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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我不是地質系,但可能可以談一談--降雨跟地震毫無關係嗎?

4/2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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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啟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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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南投地震(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图片圖片來源/阿簡,Flickr
4月21日一早,花蓮東部外海發生規模6.3的淺層地震,一天之內五次規模大於5的地震與豪雨接連出現,不禁讓人開始嘗試歸因這奇特現象,但是臺灣民眾自幼教育與親身經驗,地震與豪雨是再熟悉不過的天然現象了,又為何會引起這麼大的騷動呢?。

不過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人類本就對於未知的事物感到畏懼或好奇。根據知名偶像(2015)的觀察得知:「連日未雨,暴雨將原本乾燥的土壤浸潤,造成地質鬆軟進而導致地震不斷。」這是一段個人觀察,雖不見得是真理,但也不一定是謬論。

我不是地質系,但我也想懂!

要談論到地震之前,想先從臺灣的自然環境談起,似乎可以讓大多數「非地質系」出身的民眾,有更親民一點的出發點。

臺灣島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的聚合邊界,此區域為世界三大造山帶之一,除了地震、火山之外,同樣為臺灣帶來每年約5至8毫米的提升速率,此外臺灣所處地理位置特殊,位於世界上最大洋與最大陸的交界,深受海陸差異性質影響,加上臺灣位在西太平洋颱風的主要侵襲路徑上,平均每年受到約3至5個颱風影響,在氣候、地質、地形等多重條件的催化下,臺灣形成了豐富且動態的自然景觀。


更深入一點來說,受到菲律賓海板塊每年約8公分、由東南往西北方向碰撞速率的影響,地震頻繁且地質相當破碎,加上臺灣高強度降雨所致,是造成地表沖蝕劇烈的主要原因。我雖非地質系,且非地震相關研究者,單純就地學粗淺的認知,對地震做了一些資料蒐集工作與大家分享。

地震這種用肉眼看不見的未知現象,自古以來,被人類用已知、熟悉的東西描述,像是常聽見的地牛翻身,民間相信地下有地牛,當大地牛身體發癢時,翻動身體就會發生大地震。我相信21世紀的今天,隨著地震科學的相關研究與分析儀器的成熟與發達,地牛翻身這樣的說法,應該已經不被接受了,但是地震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地牛翻身的原因

臺灣主管地震警報的中央氣象局所定義的地震,地震可分為「自然地震」與「人工地震」。自然地震,依其發生之原因又可分為:

  1. 構造性地震:全世界多數地震都屬於此類型,因為岩層受到應力擠壓,產生形變,當岩層無法承受應力時,岩層發生斷裂放出地震波,造成地震。
  2. 火山地震:在地底的壓力過大所造成的火山爆發,岩漿上湧所造成的地面震動。
  3. 衝擊性地震:如隕石撞擊。

總結來說,因為地球內有一種推動岩層的「應力」(stress),當應力大於岩層所能承受的強度時,岩層會發生錯動(dislocation),而這種錯動會突然釋放巨大的能量,並產生震波(seismic waves),當它到達地表時,造成地殼震盪,稱之為「地震」。

更精簡地說,當岩層發生錯動,而這種錯動會突然釋放巨大的能量,而這股能量造成的地殼震動,似乎就可以稱之為地震了。例如,地震學家在1940年左右發現,當水庫建築完成後,區域的地震活動有增加的現象,原因是水庫增加其周圍地層的負荷。但是,通常這只是一種暫時性的自然現象。此外,近年來頁岩氣量暴增,原因就在於水力壓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的研發成功,但這種開採方法須在開挖時大量注水,這可能促使深層岩石滑動,引發地震(編按:此方法因有環境疑慮,在美國引起反彈,民主黨眾議員提出法案限制)。

究竟降雨與地震有沒有因果關係呢?

