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突如其來地公布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中國一向以「白皮書」的形式對外闡述治國的指導方針與政策,2013年就發布了包括《西藏的發展與進步》、《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國武裝的多樣化運用》等涉及不同範疇的官方文本,且也都有英文版本,宣示意味濃厚。
香港白皮書一發布,引發各界一片譁然,各家媒體紛紛以最新消息予以報導與解讀。中國媒體鳳凰衛視描述這份文件「以大量事實和資料分五個部分介紹了『一國兩制』政策的由來和在香港取得的實踐成就」,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逕行以張貼全文的方式介紹這本政策方針。相反地,香港媒體則大多認為,白皮書內容了無新意,重要的卻是發布的時間點,指出共產黨意在6月22日的普選以及7月1日的遊行(1997年主權轉移後,每年7月1日香港都會有大規模遊行,主要是為了爭取民主)。因為白皮書特別點出,港府的領導人必須是「愛國愛港」之人,且點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實際上是來自於中國的授權。
英國媒體《每日郵報》(The Daily Telegraph)所屬集團的新聞網站,則以「中國共產黨警告香港必須接受北京控制」為標題,引述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系教授Joseph Cheng的話,指出「港人害怕接下來的幾個月、年將會看見來自北京愈來愈多的干預,還有港人所珍重的價值與生活風格逐漸遭到侵蝕」。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也以「中國提醒香港仍在其控制中」為題,用語較《每日郵報》和緩,但點出中國會「擋下香港任何的外部力量」,並引述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的話,認為「白皮書了無新意,是為了恫嚇港人」。幾家外媒均特別注意道白皮書發布於香港六四紀念活動不久後的這個時刻。
相較之下,台灣的官方通訊社中央社僅製作了三則報導,且不見於今日的「兩岸」、「國際」或「政治」頭條中,兩則報導分別引述中媒新華社和鳳凰衛視,指出白皮書是為了落實管治權、支持香港普選,並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另外一則報導,標題雖下「港泛民:香港白皮書打壓普選」,但內容卻是引述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記者會言論,反駁標題論述。高層隨政黨輪替的中央社淡化香港白皮書的消息,並可以說是一面倒地支持共產黨的這個舉動,國民黨態度也昭然若揭。而旺中集團旗下親中立場明顯的媒體《中國時報》僅以一則報導處理,內容引述梁振英與白皮書內容,同集團號稱要讓台灣人更認識「大陸」的媒體《旺報》卻是一則也沒報。
香港白皮書一發布,引發各界一片譁然,各家媒體紛紛以最新消息予以報導與解讀。中國媒體鳳凰衛視描述這份文件「以大量事實和資料分五個部分介紹了『一國兩制』政策的由來和在香港取得的實踐成就」,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逕行以張貼全文的方式介紹這本政策方針。相反地,香港媒體則大多認為,白皮書內容了無新意,重要的卻是發布的時間點,指出共產黨意在6月22日的普選以及7月1日的遊行(1997年主權轉移後,每年7月1日香港都會有大規模遊行,主要是為了爭取民主)。因為白皮書特別點出,港府的領導人必須是「愛國愛港」之人,且點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實際上是來自於中國的授權。
英國媒體《每日郵報》(The Daily Telegraph)所屬集團的新聞網站,則以「中國共產黨警告香港必須接受北京控制」為標題,引述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系教授Joseph Cheng的話,指出「港人害怕接下來的幾個月、年將會看見來自北京愈來愈多的干預,還有港人所珍重的價值與生活風格逐漸遭到侵蝕」。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也以「中國提醒香港仍在其控制中」為題,用語較《每日郵報》和緩,但點出中國會「擋下香港任何的外部力量」,並引述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的話,認為「白皮書了無新意,是為了恫嚇港人」。幾家外媒均特別注意道白皮書發布於香港六四紀念活動不久後的這個時刻。
相較之下,台灣的官方通訊社中央社僅製作了三則報導,且不見於今日的「兩岸」、「國際」或「政治」頭條中,兩則報導分別引述中媒新華社和鳳凰衛視,指出白皮書是為了落實管治權、支持香港普選,並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另外一則報導,標題雖下「港泛民:香港白皮書打壓普選」,但內容卻是引述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記者會言論,反駁標題論述。高層隨政黨輪替的中央社淡化香港白皮書的消息,並可以說是一面倒地支持共產黨的這個舉動,國民黨態度也昭然若揭。而旺中集團旗下親中立場明顯的媒體《中國時報》僅以一則報導處理,內容引述梁振英與白皮書內容,同集團號稱要讓台灣人更認識「大陸」的媒體《旺報》卻是一則也沒報。

從鄧小平說起…... 港網友批怎麼17年就發表白皮書
白皮書的第一章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從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論述談起,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並重述1983年,中國政府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內容除了香港如何自治外,最後一條是「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變。」白皮書也特別引述鄧小平在1990年對《香港基本法》的高度評價,稱「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是「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整份白皮書開頭不斷以鄧小平來「背書」,再次給予《香港基本法》正面評價,又重新寫了一次十二條,包含「50年不變」,這也是基本法中囊括的。因此,中國在獲得香港主權甫17年的時候,突然發布具象徵意義的白皮書(共有七國語言),也就被香港網友抨擊那些相信「50年不變」的人太天真。
白皮書的第一章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從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論述談起,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並重述1983年,中國政府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內容除了香港如何自治外,最後一條是「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變。」白皮書也特別引述鄧小平在1990年對《香港基本法》的高度評價,稱「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是「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整份白皮書開頭不斷以鄧小平來「背書」,再次給予《香港基本法》正面評價,又重新寫了一次十二條,包含「50年不變」,這也是基本法中囊括的。因此,中國在獲得香港主權甫17年的時候,突然發布具象徵意義的白皮書(共有七國語言),也就被香港網友抨擊那些相信「50年不變」的人太天真。
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授權 沒有剩餘權力
《香港蘋果日報》以頭條報導,並在動新聞中以「香港昨天風雲變色」作頭,不斷重複梁振英記者會中的拭汗畫面,標題也很聳動,叫「高度自治變北京全面管治」。為什麼會這樣說?
