的中心位置。因為對外連結與聚集經濟的優勢，約翰尼斯堡能夠成為創新場域。城市經濟多樣性和非正式經濟也有很大的關聯性，世界銀行在 1999 年的報告指出約翰尼斯堡約有 20-48% 的大型公司和非正式和小型公司合作。
從屬者都市主義
第三世界的鉅型城市經常透過轉喻的方式令人聯想到低度開發、全球南方等概念，或是人們生活在污水道與骯髒環境等反烏托邦形象與預示災害（apocalyptic）的修辭，又或者是像電影《貧民百萬大富翁》將貧民窟描繪成貧困之地且浪漫化離開貧民窟脫貧的過程。
都市研究學者羅伊 認為前述兩種形象平板化貧民窟的真實處境 [3]，貧民窟生活其實是充滿活力與企業精神的都市生活，並試圖藉由鉅型城市、從屬者空間與階級三個面向，理論化從屬者都市主義（subaltern urbanism）。
從屬者（subaltern）（編按：或譯「底層」，在印度研究中指涉鄉村農民、工人階級以及賤民）是透過權力關係來界定的群體，位處菁英階級之外，不具有公民身分，不能以市民社會或權利政治界定的群體，因為這樣的特殊身分使得從屬者的地域常被歸類在貧民窟。
羅伊認為從屬者都市主義是以企業主義的經濟（economies of entrepreneurialism）與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為主要特徵。印度貧民窟達拉維（Dharavi）裡有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個體經濟，具有 "jugadu" 精神（編按：印地語，指人用其人脈或各種點子以創新方式解決複雜問題），透過混種拼裝的方式創造經濟活動。
又如，知名建築師庫哈斯對於奈及利亞拉哥斯（Lagos）曾描述：「拉哥斯並不是在追隨我們。反而有可能是我們正在追隨拉哥斯。」拉哥斯的都市生活與有機生長與既有的都市呈現著不一樣的特徵，反倒是各城市值得學習的對象。
羅賓森深化阿敏與斯里夫特的「普通城市」，認為多數的都市研究其實只是分析城市的部分面向，但在解釋上形成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而未能描述城市的多重空間、時間與網絡關係的共同存在。
羅賓森再以南非約翰尼斯堡的經濟多樣性為例，說明多樣性經濟對於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約翰尼斯堡擁有非洲 73% 的高科技製造、78% 的IT服務產業之中的 70% 在大約翰尼斯堡市區域。眾多企業選擇約翰尼斯堡的原因，包含城市提供的基礎設施的品質，大量的高技術勞工與城市位於市場的中心位置。因為對外連結與聚集經濟的優勢，約翰尼斯堡能夠成為創新場域。城市經濟多樣性和非正式經濟也有很大的關聯性，世界銀行在 1999 年的報告指出約翰尼斯堡約有 20-48% 的大型公司和非正式和小型公司合作。
從屬者都市主義
第三世界的鉅型城市經常透過轉喻的方式令人聯想到低度開發、全球南方等概念，或是人們生活在污水道與骯髒環境等反烏托邦形象與預示災害（apocalyptic）的修辭，又或者是像電影《貧民百萬大富翁》將貧民窟描繪成貧困之地且浪漫化離開貧民窟脫貧的過程。
都市研究學者羅伊 認為前述兩種形象平板化貧民窟的真實處境 [3]，貧民窟生活其實是充滿活力與企業精神的都市生活，並試圖藉由鉅型城市、從屬者空間與階級三個面向，理論化從屬者都市主義（subaltern urbanism）。
從屬者（subaltern）（編按：或譯「底層」，在印度研究中指涉鄉村農民、工人階級以及賤民）是透過權力關係來界定的群體，位處菁英階級之外，不具有公民身分，不能以市民社會或權利政治界定的群體，因為這樣的特殊身分使得從屬者的地域常被歸類在貧民窟。
羅伊認為從屬者都市主義是以企業主義的經濟（economies of entrepreneurialism）與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為主要特徵。印度貧民窟達拉維（Dharavi）裡有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個體經濟，具有 "jugadu" 精神（編按：印地語，指人用其人脈或各種點子以創新方式解決複雜問題），透過混種拼裝的方式創造經濟活動。
又如，知名建築師庫哈斯對於奈及利亞拉哥斯（Lagos）曾描述：「拉哥斯並不是在追隨我們。反而有可能是我們正在追隨拉哥斯。」拉哥斯的都市生活與有機生長與既有的都市呈現著不一樣的特徵，反倒是各城市值得學習的對象。
達拉維中的日常生活（圖片來源／Culture Trip）
拉哥斯的日常街景（圖片來源／Architect News）
不過羅伊主張，即使從屬者的概念原先是聯想到貧民窟，但其在概念上的適用性不應侷限在貧民窟或殖民創傷等情境，而是能向外延伸。透過邊陲、都市非正式性、例外特區與灰色空間這些在拉丁美洲、東非與東亞都曾討論過的概念，開啟新的研究旅程。像是都市非正式性不應被視為貧民窟或去無產階級化（deproletarianized）特有的現象，許多富裕都市也有相似的特徵。像是孟買城內惡名昭彰的黑手黨占用政府公部門的土地，興建許多購物中心，但在外觀上並不會聯想到貧民窟，因此都市非正式性是要觀察都市變遷如何持續橫越合法／非法、授權／未授權關係。
人們如同基礎設施