關於地震成因的描述,似乎都侷限在內營力、地外營力或是人為因素,那麼「外營力」呢?
「氣候指的是,在幾十年之長的大氣-海洋-陸地系統之狀態的統計匯集(Climate: A statistical ensemble of states of the atmosphere-ocean-land system during a time period several decades long。)」- A. S. Monin(大氣物理學者)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劉啟清研究團隊,在臺灣東部首度監測到慢地震訊息,並發現慢地震往往伴隨颱風來襲而發生,這種長期而緩慢的地殼破裂,有助於釋放大地震的能量。」(《自由時報》,2009年6月11日)
研究指出,颱風造成大氣壓力降低,減輕斷層上盤陸地壓力,結果斷層的一邊微微升起,釋放出斷層內累積的壓力。我相信很多人對於「慢地震」不是很熟悉,包含我在內,簡單來說(應該是吧),颱風就好像是一臺吸塵器一樣,經過陸地時將地殼吸起,把那些積壓在地殼間的應力給慢慢地宣洩出來,沒有了應力累積,因此降低了日後大地震的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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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造成大量土石沖刷(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說到底就是卸載

除了颱風扮演為地殼舒壓的角色之外,「去角質」是不是也能勝任這位置呢?前文提到,臺灣每年擁有5至8毫米的提升速率,玉山應該不斷長高才對啊!根據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登楞!真地質系出現)徐澔德教授與國外研究團隊,於2014年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所發表的研究顯示 [1]:
「根據臺灣地區活動斷層調查所得的資料,搭配文獻中記錄的臺灣地區侵蝕速率,運用力學模型模擬的方法,證實了地表的侵蝕作用可以對於活動斷層造成顯著的應力變化,進而影響地震活動的發生。舉例來說,臺灣西南部具有每年高達一公分以上的侵蝕速率,其所造成的斷層應力變化,大約可以使得斷層發生下一次大地震的時間提早十分之一。」
簡單來說,當覆蓋在斷層面上盤的岩層受到外營力侵蝕後,導致重量減輕(卸載)時,斷層活動的阻礙將會降低,便更容易誘發地震活動。過去的研究顯示,臺灣上游集水區中平均的沖蝕率達每年6.4公分 [2],其中侵蝕最為嚴重的區域當屬臺灣西南部泥岩區,平均沖蝕率可達每年9至11公分 [3],流經泥岩區的曾文溪與二仁溪皆為臺灣年輸沙量的主要供應來源,其中二仁溪則是全臺灣單位面積含沙量最大的河川,根據經濟部水利署2012年的水文年報顯示 [4],二仁溪南雄橋測站在天坪颱風期間,單日測得輸砂量就高達14401公噸。此外,臺灣西南部泥岩區域位於造山帶前緣褶皺逆衝帶,是臺灣板塊活動旺盛的區域,加上地表侵蝕如此旺盛,對於地震的發生機制產生的影響,值得投入更多的關注。

這麼說來,降雨引起地震這句話,雖然看似滑稽,但並非全然錯誤,只是中間需要更多的過程,更多的證據,更多的個人觀察。

那麼除了臺灣之外,世界上有沒有其他區域同樣位於造山帶,又擁有極高的侵蝕作用呢?在全球尺度下,喜馬拉雅山、黃土高原都是世界主要的地表侵蝕區域,主要原因是外營力作用旺盛,例如冰河凍融作用與降雨侵蝕,除此之外,東亞、太平洋小島等地區,涵蓋面積小但卻是世界主要泥沙輸出區,地球科學家Lyons在2002年提出「高聳島嶼」(high standing island)的概念,其意義代表高泥沙輸出區,範圍包含西南太平洋的海島國家,例如:印尼、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紐澳,上述國家皆具有地勢陡峭與高強度降水等環境特徵,然而高輸砂量隱含著高侵蝕量,而這些地區又大多位於環太平洋造山帶上,未來是否有更多的證據說明下雨與地震之關聯,就待更多科學家的努力挖掘了。

參考資料 
  1. Steer, P., Simoes, M., Cattin, R., & Shyu, J. B. H. (2014). Erosion influences the seismicity of active thrust faults. Nat Commun, 5. doi: 10.1038/ncomms6564
  2. 簡碧梧 1989。 從自然環境談臺灣的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教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刊。24: 95-116。
  3. Higuchi, K., Chigira, M., & Lee, D.-H. (2013). High rates of erosion and rapid weathering in a Plio-Pleistocene mudstone badland, Taiwan. Catena, 106(0), 68-82. doi: http://dx.doi.org/10.1016/j.catena.2012.11.005
  4. 水文年報101年度,經濟部水利署編印。p.402。
  5. Lyons, W. B., Nezat, C. A., Carey, A. E., & Hicks, D. M. (2002). Organic carbon fluxes to the ocean from high-standing islands. Geology, 30, p. 443-446.
  6. 中央氣象局地震百問http://www.cwb.gov.tw/V7/knowledge/encyclopedia/eq000.htm
  7. Liu, C., Linde, A. T., & Sacks, I. S. (2009). Slow earthquakes triggered by typhoons. Nature, 459(7248), 833-836. doi: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59/n7248/suppinfo/nature08042_S1.html
校稿編輯:萬宗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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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要為運動場的種族歧視奮鬥?