《東方日報》曾在2009年做過一則報導,內容指出,學者認為「香港實行普通法,普羅市民享有剩餘權力,既行使法律允許的權利,亦可以行使法律不禁止的權利,只有政府及官員不可享有剩餘權力。」其中,「剩餘權力」指的是法律有提及的權力可以享有,而沒有提及(不特別禁止)的權力,也可以享有。然後,中國的白皮書現在明確告訴香港人,中國中央對香港「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以中國共產黨立場,包含台灣),「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白皮書中重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擁有修改權和解釋權,等於再次提醒香港人,《香港基本法》是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香港人要如何自治,仍然是共產黨說了算。
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白皮書另外一個爭議是,特別有一小節指出,香港領導人必須是效忠國家者,其中寫道「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又寫道,「行政長官必須就執行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別行政區負責。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確保治港者主體效忠國家,並使其接受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的監督。」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在政改諮詢文件中,強調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是「不言而喻」,引來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批評,認為這種「不言而喻」違反法治,其實等同於說中央是大老闆,老闆不會說清楚「你要遵守什麼明文規定」,但老闆會就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的結果,「隨便拿個『不言而喻』的藉口來篩選特首候選人」。當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愛國愛港』的行為,不能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也被成名質疑,是不是要給中央批准才知道是否「對抗中央」?現在,白皮書也把成名所抨擊的「不言而喻」給明文化了,說愛國者治港,是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換言之,獨派香港人不能治港。
《香港蘋果日報》以頭條報導,並在動新聞中以「香港昨天風雲變色」作頭,不斷重複梁振英記者會中的拭汗畫面,標題也很聳動,叫「高度自治變北京全面管治」。為什麼會這樣說?
《東方日報》曾在2009年做過一則報導,內容指出,學者認為「香港實行普通法,普羅市民享有剩餘權力,既行使法律允許的權利,亦可以行使法律不禁止的權利,只有政府及官員不可享有剩餘權力。」其中,「剩餘權力」指的是法律有提及的權力可以享有,而沒有提及(不特別禁止)的權力,也可以享有。然後,中國的白皮書現在明確告訴香港人,中國中央對香港「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以中國共產黨立場,包含台灣),「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白皮書中重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擁有修改權和解釋權,等於再次提醒香港人,《香港基本法》是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香港人要如何自治,仍然是共產黨說了算。
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白皮書另外一個爭議是,特別有一小節指出,香港領導人必須是效忠國家者,其中寫道「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又寫道,「行政長官必須就執行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別行政區負責。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確保治港者主體效忠國家,並使其接受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的監督。」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在政改諮詢文件中,強調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是「不言而喻」,引來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批評,認為這種「不言而喻」違反法治,其實等同於說中央是大老闆,老闆不會說清楚「你要遵守什麼明文規定」,但老闆會就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的結果,「隨便拿個『不言而喻』的藉口來篩選特首候選人」。當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愛國愛港』的行為,不能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也被成名質疑,是不是要給中央批准才知道是否「對抗中央」?現在,白皮書也把成名所抨擊的「不言而喻」給明文化了,說愛國者治港,是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換言之,獨派香港人不能治港。
事實陳述? 白皮書掌握中港關係詮釋權
這份中國中央第一次的香港白皮書還有另外一個意義,亦即詮釋了主權轉移以來的中港關係,而這個詮釋直接凌駕於所有研究中港關係的學者,具備中央等級。
