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開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輔修政治系國際關係組)

身為一名地理系的學生,來到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修課,已達二年半。那種外系與本系同學之間若有似無的微妙互動關係,讓人與其說身在其中是學習知識、充實自己,與地理系差異頗大的課堂文化,使得從另一方面來說,修課更毋寧是一種有趣的田野觀察,令人不禁想要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
以課堂文化來說,我發現不同於地理系老師常常要求學生交每周作業與團體/個人報告,並要每個同學盡量課前/課後閱讀教科書或論文,政治系學生通常在大學四年間,不會受到多少報告的洗禮,大班的上課方式,常常最後以期中、期末考「一試定終身」;而更與地理系老師以投影片為主、不拘形式的教學方式不一樣,政治系老師以傳統的老師板書講述為主,並重視條件式、列點的體系講授與分析,基本上考試時也希望學生往這個方向作答。這些方面的舉例不勝枚舉,但多多少少似乎已經建構地理系與國關組的不同。然而,作為一名修課學生,除了表象的差異之外,重點是知識學習本身;作為兩門都牽涉到空間研究的學問,從老師滔滔不絕的口中,在看待世界的觀點上,是否又能發現政治學與地理學之間,思想上更深層的異同之處?
其實,兩種經驗是一場截然不同的對話。兩種學問或許最大的交集之處,就在於都是一門包山包海的學問,國際關係研究專注國際、國家到個人之間影響全球治理的制度,地理學從關心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他們都沒有一套獨大的方法論,學科演進上,也都多次發生思想典範的轉移。
學科史如何影響兩個學系的教學重點?
在國際關係研究史上,就至少經歷三場論戰[1],影響近代學術思想最深的是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賽局回合,兩方學者爭論一個問題: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流動頻繁後,對國家本身是好是壞?長久來看,究竟會因為國家之間相互猜忌,引發他們主動或被動性的聯合形成集團以相互制衡,還是會因國家之間信任彼此的意圖,願意促成共同的規範,達成國際全體利益的極大化?
而在地理學史上,1960年代歷經量化革命中的衝突後,從激進地理學的興起,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帶動馬克思主義進入地理學,爾後到結構化理論、後結構地理學、關係性地理學與非再現理論等雨後春筍般出現,地理學則面臨一個問題爭辯:空間與其上的地表活動關係是什麼?空間只是承載人類居住生活的容器?還是空間與地表活動,是建立在一個因著不同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制度下的相互塑造過程?
學科的「典範轉移」過程影響全世界,台大的老師們自然也無法自身其外,都深受其學門的當代思潮影響,反映在兩系的教學上。
在思想體系上,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也跟著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之風,隨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與羅伯‧基歐漢(Robert Keohane)為首的學者腳步,從現實主義學派走向新自由制度主義。但是無論學術風氣如何改變,自現實主義以來,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就一直比較關心「實然面」的研究,只是隨著全球化加深,不再相信國家之間必定邁向衝突的命運,而相信透過理性算計下,國家之間會終究願意建立制度或典則來規範彼此,增加自己的絕對利得,並促進國際社會整體福祉的極大化;而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某部分相近的特質,反映在近乎大部分老師,都較少專長於偏向「應然面」的理想主義,或者其他帶有批判理論或建構主義色彩的研究,在他們上課的語境中,這些理論之所以會教授的目的,在於當作「打開國際關係視野」的對話目標,但實際上對此多抱有質疑。
不同地,地理系老師則重視經濟發展掛帥下,是否能夠有既尊重環境與當地人民社會生活的另類解決方案特質。人文地理學的課程受到馬克思主義、結構化理論與關係地理學等學派影響,更對於新自由制度主義中假設的經濟理性帶有質疑,認為分析現實中的真實個案會發現,理性只是一種幻覺,而永遠無法被企及,反而專家與理性觀點通常會包裝成為既得利益者把持權力的工具,透過論述去壓迫其他團體;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既有的社會基礎,將會使資本世界的全球化擴張,變成一場持續進行、由在地反撲帶來變動的更複雜過程,相較於國際關係對於跨國環境變遷帶來主權國家挑戰的漠視,地理學重視超脫國家疆界的自然環境變遷下,從社區到世界的不同尺度間,與人類行為相互影響的時空演進關係,在此中,國家的重要性下降,比政治學者更相信國際合作將會被透過另類的區域組織合作、社區合作、或者任何其他尺度、種類的形式所取代。這種來自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共同關懷的視角,是與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差別之處。
以課堂文化來說,我發現不同於地理系老師常常要求學生交每周作業與團體/個人報告,並要每個同學盡量課前/課後閱讀教科書或論文,政治系學生通常在大學四年間,不會受到多少報告的洗禮,大班的上課方式,常常最後以期中、期末考「一試定終身」;而更與地理系老師以投影片為主、不拘形式的教學方式不一樣,政治系老師以傳統的老師板書講述為主,並重視條件式、列點的體系講授與分析,基本上考試時也希望學生往這個方向作答。這些方面的舉例不勝枚舉,但多多少少似乎已經建構地理系與國關組的不同。然而,作為一名修課學生,除了表象的差異之外,重點是知識學習本身;作為兩門都牽涉到空間研究的學問,從老師滔滔不絕的口中,在看待世界的觀點上,是否又能發現政治學與地理學之間,思想上更深層的異同之處?
