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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澈的十年:台北下八仙漁村的都市邊緣人

4/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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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奕儒、林以恆、王昱堯、金榮厚、蕭羽軒(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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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人》的英語片名是Fishermen in the City,城市中的漁人(圖片來源:府中15-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
「有個村子叫八仙,在岸上就看得見臺北101,順著潮水就能直通臺灣海峽。河海交會的先天條件,滋養了這個百年漁村,但城市與海洋間的矛盾位置,讓河口人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文明造就了城市光鮮的樣貌,卻混淆了河口人對河流的想像,阿公回味著爽口的赤翅仔,爸爸則對烏魚的油味作噁,而孫子卻想把河邊撿來的死魚放生⋯⋯」
  --洪淳修(2006)
這是洪淳修導演的《河口人》紀錄片的文字簡介,片中探討都市化隨之而來的污染與人類活動如何使下八仙漁民的漁獲減少,影響他們的生活。《河口人》以批判的角度討論臺北市人河關係的轉變,從最早以前的討海、討河生活變成排放污染與遊憩功能,讓依舊維持傳統捕魚生活方式的下八仙聚落面臨巨大的壓力與改變。

看過《河口人》,實際走訪下八仙才發現,十年前片中的景象仍舊出現在眼前,基隆河與淡水河還是污濁的狀態,而破舊的小舢板舟則被棄置在空地上,下八仙的漁民似乎還是放棄了漁業活動。

訪問紀錄片的主角,也是當地漁民的陳萬生,他操著一口流利的台語,一直向我們重複:「十年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改善?」近年來淡水河流域的整治已見成效,也有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親近河岸,但在漁民眼中卻汙染依舊。這引起我們的好奇,究竟十年來下八仙的轉變是什麼?而市民與下八仙居民的認知衝突又如何改變當地漁民處境?
  
下八仙,連同這個聚落所處的關渡平原,其實是一連串的隱藏故事,當然也有其歷史脈絡可循。

下八仙的前世今生

下八仙聚落位於北投八仙里的基隆河畔。岸邊有一座政府修建的小型碼頭供漁船停泊,而八仙里的居民至今仍會捕魚。關渡至下八仙一帶為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會點,清朝時代即為貨物轉運和漁業捕撈等活動的樞紐。

「八仙」地名的由來一說為此地過去由八個小聚落組成,居民以船隻為活動工具,故時人戲稱為「八仙過海」。而當地里長則稱下八仙地區有一塊貌似腳印的大石,此腳印相傳為呂洞賓留下,但這塊大石已於數十年前沉入河底。當地居民之間則有另一傳說:相傳過去觀音山與大屯山相互競賽高度,觀音山不幸敗戰,八仙聞訊前來相救,但他們才抵達八仙一帶時,觀音山就被大屯山推倒,貌似一尊倒臥的觀音。從上述地名的傳說即可發現下八仙地區與河流息息相關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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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人》劇照
下八仙的族群成分相對單一,由泉州來的陳氏宗親構成,近年來才有外姓因婚姻關係遷入。在一棟年代較老的紅磚建築上也標示他們的堂號為「西亭」,大概表明下八仙的陳是屬於「西亭陳」這淡水、北投的大型氏族的一分支。

不過,尚不能排除歷史上下八仙與平埔族雜揉的可能性。這一帶歷史上為巴賽族(也有人把巴賽歸類為凱達格蘭族)的活動範圍,原分布淡水河南岸的八里坌社。巴賽族因常劫掠商船的緣故,在崇禎八年遭西班牙殖民者討伐後(另有一說是遭道卡斯族),遷到北岸並散布成小社[1]。下八仙這個地名,在另一種說法上,可能也經這過程,由八里八仙借來。台北周遭的平埔族為並系社會,宗族事務、財產繼承方面由母系負責,西亭陳氏可能藉由族群間的聯姻播遷下八仙。

另外,淡水一帶的平埔族,曾有借用漢族堂號的紀錄,如巴賽族口述傳統中來自於Sanasai島,便音轉成「山西」。下八仙的村落規劃,也不大符合漢人的風水傳統。若仔細考究下八仙更為早期的歷史,還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事實。

在防洪設施尚未建立時,河邊的村落往往苦於洪水的侵襲,無法有大規模的發展。八仙聚落位於台北市的邊陲區域,行水區的限制讓它成為都市中僅存的漁村聚落。然而在歷史變遷的發展之下,漁村的發展也發生極大的變化。

在日治時代,鐵工路路網建設更加完備,基隆港開始擴建工程,淡水港因為逐漸淤積地位逐漸下降,上述發展都造成關渡、八仙等河運港口逐漸的船舶功能逐漸沒落。

但八仙地區位於河川下游,海水潮汐變化影響基隆河的鹽度,造就了漁業資源和濕地生態豐富的特性,許多海洋魚類會趁漲潮之際溯源而上。居民不僅在此捕魚,也利用這些資源在河岸邊養殖鴨隻。清晨時分將鴨隻趕入河中覓食,黃昏在趕回鴨寮,也有農家駕駛漁船捕撈魚蝦貝類做為養殖飼料。鼎盛時期此處有七八十圈鴨寮。居民陳萬生在紀錄片中曾說過,他過去與父親養殖三千多隻鴨,並將鴨蛋製作為紅仁鹹鴨蛋,因為這些鴨隻的食物來源為海鮮,鴨蛋品質無與倫比,造就了聞名一時的優質鴨蛋品牌。

1960年代,隨著台北城市發展,政府決定疏通淡水河道以利洪災調適。然而水利工程導致河道增加一百公尺,造成河水面下降,海水嚴重倒灌,此地生態發生大規模改變。河水鹽度增加之後,紅樹林植物,尤其以水筆仔為大宗,大規模取代鹹草和蘆葦,佔據河岸地區,形成今日紅樹林的生態景觀。

工商業發展和城市發展也導致大量汙水的產生。許多工廠紛紛建立在淡水河流域的河岸邊,在缺乏衛生下水道的情況下,家庭汙水也直接排入河川。有毒物質、化學物質、高溫汙水都使得河川溶氧量降低,魚蝦貝類都不復存在。充滿汙染的河川讓養鴨寮難以繼續生存,許多鴨隻在與河川接觸後發生了無法下蛋、甚至集體暴斃的情況。

這樣的變化讓下八仙居民必須另覓生存之路。1960年代末,政府傳出要重啟臺北港的計畫,關渡地區也被被劃入台北市的版圖。關渡平原一帶被認為有可能會開闢成工、商、住宅用地,價格因此飆漲,村民在短短數年內就賣出超過半數的土地。直到台北港的計劃被台中港取代之後,交易熱潮才逐漸下降。在農漁村生態沒落的同時,台北市的城市發展形成一股強大的拉力,吸引許多農村的青年人口。下八仙聚落作為城市周遭的農漁村社會,許多青年人口紛紛移入台北市,其中許多居民成為營造業的工人,成為做工的人。
   
由下八仙的歷史可知,這個地方與自身地理位置,也就是靠近河流的特點高度相關,其中聚落所從事的傳統生產活動也大多與水有關,除了最大宗的捕魚外還另有養鴨等。下八仙如此依賴一旁的基隆河,在台北逐漸都市化的過程中受到汙染的河流便連帶影響了這個人口少、地處偏遠但屬於台北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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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八仙聚落入口外觀(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離去的魚和侵入的遊客

​在下八仙各面向的變遷中,自然是漁業有最大的變化。台北市對於基隆河的污染與破壞一度使下八仙的漁民失去生計,但近來但就大眾的認知,淡水河流域的水質是有很大的改善的。舉例來說,環保局在基隆河監測的大腸桿菌數,從河口人拍攝時的2006年到現在,已減少十倍以上。​老一輩的人曾說昔日的基隆河甚至要噴香水才能接近,可見污染的嚴重,但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民眾會在閒暇時選擇至基隆河濱自行車道上騎車悠遊了。
​
可是,陳萬生那一句:「十年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改善?」​卻親易的粉碎我們對下八仙前景的想像。​到底,為什麼水質變好的基隆河還是補不到魚呢?根據調查,下八仙收入來源共可分成海水魚、淡水魚、貝類與蟹類四種,其中​與漁獲量減少有最大相關的是淡水魚、貝類、蟹類三種。

在淡水魚方面,漁民指出,聚落附近遍布的車廠會把油汙倒入土中,下雨過後便被沖刷到河裡。現行法規並沒有對這項行為有特別的規定,水質監測也沒有這個項目,油汙沉澱到底土後,經由食物鏈被淡水魚類吸收,漁民捕獲後因為魚獲帶有一股「油味」賣不出去,只能自己食用。而在貝類這一種收入來源,則是清淤活動對貝類棲地造成嚴重的干擾。此外,水庫建設及紅樹林擴張,造成基隆河口的棲地陸化,更使得本來種類繁多的貝類,只剩下文蛤一種。

前面兩種收入來源都因為污染與生態環境改變而減少,四種收入中唯一成長的則是蟹類。五月、六月是漁民撈捕紅蟳的季節,紅樹林擴張增加了該物種的數量。漁民在十月到十二月中旬捕撈大閘蟹,每兩天收一次網,我們隨著陳萬生至洲美大橋附近拉蟹籠,當日成果為一組網籠捕獲了二十隻,以中盤商的收購價大約可賣兩千,收穫量不大。此外,大閘蟹被學者和政府認定為入侵物種,對生態造成了高度危害,與本土毛蟹存在著競爭關係,但漁民卻樂見大閘蟹的出現,認為這沒有影響到捕撈其他蟹類的收入,可說是反而因為外來物種入侵而多出一種謀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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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陳萬生正將蟹籠放入河中(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概括來說,下八仙的漁業變遷可以大致分為生態與污染兩部分。生態上,關渡自然公園內部不斷擴張的紅樹林使得河道陸化,加上在紀錄片拍攝時的清淤作業可能有盜採砂石,使得河流棲地泥化、砂質減少,本來能夠在沙質環境下生存的花蛤與其他貝類大幅減少,而鰻苗也在清淤作業的打擾下漸趨消失,只有適應泥灘地環境的紅蟳及外來入侵種的大閘蟹數量增加。

而在河川污染部份,雖然近年來台北都會區河川的水質已經變清澈很多,但下八仙當地居民反應附近車廠以及其他污染源還是會不時排放油污,使得漁獲的價值下降,只能自己食用。雖然下八仙所在的基隆河口附近看似環境變得更為宜人,河道也不再飄散臭味,以上兩個層面的改變還是令下八仙的漁業沒有起色,漁民也跟著失去生計。

過去十年,下八仙聚落附近也可看見觀光遊憩設施逐漸進駐的現象。基隆河岸自行車道的開通使得下八仙的曝光機率變大。沿著基隆河邊騎車,下八仙是一定會經過的地方。本以為觀光對當地是有負面衝擊的,從搜集到的資料卻發現並非如此,陳萬生更直接了當的表示完全沒有影響。
​
造訪下八仙時也注意到,附近有一塊專門停放遊艇的空地,下八仙漁民用來停靠船隻的碼頭上也零星有幾艘小遊艇,可見基隆河一帶應有遊艇相關的活動。而在航運部份,有報導指出台北市政府開闢藍色公路時花費許多預算用來疏濬河道,進而影響漁業,這是觀光遊憩活動對下八仙聚落的最大負面影響。

賣不掉的黃金地段

在台北市發展的歷程中,下八仙居民們看著附近高樓一棟棟建起,自己居住的這塊地卻沒有發展的機會。隔著一條河的社子島常常被社會各界討論,政府也有許多動作,但下八仙就好像被忽略一般,似乎沒有人關注這塊土地的發展。同樣在台北市,為何下八仙會如此「邊緣」呢?