4/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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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練聿修(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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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先前於棒球賽事的種族歧視海報,被韓媒關注
图片我們都是猴子的響應者
  最近台灣的足球新聞特別多,一方面因為難得賽程密集,包括男、女足的奧運資格賽,以及男足的世界盃資格賽,也都取得不錯的戰績;同時負面新聞也不少,像是足協理事長盜賣塔位,再來就是本文要討論的男足奧運資格賽轉播的種族歧視議題,以及其引發的一系列辯論。就筆者的觀點,這次的種族歧視是無法忽略的嚴重事實,本文要借這次風波說明運動中的種族歧視不僅十分常見,而且投射出來的是當前社會(至少部份人)的想法,以及它到底有多嚴重,讓我們不能為了支持有心做轉播的人而放鬆他監督。

  讓我們先回到事情的原委,3月27日2016亞足聯U23錦標賽暨里約奧運男足資格賽,中華台北主場迎戰緬甸的比賽。當晚的比賽狀況百出[1],種族歧視的爭議是來自台灣一位主播的失言:「緬甸是什麼國家,感覺他們都在草原奔跑挖地瓜吃」。

  比賽過後,該名主播的種族歧視言行立刻引起討論,除了新聞報導之外,向來砲火猛烈的球評「左岸沉思」認為「種族問題絕對不能當作玩笑,種族歧視也絕對不是部分人情緒觀感不佳的問題,這是一種國際的普世價值」[2];社交網站上也出現相關網頁,不少球迷批評主播素質低落(當然也有部份直指種族歧視的),也號召球迷到轉播公司的網頁上留言抗議。同時也開始出現回應或緩頰的言論,轉播公司先是嗆聲「有本事自己來弄直播」,隨後將貼文下架,改口道歉;有部份球迷站在鼓勵轉播的立場,認為道歉就好、向前看;還有球評和部份球迷認為,為了遂行正義將種族歧視事端擴大,可能會讓影響相關產業發展,讓台灣足球招致亞足聯的懲罰[3]。各位地理眼的讀者,您沒看錯我也沒有摘錯,確實有人抱持這種鴕鳥心態。除此之外,甚至有球迷認為主播的言詞只是說出我們心中的看法,並沒有問題,不是種族歧視(這也是該公司最初的說詞)。

  運動中的種族歧視真的很嚴重嗎?這類事情台灣人還真幹過不少,例如先前棒球經典賽的韓國狗事件。事實上,運動中的種族歧視確實非常嚴重,特別是在足球領域中,當國際足總(FIFA)近年的主旋律就是「no to racism」(拒絕種族歧視)的時候,鬧出這種事情來可以非常大條!下屆世界盃主辦國俄羅斯,就因為足球場內外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2012至2014年總計有兩百次足球相關的種族歧視,而被FIFA質疑是否有能力確保比賽進行[4]。近幾年的歐洲職業聯賽中,也不乏其他球員或球迷展示種族歧視或納粹標語、手勢,遭到歐足聯懲罰的案例。例如,在歐洲的職業球賽經常可以看到球迷將香蕉丟入場中,諷刺有色人種球員是猴子;不只是看台上的球迷,足球員在場內的種族歧視也可以非常嚴重,例如世界盃烏拉圭球星蘇亞雷斯就是種族歧視累犯;日前更有希臘球員以納粹舉手禮慶祝進球,遭到國家隊終身除名[5]。一旦被確認有種族歧視情結,球員和球迷都可以被判處禁賽:球員的禁賽很好理解,球迷的禁賽就是接下來的場次球迷不得進入。球迷不得進場十分嚴重,堪稱國際足球的極刑,以台灣從來沒有正式轉播的情況來講,就是完全沒有比賽可以看了。關於足球場上的種族歧視,網路上都有不少回顧可以參考[6]。

