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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概念
concepts

對西方都市經驗普遍化的抨擊:後殖民主義下的都市研究

2/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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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繼上篇文章簡介行星都市化的理論概念與相關的延伸研究後,本文將簡介後殖民都市研究的學術發展。在這波都市理論爭辯中,後殖民都市主義對於行星都市化的批評相當嚴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後殖民都市主義試圖避免過往政治經濟學的全稱式論點,較強調都市比較研究方法,及強調都市多樣性。因此本身從研究關懷的立場與操作方法上就跟行星都市化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將先帶領讀者理解後殖民都市主義的學思發展,而其與行星都市化主義之間的爭辯將留到第四篇文章時,在做進一步闡述。
1990年代世界城市與全球城市研究興起,全球城市成為全球網絡中重要的節點,許多跨國企業、資通訊處理中心與國際移民都聚集於此。乍看之下,許多第三世界的城市也被帶入全球城市的研究視野之中,但各個都市以經濟作為發展程度的分類依據,並依此劃分都市的階層位置,位於階序頂端的全球城市,例如倫敦、紐約與東京,因眾多跨國企業與金融資本流入,所以有較多權力影響市場,而全球網絡中邊緣都市的經驗未能被分析 [1]。

若細究當前都市發展願景計劃,其內容多隱含著現代化、進步與發展等概念,以金融節點的全球城市為成熟發展的典範,並將過去傳統與鄉村等概念當作是低度發展狀態,需要透過都市規劃來改善社會失能現象,像是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mega-cities)經常被視為是需要被改善的對象 [2] 。

這種將南北方城市化分為前現代/現代、低度發展/已發展的線性史觀與二元化分,不只存在於都市政策,也存在於學界使用西方都市理論的方式。像是將芝加哥學派、洛杉磯學派與全球城市的概念當作是通則現象,普遍應用於世界各地,存在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因此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學者,例如珍妮弗·羅賓森(Jennifer Robinson)、安南婭·羅伊(Anaya Roy)、阿布杜馬力克.西蒙尼(Abdoumaliq Simone)、愛德嘉·皮特絲(Edgar Pieterse),透過脈絡化都市理論,突顯既有都市理論生產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西方都市經驗,故其在應用與解釋上是有其限制,並不具有普遍性宣稱,並主張南方城市的經驗也應能作為都市理論的養分,如此將有助於解決當前南北城市不對等的關係。

地方化全球都市主義(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羅賓森的著作《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是後殖民都市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該書延續阿什·阿敏(Ash Amin)與奈哲爾·斯里夫特( Nigel Thrift)的「普通城市」概念,認為當代都市研究的理論中預設西方現代性是唯一起源的線性史觀,及發展主義的階序劃分,多將南方國家的鉅型城市認為是待發展的都市狀態,並進一步批判芝加哥學派、全球城市是將西方經驗通則化,而未能看見寰宇主義下普通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和不同於全球城市的多重網絡連結。

像是芝加哥學派Wirth的「都市意識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預設著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立、且隱含西方中心主義,不同族裔的移民匯聚的芝加哥城市,最終會讓傳統文化消散,並轉而為西方城市精神,強調現代性將使人們形成冷漠心態(blasé),但在非洲城市銅帶省(Copperbelt),即使都市化,人們仍有密集的社會互動,雖是建立在親屬關係上,形成都市聚落,但仍因都市的異質與創新而有所變,因此以往西方都市理論認為傳統與現代相互斥的說法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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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贊比亞銅帶省路上的小市集(圖片來源/CLIENT ASSESSMENT IN ZAMBIA)
羅賓森將不同類型的城市放在更廣大的地方與脈絡,並檢視城市間的相互依賴,發現城市具有多重現代性特徵,都市創新經常是寰宇、相互依賴與模仿的結果,西方城市經驗並不是判斷城市是否具有現代性的唯一標準。