從屬者都市主義對於邊陲的概念是來自西蒙尼在《都市生活：從雅加達到達卡》（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一書的討論。都市是持續製作生成的物體，因為都市生活的核心是不同人群、活動與事物的交會，有著不同能力碰撞出無限可能，而這往往是政府或規劃者無法控制且預期之外的現象。基於此想法，西蒙尼認為都市理論長期忽略邊陲具有創造力與可能性，邊陲城市與底層居民的連結與交會往往能夠發展另類可能，並改變都市生活 [4]。
金夏沙（Kinshasa）作為有名的失能城市，透過人民作為基礎設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的方式，個人的身分、情境與身體都肩負著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重大責任，而人們自身家庭與族裔背景、個人特徵與風格，以及居住區位周遭的環境配置都會影響資訊、金錢的流通管道與義務的分配。
以供水設施為例，在許多南方城市，窮人會用大部分的收入向供水小販買水，雖然自來水的平均單價較為便宜，但窮人無法負擔過高的接管費與儲存費等，即使他們願意吸收這些額外費用，但有佈設管線的地點與租屋處可能會在未來因為都市更新而被拆除，使得窮人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對於窮人而言，尋找穩定水源耗費的時間可以投入到其他經濟活動，而且地方競爭稀有水源的情況發展出一種協調模式，位於地勢低處的社區較容易取水，會販售部分的水給上游社區，而交通道路較寬敞可讓卡車行經的社區，能夠利用卡車來儲水，所以有較多權力與優勢，並藉此發展供水事業，創造經濟活動。這個合作模式成為窮人更容易取得有限資源的方式，也有助於不同地方經濟生活的整合。
西蒙尼的都市底層民族誌或許會被批評是浪漫化都市底層生活，但他認為底層人民是與不確定性共生，因此底層人民透過藉由許多人與物，計算各種實踐的效益與風險，裝配都市生活。若既有的都市政策只關注底層人民的悲苦面，但忽略他們如何闡述與計算的複雜面，其實是無法讓他們的生活更宜居。
人們如同基礎設施
從屬者都市主義對於邊陲的概念是來自西蒙尼在《都市生活：從雅加達到達卡》（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一書的討論。都市是持續製作生成的物體，因為都市生活的核心是不同人群、活動與事物的交會，有著不同能力碰撞出無限可能，而這往往是政府或規劃者無法控制且預期之外的現象。基於此想法，西蒙尼認為都市理論長期忽略邊陲具有創造力與可能性，邊陲城市與底層居民的連結與交會往往能夠發展另類可能，並改變都市生活 [4]。
金夏沙（Kinshasa）作為有名的失能城市，透過人民作為基礎設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的方式，個人的身分、情境與身體都肩負著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重大責任，而人們自身家庭與族裔背景、個人特徵與風格，以及居住區位周遭的環境配置都會影響資訊、金錢的流通管道與義務的分配。
以供水設施為例，在許多南方城市，窮人會用大部分的收入向供水小販買水，雖然自來水的平均單價較為便宜，但窮人無法負擔過高的接管費與儲存費等，即使他們願意吸收這些額外費用，但有佈設管線的地點與租屋處可能會在未來因為都市更新而被拆除，使得窮人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對於窮人而言，尋找穩定水源耗費的時間可以投入到其他經濟活動，而且地方競爭稀有水源的情況發展出一種協調模式，位於地勢低處的社區較容易取水，會販售部分的水給上游社區，而交通道路較寬敞可讓卡車行經的社區，能夠利用卡車來儲水，所以有較多權力與優勢，並藉此發展供水事業，創造經濟活動。這個合作模式成為窮人更容易取得有限資源的方式，也有助於不同地方經濟生活的整合。
西蒙尼的都市底層民族誌或許會被批評是浪漫化都市底層生活，但他認為底層人民是與不確定性共生，因此底層人民透過藉由許多人與物，計算各種實踐的效益與風險，裝配都市生活。若既有的都市政策只關注底層人民的悲苦面，但忽略他們如何闡述與計算的複雜面，其實是無法讓他們的生活更宜居。
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薩市的居民在取水口取水，該報導的標題寫道「在剛果，到處都可以取水，除了自來水龍頭」“In Congo, water i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taps”（圖片來源／The Observers）
重思南方城市
羅伊與西蒙尼都強調南方經驗並非南方特有，像是貧民窟、都市非正式等概念有時也會出現在北方國家，研究者應該重新思考南方的意義。若用國家經濟程度來指認南方城市並不適宜，因為國內的城鄉差距甚大，城市的生活經驗與國內經驗有時甚至是脫離的。殖民歷史並非造成南方城市內部社會極化與隔離的全部原因。然而，我們還是有種感覺，即使南方城市內部的特徵差異非常大，但我們還是傾向沿著發展主義的軸線將低度發展的特徵聯想成南方城市？
