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開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輔修政治系國際關係組）
國際關係研究強調以國家為行動者的角度（圖為首爾商店）
知名左派地理學者David Harvey 身為一名地理系的學生，來到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修課，已達二年半。那種外系與本系同學之間若有似無的微妙互動關係，讓人與其說身在其中是學習知識、充實自己，與地理系差異頗大的課堂文化，使得從另一方面來說，修課更毋寧是一種有趣的田野觀察，令人不禁想要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
以課堂文化來說，我發現不同於地理系老師常常要求學生交每周作業與團體／個人報告，並要每個同學盡量課前／課後閱讀教科書或論文，政治系學生通常在大學四年間，不會受到多少報告的洗禮，大班的上課方式，常常最後以期中、期末考「一試定終身」；而更與地理系老師以投影片為主、不拘形式的教學方式不一樣，政治系老師以傳統的老師板書講述為主，並重視條件式、列點的體系講授與分析，基本上考試時也希望學生往這個方向作答。這些方面的舉例不勝枚舉，但多多少少似乎已經建構地理系與國關組的不同。然而，作為一名修課學生，除了表象的差異之外，重點是知識學習本身；作為兩門都牽涉到空間研究的學問，從老師滔滔不絕的口中，在看待世界的觀點上，是否又能發現政治學與地理學之間，思想上更深層的異同之處？
其實，兩種經驗是一場截然不同的對話。兩種學問或許最大的交集之處，就在於都是一門包山包海的學問，國際關係研究專注國際、國家到個人之間影響全球治理的制度，地理學從關心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他們都沒有一套獨大的方法論，學科演進上，也都多次發生思想典範的轉移。
學科史如何影響兩個學系的教學重點？
在國際關係研究史上，就至少經歷三場論戰[1]，影響近代學術思想最深的是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賽局回合，兩方學者爭論一個問題：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流動頻繁後，對國家本身是好是壞？長久來看，究竟會因為國家之間相互猜忌，引發他們主動或被動性的聯合形成集團以相互制衡，還是會因國家之間信任彼此的意圖，願意促成共同的規範，達成國際全體利益的極大化？
而在地理學史上，1960年代歷經量化革命中的衝突後，從激進地理學的興起，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帶動馬克思主義進入地理學，爾後到結構化理論、後結構地理學、關係性地理學與非再現理論等雨後春筍般出現，地理學則面臨一個問題爭辯：空間與其上的地表活動關係是什麼？空間只是承載人類居住生活的容器？還是空間與地表活動，是建立在一個因著不同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制度下的相互塑造過程？
學科的「典範轉移」過程影響全世界，台大的老師們自然也無法自身其外，都深受其學門的當代思潮影響，反映在兩系的教學上。
在思想體系上，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也跟著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之風，隨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與羅伯‧基歐漢（Robert Keohane）為首的學者腳步，從現實主義學派走向新自由制度主義。但是無論學術風氣如何改變，自現實主義以來，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就一直比較關心「實然面」的研究，只是隨著全球化加深，不再相信國家之間必定邁向衝突的命運，而相信透過理性算計下，國家之間會終究願意建立制度或典則來規範彼此，增加自己的絕對利得，並促進國際社會整體福祉的極大化；而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某部分相近的特質，反映在近乎大部分老師，都較少專長於偏向「應然面」的理想主義，或者其他帶有批判理論或建構主義色彩的研究，在他們上課的語境中，這些理論之所以會教授的目的，在於當作「打開國際關係視野」的對話目標，但實際上對此多抱有質疑。
不同地，地理系老師則重視經濟發展掛帥下，是否能夠有既尊重環境與當地人民社會生活的另類解決方案特質。人文地理學的課程受到馬克思主義、結構化理論與關係地理學等學派影響，更對於新自由制度主義中假設的經濟理性帶有質疑，認為分析現實中的真實個案會發現，理性只是一種幻覺，而永遠無法被企及，反而專家與理性觀點通常會包裝成為既得利益者把持權力的工具，透過論述去壓迫其他團體；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既有的社會基礎，將會使資本世界的全球化擴張，變成一場持續進行、由在地反撲帶來變動的更複雜過程，相較於國際關係對於跨國環境變遷帶來主權國家挑戰的漠視，地理學重視超脫國家疆界的自然環境變遷下，從社區到世界的不同尺度間，與人類行為相互影響的時空演進關係，在此中，國家的重要性下降，比政治學者更相信國際合作將會被透過另類的區域組織合作、社區合作、或者任何其他尺度、種類的形式所取代。這種來自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共同關懷的視角，是與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差別之處。