他以美國紐約市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為例,從兩座城市建築形態形塑的現代性出現,來解釋城市現代性的來源、城市之間互相模仿,但紐約與里約熱內盧的現代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首先,紐約的建築成就經常被視為現代化的象徵。在1930年代,紐約透過建築來象徵西方現代性,例如:洛克斐勒中心、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等建築是多有層層退縮梯狀形式(stepped back)的摩天大樓,以及復興裝飾藝術(Art-deco)的運動。然而,這些著名的現代建築元素其實都是從遠方借來,包含文藝復興的義大利、阿茲提克文明、20世紀早期的歐洲與當代日本,透過重鑄這些古老的文化,美國自詡是新都市建築的發明者。

里約熱內盧的案例則削弱紐約作為一個獨立/全球性的現代性的假設。
1930 至 1960 年間,紐約曾經從里約熱內盧尋找建築形態與設計的靈感,並且將其視為都市設計的創新與現代性案例,例如:1939 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1943 年紐約當代藝術館的巴西建築(Brazil Builds)。那時的巴西建築重新詮釋歐洲風格的復興裝飾藝術風潮,重構巴西的國族認同,這股風潮吹回歐洲大陸,連柯比意也被巴西的都市地景與建築影響。然而,這股拉丁美洲建築學習的熱潮到 1960 年後,當巴西被蒙上第三世界國家、政經情況惡化的陰影,向巴西學習的風潮被視為不適當的行為,美國與歐洲也因此停止對巴西建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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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中的具有復興裝飾藝術的大廈建築,由左至右依序為洛克斐洛大樓、克萊斯勒大廈、帝國大廈(圖片來源/Deco Sh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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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巴西館(圖片來源/Pinterest)
對於全球城市的批判與解構,也是後殖民主義都市研究的重要貢獻。全球城市雖能呈現資本主義的動態過程,卻有「經濟化約論」之嫌(編按:將複雜的解釋簡化為經濟機制),忽略城市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其透過案例式的模版影響深遠,甚至成為眾多城市為了在資本主義保有一席之地競相學習的模範。

羅賓森深化阿敏與斯里夫特的「普通城市」,認為多數的都市研究其實只是分析城市的部分面向,但在解釋上形成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提喻」,而未能描述城市的多重空間、時間與網絡關係的共同存在。

羅賓森再以南非約翰尼斯堡的經濟多樣性為例,說明多樣性經濟對於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約翰尼斯堡擁有非洲 73% 的高科技製造、78% 的IT服務產業之中的 70% 在大約翰尼斯堡市區域。眾多企業選擇約翰尼斯堡的原因,包含城市提供的基礎設施的品質,大量的高技術勞工與城市位於市場的中心位置。因為對外連結與聚集經濟的優勢,約翰尼斯堡能夠成為創新場域。城市經濟多樣性和非正式經濟也有很大的關聯性,世界銀行在 1999 年的報告指出約翰尼斯堡約有 20-48% 的大型公司和非正式和小型公司合作。

從屬者都市主義

第三世界的鉅型城市經常透過轉喻的方式令人聯想到低度開發、全球南方等概念,或是人們生活在污水道與骯髒環境等反烏托邦形象與預示災害(apocalyptic)的修辭,又或者是像電影《貧民百萬大富翁》將貧民窟描繪成貧困之地且浪漫化離開貧民窟脫貧的過程。

都市研究學者羅伊 認為前述兩種形象平板化貧民窟的真實處境 [3],貧民窟生活其實是充滿活力與企業精神的都市生活,並試圖藉由鉅型城市、從屬者空間與階級三個面向,理論化從屬者都市主義(subaltern urbanism)。

從屬者(subaltern)(編按:或譯「底層」,在印度研究中指涉鄉村農民、工人階級以及賤民)是透過權力關係來界定的群體,位處菁英階級之外,不具有公民身分,不能以市民社會或權利政治界定的群體,因為這樣的特殊身分使得從屬者的地域常被歸類在貧民窟。

​羅伊認為從屬者都市主義是以企業主義的經濟(economies of entrepreneurialism)與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為主要特徵。印度貧民窟達拉維(Dharavi)裡有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個體經濟,具有 "jugadu" 精神(編按:印地語,指人用其人脈或各種點子以創新方式解決複雜問題),透過混種拼裝的方式創造經濟活動。