在臺北市的法規中:「關渡、洲美、社子島等尚在規畫開發階段,為長期禁限建地區」,除了住宅用地及某些農用地,其他很多土地利用都是禁止的,也因此有許多禁建、臨時性加建的規定。由於下八仙地勢較低,每逢颱風或下大雨必淹水,因此政府限建的主要原因也與防洪有關。

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顯示下八仙為「公園用地」。因為鄰近關渡地區,又主要為農業用地及漁村(漁港),因此也常被當作自然保護區來看待。但現在當地還有各種工廠及廢土場,單一的歸類並不能完整描述下八仙,它的土地利用狀況是包含許多面向的。

在關渡防潮堤於民國57年興建完成之後,下八仙及附近關渡平原的淹水機率大幅下降,再加上稍後興建的員山子分洪道、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更使得當地的水患根絕,最近十年下八仙不曾淹水過,因此政府對於關渡平原地區的限建政策顯然已經不符合當初原先的理由了,而下八仙當地作為歷史已久的聚落用地與農業用地,被政府劃為緩衝區與公園用地之後,已經對當地居民造成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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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八仙漁業環境變遷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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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八仙土地利用分區(圖片來源: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
在這樣的劃分下,下八仙許多地主為了提升收入,將土地出租給會造成汙染的鐵皮屋工廠、廢土場、汽修廠等,希望已受基隆河汙染的土地能多少賺一些錢,畢竟這些土地拿來種田也已經不在現代社會對農業安全標準的可接受範圍之內了,地主們的孤注一擲雖然帶來一些財富,卻也連帶影響到當地漁民的漁獲。但同時他們又為土地沒辦法有更好的發展而煩惱,若是移除限建區則可以投資蓋大樓,地價抬升,能賺到的錢會是現在的好幾倍。

當地居民更是心情複雜,礙於政府禁限建的規定而無法發展。鄰近的洲美要因科技園區而開發了,他們卻只能無奈看著自己家的平房,覺得好像被臺北市排除、隔離了。
   
這是現在下八仙居民們的境遇,殊不知在30年前,這批居民也歷經過類似的壓抑與不平。過去的關渡由於有豐富的濕地生態,利用天然螺貝類餵養的鴨隻,不僅節省飼料成本,所產出的蛋品質更是好,當時關渡及八仙一帶的「紅仁鹹蛋」也因此名聲遠播。可惜好景不常,在各項農業、工商業和家庭廢水汙染河川下,除了造成水質變化,可以當作鴨子飼料的魚蝦貝類也因汙染而減少,還有淡水河口的防洪工程使得鹹水可以上溯至下八仙附近的河段,種種的環境因素導致下八仙的河段無法養鴨,也因此造成下八仙的養鴨業沒落。

下八仙中心信仰處的福德宮旁空地原本是養鴨的大池塘,但現在已經填平,昔日養鴨業的興盛也已不復見。再往內走,一旁看似已經廢棄的柵欄內卻傳出動物的聲音,陰暗的光線下,我們瞥見禽鳥擠在柵欄內部。而逛過整個下八仙,好像也只看到這裡有養鴨與鵝了,更讓人慨嘆此地養鴨業式微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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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宮旁的空地,昔日養鴨的大池塘(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這兩次類似的事件,都使得下八仙一次次的改變自己聚落的產業型態,而附近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更使得此地的未來充滿變數。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預計要設立於洲美地區,當地許多工廠、修車廠等因而搬到下八仙,一方面是位置離工廠原址較近,一方面是下八仙當地地主期望能將土地租出去賺取租金。但隨著這些工廠的到來,下八仙的河川水質汙染問題也浮上檯面,​訪問陳萬生及在貴子坑溪旁邊休息的老阿伯,兩人都說汽修廠會不時排放油污到貴子坑溪。這些污染再匯集至基隆河內,進而影響當地生態與漁民的漁獲。

而我們在下八仙也看到有些空地掛上土地仲介的布條,這些廣告許多都有提到科技園區,也讓我們思考科技園區的建設是否會影響下八仙的地價,進而有土地利用上的改變,下八仙會不會終於成為某種「黃金地段」?雖然現在科技園區才要開始建設,但後續的土地利用及地價變化也值得持續關注。

臺北土地的分裂

綜觀上述變遷,不僅下八仙與臺北市其他地區的發展歷程截然不同,當地居民與其他角色的認知也有許多衝突。

我們曾經與臺大地理系的水文學家黃誌川老師討論,他表示基隆河的水質近幾年來有顯著的提升,在全國環境水質監測網的數據也支持這一項說法,但陳萬生的答案卻相當不同:「臺北市的屎水排下來,文蛤死,每樣都死。」這是他在十年前的紀錄片說過的話,而最近的訪談結果則是:「沒東西可以抓啦!因為那些毒水都差不多死光了,都抓不夠工錢啦!」
​
兩句話都認為污染依舊存在,而且從與陳萬生捕螃蟹的情況來看,十年過後的漁獲量與可捕撈的種類變得更少了。他也同時觀察到關渡平原附近的修車廠在雨天時會偷排放油污,我們在流經下八仙聚落的貴子坑溪進行水質採樣,分析結果也發現有幾種化學成分特別高,政府、研究者與當地漁民的認知差異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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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環境水質監測網的數據與當地漁人的感受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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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陳萬生捕到的基隆河大閘蟹(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對於如何利用關渡平原,存在著顯著的認知衝突。一般而言,在網站上看到與關渡平原相關的敘述都稱讚此地為臺北市最後一塊「淨土」,除了放上一些金黃稻穗隨風搖曳的相片,更營造出關渡平原不應該被開發的輿論氛圍。關渡平原的限建是因為防洪需要,如今防洪需求減弱,反而是此地擁有的鄉村地景變成一般民眾對於限制開發的藉口。回到下八仙的居民,他們大多擁有部份農地,卻因為限建而無法發展,只能看著台北市其他地區逐漸發展、地價上升,而地主坐擁龐大的財富。市民的期望無形地壓在當地居民的身上,加上法規的限制,下八仙的居民只好另覓他法發展。

一些地主透過出租的方式,搖身一變成為另類的小地主。我們在當地意外的發現其實聚落後面有一棟豪宅,路上也不時會有名貴的高檔轎車駛過。更值得一提的是,下八仙福德廟裡面有許多國民黨政要的匾額,而路口的社區立石則是陳水扁署名的,說明這些地主在利用另類的方法獲得權力及財富後,也連帶將政治影響帶進下八仙聚落。
他們都是臺北人

下八仙的漁民因為處於臺北市相對邊陲的地帶,又自古以農、漁業為主。因此在臺北市快速發展的時候沒有被一起納入整個都會區內,整個關渡平原成為一片所謂的「市外桃源」,下八仙的居民也跟著淪為被忽略的「都市邊緣人」。

故事並沒有因為邊緣化而結束,臺北都會區的家庭、工商業廢水污染與隨之而來的環保法規政策不僅讓基隆河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下八仙聚落昔日賴以維生的養鴨業也因為取締與環境改變而跟著沒落。政府因防洪的需要將下八仙一帶劃入緩衝區,也使得當地被迫維持原本的農業地景,居民無法選擇發展與投資的土地利用方式。而 1986 年設立的關渡自然保留區雖然一度成功恢復紅樹林及水鳥棲地,但過度擴張的紅樹林反而重新塑造當地的生態環境,下八仙漁民能夠捕捉的漁獲也跟著改變。都市化的種種效應疊加起來,得到最多負面效果的剛好就是關渡平原與在其中心的下八仙聚落。

​同時,下八仙居民與其他臺北市民存在有相當大的認知差距,甚至在聚落裡小地主與漁民的認知就已經有些不同,兩者的作為也影響到下八仙的地景與漁業。下八仙漁民心中的基隆河水域還是受到污染的狀態,而在政府研究報告中河水已經淨化許多;下八仙居民渴望擁有自己土地的關渡平原開始發展,而一般市民則希望這個地方維持原樣,持續滿足他們心目中的臺北市「淨土」。我們無從知道邊緣化與認知差異建立的時間順序,但是不可否認,兩者間存在強烈的連結,並且在邊緣化與認知衝突逐漸強化的過程中塑造出如今下八仙聚落與關渡平原的地景樣貌。

雖然下八仙聚落是台北市相對特殊的地方,擁有與眾不同的地景與經濟活動,但下八仙依舊是台北市的一部分。而在聚落裡生活的人,不論是依河維生的漁民或是農人地主,他們,也都是臺北人。
註解
  1. 此部分主要參考平埔族調查旅行 :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2012)與平埔蕃調查書(2013)。
參考資料

  • 洪淳修 (2006)。河口人(碩士論文)。
  • 洪立三、許家恩 (2010)。交界帶的政治生態學—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作為「資源」與「地方」的看法。地理學報,60,1-22。
  • 伊能嘉炬、楊南郡 (2012)。平埔族調查旅行 :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市 : 遠流出版。
  •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本署 (2013)。平埔蕃調查書。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下巴 (2012年1月31日)。野地旅0431:八仙聚落[台北北投] 【部落格文字資料】。
  • 喬大地產 (無日期)。關渡平原,台北最後一片淨土。
  • 張世杰 (2017年3月12日)。關渡紅樹林陸域化嚴重 北市府擬解編10公頃保護區。聯合新聞網。
  • 臺北市甘答門文史生態協會 (2008.11.24)。關渡人的農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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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島」──淡水河中興橋下沙洲的地方實踐

3/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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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鑫佑
※本文改寫於林鑫佑與組員李曉薇、倪煒傑、彭浩恩、金卷恭弘的人文地理學通論報告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橋與忠孝橋間有一片漲潮時不會被淹沒而能供耕作之用的沙洲,這片約十萬坪大的沙洲上有著大大小小的菜園,因為被淡水河環繞、不易抵達而鮮少為外人所知。我們好奇,中興橋下沙洲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沙洲上人們的生活是什麼樣貌?沙洲作為一個「地方」是如何在耕作者的田園生活和面對挑戰的調適中被實踐出來呢?
 
中興橋下沙洲本身平日雖然不會被淡水河淹沒(鄰近的其它沙洲則可能在漲潮時被淹沒),颱風來襲仍會造成洪災,故本身並不算是優良的農田區位,卻被開墾為田地,並維持至今,有其歷史脈絡可循。

日治初期隨著人口增加,三重的農地有由西側較高的區域向東側河岸擴張開發的趨勢(
地名上三重埔與二重埔的相對位置亦可反映此一趨勢),此一從清末以來逐漸淤積穩定形成的沙洲於是也從位處邊際的荒蕪土地成為了農田。

日治晚期以來,臺北市與三重皆進入工業化的階段,三重更在戰後被定位為小型工廠集中的地區。此時,沙洲與三重本土之間原本狹窄的水道卻從日治時期以來逐漸變寬,沙洲逐漸被排除於三重之外。沙洲本身易受洪災影響的特性,更使得它注定無法像三重一樣工廠林立。早期,政府也未重視河岸高灘地的管理,因此難以利用的河岸高灘地和中興橋下沙洲都維持著農地的土地利用型態。
 
沙洲自從與三重本土分離後,部分土地受原所有人漠視,遂由一群難以在臺北的工商業社會維生的城鄉移民「佔領」,利用工廠工作以外的時間在原鄉習得的耕作知識在沙洲上繼續從事農作維持生計,於是這一群人(以下稱「專業農民」)成了沙洲上的「地主」。第一代農民年老力衰以後,將土地分割交由第二代傳承,或將土地轉手他人。此時又出現了另一批動機不同的耕作者(以下稱「業餘耕作者」),主要是經濟上較能支持個人興趣,將屆或已退休的都市人,為了一圓健康田園生活的夢想,來到這裡耕作,自行開闢尚未被佔領的土地或自第二代手中接手。

因此,沙洲上的耕作者可以用動機的不同區分為兩類:為了生計而種菜的專業農民、為了興趣而種菜的業餘耕作者。
 
耕作者在中興橋下沙洲的田園日常

即便兩個群體有動機的差異,選擇中興橋下沙洲作為耕種的基地的原因卻是大同小異,不外乎是因為中興橋下沙洲對這些個人而言是最容易取得、進佔的空間,而未必是土質條件、鄰近市場或住家[1]等因素。在我們的觀察中,重要的因素有兩個:

第一,地價便宜。受訪者A表示自己20年前向不繼續種了的地主以總價10萬元購入1~2分的地,就算現在漲到四、五十萬元,與臺北市其它農地如陽明山比較仍是相當便宜。

第二,親友介紹。A最初也是靠著同事的引介才來到中興橋下沙洲;租地耕作的受訪者D也分享自己是隔壁寮介紹來的,進來以後自己又介紹同事來。對許多人而言,能進入中興橋下沙洲這個空間本身就是需要內部成員介紹的,更何況是長期在這裡耕作呢?
 