  行文至此,大家應該約略明白足球運動中的種族歧視有多氾濫,以至於管理者不得不將其放在首要處理目標,施以極刑。如果我們將足球場乃至其他運動賽事,視為一個以身體和身體活動為核心的空間,那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歧視在運動中如此頻繁,也如此嚴重。研究者分別在英國和澳洲的案例中,發現球迷團體的歌曲、手勢,幾乎將恐同、反同或其他歧視的面向,正常化為看台空間的一部份;一些在球場以外不被接受的歧視,在球場中以最惡毒、最難以杜絕的形式呈現[7]。微觀運動地理學也發現,在運動場上黑人球員經常被視為體能出色,但穩定度、球商(足球智商)不如白人球員,也較常被安排在邊緣、非核心的位置,一如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處境[8],種族歧視的權力關係秩序化了運動空間。換言之,如果我們真的要對抗任何形式的歧視,種族的、性別的或性傾向的,那麼歧視最氾濫的運動空間不僅不能撤守,反而應該是最艱困的必爭之地。運動和運動空間從來不是某些人眼中的那樣純粹而神聖,當然也不是「輕鬆就好」的「不必太認真」,運動和運動空間也是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在運動領域之外,以種族來解釋差異逐漸被承認是一種歧視,但是「原住民就是適合打棒球」[9]仍然被掛在嘴邊,甚至在運動研究領域中佔據主流。

  最後,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攻譙運動,運動儘管投射了社會中的不正義,但也不該被理解為一個藏汙納垢的地方;如同前文提到的,運動中的歧視反映了社會中的歧視,對抗運動中的歧視因此是卓有意義的。有壓迫的地方必定有反抗,前文提到的微觀運動地理學最早討論的是1970年代的美國職棒,時至今日膚色幾乎已經難以在同一個聯賽構成任何解釋;去年年巴西球員阿爾維斯將球迷投入場內的香蕉吃掉,「我們都是猴子」在網路上引起了世界性的迴響。運動不存在本質性的邪惡或歧視,但是如果我們為了任何原因─台灣的足球發展、鴕鳥心態或根本沒意識到─而不願正視並反省已經發生的錯誤,將讓台灣足球的發展失去任何正當性,以及積極對抗壓迫的意義。

註解

  1. 除了種族歧視之外,還有備受爭議的轉播權問題,詳見記者李光儀的報導。
  2. http://www.sportsv.net/articles/11335 
  3. http://www.sportsv.net/articles/11471 
  4. http://www.storm.mg/article/33470 
  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318/176738.htm 
  6. http://www.msn.com/zh-tw/sports/soccer/%E5%9B%9E%E9%A1%A7%E8%B6%B3%E7%90%83%E7%95%8C%E7%9A%84%E7%A8%AE%E6%97%8F%E6%AD%A7%E8%A6%96%E4%BA%8B%E4%BB%B6/ss-BB7akBp 以及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49635/ 。
  7. Caudwell, J. (2011). ‘Does your boyfriend know you’re here?’The spatiality of homophobia in men’s football culture in the UK. Leisure Studies, 30(2), 123-138.
  8. Bale, J. (2003) Sports geography. Routledge: London
  9. 「原住民就是適合打棒球」如何是一種歧視並且造成壓迫,可以參考這篇論文:林文蘭,2013。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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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崛起/國際多邊援助的思維回轉:制度工程?基礎需求?

4/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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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奕辰(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專員、英國倫敦亞非學院博士班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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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亞投行備忘錄簽字儀式於北京(圖片來源/The Corbett Report)
◎本文原刊於吳奕辰臉書,獲得作者同意始轉載,原文下方留言有精彩討論,歡迎前往
图片截至4/2為止,亞投行的各國參與狀況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這個由中國發起的新興國際金融機構,在2013年發起,2014年逐步擴大時,並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然而,在今年三月中英國振臂呼應,西歐各國紛紛對美國倒戈的情況下,短短半個月成為46個國家,涵蓋日美加以外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大型機構。同時間,馬政府的倉促決策以及備受爭議的送件方式,也引起全世界第一個針對亞投行的群眾抗議事件。

  然而,亞投行的興起不只牽動了台海兩岸的敏感神經,也掀起了對中國崛起的更大想像。以投資基礎建設為號召的亞投行,不只是有大國角力的影子,更呼應了援助理念的再次轉變。本文欲跳脫街頭抗議、台灣主權、兩岸關係、中美外交等傳統視角,從另類的視角來觀看亞投行的崛起:既然亞投行將做為一個國際援助機構,那麼各個受援國該如何看待?當中國的援助模式在各地(特別是非洲)早已引起各種討論,那麼中國有最大影響力的國際金融機構,是否帶來國際援助的典範轉型?

國際金融機構如何出現並從事國際援助發展? 