​又如,知名建築師庫哈斯對於奈及利亞拉哥斯(Lagos)曾描述:「拉哥斯並不是在追隨我們。反而有可能是我們正在追隨拉哥斯。」拉哥斯的都市生活與有機生長與既有的都市呈現著不一樣的特徵,反倒是各城市值得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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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維中的日常生活(圖片來源/Cultur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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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哥斯的日常街景(圖片來源/Architect News)
不過羅伊主張,即使從屬者的概念原先是聯想到貧民窟,但其在概念上的適用性不應侷限在貧民窟或殖民創傷等情境,而是能向外延伸。透過邊陲、都市非正式性、例外特區與灰色空間這些在拉丁美洲、東非與東亞都曾討論過的概念,開啟新的研究旅程。像是都市非正式性不應被視為貧民窟或去無產階級化(deproletarianized)特有的現象,許多富裕都市也有相似的特徵。像是孟買城內惡名昭彰的黑手黨占用政府公部門的土地,興建許多購物中心,但在外觀上並不會聯想到貧民窟,因此都市非正式性是要觀察都市變遷如何持續橫越合法/非法、授權/未授權關係。

人們如同基礎設施

從屬者都市主義對於邊陲的概念是來自西蒙尼在《都市生活:從雅加達到達卡》(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一書的討論。都市是持續製作生成的物體,因為都市生活的核心是不同人群、活動與事物的交會,有著不同能力碰撞出無限可能,而這往往是政府或規劃者無法控制且預期之外的現象。基於此想法,西蒙尼認為都市理論長期忽略邊陲具有創造力與可能性,邊陲城市與底層居民的連結與交會往往能夠發展另類可能,並改變都市生活 [4]。

金夏沙(Kinshasa)作為有名的失能城市,透過人民作為基礎設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的方式,個人的身分、情境與身體都肩負著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重大責任,而人們自身家庭與族裔背景、個人特徵與風格,以及居住區位周遭的環境配置都會影響資訊、金錢的流通管道與義務的分配。

以供水設施為例,在許多南方城市,窮人會用大部分的收入向供水小販買水,雖然自來水的平均單價較為便宜,但窮人無法負擔過高的接管費與儲存費等,即使他們願意吸收這些額外費用,但有佈設管線的地點與租屋處可能會在未來因為都市更新而被拆除,使得窮人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對於窮人而言,尋找穩定水源耗費的時間可以投入到其他經濟活動,而且地方競爭稀有水源的情況發展出一種協調模式,位於地勢低處的社區較容易取水,會販售部分的水給上游社區,而交通道路較寬敞可讓卡車行經的社區,能夠利用卡車來儲水,所以有較多權力與優勢,並藉此發展供水事業,創造經濟活動。這個合作模式成為窮人更容易取得有限資源的方式,也有助於不同地方經濟生活的整合。

西蒙尼的都市底層民族誌或許會被批評是浪漫化都市底層生活,但他認為底層人民是與不確定性共生,因此底層人民透過藉由許多人與物,計算各種實踐的效益與風險,裝配都市生活。若既有的都市政策只關注底層人民的悲苦面,但忽略他們如何闡述與計算的複雜面,其實是無法讓他們的生活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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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薩市的居民在取水口取水,該報導的標題寫道「在剛果,到處都可以取水,除了自來水龍頭」“In Congo, water i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taps”(圖片來源/The Observers)
重思南方城市

羅伊與西蒙尼都強調南方經驗並非南方特有,像是貧民窟、都市非正式等概念有時也會出現在北方國家,研究者應該重新思考南方的意義。若用國家經濟程度來指認南方城市並不適宜,因為國內的城鄉差距甚大,城市的生活經驗與國內經驗有時甚至是脫離的。殖民歷史並非造成南方城市內部社會極化與隔離的全部原因。然而,我們還是有種感覺,即使南方城市內部的特徵差異非常大,但我們還是傾向沿著發展主義的軸線將低度發展的特徵聯想成南方城市?