來到中興橋下沙洲耕作後,隨著原初耕作動機的不同,田園日常的實踐也不同。對專業農民而言,耕作是為了謀生,因此一切都以市場利潤為考量。他們通常佔著沙洲中央單位面積較大的田畝,大量種植單一種類的當令蔬菜以節省成本,通常夏季以瓜果類為主、冬季則以十字花科葉菜為主。耕作的方式較為集約,通常會使用農藥。專業農民通常比較積極巡視他們的田,且多是利用早晨的時間進行。收成後自行運往臺北的市場販售。
 
業餘耕作者則以興趣和健康為主要考量,選擇種植自己喜歡看、喜歡吃的植物,而未必要考量市場需求或價格問題。由於收成主要是給自己或親友吃,為了健康也較常採用自然友善的農法。晴朗的周末下午最容易在沙洲上見到許多忙碌中的業餘耕作者。業餘耕作者之中又有未退休和已退休者的差別。通常未退休的業餘耕作者則僅能利用少數的假日時間前來照顧作物,投入的物質和勞力都比較少;退休的業餘耕作者有較多閒暇投入園藝,作物的種類、數量與集約程度都較高。
 
以從退休前就在中興橋下沙洲耕種時間的A,他自述退休前只有周末來沙洲,在他沒有辦法來沙洲照料作物時,蟲害和鳥害就很嚴重;退休後才能不分平日、假日前來照顧,由於較常來田裡抓菜蟲等,收成就明顯得好很多,甚至可以將一部份收成拿去賣,同時也逐漸嘗試種植不同的作物甚至是花卉。

2016年12月4日這天,A跟我們介紹他的田當中有:菊苣、高麗菜、芥藍菜、日本茼蒿、大白菜、青江菜、山藥、番薯、神秘果、枸杞、木瓜和小葉欖仁,他甚至還在自己建造的農舍上養鴿子(自稱是流浪鴿,不知有無刻意培養賽鴿)。A的田算是沙洲上多樣性最高的特例之一,但由不同業餘耕作者的喜好所加總的沙洲的田園景觀確實就像A的田一般多樣。
Picture
專業農民的大型單一作物田
Picture
業餘耕作者的小型多元作物田
兩種日常耕作型態
 
目前為止,專業農民與業餘耕作者在動機及耕作型態的差異已經釐清[2]。然而,我們或許有必要細究動機差異背後心態的不同。我們訪問到的專業農民受訪者B直白的表示自己如果可以,也想在冷氣房裡舒服的辦公而不是種菜。雖然這無法代表全部專業農民的心聲,然而已經和那些為了逃離都市「舒適」辦公空間而來到沙洲的業餘耕作者形成最為強大的對比。緊鄰都市核心的沙洲景觀似乎更加深了此。

專業農民的田園日常是在隨處可見臺北市摩天大廈的沙洲上進行的,沙洲的劣等、邊緣印象透過他們觀看著的、自己所無法到達的城市天際線以及自己被迫在邊緣空間勞動的無奈感中不斷加強。

業餘耕作者的田園日常則是在逃離都市的脈絡中發展的,每一次走出都市來到沙洲,都是理想生活的自我實現,他們甚至是接收因為社會流動或缺少體力、資金而不再耕作的專業農民的土地才來到這裡的。因此,因為不同動機前來沙洲耕作的兩種群體,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生產出對沙洲截然不同的地方感。
 
透過田園日常建構的人際網絡
 
對沙洲上的耕作者而言,這個空間並非只是單純種植作物的空間而已,同時也是人際交流的場域。假日的沙洲上常常可以見到三三兩兩的耕作者聚集起來在樹陰下喝茶休息、聊天的景象。詹育芳(2012)也在研究中記錄耕作者用現採的蔬菜舉辦的火鍋會,以及成為社交空間的一些農舍;該研究也推測沙洲中央缺少阻隔的視野有利於此人際網絡的形成。
 
事實上,耕作者得以「獲准」進來沙洲耕種通常需要內部成員的介紹,因此耕作者之間從進場的那一刻就已處在由耕作者間一段段人際關係連結出的人際網絡,定期前來耕作的過程本身也會加強耕作者之間的社會連結。才來到沙洲耕作3個月的受訪者C就說,雖然來到沙洲的時間相當短,但已能認得沙洲上其他的農友,都打過招呼了。也因為這個緣故,耕作者一眼就能辨認出沙洲上的外人。
 
耕作者之間除了互相認識、日常閒聊彼此的八卦(研究者個別的訪談中不時會聽見受訪者談到其他受訪者的事情)以外,也有農作相關資訊的流通。身為業餘耕作者的D就曾指著他的田裡一塊用網子圍起來的區域,說是觀摩沙洲上較資深耕作者的種植方式,希望藉此提高生產,否則以前都是隨便種種而已。
 
除了耕作者間,非耕作者也能透過沙洲的田園空間與耕作者之間產生或加深連結,比方說林玫圻、蘇弘杰2011年的報導中,業餘耕作者興奮地提到之前帶著朋友參觀他用心打造的菜園,詹育芳的研究也論及藉交換沙洲上生產的農作物而加深與親友間的關係。

此外,有些非耕作者的「地主」也時常來沙洲巡視,和耕作者之間除了可能存在的收租關係外也有日常的互動。受訪者E就是這樣的人物。根據A,E擁有沙洲南部相當大片的土地。但E自述由於沒有體力和資金而未投入種植。2016年10月至12月間,研究者屢次造訪中興橋下沙洲都遇見E在鄰近中興橋橋墩處修理該年秋因颱風而損毀的道路。E因為施工時多半都待在此鄰近沙洲入口處的地方,也常看見他和其它耕作者打招呼。
 
田園日常得以維持的理由
 
不像臺北盆地其他今日被徵收、整治成河濱公園的高灘地,沙洲上的耕作者維持其田園日常至今,追根究柢來自沙洲地理上的封閉性。
 
1958年中興橋通車,橋梁剛好橫越沙洲的南端。或許是為了便利沙洲的農民,政府從橋中央興建一座樓梯通往沙洲,大幅降低耕作者前來種菜的困難。然而通往沙洲的唯一陸路隱身在車流量相當大的環河南路後方、高架橋下的一處髒亂、隱蔽的階梯,尋覓困難,使中興橋下沙洲成為一個「到得了也到不了的地方」。淡水河就像護城河一般保護著桃花源似的中興橋下沙洲,讓中興橋下沙洲幾乎不曾被外在的世界所留意;沙洲所僅有的作為農田的有限價值,也使網路上有關沙洲的報導、討論難以發酵。

於是,沙洲在地理上的封閉性,使有關沙洲的資訊難以觸及一般外人。沙洲因此不像與三重或臺北市本土相連的高灘地一般容易被市民「看見」,成為政府整治為河濱公園的優先目標。
 
耕作者在中興橋下沙洲的挑戰與調適
 
耕作者在沙洲上的田園日常並非如開心農場般順遂,時刻面臨著來自環境與他人的挑戰,面對挑戰各自發展出調適的方式。這些挑戰的背後都是沙洲的自然、人文環境造就的根本衝突,從衝突的觀點理解處於微妙平衡關係中的沙洲有助於更全面的描繪沙洲地方的實踐過程。

中興橋下沙洲一如所有農地,面對著來自環境的挑戰,其中大致可以分成蟲害、汙染與最嚴重的洪災問題。蟲害是農作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場很容易就可以觀察到紋白蝶、斜紋夜蛾和果蠅等害蟲,也因此專業農民常會利用農藥來避免損失,相對的以健康為訴求的業餘耕作者則盡量避免使用農藥,而可能靠著徒手抓走菜蟲、裝設捕蟲器具來減少蟲害。然而中興橋下沙洲這個案例特別的點在於,這個小小的空間同時吸引了兩種不同取向的耕作者採用不同的農法,鑲嵌在眾多慣行農法田園之間的有機菜園註定無法真正有機。業餘耕作者並非不清楚這個衝突,但A、C與D在訪談中都流露出在堅持自己理念的同時也能理解專業農民使用農藥的動機,也沒有因為這樣而選擇離開雜處的沙洲。除了昆蟲以外,鳥和當地的流浪狗也對作物或耕作者有影響,因此沙洲上隨處可見驅鳥用的老鷹形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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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棚架與捕蟲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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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設備與趕鳥的旗子和老鷹風箏
在城市中央種植蔬果本身,農作物暴露於城市的汙染下,也是另一項可能抵銷業餘耕作者對健康作物想像的原因。然而若稍作分析便會發現此影響並不太大,首先就空氣汙染而言,中興橋下沙洲的空氣品質與臺灣其它蔬果產區間差異並不特別顯著;再者,依據以對植物生長有影響的水質參數而言,淡水河忠孝橋測站2016年間測出的酸鹼度皆接近中性,重金屬中僅錳濃度超過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農作物的灌溉也並非直接仰賴河水,而是抽取地下水。據A的說法,沙洲的地下水雖然不適合飲用,但用來灌溉並沒有問題。
 
洪災是在中興橋下沙洲耕作最大的挑戰。A、D皆對颱風豪雨,水庫洩洪後對沙洲的破壞指證歷歷。A指出若石門、翡翠兩水庫皆洩洪,可將沙洲淹沒兩公尺以上。D的經驗中每年颱風季過後,沙洲的高度大約會增加0.4公尺。颱風帶來大量泥漿、砂土除了破壞農作、使果樹傾倒外,也會破壞農地上的設備、置放工具的簡易農舍,因此這些設備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耕作者只好姑且使用一些成本低廉的材料來維持基本所需的設備,使得沙洲上的一切都很「臨時」。砂土本身也不利耕作,只有泥漿若與一般土壤用鐵牛混合,可以有利於補充土壤養分。颱風帶來的洪水也對當地河流地形造成影響,A在當地數十年觀察到沙洲三重側不斷流失,反而在沙洲與臺北本土間的河道中央逐漸浮出另一塊無法利用的沙洲,使沙洲整體面積不斷縮小。
  
除了環境問題外,耕作者在沙洲也面臨了來自他人的挑戰。地權及法律問題使沙洲的耕作活動擺脫不去隨時終止的威脅(有點類似洪災使耕作者難以在此投資大量固定資本的道理)。雖然蘋果日報的報導指出沙洲上有21名地主,也確實採訪到一位希望售出自己3萬多坪土地的張姓地主,A也稱呼自己與現在沒有從事農作的E兩人為「地主」;然而,從詹育芳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法律上擁有沙洲一部分土地所有權的「所有人」和在沙洲實際上對土地握有出租、販售、耕作之權的「地主」之間未必完全等同。且根據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的資料,沙洲的地界劃分也與現地土地邊界之間存在出入,甚至地籍圖所依據的沙洲範圍也是多年前的範圍,早已與今日河水沖刷後的範圍不同。
 
因此我們只能確定,沙洲一部分土地可能仍由所有人控制,其對土地的所有權可能可以追溯自戰前或之後的土地交易行為;然而對於那些失去所有人控制的土地,現今實際控制該地的地主則可能是戰後來此佔地的城鄉移民,在該佔領的土地上耕種,隨後可能又轉讓、出租或交給下一代繼承。至於究竟佔地的過程中或後有無正式的土地登記、沙洲由所有人和地主控制的土地各佔多少、各呈現什麼樣的利用狀況、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研究者並沒有辦法釐清。C向我們坦言,土地、地主的問題是整個沙洲上最敏感的問題。他可能略有所知,但無法透露。

此外,由於中興橋下沙洲均屬河川區域範圍內的私有土地[3],適用水利法第78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在河川區域內種植植物應經許可。若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許可,仍須依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來耕作(例如作物高度、密度限制),農舍則由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列管排定優先順序拆除。我們並不清楚有多少耕作者得到許可(因為地權問題,甚至連有多少耕作者有權利申請都很難說),然而在A的經驗中,政府僅管理沙洲外圍有自然生長的喬木的高灘處,大部分時間其實也不去管。政府確實也未積極取締沙洲的耕作行為。然而,沙洲雖屬私有地,研究者卻曾在2015年見到這樣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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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設通告與耕作者的回答
本區域為河川區公有土地,嚴禁民眾擅自開墾種植。
違者本局直接清除外,並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二:「得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以下之罰鍰」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回答通告:前面私人耕作4700坪河川國有地50年之久
有事通知(用公文)台北市西昌街172号祥禾蔬果行
由政府設置的紅色通告宣示了政府對沙洲的所有權,藉此取得禁止民眾開墾的正當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耕作者設置的白色「回答通告」,訴諸長達50年之久的開墾歷史,卻也在內容中確認土地是國有地。這是前述所有衝突現象的具體體現,光是從這兩個牌子,就能發問:土地究竟是國有地還是私有地?若是私有地又是誰的私有地?(所有人還是「地主」?)就算是私有地,又能不能拿來種植呢?2016年,此兩個牌子已不復見(可能被颱風沖走了),但顯然政府至今從未試圖落實通告內容,取締違規的種植行為。
 
除了取締私有地的違規耕種行為以外,政府另有一招:徵收。在河川區域由政府統一妥善管理的願景中,全面徵收河川私地自然是政府的終極目標(只是暫時沒有必要)。徵收是受訪者間普遍意識到而關心的威脅,徵收代表耕作者必須永遠離開沙洲,然而專業農民與業餘耕作者看待徵收的態度卻有著極大的差異。業餘耕作者以C、D來說,並不反抗徵收,畢竟兩人是租地、興趣導向的耕作,徵收並不會造成損失,只是可能需要另覓一塊田地或停止這項興趣而已。至於對像B這樣的職業農民而言,任何讓他無法繼續在沙洲耕種的因素都是重大的威脅[4]。
 
來自他人的種種威脅或許也使B對來路不明的研究者頗具戒心,B在我們訪談A、C、D時皆在遠處關切,甚至一度將D叫過去說了幾句話。C也向我們坦承若和我們分享太久不太好,可能被某些防衛心重的農夫排擠,影響他在沙洲上的生存空間。