西蒙尼在2014年提出接近南方（near-South）的概念[5]，來描述為什麼有些城市會傾向相互連結，而又有一些城市會相互疏離，所謂的「接近」並非指低度開發者追上北方城市，而是用來討論間隙空間 （interstitial space），一種「非南非北」的狀態，接近兩者既有的特徵，但又尚未抵達的狀態。
舉例而言，在雅加達，住在高樓大廈被認為是離開雜亂街區，接近北方都市生活的空間，最初大廈裡有許多年輕專業人士居住，但後來反而是由六到十位在工作或親屬上有關係的人共同使用一間原先設計給年輕專業人士夫妻的房間，又或者高樓內一間豪華套房被奈及利亞人拿來經營盜版產業，而隔壁間則是由一位新加坡歌手與他的男友在週末共度的休息室，另一間房間則是由前財政部長的女兒經營的瑜珈教室。
部分原先住在多元社區的居民會搬進大廈，追求成為現代印尼人，但仍與社區保持聯繫，以維持穩定收入，但居民會搬進大廈，離開社區，也是因為居民曾在社區裡遭遇背叛與欺騙。此處的高樓大廈並非與地方社區是對抗關係，而是介於現代化想像的大廈與多元地方社區之間的間隙，呈現介於南北城市之間的狀態。
重構都市理論：後殖民主義的方法論
為解決都市理論經常以現代性與發展狀態為由，使得南北方都市無法建立理論對話與比較，且將北方城市經驗通則化的問題，後殖民都市主義提出理論化的新地理（new geographies of theorizing）[6]，每一個城市都是具有研究上同樣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雖然部分都市研究者認為後殖民主義過於強調特殊性，以致於無法理論化。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並不反對理論建構的工作，而是認為理論工作應透過比較研究或是地方化的方式再向外延伸。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也承認過度強調南方經驗的獨特性恐怕無法將經驗資料提升到理論層次，因此發展兩種研究取徑，分別是比較都市主義（comparative urbanism）與區域差異（locational difference） [7]，不以南方城市自身經驗作為理論基礎，而是透過比較與作用等關係性思考來理論化不同脈絡下的都市經驗。
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8]，主張要先脈絡化西方都市理論，再透過比較研究重構都市理論，讓南北城市或任何城市都可以對話。過往都市研究認為南北城市的發展程度、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不同，共同之處太少，會難以釐清現象的因果關係，無法做出有意義的比較。這意味著依據發展主義的進程，核心與邊陲是不能比較。
羅賓森認為，反思都市研究中因果關係與比較單位才有助於創造有意義的比較。在比較研究的操作上，以往的比較研究多透過類科學的控制組與比較組兩者進行分析，但這樣的比較方法會容易認為先進城市與落後城市因為發展程度差異過大，變因太多，所以兩座城市沒有共通性，故研究者無法釐清城市異同的因國關係，也就無法進行兩者比較，因而限制了比較研究的想像力。取而代之，他提倡比較研究應該分析都市事件或計畫在眾多城市的流通現象，以概念為單位追蹤在不同城市下的變形，或追蹤重複現象的發生過程，像是羅馬跟達卡因為移工將收入匯回家鄉，營造家屋，使得兩地的都市化形成關聯。
瑞士的地理學者Söderström透過比較越南河內與布吉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gadougou）的都市政策、都市形式與都市實踐與論述 [9]，呈現兩個城市不同的全球化過程，其比較意義不在於透過特定的相同變數來進行比較（例如經濟產出），而是比較兩個城市分別和不同城市之間的關係，進而理解兩個城市產生不同的全球化軌跡與城市演進的過程。例如，瓦加杜古的交流道發生一個卡車受困的意外，說明「進口」或 「外來」建築形式是如何形塑城市交通的新過程；或以哥倫比亞顧問對河內的人行道提供的解決方案，說明城市政策關係之間的緊密連結如何影響在地的政策，以及河內的象徵性建築和在倫敦的國際知名建築公司Foster的視訊會議，指出都市地景被形塑的過程。Söderström認為關係性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能夠探索不同的關係的形成，以及這些關係如何產生特定的都市發展特徵。
對於羅賓森而言，都市理論的地理意義在於將城市放在全球世界的尺度來看，每個城市都是理論的起點，也與其他城市有關聯。一方面，不同於準科學的比較方法，都市理論應該是強調理解勝過於規則式的解釋，城市如同裝配（city-as-assemblage），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政治、經驗與想像，甚至一些未知的動機連結在一起，共同形塑都市發展。
另一個研究方法是羅伊提倡區域差異，主張區域研究的理論化可以被視為是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作法，因為區域研究一方面是將理論定位（located）在特定經驗上，但同時也從原來的起點移位（dislocated）與其他時空下的都市與區域研究對話，關係性思考都市之間的關聯，如此區域研究不再是描述特徵的地理學，而是作用的地理學。因此拉丁美洲的都市非正式性討論可以與中亞、南亞的經驗對照，又或者是菲律賓移工到香港、新加坡工作的連結，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與孟買、杜拜、曼谷之間的貿易連結。