西蒙尼在2014年提出接近南方(near-South)的概念[5],來描述為什麼有些城市會傾向相互連結,而又有一些城市會相互疏離,所謂的「接近」並非指低度開發者追上北方城市,而是用來討論間隙空間 (interstitial space),一種「非南非北」的狀態,接近兩者既有的特徵,但又尚未抵達的狀態。

舉例而言,在雅加達,住在高樓大廈被認為是離開雜亂街區,接近北方都市生活的空間,最初大廈裡有許多年輕專業人士居住,但後來反而是由六到十位在工作或親屬上有關係的人共同使用一間原先設計給年輕專業人士夫妻的房間,又或者高樓內一間豪華套房被奈及利亞人拿來經營盜版產業,而隔壁間則是由一位新加坡歌手與他的男友在週末共度的休息室,另一間房間則是由前財政部長的女兒經營的瑜珈教室。

​部分原先住在多元社區的居民會搬進大廈,追求成為現代印尼人,但仍與社區保持聯繫,以維持穩定收入,但居民會搬進大廈,離開社區,也是因為居民曾在社區裡遭遇背叛與欺騙。此處的高樓大廈並非與地方社區是對抗關係,而是介於現代化想像的大廈與多元地方社區之間的間隙,呈現介於南北城市之間的狀態。


重構都市理論:後殖民主義的方法論

為解決都市理論經常以現代性與發展狀態為由,使得南北方都市無法建立理論對話與比較,且將北方城市經驗通則化的問題,後殖民都市主義提出理論化的新地理(new geographies of theorizing)[6],每一個城市都是具有研究上同樣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雖然部分都市研究者認為後殖民主義過於強調特殊性,以致於無法理論化。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並不反對理論建構的工作,而是認為理論工作應透過比較研究或是地方化的方式再向外延伸。後殖民都市主義者也承認過度強調南方經驗的獨特性恐怕無法將經驗資料提升到理論層次,因此發展兩種研究取徑,分別是比較都市主義(comparative urbanism)與區域差異(locational difference) [7],不以南方城市自身經驗作為理論基礎,而是透過比較與作用等關係性思考來理論化不同脈絡下的都市經驗。

羅賓森的比較都市主義[8],主張要先脈絡化西方都市理論,再透過比較研究重構都市理論,讓南北城市或任何城市都可以對話。過往都市研究認為南北城市的發展程度、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不同,共同之處太少,會難以釐清現象的因果關係,無法做出有意義的比較。這意味著依據發展主義的進程,核心與邊陲是不能比較。

羅賓森認為,反思都市研究中因果關係與比較單位才有助於創造有意義的比較。在比較研究的操作上,以往的比較研究多透過類科學的控制組與比較組兩者進行分析,但這樣的比較方法會容易認為先進城市與落後城市因為發展程度差異過大,變因太多,所以兩座城市沒有共通性,故研究者無法釐清城市異同的因國關係,也就無法進行兩者比較,因而限制了比較研究的想像力。取而代之,他提倡比較研究應該分析都市事件或計畫在眾多城市的流通現象,以概念為單位追蹤在不同城市下的變形,或追蹤重複現象的發生過程,像是羅馬跟達卡因為移工將收入匯回家鄉,營造家屋,使得兩地的都市化形成關聯。

瑞士的地理學者Söderström透過比較越南河內與布吉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gadougou)的都市政策、都市形式與都市實踐與論述 [9],呈現兩個城市不同的全球化過程,其比較意義不在於透過特定的相同變數來進行比較(例如經濟產出),而是比較兩個城市分別和不同城市之間的關係,進而理解兩個城市產生不同的全球化軌跡與城市演進的過程。例如,瓦加杜古的交流道發生一個卡車受困的意外,說明「進口」或 「外來」建築形式是如何形塑城市交通的新過程;或以哥倫比亞顧問對河內的人行道提供的解決方案,說明城市政策關係之間的緊密連結如何影響在地的政策,以及河內的象徵性建築和在倫敦的國際知名建築公司Foster的視訊會議,指出都市地景被形塑的過程。Söderström認為關係性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能夠探索不同的關係的形成,以及這些關係如何產生特定的都市發展特徵。

對於羅賓森而言,都市理論的地理意義在於將城市放在全球世界的尺度來看,每個城市都是理論的起點,也與其他城市有關聯。一方面,不同於準科學的比較方法,都市理論應該是強調理解勝過於規則式的解釋,城市如同裝配(city-as-assemblage),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政治、經驗與想像,甚至一些未知的動機連結在一起,共同形塑都市發展。