此外,業餘耕作者A也相當審慎地看待可能對長久種植帶來變數的事情。A曾提及E構想將沙洲仿照臺北市一些農場打造成觀光果園,A認為這並不可行因為沙洲不適合廣告。可見目前中興橋下沙洲的種植行為之所以能持續,地主、法律問題的衝突能暫時得到平衡,都依賴著「不被看見」。這除了仰賴上文中提及淡水河的天然阻隔外,也需要一定程度對外封閉的社會網絡,只能容許可以信任的親友進入圈內,即便進入了圈子也需要努力的建立信任關係(如C)。而「外人」不僅可能是偶爾造成偷竊問題的麻煩人物,更可能是刻意或不小心打破平衡的危險份子,就需要格外小心[5]。
 
  然而即便是圈內人也可能有打破平衡的動機,羅國甫、石永軒的報導中,張姓地主便是一例。當持有的大面積土地無法利用卻也難尋買家時,政府的徵收費用就是擺脫此雞肋土地的契機。然而政府顯然並不想淌這個渾水,雖然過去曾有官員對沙洲提出異想天開的計畫(黃福其,2007),但畢竟私地處理麻煩,目前水利局、高管處尚無任何土地利用進階之計畫。
 
除了曝光、被取締或徵收的威脅外,在公權力難以觸及之下,治安也是個問題。2015年4月6日研究者在中興橋橋墩上記錄到以下的文字塗鴉:「我跟妳無冤無仇妳三番兩次割破/做壞心會報應舉頭三尺有神明天知地知妳知我知」、「中興橋下左邊/私人耕作50年久面積4700坪[6]/馬政府治安是甲級/怎會發此事/民國101年3月27日/上午8時15分/有6個壯漢帶割菜機/強佔園主私人耕作土地/行為太惡劣/比土匪還糟糕/園主在場阻止才離開/這日中興橋下/特別記事/民國101年3月27日/早上8時15分/園主上」
 
此塗鴉目前已被油漆覆蓋不可見,由字體來看知上排、中排所紀錄為不同事件。由內容來看,雖有眾多不明所以之處(如割破什麼?強佔之動機?),但應該可以相信曾發生農具被破壞和強佔土地未遂的事件。而對「園主」而言的正義似乎只能透過在橋墩上的發洩和紀錄來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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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橋下沙洲作為一個都市邊緣的耕作空間,因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隸屬於不同群體的個人因為不同的動機,經由沙洲既有人際網絡內部成員的引介,來到同一個沙洲上,在不同型態的田裡種植不同的作物。專業農民與業餘耕作者兩者[7]取向的差異,是沙洲的表層衝突。這樣的衝突具體表現為沙洲上混雜的多元地景以及報導中相異的再現手法。衝突也使得同樣的沙洲空間在兩個群體的心目中成為截然不同的地方,更衍生出慣行農法與有機農法的衝突、面對徵收的不同心理。然而,衝突的最終結果卻是兩種群體的相互理解與包容,在沙洲上形成緊密連結的社會網絡以及多元的田園地景。
 
沙洲的根本衝突則是耕作者所面臨的來自環境、他人的挑戰背後所存在的耕作者、「地主」、所有人、政府與自然環境的五方衝突。私人對土地的權利是脆弱的。無論是耕作者、「地主」還是所有人皆只能依靠著某種形式上的默契和人際網絡維持既有的平衡,無力杜絕佔地行徑,只能透過橋墩塗鴉和回答通告聊作反抗,面對每年颱風季洪水對沙洲的侵蝕與破壞更是束手無策。

即便如此,耕作者仍然來到沙洲種一年算一年,沒有耕作者的身分的「地主」在耕作者的認同下收取地租也投入沙洲的公共建設,沒有「地主」身分的所有人雖期待政府徵收但依舊默許沙洲上的一切耕作行徑繼續維持。對代表多數市民利益的政府而言,沙洲理應為整體都市的防洪與水質服務,政府有權依法徵收,但由於存在著地權爭議且遠離市民的視線,政府最後實際採取了消極的管理方針。在根本衝突之下,人們都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益的調適之道,因此達成微妙的平衡,與沙洲先天地理上的封閉性共同始使耕作者的田園日常得以持續。
 
總結以上,我們認為,沙洲在根本衝突中,各方發展出自利的調適策略,達成微妙的平衡,讓獲准進入沙洲這個場域的不同的人,得以讓表層衝突中的專業農民與業餘耕作者,持續透過不同的田園日常的實踐,生產出地方多元的意義,體現為具體可見的多樣地景。而這整個過程,便是中興橋下沙洲地方實踐的機制。
 
若從沙洲的案例反思可以得到什麼?在臺北市柯文哲市長力推田園城市的同時,透過本研究對沙洲案例的分析,應該理解到:一個看似單純的農業空間背後可能存在諸多衝突的拉扯,參與者動機的不同也可能讓地方的意義偏離都市農業政策規畫者的預期,像沙洲這樣高生產力、緊密人際網絡、「自自冉冉」[8]演化的成果反而可能是被政策排除的,甚至必須要在淡水河中央這樣的邊緣、不利位置才有機會發展的。因此都市中的農業生產不應被化約為單純的經濟生產想像或單純的娛樂、觀光想像,而應該在政策中考慮到都市農業空間可能存在的複雜性。

註解
  1. 雖然當地的耕作者中住在三重、西門的並不少,但訪談的過程中也能發現住在六張犁、中和等距離中興橋下沙洲有一段距離的耕作者。2016.12.04受訪者A、D所述。
  2.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從訪談中觀察到,專業農民與業餘耕作者的對比並不是媒體或研究者為了理解的方便而區分的,而是在沙洲現場的耕作者之間透過日常的來往與觀察,自然而然形成的區分彼此的方式。
  3.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管理工程處回函中確認。因為屬於河川區域內,這塊地在法律上並非河川區外的浮覆地(不同於詹育芳的研究所稱)或新生地,須受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限制。
  4. A曾提及二重疏洪道開闢河濱公園的徵收事件(此事件很可能在沙洲廣為流傳),土地被徵收的職業農民最後雖然被分配到別的地方的田,但面積大幅縮小,幾乎只夠自用。
  5. 當然,耕作者也會區分外人的動機。比方說研究者(一群小朋友)在展開訪談前常遇到會跟我們問候、提醒有流浪狗的友善耕作者,但開始訪談後不久即感受到氛圍的微妙差異。
  6. 此4700坪地正是回答通告的那塊地。既然「園主」並沒有所有權(他認為土地是公有地)、而土地事實上是私有的(顯然屬另一人所有),那這一塊地上就同時發生了:「園主」佔用公有地、「園主」佔用「所有人」的地、壯漢試圖強佔「園主」的耕地三個乍看之下互斥的佔地行動,凸顯了浮覆地上土地權利的複雜關係。
  7. 需注意的是,將所有耕作者簡單的二元劃分也並不洽當。業餘耕作者當中也有很多差別:買地的-租地的、販賣一部分收成-完全不販賣等,而這兩種劃分中的各自的前者和專業農民之間就會有較多的共通點。本研究的二分法是在沙洲上耕作者間普遍的認可下進行必要的簡化。
  8. 自由而自然的意思,語出總統府2017丁酉年春聯。
參考資料
  • 詹育芳(2012)。河川浮覆地景的田園生活。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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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世下的生物多樣性:混農林業(agroforestry)的例子

3/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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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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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處混農林業的農民們(圖片來源: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那裡原本是一片無人居住的荒野……一個經過漫長演替,逐漸達致動態均衡的生態系,適應環境的物種們佔據著各自的棲位。但是自從人類來了之後,大量的開墾活動與汙染,破壞了生物們賴以為生的棲地,許多物種面臨了族群數量驟減、甚至瀕臨絕種的危機,原有的生態系功能幾近瓦解……」
這是個相當經典的敘事架構,由許多科普讀物、文學作品和媒體報導傳誦,訴說著人類為自然生態帶來的浩劫。整體來說,人類活動確實已經深刻改變了地球系統與生態系的運作模式: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於2000年前後開始普及,描述人類活動如何在20世紀中期以後顯著且全面地影響了地球的氣圈、水圈、地圈與生物圈,例如全球暖化與區域氣候變異增加、地表侵蝕率與沉積率劇烈變動、碳/氮/磷循環的擾動、生態系衰減幅度達到前所未有水平……等 [1]。
 
人類似乎成為第一個能夠有力介入、甚至主導地球系統與環境變遷的生物物種這件事,除了在生態倫理方面的反思以外,也為許多環境科學研究者帶來了一項挑戰:當人類活動不再是可以輕易忽略、剔除於分析架構之外的干擾變數,如何適切地概念化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便成為眼前亟需解決的理論難題。從實務方面來看,分析架構的調整也必須能為環境治理、生態保育行動提供必要指引,以因應當前人類社會越來越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
 
不過,如果借用政治生態學的視角,會發現關於「人與自然關係」一些習以為常的預設,其實有不少值得深入檢驗的部分。不妨回想一下本文開頭提到的故事,這類遺世獨立的自然遭受人類外力入侵的版本,似乎很難適用於當前世界的眾多場景:誠如人類世的概念所揭示的,如今幾乎已不存在所謂的純淨、無人干擾的自然;甚至在那些過去被視為荒野的地帶,很大程度上也是透過社會文化的想像與建構而存在。
 
同樣地,基於前述的「人與自然各自獨立、人類活動入侵了純淨自然」的預設,過去的生態環境論述時常將人類活動與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視為相互衝突的概念,人為開發的加劇必然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減損;相對地,政治生態學的觀點通常會避免簡化的、單一面向的因果解釋,而是關注環境生態的變動狀態,如何鑲嵌於各種行動者的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脈絡之中。

保羅.羅賓斯(Paul Robbins)等人(2015) 在《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dity Agroforests and Tropical Biodiversity》(混農林業商品與熱帶生物多樣性的政治生態學)一文中,即展示了熱帶混農林業(agroforestry)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如何受到不同的生物地理條件、農業行動者決策、區域人口與發展動態、全球商品市場與制度規範等因素所形塑,而存在不可忽視的地域差異。
 
所謂的「混農林業」,指的是近年來盛行於熱帶經濟作物栽培地區的一種農地、林地混合利用型態:農人在咖啡、可可等作物的間隙栽植一定比例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形成了介於開放農地與封閉林地之間的生態地景 [2]。這類土地利用方式的日益普遍,某種意義上也呼應了人類世的說法:我們越來越難找到那種隔絕於人類活動之外的自然地景與生態環境系統。
 
由於特定林木物種能夠提供適當的遮蔭與肥力、並減緩土壤/環境退化的情況,混農林業在部分地區有效增加了作物產量、並改善地方農民的境況;另外,半林地環境也提供了額外的棲地類型,相較於傳統的農業土地利用方式,可能更有助於增加或維持該地的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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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混農林業」,指的是近年來盛行於熱帶經濟作物栽培地區的一種農地、林地混合利用型態
然而,正如羅賓斯等人的文獻回顧所顯示的,在東南亞、西非、中美等地的經驗研究,很大程度上質疑了這種「混農林業必然增加生物多樣性」的簡單圖像。生物多樣性及其地景結構深受林木種類、樹冠層密度、農作投入的複雜程度等因素影響;農作投入程度受到整地開墾方式、農作種類與技術選擇的農業利用強度影響;農業利用強度又受生產者決策、區域或全球的政治經濟與制度脈絡所形塑。在這樣的複雜網絡關係之中,還有許多解釋鏈(chain of explanation)的細節部分尚未釐清。
 
首先,即使是種植著相同作物的混農林業,其生物多樣性也會依據地景結構的差異而有利/不利於特定物種的棲息繁衍。以咖啡作物為例:研究者在由人造農牧地景與原始林殘餘的組合為主的哥斯大黎加地景結構之中,發現人造地景較有利於大型/池塘型兩棲類覓食,小型/溪流型的兩棲類則在原始林中活得比較好;相較之下,在林木物種、密度較高的印度南部地景,則是小型哺乳類的物種豐富度較高。
 
與混農林業地景結構密切相關的,是農業生產者的實作方式及其利用強度。某些情況下,產量方面的益處驅使農人增進農業地景的複雜度:在印度南部,與咖啡交錯種植的木本植物能夠減緩季風豪雨的衝擊;在西非與哥斯大黎加的可可與咖啡田,棲居林木的鳥類或蝙蝠有助於減緩病蟲害。然而,地方生計條件的惡化、勞動力不足與化學投入劑量的增加,導致農業利用強度在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地景複雜度則逐漸縮減。
 
那麼,農業實作方式的改變與利用強度的增加,又如何牽涉到更大的政治經濟與制度脈絡?農場交貨價格(farm gate price)深受全球商品市場的波動態勢所影響,例如2000年以降的國際市場價格崩跌與極端氣象災害,迫使瓜地馬拉、波多黎各、哥斯大黎加等地的咖啡小農簡化其農地地景複雜度並增加利用強度。
 