  國際金融機構出現的背景,來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權力關係出現轉移。大英帝國失去霸主地位,軍事力量也退回到蘇伊士運河以東;相對的,美國正式興起成為世界領袖:在西方,美國在1947年提出「歐洲復興計劃」(又名馬歇爾計畫),開始重建戰後歐洲事務。在遠東,美國則在日本實施軍事占領。此時唯一能夠與之抗衡的,只有蘇聯和東歐集團。而同時正在去殖民化的南方國家,則成為美蘇兩大陣營爭奪的焦點。於是,美國除了成為歐洲的領袖,也開始全面滲透東亞、中東、與非洲事務。除了直接軍事佔領之外,國際援助成了強權在各地插旗的手段。當時在台灣的蔣政權也不例外,為了爭奪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不惜付出大筆稅金收買各地的獨裁政權。

  從總體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國際金融機構帶來的大量資金,將可以填補開發中國家的三種缺口:儲蓄缺口、財務缺口、以及外匯缺口。大量的資本流以及額外的經濟獲益,將大幅刺激國家經濟成長,這在英法殖民地國於19世紀的發展經驗、以及二戰結束後西歐與東亞的發展經驗中,都得到印證。而在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他們的生產盈餘以及儲蓄,都不足以進口經濟成長所需的關鍵貨物或技術,也難以吸引外資前來。這些開發中國家不像英法可以有殖民地來掠奪,因此就如同二戰後的西歐與東亞,其經濟發展嚴重仰賴(甚至唯一仰賴)國際援助,而這些國際援助,也扮演了科技轉移、基礎建設、克服貧窮、制度建立、以及生活福祉提升等的關鍵角色。

從援助到介入──西方金融機構的轉型

  從1960到1970年代,多數國際援助以滿足基本需求的大規模建設計畫為主。然而,在檢討各項援助計畫時發現,人們開始注意到,援助行動的管理和運作機制,經常改變(甚至扭曲)了援助效能,使得援助的果實沒有完全被受援國吸收。1970到1980年代初期,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大舉削弱了各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使他們比以往更加需要外援紓困。這使得援助國的議價能力大幅提升。為了解決前述援助管理與運作機制的問題,援助國將提供援助做為要求開發中國家政治經濟改革的令箭。於是,在1980到1990年代中期,我們看到了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軸的國際援助潮流,推展一系列附帶條件的「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SAPs)。在這主流下,國際援助從過去幾十年為滿足基本需求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主軸,轉變成克服經濟危機為目標的經濟改革方案主軸。華盛頓共識將各國政府打為貪腐者,並與當時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結合,試圖削弱開發中國家政府的權力,由西方民間團體、跨國企業、以及援助機構來主導國家發展。具體的措施包含貿易自由化、去國家管制、國營企業改革與私有化,並要求在這些措施完成之後,才能獲得援助款項。

  然而,結構調整方案實行十多年,並沒有改善第三世界的發展狀況。不只是經濟沒有普遍的復甦,連制度和治理能力都在去國家化之下嚴重流失。於是學者們開始提出最基本的發問:援助與經濟發展到底是否相關?有人認為沒有顯著影響,有人認為是負相關,也有人認為是顯著的正相關。而Burnside和Dollar的論文[1]則提出「好的政策環境」是影響其正相關的關鍵。

制度改革取代基礎建設成為西方援助的主流

  Burnside和Dollar的論文將一系列的辯論推入高潮,並帶動了千禧年以來的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議程。各援助單位開始迎回國家的角色,但不是訴求國家拿回經濟主導權,而是強調治理能力與制度的完善,好讓援助的效能提升。這波潮流被稱作是「後華盛頓共識」,世界銀行等國際援助機構推出了「國家政策與制度評鑑」(CPIAs)評估受援國的政策環境是否足夠「好」到夠格獲得援助,並要求受援國在各種運作機制上配合。這些評鑑以及運作機制,在2000年代初期逐漸形成為良善治理議程的主軸,並且以英美發展的軌跡為樣板,試圖大量在受援國複製,因而大舉介入了受援國的政治、社會以及制度的安排。