另一個研究方法是羅伊提倡區域差異,主張區域研究的理論化可以被視為是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作法,因為區域研究一方面是將理論定位(located)在特定經驗上,但同時也從原來的起點移位(dislocated)與其他時空下的都市與區域研究對話,關係性思考都市之間的關聯,如此區域研究不再是描述特徵的地理學,而是作用的地理學。因此拉丁美洲的都市非正式性討論可以與中亞、南亞的經驗對照,又或者是菲律賓移工到香港、新加坡工作的連結,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與孟買、杜拜、曼谷之間的貿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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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菲律賓移工結成聯盟(圖片來源/富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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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在新加坡小菲律賓的菲國速食店用餐(圖片來源/The Philippine Star‏)
註解
  1.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Press.
  2. Sheppard E., H. Leitner and A. Maringanti. 2013. 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a manifesto, Urban Geography 34, 893–900.
  3. Roy, A. 2011. Slumdog Cities: Rethinking Subaltern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2): 223-38.
  4. Simone, A. 2010. City Life from Jakarta to Dakar : Movements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United Kingdom: Taylor and Francis Ltd.
  5. Simone, A. 2014. Jakarta, Drawing the City Near.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 Roy, A. 2009. The 21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Geographies of Theory. Regional Studies,43(6): 819-30.;Robinson, J. 2015. Comparative Urbanism: New Geographies and Cultures of Theorizing the Urb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40(1): 187-99.
  7. Lawhon, M., S. Jonathan, H. Ernstson and J. Pierce. 2016. Unlearning (Un)Located Ideas in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Urban Theory. Regional Studies Published online: DOI:10.1080/00343404.2016.1162288.
  8. Robinson, J. 2011.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 The Comparative Ges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1): 1-23.
  9. Söderström, O. 2014. Cities in Relations: Trajector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Hanoi and Ouagadougou. New York, United States: John Wiley & Sons Inc.
其他參考資源
  • Robinson, J. and A. Roy. 2015. 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40(1): 181-6.
  • Roy, A. and A. Ong. 2011.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Wiley-Blackwell: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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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都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當整顆地球成為一個都市?

2/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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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昱凱(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曾于珊(英國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將於2018年3月7日到訪臺大地理系,而其近年提倡的「行星都市化」一詞,開啟了都市理論的反思,並引起都市研究學界不少學者的爭辯。在布倫納來訪之前,我們希望簡介行星都市化的核心概念、學思影響,以及引發的學術爭辯。此一系列文章將分成四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將著重在行星都市化的概念說明;第二篇文章則著重在後殖民都市主義的學思發展;第三篇文章則是簡介裝配都市主義的內涵;第四篇文章則是說明這三種研究路線與 「傳統」 都市研究之間的學術爭辯。此一系列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理解近年都市研究的發展與爭論。
1965年開始由《都市事務季刊》(Urban Affairs Quarterly)常態發行的「世界都市化預報」(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中,聯合國不斷預言都市人口於二十一世紀將會有爆炸性的成長,並且在2000年提出全球即將進入「都市年代」(Urban Age)。於此同時,都市年代計畫(urban age project)更不斷延伸與歐洲研究機構合作,例如倫敦政經學院與德意志銀行的Alfred Herrhausen協會發行研究報告來支持如此的論述,例如:至2050年全球人口將有75%居住在城市,都市問題將成為全球問題,並且對於地球的未來有遠大的影響 [1]。

早在1970年,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書就揭示未來都市化將重新改寫世界的空間秩序,因此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應作為理論思考與政治行動的基礎。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亦在《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提醒我們都市研究的重點不在於都市的密度與大小,或者是限縮在特定都市文化,而是要分析其背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關係。都市年代現象促使馬克思主義學者,例如:梅里菲爾德(Andy Merrifield)、布倫納、克里斯蒂安·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重拾列斐伏爾與柯司特的經典著作,反思都市是什麼?該如何界定當前的都市問題?