其實,兩種經驗是一場截然不同的對話。兩種學問或許最大的交集之處,就在於都是一門包山包海的學問,國際關係研究專注國際、國家到個人之間影響全球治理的制度,地理學從關心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他們都沒有一套獨大的方法論,學科演進上,也都多次發生思想典範的轉移。
學科史如何影響兩個學系的教學重點?
在國際關係研究史上,就至少經歷三場論戰[1],影響近代學術思想最深的是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賽局回合,兩方學者爭論一個問題: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流動頻繁後,對國家本身是好是壞?長久來看,究竟會因為國家之間相互猜忌,引發他們主動或被動性的聯合形成集團以相互制衡,還是會因國家之間信任彼此的意圖,願意促成共同的規範,達成國際全體利益的極大化?
而在地理學史上,1960年代歷經量化革命中的衝突後,從激進地理學的興起,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帶動馬克思主義進入地理學,爾後到結構化理論、後結構地理學、關係性地理學與非再現理論等雨後春筍般出現,地理學則面臨一個問題爭辯:空間與其上的地表活動關係是什麼?空間只是承載人類居住生活的容器?還是空間與地表活動,是建立在一個因著不同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制度下的相互塑造過程?
學科的「典範轉移」過程影響全世界,台大的老師們自然也無法自身其外,都深受其學門的當代思潮影響,反映在兩系的教學上。
在思想體系上,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也跟著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之風,隨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與羅伯‧基歐漢(Robert Keohane)為首的學者腳步,從現實主義學派走向新自由制度主義。但是無論學術風氣如何改變,自現實主義以來,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就一直比較關心「實然面」的研究,只是隨著全球化加深,不再相信國家之間必定邁向衝突的命運,而相信透過理性算計下,國家之間會終究願意建立制度或典則來規範彼此,增加自己的絕對利得,並促進國際社會整體福祉的極大化;而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某部分相近的特質,反映在近乎大部分老師,都較少專長於偏向「應然面」的理想主義,或者其他帶有批判理論或建構主義色彩的研究,在他們上課的語境中,這些理論之所以會教授的目的,在於當作「打開國際關係視野」的對話目標,但實際上對此多抱有質疑。
不同地,地理系老師則重視經濟發展掛帥下,是否能夠有既尊重環境與當地人民社會生活的另類解決方案特質。人文地理學的課程受到馬克思主義、結構化理論與關係地理學等學派影響,更對於新自由制度主義中假設的經濟理性帶有質疑,認為分析現實中的真實個案會發現,理性只是一種幻覺,而永遠無法被企及,反而專家與理性觀點通常會包裝成為既得利益者把持權力的工具,透過論述去壓迫其他團體;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既有的社會基礎,將會使資本世界的全球化擴張,變成一場持續進行、由在地反撲帶來變動的更複雜過程,相較於國際關係對於跨國環境變遷帶來主權國家挑戰的漠視,地理學重視超脫國家疆界的自然環境變遷下,從社區到世界的不同尺度間,與人類行為相互影響的時空演進關係,在此中,國家的重要性下降,比政治學者更相信國際合作將會被透過另類的區域組織合作、社區合作、或者任何其他尺度、種類的形式所取代。這種來自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共同關懷的視角,是與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差別之處。
從方法論看國際關係與地理學的差異
在方法與主題上,國際關係組的老師仍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針對傳統高階政治(‘P’olitics)的權力、軍事去進行分析目標的敘述性研究為關懷,其他層次的行為者都不具備影響世界體系的實質影響力,更對於低階政治(‘p’olitics)的環境問題不特別感興趣;並且,在著重現實的國際關係學理中,特別與人文地理學界現況相反,國際關係學界過往在無法跑遍各國、一介學者訪談各國高官也不可行的狀況下,以分析政府報告、公文為媒介的論述分析,在當前受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經濟理性分析影響下,已經有轉往量化研究傾斜的方向。
相對地,地理系主張使用不同的體系與方法。首先,地理學強調環境議題與地景,從地景去分析既得利益者在權力上的宰制關係,不同尺度參與者都有等同的重要性:被濫伐的環境、被汙染的河川與土地、被剝奪的公民身分、被犧牲的經濟產業……都反映優勢團體與弱勢團體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學界在受到量化革命的洗禮後,已經將量化成果當作研究背景的佐證,但實際操作上,開始主要採用行動研究、參與式觀察、訪談等各種多元質化方法,相信研究者本身的感情也會影響觀察過程,要針對不同議題進行不同參與程度,以進行完整的深度(in-depth)研究,挖掘其中人在社會環境變遷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過程。