儘管在混農林業的地景與生物多樣性方面已經有前述的先驅研究,羅賓斯等人指出在許多解釋環節上仍有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研究。
解釋環節
當前研究進展
  研究不足之處
 政治經濟脈絡
↓
生產者決策
價格波動程度對作物選擇的影響;另類交易系統與第三方認證的可能著力點
勞力市場機制、非國家的制度脈絡、與生物多樣性的直接關聯
生產者決策
↓
混農林業生態學
混農林業的生態結構多樣性;
農業實作方式與利用強度的影響
不同的實作決策如何帶來不同的影響、與生物多樣性產出的直接關聯
混農林業生態學
↓
生物多樣性
林木多樣性、樹冠層與下層植被等要素與生物多樣性的關聯;混農林業在生態保育中的角色
當前研究多侷限於特定物種
那麼,已知地景結構的複雜度縮減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地景結構的複雜性縮減與農業利用強度增加相關,農業利用強度的增加又與作物價格的市場波動程度有關,這些初步觀察結果帶有怎樣的政策意涵?顯然,如果要維持混農林業的運作及其地景生物多樣性,政府決策者不應只關注於特定地區的保育行動與生態系維護,而是要充分檢驗各種生物地理特性、地方勞力與生計條件、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對特定作物的影響或衝擊,才能正視、因應當前人類世的狀態下,人造地景在自然保育中不可忽視的角色。
 
註解
  1. The Independent 2016. Anthropocene: Planet Earth has entered new epoch, experts say.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anthropocene-epoch-new-planet-earth-man-made-what-is-it-a7215116.html?cmpid=facebook-post
  2.  此處的「開放」、「封閉」描述的是地表受到樹冠層遮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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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部落,從抗爭與訴求之間看見家的想像

2/2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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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承恩、林柏宇、劉恒、李知臨、李悯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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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三鶯部落跟新北市政府達成協議,同意在「集體承租、自主管理、自力營造」原則下,成為全國第一個由住民自行興辦的、具有社會住宅精神的部落重建工作(圖片來源:三鶯部落自救會)。
  高中時在課本上看過所謂的「都市原住民聚落」──一群原住民長途跋涉,離開花東的好山好水定居北臺灣各鄉間的河床地,為了在都市邊陲討生活。而生活條件已極度艱難的前提下,卻還要面臨居住地違法的威脅,能夠安居的一席之地都將失去。大漢溪流域的阿美族三鶯部落,即是爭議性與抗爭聲音著名的其中一個例子。

  若是細究三鶯部落形成的歷史背景,可以追溯至臺灣過去的經濟起飛,當年對大量勞動力的需求,吸引在原鄉謀生不易的原住民來到都市;一九八零年代之後,都市的住宅供不應求,房價狂飆,使得有經濟困難的都市原住民被迫靜默地、有默契地在都市邊緣地帶聚居,開始建立社群網絡,以便在生活上彼此有所照應;同時,原住民族的傳統祭儀被帶到都市中,展現另一種移民的風貌。

  在都市原住民中有一群阿美族人,基於自身文化與生活慣習,大都選擇在溪邊或河邊形成都市聚落。因此,在都市的溪河邊常發現阿美聚落。三鶯部落即為1980 年形成的花東阿美族人混居聚落,族人在此延續特殊的文化移民型態,以因應在都市的生活。

  長久以來,都市原住民面對政府壓迫、經濟剝削、以及族群互動的歧視經驗,飽受負面且不符公平正義的待遇,也得不到主流社會的關注。一九九四年九月臺北縣政府(現新北市政府)依臺北第三期防洪整治為由,通知大漢溪沿岸的違建戶搬遷,三鶯部落成為拆遷對象之一,人們即將失去家園的威脅,就此引發了長期抗爭。在一九九零年代晚期,三鶯部落以及新店溪沿岸溪洲部落的抗爭事件爆發,使得都市原住民的相關議題開始浮上檯面。至今,三鶯部落已與政府展開十七年的拆遷互動。

  居住權與法律的對立如此矛盾,若非站在特定的立場,實在難做一個皆大歡喜的決定,這也是三鶯部落幾年來抗爭不曾間斷的原因。所謂的居住正義該如何被保障?原住民的立場是什麼?三鶯部落的問題有可能解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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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部落一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初次到訪三鶯

  初次來到三鶯部落,在還不明朗實際情形又不敢貿然接觸居民的情形下,我們首先訪問了部落週遭的店家、消防局人員,想從他們口中打聽現在三鶯部落的樣貌。在訪查之前,我們只知道三鶯部落經歷很多抗爭,原本以為或許會與附近住戶關係不太好。出乎意料地,消防局的大哥說部落內的居民都滿好相處。

  一般而言,消防局與部落居民接觸的機會也不多,少數則像是颱風來的時候。三鶯部落位於行水區,若有大豪雨時,因部落位於洪災的威脅區,故消防局會在颱風天時將部落內的原住民疏散到附近的南靖活動中心。消防局大哥說,遇到這種情形基本上居民都滿配合的,執行公務上不會特別困難。日常生活裡,原住民們開朗且好客,雖然時常飲酒後音量過大、甚至產生紛爭,但紛爭通常很快就解決了,比起其他附近居民生活中會遭遇的社會事件,原住民的生活相比之下頗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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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也訪問了部落外側的雜貨店老闆,老闆表示平日裡生活大家就像鄰居,關係良好也常有交易,相處上沒有什麼尷尬點。但是老闆覺得,「住在三鶯河床地不妥,占用國有地是違法的事情」,應該要想辦法安置原住民搬走。

政府的因應政策:「原住民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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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與三鶯部落早期的協調中,政府向三鶯部落的原住民提了一個方案--即現在的「原住民國宅」。政府建造國宅供他們居住,租金方面也提供低於市價的價碼,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措施,既安置原住民們又能收回土地。於是,在政府的「威逼利誘」下,一部份三鶯部落的原住民選擇搬遷,另一部份則決定繼續住在原地,與政府展開了長期的抗爭。

  先前因為政府政策選擇搬遷的原住民們,認為搬遷到國宅之後的生活並不如之前美滿,儘管就我們的觀點來看,國宅的生活品質很高,但這不是他們重視的,原住民們追求的是可以自己作主的自由,他們早已習慣原住民生活文化,要一時之間以漢人角度出發的公寓規定規範他們,對原住民們而言,其實是一種束縛。

  再者,政府的這項政策並不只開放給三鶯部落的原住民,所以國宅裡充斥著各種不同的原住民族,比起在三鶯部落時都是族人的親切感,這也是三鶯部落的原住民們感到不自在的地方,每個原住民族的習俗、價值觀都不盡相同,政府沒有注意到這點,反而把原住民都當成一樣的族群,也證明當初政府在制定這項政策時,並未從原住民的角度出發思考。整體而言,政府也坦承這項政策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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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國宅的原住民們最不平衡的是政府對三鶯部落政策的不公,原先政府制定政策希望可以把原住民安置入國宅,部分原住民彷彿被政府半哄半騙般的選擇搬遷,卻不知這樣的生活與原先想像落差太大。在這些原住民搬遷之後,原先他們在三鶯部落的居住地,又被另外的原住民入住,政府卻沒有對這些原住民嚴加取締,不公平的處置導致國宅原住民心理上的不平衡,也使兩邊的原住民有了待遇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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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三鶯部落的隆恩消防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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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恩埔原住民國宅(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Picture三鶯部落一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族群之間不同的先備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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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觸了許多非原住民的附近居民,他們對於早期政府的安置政策--原住民國宅--讚譽有佳,不懂為什麼還是有許多原住民希望留在(他們認知中)髒亂的三鶯部落。

  實際接觸幾位原住民受訪者後我們發現,上述想法明顯反映一種「漢人中心」的本位思想:身為多數漢民族,常以一種優越感的眼光去看待三鶯部落的困境,質疑他們為何不選擇同我們生活條件的居住環境還不懂惜福。而聽過當事人心聲後,也便能領略這樣的評論有失公允,也深深侷限了自己的眼界。

  現代一般漢人對於家的想像,多半脫離不了機能方便性,能夠遮風避雨,水電的供應無虞,加上居住環境整潔、美輪美奐更好。我們很容易直觀地覺得,國宅是個非常優秀的居住環境,加上國宅的制度,租金比一般私有宅便宜,從這樣的思考觀點出發,政府自然會覺得這樣的政策能滿足人心。

  但是,對原住民族而言並非如此,一群在國宅前廣場挑韭菜的阿姨們激動地抒發她們的不悅--例如國宅有一定的居住規範,無法讓他們像在部落時自在烤肉、喝酒、暢談,而且到了一定時間就必須保持安靜避免影響鄰居;而最重要的是,國宅並未提供足夠的耕地,導致習慣於務農、自力更生的原住民們無法從事她們一直擅長的工作,在就業上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甚至到了幾乎無法負擔國宅租金的地步,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透過一些像是挑韭菜等等細工來維持生計。

  「住在這裡像是監獄一樣,水電瓦斯什麼的都要付錢,沒有辦法就近呼吸大自然的空氣。」現代化的居住環境不是他們重視的,他們想要的是可以自己作主,自由的生活環境,也是這個核心價值,三鶯部落才能如此長期地和政府抗爭。

所謂的歸屬感

  住在國宅的原住民,因為政策的威逼利誘,而被迫遷離三鶯部落─這片從荒地開始,他們親手一點一滴開墾至此的家,因為長年緊密和土地共存,此處不只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家,更是一個內心上的歸屬,這強烈的羈絆卻因為政府的政策而支離破碎,在替代方案上也不甚完善。

  政府在這方面檢討國宅政策的失敗點,而同時三鶯部落的原住民們,在臺灣發生八八水災後也開始反思,自然力是無可預測的,而這塊緊鄰溪水的土地確實不適合居住,因此願意和政府彼此各退一步,接受政府的「易地重建計劃」─政府提供原住民一塊土地自由建造住屋,以及可耕種的田地,給三鶯部落的原住民一個更符合他們文化生活所需補償。

  原住民對政府的規劃也相當配合。目前計畫規劃已經近乎完成,預計再過不久三鶯部落的原住民們就會開始進行搬遷。儘管政府已經處理完了三鶯部落原住民居住地的問題,不過易地重建這個政策政府僅僅只提供給三鶯部落的原住民,對於現今已居住在國宅的原住民們政府並沒有進行補救,導致第一批願意配合政府政策搬遷到國宅的原住民們,反而成為了整起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明明都是同一批開墾這片原先一無所有土地的開墾者,在事件的最後所得到的待遇卻截然不同,使得原是同族的原住民彼此之間有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對土地的看法,以及土地與人的關係

  在三鶯部落這一連串的衝突背後,我們也很好奇是什麼想法驅使原住民們抗爭,土地對他們而言究竟有何特別的意義?答案是:「土地是大自然給予人們可安居的地方。」

  受訪的部落自救會發言人大姐身為當地第三代,小時候很不解為甚麼要選這麼破舊、簡陋的環境居住?但即使小時候抗拒這樣的生活,後來才理解老一輩的人們在這片家園有獨特一套善用土地的作息,他們完全可以用這片土地養活自己。對比現代很多建商把人民房子拆了,拿去蓋大樓,只把土地拿來作轉賣賺錢的用途而言,土地應該能有更好的利用方式,養活更多人的價值,它是生活的一部份,「土地可以養活我們很多人,更應該是眾人一同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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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三鶯部落產生衝突的點出在「土地」與「家」,因為不同族群的視野與理解不同造成了這麼久的抗爭,那我們在凝視這個事件時應該思考的是,土地對於不同族群的不同意義是什麼?我們對於土地的直覺,會不會在某些人眼中是踩到他們的「地雷」?就像人文地理學常說的,從地理學的眼光出發就不應該單方面解讀一件事,對於事件的評價或提出質問也不該只想得到是否、好壞這般二元化的答案,應當通盤了解、分析後做一個全面的評斷。三鶯部落給我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這裡的人們在合法性與居住正義之外展現了不同角度的對於世界的關懷。

參考資料
  1. 林雨佑。台灣第一個都市型部落誕生:三鶯部落「333模式」的異地重建想像。報導者The Reporter,2016年10月20日。
  2. 三鶯部落自救會(2008)。網路部落格。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洪伯邑老師、郭育安助教、三鶯部落自救會與隆恩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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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公園百周年紀念:慶祝什麼?