都市年代:主流論述中下的都市定義

布倫納和施密德兩人在2014年延續了柯司特的概念 [2],指出都市年代的論述中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就統計方法上而言,全球都市化要如何被衡量缺乏統一標準,例如:對於界定都市單元的人口數量與密度沒有統一標準。在2001年的的世界都市化預報(UN-DESA-PD 2002),當中有38%的聯合國會員國使用行政區域作為都市劃分的標準,34%的會員國則使用人口作為標準。然而,這些定義都無法捕捉行政區域外的「都市化」現象,而且各國使用不同的人口數量作為衡量都市的標準。

在人口資料蒐集上也存在著每個國家的人口統計資料時間不同的時效性問題,聯合國使用的人口資料中,有超過38%的數據已經是八年前調查的數據,而整套人口統計的方法也都還是沿用50年前的統計方法,沒有任何修改 [3]。

兩人也指出,以人口數量或行政區域作為都市化的衡量標準將會造成無法分割的單位被分割(divides the indivisible)以及都市與鄉村兩者因定義不清,使得不相關與不重要的元素混雜在一起的兩個問題 [4]。

第一,在都市年代的觀點下,都市與鄉村已難以清楚劃分,但現在的都市研究與報告仍習慣將兩者切割開來。許多經典的都市研究也都是以建城環境邊界來界定都市,陷入聚落拜物教的盲點。都市的實體運作是仰賴許多以往被視為是非都市地區的服務,像是資源開採、農工業土地使用、廢棄物清理區域等以往被視為是荒野或鄉村等非都市地區的支持與服務,故研究都市不能侷限於都市建城環境,而是必須分析都市化的過程。

第二,主流論述都沒有清楚定義城市與鄉村兩者。在都市年代的論述中,城市與鄉村都被過度地概括化,即使一個地方被稱之為城市,內部的組成還是有許多異質現象。舉例而言,鄉村這個分類其實就是把「非都市」的居住環境,都丟到這個分類裡面,「鄉村」一詞只是一個概念黑盒子,並沒有說明在不同的脈絡中這些空間有什麼樣的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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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年代(圖片來源/LSE Cities)
無遠弗屆的都市?

那麼,都市應該如何被界定?Gandy以倫敦的都市邊界為例,直覺上,人們會以行政區域作為城市的邊界。然而這個界定方式似乎難以掌握倫敦的日常生活與都市整體。或許有人會用1960年劃設的都市綠帶,來界定倫敦的城市邊界。因為都市綠帶劃設的目的主要是用來避免(都市大型開發無限制地蔓延至綠帶外)都市土地過度開發,避免鄰近的市鎮混為一處、保護鄉村被侵入等(NPPF, DCLG, 2012 May)。

​然而,當今倫敦綠帶周遭的土地使用都被劃設為高密度使用區,而當地居民甚至也反對綠帶範圍擴張,再加上倫敦市開發了一條從泰晤士河口至東部的橫貫鐵路(from Shenfield to Reading, Crossrail),貫穿綠帶,也使得以綠帶作為界定城市邊界的方式顯得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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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綠帶(資料來源:The Green Belt: for Londoners? 圖片來源/ London First, 2015: 13)

​布倫納在他2013年的〈論都市化〉(These on Urbanization)一文中,採用有別於傳統都市/鄉村二分法,來呈現新的都市化分類,試圖去取捕捉都市與鄉村邊界的關聯性、模糊性與變動性。因為都市與全球資本主義影響、基礎設施的興建,以及物質與資源的流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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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地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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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都市潛力地圖(圖片來源/ETH Studio Basel, 2005)
由蘇黎世理工大學(ETH)工作室團隊所繪製的地圖正好提供了新都市化分類的可能性,〈瑞士都市潛力地圖〉使用了五個不同的分類取代傳統的都市鄉村二分法(分別是大都會區域、城市系統、安靜區域、阿爾卑斯山脈旅遊區、阿爾卑斯山脈閒置土地)。

布倫納則使用了全球運輸設施、旅運時間地圖、海洋邊界的改變的三張地圖說明都市化。他以全球運輸路線地圖則表達密度逐漸增加的都市聚集,擴張的都市化,以及都市和都市之間的連結性;以區域的流動程度說明不斷擴張的都市化場域(明度最亮的黃色表達至鄰近大城市中心所需的旅運時間低於一天;深黃色則表示較長的旅運時間);並且透過海底纜線設施設置、海運路徑,以及海底資源採取系統說明連全球海洋邊界已經成為擴張都市化策略性的領域。
重新界定都市