羅伊與西蒙尼都強調南方經驗並非南方特有，像是貧民窟、都市非正式等概念有時也會出現在北方國家，研究者應該重新思考南方的意義。若用國家經濟程度來指認南方城市並不適宜，因為國內的城鄉差距甚大，城市的生活經驗與國內經驗有時甚至是脫離的。殖民歷史並非造成南方城市內部社會極化與隔離的全部原因。然而，我們還是有種感覺，即使南方城市內部的特徵差異非常大，但我們還是傾向沿著發展主義的軸線將低度發展的特徵聯想成南方城市？
西蒙尼在2014年提出接近南方（near-South）的概念[5]，來描述為什麼有些城市會傾向相互連結，而又有一些城市會相互疏離，所謂的「接近」並非指低度開發者追上北方城市，而是用來討論間隙空間 （interstitial space），一種「非南非北」的狀態，接近兩者既有的特徵，但又尚未抵達的狀態。
舉例而言，在雅加達，住在高樓大廈被認為是離開雜亂街區，接近北方都市生活的空間，最初大廈裡有許多年輕專業人士居住，但後來反而是由六到十位在工作或親屬上有關係的人共同使用一間原先設計給年輕專業人士夫妻的房間，又或者高樓內一間豪華套房被奈及利亞人拿來經營盜版產業，而隔壁間則是由一位新加坡歌手與他的男友在週末共度的休息室，另一間房間則是由前財政部長的女兒經營的瑜珈教室。
部分原先住在多元社區的居民會搬進大廈，追求成為現代印尼人，但仍與社區保持聯繫，以維持穩定收入，但居民會搬進大廈，離開社區，也是因為居民曾在社區裡遭遇背叛與欺騙。此處的高樓大廈並非與地方社區是對抗關係，而是介於現代化想像的大廈與多元地方社區之間的間隙，呈現介於南北城市之間的狀態。
重構都市理論：後殖民主義的方法論
為解決都市理論經常以現代性與發展狀態為由，使得南北方都市無法建立理論對話與比較，且將北方城市經驗通則化的問題，後殖民都市主義提出理論化的新地理（new geographies of theorizing）[6]，每一個城市都是具有研究上同樣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雖然部分都市研究者認為後殖民主義過於強調特殊性，以致於無法理論化。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並不反對理論建構的工作，而是認為理論工作應透過比較研究或是地方化的方式再向外延伸。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也承認過度強調南方經驗的獨特性恐怕無法將經驗資料提升到理論層次，因此發展兩種研究取徑，分別是比較都市主義（comparative urbanism）與區域差異（locational difference） [7]，不以南方城市自身經驗作為理論基礎，而是透過比較與作用等關係性思考來理論化不同脈絡下的都市經驗。
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8]，主張要先脈絡化西方都市理論，再透過比較研究重構都市理論，讓南北城市或任何城市都可以對話。過往都市研究認為南北城市的發展程度、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不同，共同之處太少，會難以釐清現象的因果關係，無法做出有意義的比較。這意味著依據發展主義的進程，核心與邊陲是不能比較。
羅賓森認為，反思都市研究中因果關係與比較單位才有助於創造有意義的比較。在比較研究的操作上，以往的比較研究多透過類科學的控制組與比較組兩者進行分析，但這樣的比較方法會容易認為先進城市與落後城市因為發展程度差異過大，變因太多，所以兩座城市沒有共通性，故研究者無法釐清城市異同的因國關係，也就無法進行兩者比較，因而限制了比較研究的想像力。取而代之，他提倡比較研究應該分析都市事件或計畫在眾多城市的流通現象，以概念為單位追蹤在不同城市下的變形，或追蹤重複現象的發生過程，像是羅馬跟達卡因為移工將收入匯回家鄉，營造家屋，使得兩地的都市化形成關聯。
瑞士的地理學者Söderström透過比較越南河內與布吉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gadougou）的都市政策、都市形式與都市實踐與論述 [9]，呈現兩個城市不同的全球化過程，其比較意義不在於透過特定的相同變數來進行比較（例如經濟產出），而是比較兩個城市分別和不同城市之間的關係，進而理解兩個城市產生不同的全球化軌跡與城市演進的過程。例如，瓦加杜古的交流道發生一個卡車受困的意外，說明「進口」或 「外來」建築形式是如何形塑城市交通的新過程；或以哥倫比亞顧問對河內的人行道提供的解決方案，說明城市政策關係之間的緊密連結如何影響在地的政策，以及河內的象徵性建築和在倫敦的國際知名建築公司Foster的視訊會議，指出都市地景被形塑的過程。Söderström認為關係性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能夠探索不同的關係的形成，以及這些關係如何產生特定的都市發展特徵。