  這類以各種附帶條件為前提的西方主流援助模式,在1990年代掀起了激烈的辯論。支持者認為擁有「良善治理」的國家,將能與援助流一搭一唱,形成有效運作的市場,以創造經濟成長所需的貿易、投資、以及各種商業。有些民間組織如樂施會(Oxfam)也持正面看法。然而持負面看法者也來自各方,甚至包含主流援助機構本身。世界銀行的資料也承認,使用援助條件損害了受援國的的政策安排以及決策的自主性,並破壞了這些國家的總體經濟戰略,造成受援國的政府失能。援助條件也讓援助國和受援國的權力關係嚴重傾斜,後者失去大量的政策運作空間,進而降低援助效能。此外,當援助單位在第一線的機構和受援國政府有了利害關係連結時,所謂的「評鑑」也完全沒有實質影響力。

面臨典範轉型的國際金融機構──新興援助國的古老典範

  良善治理更令人所詬病的問題在於,連援助國本身都沒有一致的定義,誠可謂「一個GG、各自表述」。如同前述世界銀行的自我批判,國際貨幣基金也找到「壓倒性」的證據證明援助條件並沒有效果。此外,更多學者乘勝追擊,認為受援國之所以難以達到經濟成長,跟良善治理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是民族國家本質上的詛咒,或是多民族政權在治理上的碎裂。到了這個地步,當時國際援助興起的初衷開始被重新討論。國際援助的論述進入了兩個典範的爭奪,一方是持續倡導1990年代末起以來的良善治理,運用國際援助從事社會與制度改革;另一方則是回到基礎需求,像1950-1970年代初期一樣,回到基本面專注於大型發展計畫與基礎建設。

  歷史巧合的是,當西方主流援助模式服膺良善治理的制度工程時,越來越多的新興援助國──尤其是金磚國家──大量地在世界各地投注基礎建設,就如同西方於1950-1970年代所做的一樣。新興援助國成了傳統援助國的對照:而當傳統援助國各種援助附帶條件壓得各國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這些不管民主人權法治只管投資建設的新興援助國,成為商旅們在沙漠中的綠洲。此時,亞投行的創建,以及西歐各國的呼應,更讓這個已經持續十多年的國際援助辯論,有了絕佳的檢驗時刻。也因此,各種典範的比較也開始出現。

回望中國:馬歇爾計畫再現?

  國際援助這個概念,在人類的歷史非常短暫,不過是上個世紀的事情。而國際金融機構參與進國際援助發展,更有其特定的脈絡:世界大戰的快速權力洗牌,以及緊接著出現的冷戰框架,使得戰爭蹂躪後又要準備新戰爭的前線國家,出現龐大的需求,而未受蹂躪的戰勝國──美國──則藉著供給貨物與資金而一躍成為強權。70年後的今天,雖然大型戰爭減少了,但是亞洲地區巨大的供給與需求也出現了交口。而亞投行的創立以及中國在主導權上的讓步,也反映中國在兩個層面的問題──在國內,市場需求下降,供給過剩,需要找尋海外的市場;在國際間,中國操作開發信貸的機制與信用都不成熟,無法單幹之下,需要集眾人之力。

  因此,中國成立亞投行的背景,和70年前的馬歇爾計畫有其異同。他們大體上都服膺現代化、工業化、財富與物質成長等理念。他們對科學技術發展充滿樂觀,甚少懷疑工業現代性的弊病,也因此對於環境、文化、另類以及邊緣的族群欠缺關懷,形成一種為了經濟利益不惜犧牲永續發展的觀點。那麼看起來,亞投行將會是究級版的現代化理論推行者,找回當年世界銀行建設全球的企圖?其實他們也有大異其趣的背景。一,現代化理論的核心是文化的落後性要被根除,但亞投行的背後則是強烈的地緣戰略理念;二,當時的主流援助國家都是強調經濟、經濟、經濟,然而現代各種的政治、社會甚至心理的轉型,已經成為援助行動不可或缺的因子;三,在新自由主義的散播下,冷戰時期穩健的發展型國家不可能再現,私部門、公私合作等主導的跨國資本,將不是單一的金融機構可以掌控;四,比起70年前,現代的金融與貿易更加去管制化、勞動力非典型化、而工會實力大幅削弱的同時又出現興起的趨勢。這使得亞投行有了更大但也更加複雜的操作空間;五,歷經70年的發展,各個國際金融機構已經發展出多元的國際治理典則,而同時主導傳統援助機構的歐洲國家的加入,更稀釋了中國本身在亞投行的決定性影響力,即使美國更加衰弱,中國也不可能像二戰後的美國壓倒性地主導全球援助議程。