以課堂文化來說，我發現不同於地理系老師常常要求學生交每周作業與團體／個人報告，並要每個同學盡量課前／課後閱讀教科書或論文，政治系學生通常在大學四年間，不會受到多少報告的洗禮，大班的上課方式，常常最後以期中、期末考「一試定終身」；而更與地理系老師以投影片為主、不拘形式的教學方式不一樣，政治系老師以傳統的老師板書講述為主，並重視條件式、列點的體系講授與分析，基本上考試時也希望學生往這個方向作答。這些方面的舉例不勝枚舉，但多多少少似乎已經建構地理系與國關組的不同。然而，作為一名修課學生，除了表象的差異之外，重點是知識學習本身；作為兩門都牽涉到空間研究的學問，從老師滔滔不絕的口中，在看待世界的觀點上，是否又能發現政治學與地理學之間，思想上更深層的異同之處？
其實，兩種經驗是一場截然不同的對話。兩種學問或許最大的交集之處，就在於都是一門包山包海的學問，國際關係研究專注國際、國家到個人之間影響全球治理的制度，地理學從關心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他們都沒有一套獨大的方法論，學科演進上，也都多次發生思想典範的轉移。
學科史如何影響兩個學系的教學重點？
在國際關係研究史上，就至少經歷三場論戰[1]，影響近代學術思想最深的是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賽局回合，兩方學者爭論一個問題：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流動頻繁後，對國家本身是好是壞？長久來看，究竟會因為國家之間相互猜忌，引發他們主動或被動性的聯合形成集團以相互制衡，還是會因國家之間信任彼此的意圖，願意促成共同的規範，達成國際全體利益的極大化？
而在地理學史上，1960年代歷經量化革命中的衝突後，從激進地理學的興起，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帶動馬克思主義進入地理學，爾後到結構化理論、後結構地理學、關係性地理學與非再現理論等雨後春筍般出現，地理學則面臨一個問題爭辯：空間與其上的地表活動關係是什麼？空間只是承載人類居住生活的容器？還是空間與地表活動，是建立在一個因著不同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制度下的相互塑造過程？
學科的「典範轉移」過程影響全世界，台大的老師們自然也無法自身其外，都深受其學門的當代思潮影響，反映在兩系的教學上。
在思想體系上，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也跟著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之風，隨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與羅伯‧基歐漢（Robert Keohane）為首的學者腳步，從現實主義學派走向新自由制度主義。但是無論學術風氣如何改變，自現實主義以來，政治系國關組的老師們，就一直比較關心「實然面」的研究，只是隨著全球化加深，不再相信國家之間必定邁向衝突的命運，而相信透過理性算計下，國家之間會終究願意建立制度或典則來規範彼此，增加自己的絕對利得，並促進國際社會整體福祉的極大化；而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某部分相近的特質，反映在近乎大部分老師，都較少專長於偏向「應然面」的理想主義，或者其他帶有批判理論或建構主義色彩的研究，在他們上課的語境中，這些理論之所以會教授的目的，在於當作「打開國際關係視野」的對話目標，但實際上對此多抱有質疑。
不同地，地理系老師則重視經濟發展掛帥下，是否能夠有既尊重環境與當地人民社會生活的另類解決方案特質。人文地理學的課程受到馬克思主義、結構化理論與關係地理學等學派影響，更對於新自由制度主義中假設的經濟理性帶有質疑，認為分析現實中的真實個案會發現，理性只是一種幻覺，而永遠無法被企及，反而專家與理性觀點通常會包裝成為既得利益者把持權力的工具，透過論述去壓迫其他團體；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既有的社會基礎，將會使資本世界的全球化擴張，變成一場持續進行、由在地反撲帶來變動的更複雜過程，相較於國際關係對於跨國環境變遷帶來主權國家挑戰的漠視，地理學重視超脫國家疆界的自然環境變遷下，從社區到世界的不同尺度間，與人類行為相互影響的時空演進關係，在此中，國家的重要性下降，比政治學者更相信國際合作將會被透過另類的區域組織合作、社區合作、或者任何其他尺度、種類的形式所取代。這種來自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共同關懷的視角，是與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差別之處。
政治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曾提出軟實力、巧實力等外交學說。
從方法論看國際關係與地理學的差異
在方法與主題上，國際關係組的老師仍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針對傳統高階政治（‘P’olitics）的權力、軍事去進行分析目標的敘述性研究為關懷，其他層次的行為者都不具備影響世界體系的實質影響力，更對於低階政治（‘p’olitics）的環境問題不特別感興趣；並且，在著重現實的國際關係學理中，特別與人文地理學界現況相反，國際關係學界過往在無法跑遍各國、一介學者訪談各國高官也不可行的狀況下，以分析政府報告、公文為媒介的論述分析，在當前受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經濟理性分析影響下，已經有轉往量化研究傾斜的方向。
相對地，地理系主張使用不同的體系與方法。首先，地理學強調環境議題與地景，從地景去分析既得利益者在權力上的宰制關係，不同尺度參與者都有等同的重要性：被濫伐的環境、被汙染的河川與土地、被剝奪的公民身分、被犧牲的經濟產業……都反映優勢團體與弱勢團體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學界在受到量化革命的洗禮後，已經將量化成果當作研究背景的佐證，但實際操作上，開始主要採用行動研究、參與式觀察、訪談等各種多元質化方法，相信研究者本身的感情也會影響觀察過程，要針對不同議題進行不同參與程度，以進行完整的深度（in-depth）研究，挖掘其中人在社會環境變遷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過程。