對於羅賓森而言，都市理論的地理意義在於將城市放在全球世界的尺度來看，每個城市都是理論的起點，也與其他城市有關聯。一方面，不同於準科學的比較方法，都市理論應該是強調理解勝過於規則式的解釋，城市如同裝配（city-as-assemblage），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政治、經驗與想像，甚至一些未知的動機連結在一起，共同形塑都市發展。
另一個研究方法是羅伊提倡區域差異，主張區域研究的理論化可以被視為是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作法，因為區域研究一方面是將理論定位（located）在特定經驗上，但同時也從原來的起點移位（dislocated）與其他時空下的都市與區域研究對話，關係性思考都市之間的關聯，如此區域研究不再是描述特徵的地理學，而是作用的地理學。因此拉丁美洲的都市非正式性討論可以與中亞、南亞的經驗對照，又或者是菲律賓移工到香港、新加坡工作的連結，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與孟買、杜拜、曼谷之間的貿易連結。
 在香港，菲律賓移工結成聯盟（圖片來源／富比士） |  時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在新加坡小菲律賓的菲國速食店用餐（圖片來源／The Philippine Star） |
註解
-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Press.
- Sheppard E., H. Leitner and A. Maringanti. 2013. 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a manifesto, Urban Geography 34, 893–900.
- Roy, A. 2011. Slumdog Cities: Rethinking Subaltern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2): 223-38.
- Simone, A. 2010. 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 : Movements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United Kingdom: Taylor and Francis Ltd.
- Simone, A. 2014. Jakarta, Drawing the City Near.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y, A. 2009. The 21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Geographies of Theory. Regional Studies,43(6): 819-30.；Robinson, J. 2015. Comparative Urbanism: New Geographies and Cultures of Theorizing the Urb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40(1): 187-99.
- Lawhon, M., S. Jonathan, H. Ernstson and J. Pierce. 2016. Unlearning (Un)Located Ideas in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Urban Theory. Regional Studies Published online: DOI:10.1080/00343404.2016.1162288.
- Robinson, J. 2011.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 The Comparative Ges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1): 1-23.
- Söderström, O. 2014. Cities in Relations: Trajector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Hanoi and Ouagadougou. New York, United States: John Wiley & Sons Inc.
其他參考資源
- Robinson, J. and A. Roy. 2015. 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40(1): 181-6.
- Roy, A. and A. Ong. 2011.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Wiley-Blackwell: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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