顯然在都市年代下,我們需要新概念來掌握都市的複雜性,而梅里菲爾德認為列斐伏爾早已預見都市年代的到來,未來社會將是都市社會 [6]。誠如前述所言,許多人都將城市誤以為是一物體或分類,可以透過行政區或建城環境區分都市與鄉村的邊界,即使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未能體察都市化是促使工業化的發展動力,並未從工業生產的分析推論出社會的都市化現象。不過透過列斐伏爾提出的都市社會能夠讓人們避免陷入盲區(blend field),進而掌握都市社會現象的發展。

梅里菲爾德認為界定都市的方式可以從本質(substance)/屬性(attribute)兩組概念來界定都市。屬性是指永續城市、捷運、自來水系統等用來支持都市運作的基礎形式或制度等,但這些屬性並不足以定義都市。都市的定義應該是透過都市社會關係來界定都市,才能掌握都市意義,就如同馬克思提出價值、資本、勞動等概念來衡量資本主義現象。都市社會關係作為一種本質是存在於每一個都市屬性。

如果藉由抽象化都市的物理邊界來重新定義都市,布倫納和施密德將都市化分為三種過程 [7]。

首先,
聚集都市化(concentrated urbanization)用以描述人口密集且具有都市聚集效應的區域,可以是城市、城市區域或大都會區。

其次,
延伸都市化(extended urbanization)則是指人口較為稀少的地方(在傳統分類區為鄉村/非都市),但其土地利用活動是為了維持都市的日常運作,像是工業化農業、焚化爐、礦場等,又被稱為運作地景(operational landscape)。

​至於由聚集都市化與延伸都市化相互影響形成的
差異都市化(differentiated urbanization)則強調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會進一步造成社會空間的再結構(social spatial configuration)過程,並且影響的範圍超過傳統所定義的都市邊界(例如:行政區域)。他們也強調,除了上述的抽象邏輯之外,城市一直都是由使用者共同創造與轉變,逐漸形成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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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地景,高速公路、鐵路相互重疊,並且與牧場相鄰,而周遭的平面道路則是通往石油開採場址(圖片來源/Mas Context)
行星都市化下的都市革命

其實列斐伏爾是最早發現行星都市化的學者,梅里菲爾德認為當列斐伏爾的觀點從「接近城市的權力」(the right to the city)轉向「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時,列斐伏爾早就發現新形態的公民權已逐漸浮現,快速都市化讓都市社會成真,距離不再是公民合作的障礙,城市邊界與國族認同並非主要的動員方式,而是全球人們相互遭逢共同面對的挑戰。如同當代青年失業問題與勞工失業問題已經不只是特定階層才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例如:華爾街運動的口號We are the 99%,再加上社群媒體的發展,帶動新都市革命的發生 [8]。

雖然行星都市化是資本主義掠奪的擴張,但也同時促使都市革命與遭逢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發生的可能。二十一世紀隨著資通訊發展,人們可以藉由社群媒體,更容易相互遭逢且不受限於實質環境,並帶起新都市革命,像是紐約、倫敦、開羅等地的佔領運動有賴於社群媒體的協助,讓不同階級、性別與種族的人群相互遭逢
[9]。


在此遭逢政治是為了處理列斐伏爾「接近城市的權力」對於城市與權力二詞定義不清的問題,並延續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認為革命不只是意味著接近城市而已,而是要接近民主。當前的都市革命不是以階級鬥爭為號召,而是因不同身分的行動者齊聚一堂產生的共同性,且資通訊創新讓無論在場或不在場的人都共同參與其中。

行星都市化下的都市政治生態學

行星都市化的概念擴散至其他都市研究領域,像是都市政治生態學調整其方法論,主張不應以城市邊界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而是以都市紋理向外延伸的空間不均,來分析都市的物質流、基礎建設網絡等新陳代謝的作用過程 [10]。