白皮書中指出,「非典」(台灣稱SARS)疫情肆虐香港時,危及「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使「尚未完全擺脫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香港經濟雪上加霜,通貨緊縮,市場蕭條,失業率上升至8.7%」。中國中央為了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幫助「香港經濟走出低迷」,因而「及時伸出援助之手」。「無償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也親赴疫情重災區慰問」。
白皮書緊接著敘述,當年與香港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稱CEPA以及隨後實施的「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政策」(台灣稱陸客自由行),「都為香港擺脫非典衝擊、恢復經濟增長注入『強心劑』」。「香港城市研究室」總監黃宇軒在香港《主場新聞》撰文批評,當時明明是中國中央政府隱匿廣東省的疫情,沒有向香港通報真實情形,導致香港未能防範。黃宇軒指出,沙士(SARS)期間香港社會開始要反省中港關係應該要怎麼走之時,中國中央忽然就從上而下「贈給」了香港一個CEPA,完全沒有機會檢討中港關係。
這份中國中央第一次的香港白皮書還有另外一個意義,亦即詮釋了主權轉移以來的中港關係,而這個詮釋直接凌駕於所有研究中港關係的學者,具備中央等級。
白皮書中指出,「非典」(台灣稱SARS)疫情肆虐香港時,危及「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使「尚未完全擺脫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香港經濟雪上加霜,通貨緊縮,市場蕭條,失業率上升至8.7%」。中國中央為了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幫助「香港經濟走出低迷」,因而「及時伸出援助之手」。「無償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也親赴疫情重災區慰問」。
白皮書緊接著敘述,當年與香港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稱CEPA以及隨後實施的「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政策」(台灣稱陸客自由行),「都為香港擺脫非典衝擊、恢復經濟增長注入『強心劑』」。「香港城市研究室」總監黃宇軒在香港《主場新聞》撰文批評,當時明明是中國中央政府隱匿廣東省的疫情,沒有向香港通報真實情形,導致香港未能防範。黃宇軒指出,沙士(SARS)期間香港社會開始要反省中港關係應該要怎麼走之時,中國中央忽然就從上而下「贈給」了香港一個CEPA,完全沒有機會檢討中港關係。

白皮書的意義 港台的自處
在部分學者認定上海與北京逐漸躍居到所謂「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同時,無論是外國資金的引進,還是透過各種大眾文本在自我身分的書寫,都開始逐漸威脅到被納入中國體系中的香港。即便白皮書中仍然禮貌性地稱呼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也是「中外交融的國際商業都市」,但又同時透過中港緊密的論述,譬如中國在SARS期間對香港伸出援手、陸客自由行幫助香港、CEPA拯救香港於SARS苦難等等,都一再地將香港貶為中國架構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如同蘇鋒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指出,中國「以『一國』來消磨兩制,而讓香港越來越像中國內地的一個地方城市。這是香港所無法承受之重……」
而台灣呢?雖然蘇鋒的投書,以及香港《信報財經新聞》創辦人林行止的專欄,都認為香港白皮書讓原本對台灣有「示範」意義的香港,成為了台灣的「反面教材」,讓台灣人更不會相信中共會遵守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是香港白皮書公布隔天,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記者會中回答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記者時(通常就是中國官方裁示可以問或必須問的問題),依照她所說「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還有台灣中央社與親中媒體(還有其他媒體)對白皮書的冷處理,大概台灣人對白皮書也沒多大(警惕的)感覺,中台關係也大概無法像蘇鋒和林行止所說的那麼有sense。
在部分學者認定上海與北京逐漸躍居到所謂「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同時,無論是外國資金的引進,還是透過各種大眾文本在自我身分的書寫,都開始逐漸威脅到被納入中國體系中的香港。即便白皮書中仍然禮貌性地稱呼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也是「中外交融的國際商業都市」,但又同時透過中港緊密的論述,譬如中國在SARS期間對香港伸出援手、陸客自由行幫助香港、CEPA拯救香港於SARS苦難等等,都一再地將香港貶為中國架構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如同蘇鋒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指出,中國「以『一國』來消磨兩制,而讓香港越來越像中國內地的一個地方城市。這是香港所無法承受之重……」
而台灣呢?雖然蘇鋒的投書,以及香港《信報財經新聞》創辦人林行止的專欄,都認為香港白皮書讓原本對台灣有「示範」意義的香港,成為了台灣的「反面教材」,讓台灣人更不會相信中共會遵守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是香港白皮書公布隔天,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記者會中回答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記者時(通常就是中國官方裁示可以問或必須問的問題),依照她所說「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還有台灣中央社與親中媒體(還有其他媒體)對白皮書的冷處理,大概台灣人對白皮書也沒多大(警惕的)感覺,中台關係也大概無法像蘇鋒和林行止所說的那麼有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