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下的生物多樣性：混農林業（agroforestry）的例子

文／林士榮

印尼一處混農林業的農民們（圖片來源：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那裡原本是一片無人居住的荒野……一個經過漫長演替，逐漸達致動態均衡的生態系，適應環境的物種們佔據著各自的棲位。但是自從人類來了之後，大量的開墾活動與汙染，破壞了生物們賴以為生的棲地，許多物種面臨了族群數量驟減、甚至瀕臨絕種的危機，原有的生態系功能幾近瓦解……」

這是個相當經典的敘事架構，由許多科普讀物、文學作品和媒體報導傳誦，訴說著人類為自然生態帶來的浩劫。整體來說，人類活動確實已經深刻改變了地球系統與生態系的運作模式：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於2000年前後開始普及，描述人類活動如何在20世紀中期以後顯著且全面地影響了地球的氣圈、水圈、地圈與生物圈，例如全球暖化與區域氣候變異增加、地表侵蝕率與沉積率劇烈變動、碳/氮/磷循環的擾動、生態系衰減幅度達到前所未有水平……等 [1]。
 
人類似乎成為第一個能夠有力介入、甚至主導地球系統與環境變遷的生物物種這件事，除了在生態倫理方面的反思以外，也為許多環境科學研究者帶來了一項挑戰：當人類活動不再是可以輕易忽略、剔除於分析架構之外的干擾變數，如何適切地概念化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便成為眼前亟需解決的理論難題。從實務方面來看，分析架構的調整也必須能為環境治理、生態保育行動提供必要指引，以因應當前人類社會越來越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
 
不過，如果借用政治生態學的視角，會發現關於「人與自然關係」一些習以為常的預設，其實有不少值得深入檢驗的部分。不妨回想一下本文開頭提到的故事，這類遺世獨立的自然遭受人類外力入侵的版本，似乎很難適用於當前世界的眾多場景：誠如人類世的概念所揭示的，如今幾乎已不存在所謂的純淨、無人干擾的自然；甚至在那些過去被視為荒野的地帶，很大程度上也是透過社會文化的想像與建構而存在。
 
同樣地，基於前述的「人與自然各自獨立、人類活動入侵了純淨自然」的預設，過去的生態環境論述時常將人類活動與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視為相互衝突的概念，人為開發的加劇必然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減損；相對地，政治生態學的觀點通常會避免簡化的、單一面向的因果解釋，而是關注環境生態的變動狀態，如何鑲嵌於各種行動者的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脈絡之中。

保羅．羅賓斯（Paul Robbins）等人（2015） 在《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dity Agroforests and Tropical Biodiversity》（混農林業商品與熱帶生物多樣性的政治生態學）一文中，即展示了熱帶混農林業（agroforestry）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如何受到不同的生物地理條件、農業行動者決策、區域人口與發展動態、全球商品市場與制度規範等因素所形塑，而存在不可忽視的地域差異。
 
所謂的「混農林業」，指的是近年來盛行於熱帶經濟作物栽培地區的一種農地、林地混合利用型態：農人在咖啡、可可等作物的間隙栽植一定比例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形成了介於開放農地與封閉林地之間的生態地景 [2]。這類土地利用方式的日益普遍，某種意義上也呼應了人類世的說法：我們越來越難找到那種隔絕於人類活動之外的自然地景與生態環境系統。
 
由於特定林木物種能夠提供適當的遮蔭與肥力、並減緩土壤／環境退化的情況，混農林業在部分地區有效增加了作物產量、並改善地方農民的境況；另外，半林地環境也提供了額外的棲地類型，相較於傳統的農業土地利用方式，可能更有助於增加或維持該地的生物多樣性。

所謂的「混農林業」，指的是近年來盛行於熱帶經濟作物栽培地區的一種農地、林地混合利用型態

然而，正如羅賓斯等人的文獻回顧所顯示的，在東南亞、西非、中美等地的經驗研究，很大程度上質疑了這種「混農林業必然增加生物多樣性」的簡單圖像。生物多樣性及其地景結構深受林木種類、樹冠層密度、農作投入的複雜程度等因素影響；農作投入程度受到整地開墾方式、農作種類與技術選擇的農業利用強度影響；農業利用強度又受生產者決策、區域或全球的政治經濟與制度脈絡所形塑。在這樣的複雜網絡關係之中，還有許多解釋鏈（chain of explanation）的細節部分尚未釐清。
 
首先，即使是種植著相同作物的混農林業，其生物多樣性也會依據地景結構的差異而有利／不利於特定物種的棲息繁衍。以咖啡作物為例：研究者在由人造農牧地景與原始林殘餘的組合為主的哥斯大黎加地景結構之中，發現人造地景較有利於大型／池塘型兩棲類覓食，小型／溪流型的兩棲類則在原始林中活得比較好；相較之下，在林木物種、密度較高的印度南部地景，則是小型哺乳類的物種豐富度較高。
 
與混農林業地景結構密切相關的，是農業生產者的實作方式及其利用強度。某些情況下，產量方面的益處驅使農人增進農業地景的複雜度：在印度南部，與咖啡交錯種植的木本植物能夠減緩季風豪雨的衝擊；在西非與哥斯大黎加的可可與咖啡田，棲居林木的鳥類或蝙蝠有助於減緩病蟲害。然而，地方生計條件的惡化、勞動力不足與化學投入劑量的增加，導致農業利用強度在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地景複雜度則逐漸縮減。
 
那麼，農業實作方式的改變與利用強度的增加，又如何牽涉到更大的政治經濟與制度脈絡？農場交貨價格（farm gate price）深受全球商品市場的波動態勢所影響，例如2000年以降的國際市場價格崩跌與極端氣象災害，迫使瓜地馬拉、波多黎各、哥斯大黎加等地的咖啡小農簡化其農地地景複雜度並增加利用強度。
 
儘管在混農林業的地景與生物多樣性方面已經有前述的先驅研究，羅賓斯等人指出在許多解釋環節上仍有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研究。

解釋環節	當前研究進展	研究不足之處
政治經濟脈絡 ↓ 生產者決策	價格波動程度對作物選擇的影響；另類交易系統與第三方認證的可能著力點	勞力市場機制、非國家的制度脈絡、與生物多樣性的直接關聯
生產者決策 ↓ 混農林業生態學	混農林業的生態結構多樣性； 農業實作方式與利用強度的影響	不同的實作決策如何帶來不同的影響、與生物多樣性產出的直接關聯
混農林業生態學 ↓ 生物多樣性	林木多樣性、樹冠層與下層植被等要素與生物多樣性的關聯；混農林業在生態保育中的角色	當前研究多侷限於特定物種

那麼，已知地景結構的複雜度縮減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地景結構的複雜性縮減與農業利用強度增加相關，農業利用強度的增加又與作物價格的市場波動程度有關，這些初步觀察結果帶有怎樣的政策意涵？顯然，如果要維持混農林業的運作及其地景生物多樣性，政府決策者不應只關注於特定地區的保育行動與生態系維護，而是要充分檢驗各種生物地理特性、地方勞力與生計條件、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對特定作物的影響或衝擊，才能正視、因應當前人類世的狀態下，人造地景在自然保育中不可忽視的角色。
 
註解

1. The Independent 2016. Anthropocene: Planet Earth has entered new epoch, experts say.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anthropocene-epoch-new-planet-earth-man-made-what-is-it-a7215116.html?cmpid=facebook-post
2.  此處的「開放」、「封閉」描述的是地表受到樹冠層遮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