返回永續發展議程

  不論亞投行接下來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對於受援國以及從事援助工作的人來說,我們都要清楚認知到我們所期盼的國際援助發展是什麼樣的子。國際援助的成敗,仰賴於雙方的共識以及相互尊重。以OECD為例,即使其承受的批評很多,但其所致力於建立的各項專業評估與統計,仍然逐步讓國際援助界的各項辯論,有了可靠的參考依據,並透過資料的公開透明與完善,促進於各方的相互了解與信任。歐洲國家的加入,能否促進中國與西方的援助模式接軌,將是未來國際援助界共同思考的重要課題。對於中國來說,與西方合作的新模式,不只是增加了政府間的互動,也帶進了更基進且重視人權與環保的西方非政府組織,而後者往往會不計代價地指出各種援助弊端,且早已習慣在各種決策中要求有一席之地。中國在與這些化整為零且影響層面越來越大的民間壓力互動時,也將被迫作出更多朝向民主與人權的改革。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人們也不該忘記西方之所以率先發展,本身也是承載著血腥而暴力的歷史,不論是西側的英國還是東側的韓國,其發展成功經驗都不乏大量的土地迫遷與人文環境破壞。若西方不能從中國的一些成功經驗中學習改革,仍執意透過制度變遷來複製那種血腥的發展模版,那麼即使中國的民主與人權表現多麼糟糕,那也只是變成一個在比爛的遊戲罷了。

註解

[1] Burnside, Craig, & Dollar, David. (2000).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47–868.

校稿編輯:黃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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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女人

4/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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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研究生)
图片
伊底帕斯和斯芬克斯女妖(圖片作者/RICARDO-GIRALDEZ,符合創用CC規範)
  我走在公館的羅斯福路人行道上,時間約莫是晚上九點半,近十點,疲憊的身軀和手上的行李讓我走得很緩慢,也沒在看前方,頭低著。然後,一個瞬間,我才注意到走在我前頭的是個女人,為什麼突然將注意力放到性別上了?因為她忽然轉過頭來看我一眼,我才意識到:啊,她該不會以為我跟在她後面,走這麼慢、頭又低低的,是在盯著她的臀部吧?

  回到我住的地方,已經是將近十一點,一路上人不太多,偶爾有幾個青少年聚集在路邊打鬧,改裝的機車可以用刺耳的引擎聲呼嘯而過,可見路上車不大多。我就這樣拿著東西慢步走著,一樣腦袋在想別的事,沒有太注意周遭發生什麼事,一直到了家附近的國小外面,才忽然驚覺,一個小時前的那個女人,如何帶著恐懼走在城市裡頭,而我,身為一個男人,又如何能毫無警覺地走在晚上十一點的路上?女人和城市的關係是什麼?這個晚近文化地理學家感興趣的議題,再次浮現在我腦中。

城市迷宮裡的斯芬克斯女妖

  女性主義學者威爾森(Elizabeth A. Wilson)曾在《城市裡的斯芬克司》(The Sphinx in the City)[1] 裡寫道,在西方城市的發展史中,逐漸演化出吸納了既存父權結構的形式,雖然大條馬路象徵著對個人主義和民主邁進,但歐洲也出現一些人,他們認為城市居民的群眾本質會毀掉含苞待放的民主共和,除非政府能以有效的社會控制來壓抑這股力量。威爾森指出,在相關的城市論述中可以發現,城市裡的群眾持續被投以「女性特徵」,並且與犯罪和次群體連結,這些具威脅性的群眾,被掌握權力者以女性詞彙描述著,說他們是「歇斯底里的」、「陰晴不定的」,如同洪水一般的難以掌握,群眾的暴衝與極端情緒傾向,如同《烏合之眾:為什麼「我們」會變得瘋狂、盲目、衝動?》(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書的社會心理學家作者勒龐(Le Bon)所說,「群眾就像是古寓言中的斯芬克斯,我們必須解決從他們的心理狀態所能提供的問題,否則就要讓自己被他們吞噬。」威爾森質疑,為何在都市迷宮中的埋伏的不是米諾陶(Minotaur,男性形象的牛型妖怪),而是代表女性的斯芬克斯──一種失控的女性特質。

  我想威爾森要說的,並不是僅僅駁斥陰性氣質被與掌權者所不願見到的力量連結,而是這種男造環境的城市治理思維,如何將城市視作一個不斷成長的偏執與威脅,進而讓以陽性控制陰性的規劃術再次複製父權空間。威爾森指出,對於女人而言,城市事實上可能是「解放空間」,城市給予了女人自由,男人眼中城市生活的失序,其實並沒有對女人有那麼大的干擾;換言之,威爾森要我們思考的是,除非我們最大化城市提供的自由和自主,讓這些價值對於所有群體、階級都可行,並且我們必須停止認為城市是危險而失序的空間,進而以此思維假「保護之名」把女人排除在外,否則不斷建立在要保護女人、讓女人安全的路數上,只會不斷再造出再製傳統大部分都市規劃的父權主義,難道女人不需要生活在婦女保護區之外的地方嗎?