從現實主義的敘述性分析、關注任何以國家為首的事件，到關懷環境、弱勢，相信論述有它潛在影響世界的影響力，以上是我看見台大、乃至台灣地理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最與眾不同之處。雖然，國關學界中亦有以法國、英國為首的歐洲學派，分別以其年鑑學派與歷史社會學傳統，提出不同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地理學亦有美國為首的量化分析學派，但可以看見各自學科的世界主流觀點，也都仍主要深深影響台大政治系國關組與地理系的老師，在教學與授課思想上的主題，兩者都想企圖用這些觀點，解釋世界運行的會有秩序；然而兩個學科的龐雜性，在當代強調學術分工明確的狀況下，似乎也同樣面臨挑戰。
在方法與主題上，國際關係組的老師仍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針對傳統高階政治（‘P’olitics）的權力、軍事去進行分析目標的敘述性研究為關懷，其他層次的行為者都不具備影響世界體系的實質影響力，更對於低階政治（‘p’olitics）的環境問題不特別感興趣；並且，在著重現實的國際關係學理中，特別與人文地理學界現況相反，國際關係學界過往在無法跑遍各國、一介學者訪談各國高官也不可行的狀況下，以分析政府報告、公文為媒介的論述分析，在當前受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經濟理性分析影響下，已經有轉往量化研究傾斜的方向。
相對地，地理系主張使用不同的體系與方法。首先，地理學強調環境議題與地景，從地景去分析既得利益者在權力上的宰制關係，不同尺度參與者都有等同的重要性：被濫伐的環境、被汙染的河川與土地、被剝奪的公民身分、被犧牲的經濟產業……都反映優勢團體與弱勢團體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學界在受到量化革命的洗禮後，已經將量化成果當作研究背景的佐證，但實際操作上，開始主要採用行動研究、參與式觀察、訪談等各種多元質化方法，相信研究者本身的感情也會影響觀察過程，要針對不同議題進行不同參與程度，以進行完整的深度（in-depth）研究，挖掘其中人在社會環境變遷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過程。
從現實主義的敘述性分析、關注任何以國家為首的事件，到關懷環境、弱勢，相信論述有它潛在影響世界的影響力，以上是我看見台大、乃至台灣地理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最與眾不同之處。雖然，國關學界中亦有以法國、英國為首的歐洲學派，分別以其年鑑學派與歷史社會學傳統，提出不同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地理學亦有美國為首的量化分析學派，但可以看見各自學科的世界主流觀點，也都仍主要深深影響台大政治系國關組與地理系的老師，在教學與授課思想上的主題，兩者都想企圖用這些觀點，解釋世界運行的會有秩序；然而兩個學科的龐雜性，在當代強調學術分工明確的狀況下，似乎也同樣面臨挑戰。
地理學也關注小尺度的群體如何可能參與在大結構之中（圖為2012年03月09日反核大遊行，萬宗綸攝）
學科價值不在界定領域類別 而在有無貫穿的思想體系
我記得有一位國關組老師授課，談到政治系出路時曾說到：「有一個經濟系同學後來在外商公司擔任談判工作數年後，回來跟我說：『老師，不懂國際政治還真的不行啊！』」；而另一方面，在地理系則聽見有老師提倡國關組學生反而該來修地理系的課，因為地理系仍有其價值存在，或者地理系學生不應該忘記地理學的核心價值。
老師們的言詞背後，無非是想透過外系學生到本系修習課程後，證明本系當今仍存在的理由，但其實，透過以上分析即可了解，一個學科的價值不在於界定它實質的學術領域類別，而是有無一套思想體系的貫穿，為所有從事該研究的人所共享。如今這些擔憂，已經透過比較國際關係與地理學顯現的差異中，給出了解答；而不同的思想體系，更會讓許多對於國際關係與地理同時感興趣的同學，在如此不同的學科之間，彼此互相學習對方的激盪過程中，能獲得更多啟發。
註解
[1] 三場論戰包含：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辯、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爭辯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爭辯。
我記得有一位國關組老師授課，談到政治系出路時曾說到：「有一個經濟系同學後來在外商公司擔任談判工作數年後，回來跟我說：『老師，不懂國際政治還真的不行啊！』」；而另一方面，在地理系則聽見有老師提倡國關組學生反而該來修地理系的課，因為地理系仍有其價值存在，或者地理系學生不應該忘記地理學的核心價值。
老師們的言詞背後，無非是想透過外系學生到本系修習課程後，證明本系當今仍存在的理由，但其實，透過以上分析即可了解，一個學科的價值不在於界定它實質的學術領域類別，而是有無一套思想體系的貫穿，為所有從事該研究的人所共享。如今這些擔憂，已經透過比較國際關係與地理學顯現的差異中，給出了解答；而不同的思想體系，更會讓許多對於國際關係與地理同時感興趣的同學，在如此不同的學科之間，彼此互相學習對方的激盪過程中，能獲得更多啟發。
註解
[1] 三場論戰包含：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辯、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爭辯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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