5/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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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開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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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奧納多主演的「神鬼獵人」創下單廳高票房(圖片來源/CatchPlay)。
  上個月,李奧納多‧迪卡皮歐以《神鬼獵人》(The Revenant)獲獎,鄉民一片可憐從清純男童演到蓄鬍大叔、終於獲獎的李奧納多,並向其致敬。但不少人卻不知《神》片本身,是一篇描寫18世紀美國白人與印地安原住民競奪海豹皮中,混合自私、貪婪與生存的故事(更多背後生態政治分析,可參考林益仁老師在芭樂人類學的文章)。不過,事實上原住民與白人之間的紛爭,並不只存在電影中,同時也存在於百年來的國家公園發展史;「一起慶祝」(Let’s Celebrate!)的標語下,隱藏的是白人開拓者(或是今日的管理者)與原住民之間的矛盾關係。
 
  今年,是美國國家公園設立一百周年紀念。創立於1916年的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自威爾森總統簽署組織法案(Organic Act)通過而成立。在這關鍵的一年,可以見得對於官方而言是值得大肆慶祝的時刻。以大峽谷國家公園為例,公園內各個賣店都擺上紀念百年的圖文書籍。翻開這些書籍的任何一本──比如說名為《59座插畫中的國家公園:慶祝荒野奇景100年》,都可以發現他們如何歸功於蘇格蘭裔牧羊人繆爾(John Muir)──這位自學的博物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先知與登山愛好者,普遍認為他使得19世紀晚期漸趨富強的美國開始重視所謂「荒野」,使其免於消失在逐漸完成並深化的拓荒行動,進而使美國人民成為自身發達的受害者。他的鼓吹伴隨石油大亨小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 Jr.)大量購地與興辦基金捐獻給國家公園的慈善舉動,使國家公園能「為了未來世代享受下,莫再受任何損傷」[1]。
 
  但是繆爾等人所提倡的「荒野」,其另一層次的意涵是建立在白人對西部的拓荒上 [2],為了探索未知的世界獲取資源,也為了重溫美國先民在東部草創的艱辛,要在一片荒林開墾的過程中不斷找尋凝聚認同的「美國精神」,以邊疆(frontier)建構美式民主的認同神話 [3]。如此要求純淨蠻荒的公園,自然不可能容許其他人類的存在,因此印地安人被趕出原本的家園,到了政府劃定的「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中維生。
Picture大峽谷遊客中心《大峽谷:一趟驚奇之旅》的播放看板(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大峽谷遊客中心,每15分鐘就播放一次《大峽谷:一趟驚奇之旅》(Grand Canyon: A Journey of Wonder)。故事訴說一個在人類誕生以前的世界,那是一片黑暗世界之時,大峽谷卻已經存在。在一陣閃電下,人們發現了這塊處女地;一處自然景色卻容納多個文化(many cultures),而今,數以千計的人來到大峽谷參觀,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用不同的方式「哈囉」、在大峽谷前拍下照片。鏡頭此時換到另一個角度,往天空拉高鳥瞰,這些站在山頭上的人們逐漸消失化為一點,即便來自多元人種,在大峽谷下也不過是一點,為大峽谷的廣闊而顯得不足為奇。

  接著,影片開始拉開大峽谷背景的縱深。首先登場的是人類學家,主持學者對著鏡頭直視觀眾、說明人類學對拓展大峽谷人類歷史的重要,接著在深不過一公尺的不規則「掘坑」中,看她引領一群穿著國家公園制服的工作人員沿地形起伏量起「掘坑」邊緣凹處的「長寬」(沒錯,在坑型不是四方的狀況下),其中一人沒有戴手套地,就拿著一片陶片開始用另一手騰空丈量。接著,場景轉到印地安人,用一幅幅的插畫,以及前後片段都不再出現的鳥與水流聲的天然配樂,重現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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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轉到印地安人,用一幅幅的插畫描寫大峽谷印地安人生活場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影片開始進入圍繞「冒險」為主題的環節。場景又再跳到科羅拉多的急流,說明十九世紀的探險家鮑威爾(John W. Powell)等人,如何穿越急流,在大峽谷方知天地之闊;再下一鏡,轉到現代人們如何喜愛在大峽谷急流泛舟,感受「地球的原始力量」(the raw power of the Earth)。從急流到險崖,繼人類學家之後,一位地質學家以邊垂降、邊沿崖邊逐高度敲打岩石的形象登場,告訴人們大峽谷的地質分期及相應地景分類,要觀眾感受、並邀請「下一代的地質學家繼續完成我們的任務」。
 
  最後登場的學者,是博物學者。隨著鏡頭,觀眾可以一起感受到他們復育完成加州神鷲(California condor)的喜悅,牠在峽谷之間穿梭,我們跟著飛翔,再一次地鳥瞰大峽谷,強調大峽谷是動物的避居所。而就在這裡,影片在總結大峽谷是個「超乎想像的蠻地」(wild beyond imagination)與「一處充滿荒岩的地方」(a place of wilderness rock);然而,飛越高原平地後,「奇景開始」(And, the wonder begins)的畫面中結束。
 
  在影片中,印地安歷史被以不到十分之一的長度紀錄,其段落遠少於兩個分別長達近十分鐘的「一定要用尺量」才叫人類學及「一定要沿鋼索攀岩垂降」才叫地質學之影像呈現。觀眾接收到一定要科學的方法才能量測自然(同時,自然也是可以被我們量測的!),唯有冒險才知其深不可測的訊息;而當印地安人用鳥與流水的音效被加以詮釋,他們就也變成「自然」的一環,要嘛其歷史不存在,要嘛其必須以科學而非同而為人的角度進進行量測分析。
 
  在西班牙人入侵以後,大量染病死去的印地安人淨空土地,國家公園成為彷若無人居所的三不管地帶,所以「企業化伐木公司在加州與華盛頓大批殺害不可再生的樹木、獵人與冒險者在大平原殺掉數以萬計的美洲野牛、灰狼與灰熊被射殺幾近滅絕、在世居印地安人家中的建國前古老文物被當作紀念品洗劫一空」[4],惟有建立國家公園的管理機制才能確保私人不掠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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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峽谷賣店內原住民工藝品,擺放在靠近收銀檯或者有一個專門玻璃櫃呈現,以一種貴重稀有的形象出現(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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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峽谷販賣店內書籍陳列及其扉頁介紹,包含《在那西方開始的遠方》與《追尋美國味》(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但是原住民並沒有消失,國家公園的成立是進一步確立20世紀初期美國印地安事務局的保留地政策,限制印地安人回到故土的自由。在國家公園內,這些先前的住民被劃為自然的意象,強化國家公園的原始荒野性格,此從販賣店可一窺了然。原住民工藝品都被擺在靠近收銀檯或者有一個專門玻璃櫃呈現,以一種貴重稀有的形象出現,商品旁都擺放解說卡,以大量的「純正」(authentic)、「支持」(support)與「保護」(preserve)產自美國(Made in U.S.A)的語彙,形容這些刻劃身著傳統服飾生活或自然動物的木石工藝品;他們通常還配有一張製作者的相片與親筆簽名,告訴你「貨真價實,蒐藏原住民飾品就趁現在」。諷刺的是,一旁還有《在那西方開始的遠方》與《追尋美國味》等書籍專櫃,在封面及扉頁講述「教化蠻荒西方」的「膽大與堅持使命人民」,又將遊客拉回征服者的角度,提醒他們蒐藏原住民文化不是認同,而是再一次用金錢征服他們的表現。

  基本上,我們可以這麼說,整個美國國家公園設立本身,保護自然的目的,都加以為了滿足慾望。那麼,當「印地安」與「自然荒野」兩元素持續相扣連,他們就永遠會是白人想要征服的對象,透過這種連接論述(articulated discourse),賦予白人進行相關政治手段的正當性。按照李維史陀(Levi Strauss,1989[1955])的說法 [5],這就是為了服務白人,去找尋精神生命意義與同時佔有的兩者本身而存在,最終導致「追尋已不存在的真實之種種遺痕」,產生矛盾的循環,從百年前到百年後的今天,在國家公園土地上不曾改變。
§感謝邱逸玲、陳俐靜、練聿修與賴思妤對內文分析影片內容的補充紀錄。

責任編輯:練聿修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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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derson, J. & Anderson, N. (2015). 59 illustrated national parks: celebrating 100 years of wilderness and wonder. Nashville, TN: Anderson Design Group.
  2. Cronon, W. (1995).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In W.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pp. 69-90). London: W. W. Norton.
  3. Turner, F. (1920).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p. 1-38). 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4. 同[1]
  5. 王志明(譯)(1989)。憂鬱的熱帶(原作者:L. Strauss)。台北市:聯經。(原著出版年: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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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生命之河」:大吉隆坡的親水計劃

4/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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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轉角國際udn Global,未經另外授權不得轉載
文/萬宗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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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的母親河「巴生河」。河流能既滿足人類對環境生態的想像,又能透過河岸景觀結合河流本身,讓城市成為觀光的一大賣點,也因此打造「一條貫穿城中的河流」成了近年城市設計與規劃的最佳題材(圖片來源/美聯社)
在以往的認知裡,城市是個脆弱且危險的巨大人造物,雖然帶動了許多經濟發展,但卻對環境產生直接的破壞。近年隨著「永續城市」的概念不斷深根,以及都市觀光(urban tourism)的興起,大家也開始思考,要如何在有限資源下,讓一座城市怎盡可能地提供各種機能。而在眾多大自然的元素裡,由於河流能既滿足人類對環境生態的想像,又能透過河岸景觀結合河流本身,讓城市成為觀光的一大賣點,也因此打造「一條貫穿城中的河流」成了近年城市設計與規劃的最佳題材。

曾在1950年代髒到不行的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如今流過歐美人士逗留酒吧的克拉碼頭、觀光客最愛的魚尾獅公園和金沙酒店,以及商業大廈重鎮區,被視為新加坡人的母親之河,幾十年間搖身一變成為將河川功能發揮極致的典範。


這樣的城市想像也正在鄰國馬來西亞上演。


大吉隆坡與巴生河


2010年,馬來西亞中央政府頒布「經濟轉型計畫」(ETP)政策,斥資1720億令吉(約1兆3760億台幣)打造「大吉隆坡」,目標是讓吉隆坡在2020年前擠身全球20個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以及世界前20高經濟成長率城市之一。ETP之下共有十項入口計畫,其中一項便是要將其臭無比的巴生河(Klang River)打造為一條「生命之河」(River of Life,RoL)——藉由結合這個區域的歷史遺產和商業區域,淨化巴生河,重新賦予這條河川應有的生命力。


巴生河發源於吉隆坡北邊的高地,流經吉隆坡與雪蘭莪州,最後進入馬六甲海峽。整個巴生河流域有約650萬居民,稠密的人口使得巴生河污染嚴重,惹來垃圾河的臭名。但由於巴生河流經範圍甚廣,究竟誰要為這條垃圾河負起責任並不明確,巴生河域的整治因此成了燙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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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推出的RoL計畫直接正面迎擊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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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政府以溫哥華、墨爾本、奧克蘭、日內瓦及首爾做為樣板,企圖透過改造巴生河來同步改造吉隆坡。大馬媒體《中國報》指出,這個計畫類似美國德州的聖安東尼奧河岸大道,或是韓國首爾的清溪川整治計畫,結合高級公寓、辦公大樓、購物廣場與休閒娛樂,打造「具有投資潛能的吉隆坡河畔城市(KL RiverCity)」,讓觀光客回流到市中心的獨立廣場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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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巴生河的整治,除了觀光作用外,亦有其防汛需求。圖為2002年,吉隆坡市區淹水的窘況( 圖片來源:美聯社)。
2014年3月RoL計畫正式啟動,設定10.7公里的河域範圍、再分成11區,位處吉隆坡市中心的第7區率先動工。第7區中的11座歷史古蹟不受動工影響,而著名的占美清真寺(Masjid Jamek)則將重現其原本「百年梯級」的樣貌。第7區工程原訂於今年2月竣工,遇上工程延宕,目前推估今年9月能夠完工。

RoL的實際做法上分成三個部分進行:第一步是要「淨化河流」(整條河110公里一起清,完成率已達七成),再來是「美化河流」,最後推動河流沿岸的整體發展計劃,推估能為政府賺回40億令吉(約320億台幣)。整個計畫工程浩大,所費不貲,光是位處市中心的第7區工程,就需要高達1億3000萬令吉(約10億4000萬台幣)的資金

RoL計畫最早由馬來西亞發展商怡克偉士(EKOVEST)提出,後由總部位在美國的建築顧問公司AECOM承接設計。東京六本木中城(Midtown)開發計畫、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以及新加坡數座商業大廈都出自這家顧問公司的設計之手。而怡克偉士(EKOVEST)因同時身兼承包商、監督商與中介商等角色,在期限內協助中央政府完成計畫後,可獲得三億令吉的發展津貼。另外,也因為怡克偉士在巴生河流經區域握有一些地段的所有權,未來可同步在這些地段發展地產,賺取土地升值後的商機,多重身分讓怡克偉士全方位掌握巴生河,也掌握利益。

怡克偉士董事經理拿督林景清接受《星洲網》採訪時,解釋「生命之河」概念的起源:
全世界的城市都有河流,許多先進國家在近數十年來開始注重河流保育,並在城市規劃中首要提倡整頓河流,可見清澈河流對一個先進城市的重要性......要提高馬來西亞的知名度,就必須推介新的景點,不能一味只靠雙峰塔等舊景觀。生命之河計劃能充當振興吉隆坡旅遊業的角色,保護環境的同時也提供經濟效應,是最好的城市發展模式。
整個計畫基本上是受到人民期待與支持的,實際走一趟,圍繞巴生河的古蹟建築確實譜出一幅美麗的都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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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河計劃能充當振興吉隆坡旅遊業的角色,保護環境的同時也提供經濟效應,是最好的城市發展模式。」(圖片來源:作者)。
生命之河復活之前