  威爾森說,「堅持女人近用歡樂、強度和風險的權利」才是關鍵,讓城市對女人而言,可能在歡樂和危險中取得知覺上的平衡,即便女人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困難,也至少給予女人解放於家務生活的可能。寫到這裡,關於我最前面描述的都市經驗,可能會有些人認為,「你這女人要怕就不要在晚上10點走在路上!」同樣的邏輯也展現在那些批評被「撿屍」女人的論述中──「愛玩愛醉就不要怕被撿屍,怕撿屍就不要去玩。」──但顯然,就威爾森的看法,那無疑是以父權思維觀看城市的最佳例子,我想反求諸己的是,作為無需在都市空間中恐懼的男人,是否該思考憑什麼男人只需享受城市帶來的歡樂,而無需警覺危險?是哪些人共築了這座不對等自由的城市?

被同質化的都市女人

  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社會地理學者龐蒂(Liz Bondi)曾對威爾森的論述提出質疑 [2],她認為威爾森同質化了女性經驗,都市女人的經驗絕對不是單一的。龐蒂舉例,在晚近的西方城市,都市貧窮裡頭有不斷增加的女性(譬如單親母親和女街友),於此同時,也在都市中產階級中看見愈來愈多女性(也許是單身專業女性或雙薪家庭女性),龐蒂批評威爾森顯然側重後者,儘管威爾森不斷挑戰二分化結構,自己卻沒有質疑這種對立的本身(無論是對「男/女」或是「都市/鄉下」),換言之,「女人」這個類別壟罩了一個專業白人的身分,「城市」這個類別也概括了整座紐約、倫敦或巴黎。

  在此,我要重新書寫我的「被質疑經驗」:我拿著滾筒包、背著藍色後背包,身心疲憊地走在公館羅斯福路的人行道上,羅斯福路上車還不少,但因為大學已進入春假,路上的學生族群並不多,我緩慢地走著、頭低著,忽然間一個年紀與我相仿、戴著耳機的女性,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意識到她查覺到危險,所以決定錯開行走,走到她的左後方,這時兩個白人男性嘻嘻哈哈地從我身旁走了過去,嘴中講著法文。一個小時後,我獨自走在新北市的路上,腦袋想著其他事,路上有個賣鹹水雞的阿姨(或大姐姐)正在獨自收攤,那幾個在路邊打鬧的青少年裡有一個女人。

  有台灣空間研究學者提醒 [3],空間的產品應該被放在社會互動的情境下檢視,而非僅僅切割部分的表象出來分析,如同休閒空間的統計資料讓我們看見女性的散步與逛街,卻無法顯現那些同時要照料家務與孩子的女性,女人不是只有一種樣子、城市也不是只有一種樣子,如同我自己田野經驗中的聽障女性,在年輕時若搭上男司機開的計程車,會因為無從得知男司機跟她聊什麼而感到惶恐,因此一上車就趕緊說完目的地,並說「怎麼開隨便你」後便進入寂靜狀態。我想,怎麼擺脫單一的僵固視角,從而從一個人更複雜多面向的不同身分去思考城市空間,乃至於城市規劃,永遠會是個持續要戰鬥的議題。

註解 

  1. 斯芬克司(Sphinx)是古埃及神話、希臘神話中的妖怪,在後者的描述中,這種妖怪會攔住過路人,若答不出其所問的問題,就會被斯芬克司吃掉,這裡的妖怪形象是陰性的女妖。
  2. 請見Liz Bondi (1993) Book Review: The Sphinx in the City. Feminist Review 45, 138–140. http://dx.doi.org/10.1057/fr.1993.48
  3. 洪啓東、王鴻楷、王秀惠(1996)從性別研究的角度看已婚婦女的空間消費現象。婦女與兩性學刊(7):59-96。http://dx.doi.org/10.6255/JWGS.199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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