​學者阿爾博萊達(Arboleda)
提供行星都市化一些較詳盡的經驗研究 [11],由於2003年因都市化使得全球於原物料的需求提升,帶動全球原料商品價格的上漲,因此拉丁美洲國家也積極發展資源開採業,並興建交通設施,讓資源較易輸出供應全球,其中智利的瓦斯科從1997年起至今共興建六座火力發電廠、三個工業海港、一座大型煉鐵廠與礦渣池,以及規劃鄰近地區的鈦礦開採等支持國內外都市的運作地景,改變當地的日常生活,也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因此都市新陳代謝並不止於都市的鄰近區域,更是跨國流通,像是當前許多電子器材裏的銅可能是來自智利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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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地景,智利山區中的火力發電廠(圖片來源/Urban Theory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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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仕紳化

行星都市化的概念也被部分學者應用至仕紳化(gentrification)研究。Lees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中 [12],挑戰過去歐美傳統的仕紳化理論與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理論--社區尺度的仕紳化、城市核心/邊陲關係、郊區化/都市化的二分法。他們主要的觀點在於,當代都市發展的多樣化使都市不再是市中心(inner city)、中心城市(central city),或是單一歷史中心的都市發展,而是多樣化的市中心。同時,仕紳化也不再限於市中心的社區尺度,而是有可能發生在都市中其他的尺度,或是超越都市行政邊界、延伸到郊區例如:在紐約、倫敦等西方城市邊界已經出現由中產階級主導,都市邊陲的郊區化(suburbanisation)、或可稱發生在都市外圍的仕紳化現象(Suburban-like gentrification),因此當代仕紳化過程模糊了郊區與城市之間的界線。

這些資本投資給予中產階級重塑都市空間的機會,透過投機活動創造新的需求,資本積累與空間修補的過程不再限於都市市中心,也能夠在鄉村領域發現,而且市中心仕紳化與郊區都市化對於投資客與住民選擇而言,不再是零和遊戲 [13],市中心再發展與郊區化兩者可能會同時發生,例如:來自國內或國外的移民會選擇移居到都市與鄉村,並且投資郊區的科學中心或市中心的金融特區。仕紳化過程也不再限於社區尺度,Lees等人也提出在南方城市的仕紳化大部分都大於社區尺度,例如:在首爾透過仕紳化計畫經常是「大都會尺度」,即都市學者Shin 與 Kim指稱的超級仕紳化(mega-gentrification)[14];或是里約熱內盧從1990s年後由國家進行一系列的市中心貧窮地區大尺度的房屋與社會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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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州的拆遷(圖片來源/Hyun Bang Shin)
反思鄉村,鄉村是否還存在?

如果行星都市化已遍及全球,鄉村是否真的就此消失?部分學者認為行星都市化過於簡化鄉村,鄉村並沒有完全消失,世界也沒有變成都市行星;而且行星都市化的主體想像也過於單調。

學者沃克認為並不是所有鄉村都已經被吸納進資本主義或都市裡 [15],甚至有些城市發生了鄉村化現象,像是美國加州。另一位學者羅伊則以印度Dankuni與Bhatpara為例 [16],兩地雖然因為人口快速成長,升格為市政府層級,而新設市政府忙著於當地進行市鎮規劃、興建供水系統與人口登記,但在當地有許多沒有登記在土地利用圖上的貧民窟,而這些貧民窟的形成是跟英國殖民時期東印度公司的黃麻與紙廠設置有關。

因此,都市化不只是都市問題(urban question),還同時是農民問題(agrarian question)。因為都市土地問題是與農民土地改革相互交雜,而且當地的政治主體也不同於梅里菲爾德佔領運動中為了爭取民主的新都市受益者,而是一群正在準備新市政選舉的都市地方組織和鄉村資助人結合的現象。顯然行星都市化有過度簡化鄉村與農民研究的問題。

另一方面,學者Leitner 和 Sheppard認為當行星達到全面都市化時 [17],人們應該要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的都市理論,正視非人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的共同存在,這也呼應裝配都市主義的觀點(裝配都市主義將會於第三篇文章有詳細的說明)與近年對於人類世研究的討論。

閱讀此系列下一篇文章:​​
對西方都市經驗普遍化的抨擊:後殖民主義下的都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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