RoL預計在2020年完成,不過,目前計畫進度卻不大理想。由於河川整治涉及防洪土地的徵收,一些流域地區的居民不願意搬遷,譬如,馬國首相曾經承諾要列為文化遺產村甘榜布雅(Kg Puah),後來因為政府改口計畫將此地改建為防洪池,拆遷後的安置辦法也不明確,導致當地15戶居民拒遷抗議。

此外,國會議員也質疑中央政府在施政報告書中「灌水」,數字雖然漂亮,但卻無法實際感受到改變,政府又未能說清楚RoL計畫具體的執行項目為何,以及計畫進程又在哪裡。

而扮演關鍵角色的怡克偉士,其參與程度過多也受到質疑。為了釋疑,政府官員指出作為合作伙伴,怡克偉士不能競標那些因為生命之河計畫而復甦的地段,但他們可以在政府賣出土地的交易總值中得到2%的回扣,否則這會對其他競爭者不公平,怡克偉士只能在兩者之間擇一。儘管如此,在RoL整治成效出來前,怡克偉士早已在鄰近生命之河計畫地的周邊地段推出建案,發展總值達30億令吉(240億台幣)。也有臆測指出,怡克偉士將與中國地產商綠地控股集團結盟,進行與RoL計畫有關的土地開發案。這些批評或猜測似乎都指向怡克偉士角色的曖昧,認為政府並無法很好地透過法令來約束怡克偉士基於資訊不對等而得益的獲利。

話雖如此,RoL仍是備受矚目的大工程。一名雪蘭莪州民主行動黨的議員對生命之河計畫非常有興趣,儘管民主行動黨是國會的主要反對黨之一。雖然目前計畫進度仍集中在吉隆坡,但他認為整個計畫極具象徵意義,巴生河一旦復甦,即意味著馬來西亞已經能與韓國(清溪川整治)匹敵,甚至以更小規模來看,也能跟新加坡商業區夜生活精彩的駁船碼頭(Boat Quay)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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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河復甦,即意味著馬來西亞已經能與韓國(清溪川整治)匹敵,甚至以更小規模來看,也能跟新加坡商業區夜生活精彩的駁船碼頭(Boat Quay)並駕齊驅(圖片來源:美聯社)。
不過,巴生河的體質能否與清溪川或新加坡河相提並論?長達110公里的巴生河是否能一朝一夕淨化完成?這些問題大馬政府恐怕需要多加思考。馬來西亞的地球科學團隊在巴生港取樣發現,巴生港的水質與沉積物都存在著重金屬污染,最大原因是巴生河流域快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儘管RoL計畫希望提升現有的排污系統,並與地方政府合作貫徹零違章建築的願景,以及對沿岸的居民、工廠和商業中心執行污水準則,但仍然難以確保不會再有「法外之徒」。

另外一份2012年的環境科學報告也指出,巴生河中上游的水質雖獲得改善,下游地區卻是逐漸惡化。這暗示著即便花費再大筆的令吉去整治巴生河,只要整個巴生河流域工商業發展的稠密負擔沒有獲得根本解決,巴生河的美可能只能出現在吉隆坡市區。這也令人懷疑,多大程度上RoL計畫真是現代城市對河流保育的重視?

當城市逐步邁向親水,河川做為城市的金雞母時,河川整治工程儼然成為另外一種像是興建世界最高樓那樣的「巨型工程」(Megaproject)。這樣的巨型工程不是只要把河變乾淨、讓人民重新靠近水如此簡單,或是永續理念推廣,更多的時候是背負了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成果」包袱,其中牽涉著城市競爭、大型資本進駐,以及河岸商品化的過程。​

「生命之河」是給了資本邏輯更多養份,還是真的滋潤了城市生活呢?或許還得等到位處吉隆坡市區的工程如期竣工後,看巴生河怎麼改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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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餐桌到產地:主婦聯盟、社員與小農的環境想像與實踐

10/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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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圓庭、陳莉靜、曾寶慧、李冠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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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婦聯盟的生活消費合作社(圖片來源:Flickr,bangdoll)
  獨立媒體沃草去(103)年8月報導指出,知名土鳳梨酥商家微熱山丘長期以來標舉小農契作,照拂台灣農民,然而在沃草實際採訪中南部契作小農後,卻發現產品被以外觀過熟為由,大量退回契作鳳梨,造成小農血本無歸 [1]。微熱山丘隨即發表聲明,強調必須保障商品品質 [2]。這引發我們思考,契作的本意應是為了使商家與農民能夠「公平、互惠,進行有保障的交易」[5],不過,此事件卻暴露出小農面對採購商毀約,必須自行承擔風險,例如:被要求大量減產、退貨標準以目測為準、甚至沒有真正的生產契約書,僅有種植面積調查表等等 [1] [3] [4] [5]。

  在這個新聞爭議的背後,其實隱藏著重要的小農契作議題,於是我們進一步探究同樣標榜小農契作的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他們認為自身確保小農生存利益,同時推動友善耕作理念,或能找到小農契作的另外一種可能。由於作者本身就是主婦聯盟合作社的資深社員,對於合作社的營運模式相當熟悉,希望藉由本文檢視主婦聯盟自身對於生態環境的想像與實踐方式,並探究農友與主婦聯盟的合作關係,究竟是一種有利的保障、還是成為一種損傷權益的束縛?
 
為求安心食材 集結消費尋找合作農友

  主婦聯盟合作社成立的契機,始於1993年爆發食安危機與環境問題,擔心鎘米、農藥殘留的葡萄危害家人健康,一群媽媽跑遍台灣找尋安全農作,她們集合相同理念的百戶家庭,向農友訂購安全無毒的農作。2001年「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成立,推動友善環境耕作,讓消費者取得較安全的食物,也能讓農民得到符合生產勞動的報酬。

  以黃豆為例,合作社的媽媽們在研究相關資料後,驚覺多年來食用的豆製品竟全為基改飼料豆所製,面對如此龐大的農食供應結構問題,主婦聯盟合作社企劃部張雅雲課長說:「很少人會為了喝牛奶去買乳牛吧?」但為了能吃到安全的豆製品,合作社真的自行「進口非基改食品級黃豆」,用來生產合作社自己的的豆漿、豆腐與豆乾等豆製品。
勤跑田間 確保食物環境安全

  合作社如何找尋合適的生產者?早期的合作社元老們多是農業專家,在台灣剛發展有機農業時,他們常跑鄉間,也認識許多想轉作有機栽培的農友,例如第一位合作生產出無農藥的葡萄果農。每當新農友加入,合作社產品部專員便會到田間查看,檢驗土壤、水質等,並認識農友、了解其理念,長時間輔導農友進行友善環境的生產。產品部專員各有所長,例如農產、畜產、漁產等不同專業,能以自身經驗判斷栽培狀況,例如觀看草相便能得知有無使用除草劑。

  被問起農法轉型初期的痛苦以及合作社專家們及時的支援,受訪的合作農友之一洪箱是最清楚的!剛與主婦聯盟合作時,農法的轉變讓作物產量和品質皆跌入谷底,「番薯不甜,芋頭爛光光」,她的首批供貨還被社員評為「很難吃」。

  其實在洽談合作時,主婦聯盟就已發現洪箱的土地因長久施用化學資材導致土壤酸鹼值失衡,但是當初看中洪箱這塊地,是因為當地經重劃而有灌排分離之優勢。洪箱有轉變的決心和自身的優勢,在主婦聯盟的協助下,添加石灰以調整土壤酸鹼值,面對病蟲害問題,不斷改變防治作法,曾試過鳳梨皮、費洛蒙誘補害蟲等。

​  與主婦聯盟合作已逾十三載,一路走來,洪箱從未因困難而想放棄,「耕作遇到困難就問專家,主婦聯盟對農民很照顧,陪伴並讓農民成長」,有如此強大的夥伴相互扶持,歷經農法轉變的陣痛,對環境產生責任感,洪箱樂在其中。
生產過剩解套:食物全利用

  為了掌控貨源,合作社會與農友協調生產計劃,期望各種作物能平均於各時期收成,但即使安排好計劃,受到天候影響,不同時間種下的蔬果仍可能趕在同一時間收成,此時農民間為了爭取合作社通路,難免競爭,張雅雲課長笑著說:「假如我們一連十天都供應苦瓜,社員的臉都要綠了!」

  要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合作社於是集結眾人智慧,想出不同烹調方式提高社員消費作物的意願,例如將盛產過量的蔬菜加工製成水餃販售。同樣的,當西瓜發生水傷時,為推廣滯銷的西瓜,合作社還教導社員用西瓜皮熬湯,期盼能達到食物「全利用」,降低瓜農的損失。

  要注意的是,主婦聯盟其實是以實際進貨數量來計價,支付錢給合作農友,而非用契作方式全數收購,此舉實與微熱山丘作法無異。但是,主婦聯盟為了維持與農友間雙向合作的關係,避免落入傳統單向商業採購模式,所以當產品滯銷或生產過剩,也會想方法將產品加工,協助農友克服困境。

  談到價格,張課長說明在架上的產品標價中,有六到七成為農民的收入,合作社的收入依規定管控在28%,作為支持合作社運作之必要開銷,相較於農民只能得到售價三至四成的其他有機商店,主婦聯盟於經濟上給予農民很大的支持,希望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友善環境的耕作。
 
主婦聯盟的自然觀?

​  主婦聯盟對於守護環境的理念與作法擁有深刻的論述與豐富的經驗,但我們更希望進一步了解,主婦聯盟成員對於「好的環境」的想像究竟為何?唯有藉由深入檢視主婦聯盟本身對於環境的建構與想像,才有機會真正理解主婦聯盟的種種作為究竟是實踐了對於環境的理想、抑或是造成反向的效果?
 
  地理學者David Demeritt認為「自然」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概念,換句話說,我們認識的自然是由人類所理解、並進一步塑造出來的。「自然」總是
透過社會的脈絡而被理解,在這當中,這個名詞才被賦予意義。既然「自然」是社會文化建構的概念,那麼它便不具有一般人想像中恆常不變的自然屬性。當今台灣關注糧食產地的健康安全,「自然」意味著無汙染、無農藥殘留、友善生態等概念,主婦聯盟藉由共同購買符合上述概念的友善環境產品,達成守護自然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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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來自自然的食品,我們可能會想到這樣的景象,圖為南庄(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主婦盟:降低人為干擾 節制才能環境永續

  主婦聯盟的成員賦予環境什麼樣的想像?企劃部課長張雅雲說:「環境不可能是杳無人煙的荒野,環境中一定有人存在,而人會持續干預環境。」可見她心目中的環境,並非排除人類存在的荒野之境。然而,她也認為如果某部分環境已經發出警訊,就表示它必須休息,她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環境好比一位母親,她持續不斷的在生產,這個產婦現在面臨需要『坐月子』調理的地步了!」張雅雲認為,人類不能為一己之私榨乾環境,必須降低人對環境的干擾,所以合作社才會提倡友善環境的耕作方式。
 
  追求自然以及它被賦予的各種意義無可厚非,要警醒的是,追求自然的行動,會不會隱含著人類自以為可以區隔「何為自然」及「何為人造」的傲慢?在考察主婦聯盟對自然環境的想像之時,我們並不是要否定這種社會建構的「自然」,而是要去分析並呈現出這個複雜的世界。藉由Demeritt所提醒的,察覺自然被建構過程中各群體是如何協商出「真實」(reality),除了上述主婦聯盟成員的觀點之外,蒐集更多相關者的看法並呈現。
 
新舊社員 反映不同的環境想像

  相同的提問──環境應該是什麼樣子?──在社員的口中則有不同的答案,資深社員林寶儀積極參加合作社舉辦的產地踏查和其他學習課程,她說:「我覺得好的農業生產的定義,就是好的水質、土壤、隔離帶、還有蔬果本身的管理。」她是農家子弟,種過菜,也參加合作社舉辦的假日農夫,在陽明山屏風里耕作,現在家中頂樓也有種菜。在她的理念中,好的農業管理,也就是合作社宣導的草生培養概念,是在蔬菜的旁邊真的有雜草,跟雜草共生。相較之下,才加入合作社未滿三年的社員許美智則極少參與活動,許美智說:「錢花得多,就是好的蔬菜!」她也提到:「菜有一點蟲沒關係。」

​  有趣的是,基於降低人為環境干擾的目標而支持減農藥、減化肥的耕作方式,也進一步扭轉了成員們對於環境的想像。最明顯的是表現在對產品外觀的接受度上,社員不約而同地提到農產品外觀的不完美,以及蟲卵灰塵等,都可以接受。與之相較,消費者過去認為外表整齊一致、碩大漂亮的規格化農作物,其實反映出背後對於生產環境是乾淨劃一且排除其他生物的想像。