從現實主義的敘述性分析、關注任何以國家為首的事件,到關懷環境、弱勢,相信論述有它潛在影響世界的影響力,以上是我看見台大、乃至台灣地理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最與眾不同之處。雖然,國關學界中亦有以法國、英國為首的歐洲學派,分別以其年鑑學派與歷史社會學傳統,提出不同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地理學亦有美國為首的量化分析學派,但可以看見各自學科的世界主流觀點,也都仍主要深深影響台大政治系國關組與地理系的老師,在教學與授課思想上的主題,兩者都想企圖用這些觀點,解釋世界運行的會有秩序;然而兩個學科的龐雜性,在當代強調學術分工明確的狀況下,似乎也同樣面臨挑戰。
在方法與主題上,國際關係組的老師仍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針對傳統高階政治(‘P’olitics)的權力、軍事去進行分析目標的敘述性研究為關懷,其他層次的行為者都不具備影響世界體系的實質影響力,更對於低階政治(‘p’olitics)的環境問題不特別感興趣;並且,在著重現實的國際關係學理中,特別與人文地理學界現況相反,國際關係學界過往在無法跑遍各國、一介學者訪談各國高官也不可行的狀況下,以分析政府報告、公文為媒介的論述分析,在當前受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經濟理性分析影響下,已經有轉往量化研究傾斜的方向。
相對地,地理系主張使用不同的體系與方法。首先,地理學強調環境議題與地景,從地景去分析既得利益者在權力上的宰制關係,不同尺度參與者都有等同的重要性:被濫伐的環境、被汙染的河川與土地、被剝奪的公民身分、被犧牲的經濟產業……都反映優勢團體與弱勢團體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學界在受到量化革命的洗禮後,已經將量化成果當作研究背景的佐證,但實際操作上,開始主要採用行動研究、參與式觀察、訪談等各種多元質化方法,相信研究者本身的感情也會影響觀察過程,要針對不同議題進行不同參與程度,以進行完整的深度(in-depth)研究,挖掘其中人在社會環境變遷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過程。
從現實主義的敘述性分析、關注任何以國家為首的事件,到關懷環境、弱勢,相信論述有它潛在影響世界的影響力,以上是我看見台大、乃至台灣地理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最與眾不同之處。雖然,國關學界中亦有以法國、英國為首的歐洲學派,分別以其年鑑學派與歷史社會學傳統,提出不同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地理學亦有美國為首的量化分析學派,但可以看見各自學科的世界主流觀點,也都仍主要深深影響台大政治系國關組與地理系的老師,在教學與授課思想上的主題,兩者都想企圖用這些觀點,解釋世界運行的會有秩序;然而兩個學科的龐雜性,在當代強調學術分工明確的狀況下,似乎也同樣面臨挑戰。
學科價值不在界定領域類別 而在有無貫穿的思想體系
我記得有一位國關組老師授課,談到政治系出路時曾說到:「有一個經濟系同學後來在外商公司擔任談判工作數年後,回來跟我說:『老師,不懂國際政治還真的不行啊!』」;而另一方面,在地理系則聽見有老師提倡國關組學生反而該來修地理系的課,因為地理系仍有其價值存在,或者地理系學生不應該忘記地理學的核心價值。
老師們的言詞背後,無非是想透過外系學生到本系修習課程後,證明本系當今仍存在的理由,但其實,透過以上分析即可了解,一個學科的價值不在於界定它實質的學術領域類別,而是有無一套思想體系的貫穿,為所有從事該研究的人所共享。如今這些擔憂,已經透過比較國際關係與地理學顯現的差異中,給出了解答;而不同的思想體系,更會讓許多對於國際關係與地理同時感興趣的同學,在如此不同的學科之間,彼此互相學習對方的激盪過程中,能獲得更多啟發。
註解
[1] 三場論戰包含: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辯、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爭辯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爭辯。
我記得有一位國關組老師授課,談到政治系出路時曾說到:「有一個經濟系同學後來在外商公司擔任談判工作數年後,回來跟我說:『老師,不懂國際政治還真的不行啊!』」;而另一方面,在地理系則聽見有老師提倡國關組學生反而該來修地理系的課,因為地理系仍有其價值存在,或者地理系學生不應該忘記地理學的核心價值。
老師們的言詞背後,無非是想透過外系學生到本系修習課程後,證明本系當今仍存在的理由,但其實,透過以上分析即可了解,一個學科的價值不在於界定它實質的學術領域類別,而是有無一套思想體系的貫穿,為所有從事該研究的人所共享。如今這些擔憂,已經透過比較國際關係與地理學顯現的差異中,給出了解答;而不同的思想體系,更會讓許多對於國際關係與地理同時感興趣的同學,在如此不同的學科之間,彼此互相學習對方的激盪過程中,能獲得更多啟發。
註解
[1] 三場論戰包含: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辯、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爭辯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