排除人為的「純淨自然」想像

  綜合新舊社員與合作社工作者的說法,主婦聯盟對於環境想像的最大共通性可被歸納為一句簡單的話:「好的環境才能生產出好的食材!」也就是說,其建構的「自然」意義特別著重在「好」的論述。
 
  若從主婦聯盟與小農合作的過程中,去剖析此種意義的建構時,就會發現他們追求的自然其實是一種「淨化的自然」。例如,在挑選合作小農時,合作社會先評估其耕作環境的品質,而農友洪箱之所以能通過篩選,就是因為她的田間環境因重劃而有──「灌排分離」之優勢。相反的是,另一位有環境理念申請與主婦聯盟合作的小農,卻因周遭鄰田皆為慣行農法而遭到合作社拒絕。
 
  從合作社嚴格的硝酸鹽檢驗標準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秉持著「純淨的自然」環境想像。在這個系列不斷被提到的環境史學者Cronon在〈荒野的困境;回到錯誤的自然〉一文中,以美國西部拓荒時期以及耶穌在荒山中悟道的情境,提出人類對於荒野與自然的想像,其實是建立在「無人居住」、既神聖又野性的幻想;因此,人類的「進入」象徵將文明帶入荒野,讓「最自然」的荒野不再自然。
 
  對照主婦聯盟的主張,所謂好的蔬菜的生產,無疑是要在充滿「野性」的自然中才能「最自然」地生長,因為「夠自然」,所以他們可以接受蔬菜外觀的不完美。然而好吃、營養的蔬菜通常不是「野生」,必須要有「人力」的投入其中才能避免讓蔬菜被「野性的自然,例如病蟲害」啃食的體無完膚。因此,為了生產出好的蔬菜,主婦聯盟尋求在「野性的純淨自然」以及「適當管理的人為自然」中去取得平衡。
 
  舉例而言,為了避免農友過度施用氮肥,造成蔬菜硝酸鹽累積,主婦聯盟的一大特色是會針對硝酸鹽殘留進行自主檢驗,但合作社卻忽略小農必須承受天候變動的風險,像是另一位受訪的合作農友彭康偉,他的菜曾經因連日大雨光合作用不足而硝酸鹽殘留超標,導致產品被合作社退貨了好幾千斤,損失了數十萬元。

  彭康偉也說,2004年他的產品被檢驗出「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藥劑」,但再次檢查的結果卻是因為十字花科蔬菜本身內生之硫醣苷所造成檢驗的誤判。雖非不當栽培所致,卻導致他蒙受指責與退訂。
 
    進一步來看,從上述的探討可以發現主婦聯盟追求的自然想像,是一種「由專家所論述和建構的純淨自然」,而在這樣的環境想像之下所建構的自然,表現在希望人為對於「蔬菜生產中的施肥、打藥」的干擾能愈少愈好。此種「自然」理念的推行,的確有益於環境生態的維護,但卻無形中排除了有理念的小農參與友善環境農業的機會,也缺乏對小農內隱知識的尊重,甚至造成合作小農的權益受損。
    

​對主婦盟的批評與挑戰

  對於合作社成員是否能真正接受被蟲蛀的青菜,或是因為減少使用化肥而外表不夠「澎湃」的蔬菜,長期合作的受訪小農彭康偉提出批評:「他們社員觀念也是參差不齊啊,很挑剔菜的外觀啊!」他認為,如果部分的社員無法感同身受有機栽培必須付出的代價,單純只是「顧客導向」去挑剔青菜,這樣的心態就無法真正支持小農持續採用有機農法。

  我們可以發現到,消費者與有機生產者之間,長久存在著理念磨合與購買行動上的矛盾。主婦聯盟中,負責媒合農友的幹部雖然知道有機生產的最大困境,在於如何生產出「內外皆美」的農產品,也投入心力宣導,建立對產品外觀不苛求的觀念。但是漂亮的菜就像長得帥的人一樣,自然較受歡迎,長得醜怪的菜仍然較難讓消費者買單。

  近年來主婦聯盟人事更迭,六萬名的社員加入必然導致規模的擴張,而整體的行政制度也因而產生許多調整,洪箱說,「以前交農產品都不用提前報,現在每週都要填報要繳交多少,比較麻煩。」但她也承認,公司大了,有些事還是需要改。談及文書資料的累積能否有經驗傳承的效果,洪箱提出批評:「我覺得對農業來說沒什麼用,我的感覺啦,天氣一直在轉變,親身耕作時自己才會去調適。」她將作物比喻為人,生病仍要針對身體醫治,而非看看資料、紙上談兵。由此可觀察到,主婦聯盟代表的專家知識,以及小農身體力行所產生的內隱知識,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衝突,在後續的合作中,仍需要不斷的調整與磨合。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作為國內少數有盈餘維持長期運作的非營利組織,累積了與農民的豐富合作經驗,足以為國內欲發展契作模式的商家與政府提供借鏡。從上述文中可以發現,主婦聯盟作為一個媒合小農的平台,其合作模式的優點至少有四:
  • 在小農生產過程中,為符合合作社的產品要求,合作社本身會出動產品專員進行檢核,同時也會在轉作有機農法的過程中進行深入輔導,有效分攤小農本身面臨的風險,共同承擔生產責任;
  • 利用生產計劃調控產量與產季,並且在農產品過剩時,自行利用加工製品等方式達到食物全利用的目標,大幅降低農作物的浪費;
  • 產品價格的訂定規則明確,保障小農獲利;
  • 透過積極教育社員,以及強化生產者與消費者連結,扭轉與深化消費者對於生產環境的想像,對於格外品的接受度也能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在我們的採訪當中,也發現主婦聯盟自身隨著規模的壯大也面臨向新自由主義商業模式靠攏的質疑,當越來越多的小農加入合作社的產品供應端,合作社自主掌控的彈性增加,對於挑剔產品與選擇小農的權力更為增強,造成許多對小農不利的後果。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包含:
  • 社員顧客化的趨勢;
  • 合作社掌握退貨與格外品砍價的權力,對小農而言關係不對等;
  • 專家知識論述至上,缺乏對小農內隱知識的尊重,例如彭康偉硝酸鹽檢驗未通過,實際上是氣候條件所致。

  作為國內「有理念」的共同購買組織龍頭,合作社有必要因應規模的擴張,積極回應上述問題,例如提高社員入社門檻,積極強化對產地與生產者的認同,尊重農民對於生產的知識,並且將農民納入價格與產品檢驗標準的共同制定者。

  我們期待,對於積極推動農業自經區的政府而言,在大力倡導農業契作的好處之餘,可以從主婦聯盟的實例中省思在貿易自由化的巨浪下對於農民基本權益的照護之可能,我們也期待,主婦聯盟保護在地小農的長期努力耕耘之外,還必須進一步針對上述的問題作出省思並擬定因應的具體策略。

參考資料

  1. 沃草(2014年08月14日)。【沃草調查】退貨、減產、契約不明!土鳳梨契作農民血淚告白。取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
  2. 姚舜(2014年08月4日)。退契作土鳳梨!?微熱山丘:沃草未求證。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
  3. 沃草(2014年08月14日)。【沃草調查】昔批農民投機跟風!農委會帶頭炒鳳梨契作市場崩壞。取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
  4. 沃草(2014年08月14日)。【沃草調查】契作市場競爭激烈!農會為保合約「重商輕農」。取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
  5. 沃草(2014年08月14日)。【沃草調查】沃草聲明:為鳳梨契作創造雙贏。取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
  6.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15)。菜籃子革命: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幸福。台灣:廣場出版。
  7.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15)。菜籃子革命: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幸福。台灣:廣場出版。
  8. Demeritt, D. (2001). Being constructive about nature.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22-40.
  9. Cronon, W. (1996).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7-28.
後記:回應「微熱山丘SunnyHills」之讀者來函聲明稿

  微熱山丘商家於2015年11月23日來信針對《GeogDaily˙地理眼》刊載本文一事,提出批評。來函謂「無法苟同」本文第一段內容,認為是「以博取眼球的方式片面解讀事件,對於釐清事實並沒有幫助,反而以訛傳訛,對當事人帶來無謂的困擾」。

  此外,微熱山丘亦認為本文作者以其他(微熱山丘)事件作為文章開頭,對於本文關注的書寫主體(主婦聯盟的理想與實踐)「不甚公平」,前者是商業運營的機構,後者是非營利組織,「看不出將這兩個案例相提並論的理由與適當性」。

針對上述疑慮,本文作者首先感謝讀者來信批評指教、促進公眾對話,經過討論後,對於微熱山丘商家的批評,我們作出如下回應:
 
  1. 本文雖以主婦聯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但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正是來自獨立媒體沃草所撰寫之一系列「鳳梨契作」報導中,探討的農民與採購商之間的契作爭議,也因此使我們想探究主婦聯盟究竟對於合作小農是助益或傷害,故並非毫無關聯。
  2. 本文首段目的,並非為了博取眼球而「片面解讀任何事件」,爭取點閱率。相反的,文章第一段的書寫,主要內容引述自沃草的《鳳梨契作系列一至四》的調查報導內容。
  3. 本文作者認為沃草的報導,具體進行實地採訪,並引用多方消息來源,並非無所依據,是值得採信的媒體報導。且沃草對於微熱山丘的批評,有具體回應指正,卻似乎未見微熱山丘對此再做回應。若對於本段內容有所疑問,或許直接去函沃草能獲得更詳細的解釋和說明。
  4. 回應讀者來函的提醒,故進一步在本文引用的內容加上註解,希望以更謹慎的態度,讓每位讀者能在閱讀本文時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同時,也增加了引述微熱山丘的公開新聞聲明,達到平衡功能。
  5. 本文既然在公開平台上分享並發表,目的就是期望讓更多人參與公眾事務的討論,以匯集眾人的智慧與想法;故對於讀者來函的提醒,並提出願意進一步溝通的善意,我們也樂於在此以公開回應的方式,讓大家更能理解我們撰寫本文的初衷,以可受公評的方式持續做出回應改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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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樂? 水田? Atayal? 淺談國家力量與泰雅部落的土地資源使用

8/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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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巧媃(台大生傳系學生)、溫康迪(台大政治系學生)、王郁傑(台大生態演化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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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廢梯田和果樹(作者提供)
  今年四月,我們三人結伴初次照訪位於新竹尖石鄉的水田部落,抵達目的地前對部落的想像奠基在公視節目「我們的島」於2011年一月關乎環境破壞的報導:由於薑田開闢在部落山坡地上,為了種植生薑而大量砍伐原有竹林,也使用大量農藥與肥料,伴隨大面積薑田而來的環境汙染成與「土地開發」成了部落居民擔憂的源頭。這些生薑田屬於原保地的範圍,但是開發者並非當地原住民,多來自外地的農人或資本,收益也多由平地人所掌握。但當我們在在報導播出的四年後,實地考察發現水田部落的生薑田已經比較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麗菜田和大大小小的露營區、民宿和景觀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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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到1935年間實行的森林計畫事業(圖片來源:中研院)
  新竹縣尖石鄉是泰雅族的原鄉之一,位於新樂村的「水田」部落,在日治時期種有大規模的水梯田,部落族人以「slaq」來稱呼自己部落,所指之意為「水源豐沛的地方」,這裡明顯是以產業地景所命名。日治之初為了開發山林資源,殖民政府將統治管理原住民地區視為要務,仿效清末「開山撫番」設立「撫墾署」,於是利誘脅迫原住民集結居於特定範圍,並教授其農耕技術以協助總督府充分開發。 國家政策使生態環境產生明顯的變化,也影響環境資源的使用方式與分配,以水田部落為例,日本人為了開闢田地,強迫原定居於後山玉峰馬美部落的族人遷至前山,圍繞在客家人開闢的層層梯田裡,族人從狩獵改以種稻為生。在警察的安撫與鎮壓管治,設置駐在所,再令附近轄區內的部落移置駐在所附近以便治理,前山也成為教育、經濟交換的重心。由於這樣的國家政策,眾人便開挖水圳、引水種植水稻,為此也砍伐原始林。

  然而,土地使用權從原住民手上逐漸流向非原住民的情況,自荷蘭殖民與漢人移入就開始了,不過當時漢人人口和活動範圍有限,直到清領時期,伴隨著漢人移民不斷湧入,原住民能掌控的土地面積不斷退縮。到了清領後期,平埔族的土地泰半已經為漢人開墾,而沈葆楨推動的「開山撫番」政策,使山地原住民也受到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對「生番」採取隔離政策並劃定「番界」禁止漢人越界開墾,所以多數山地原住民還能保留傳統的生活領域。日治時代殖民政府雖然延續清領時代的「原漢隔離政策」,但國家的力量仍使原住民的生活領域有重大變動與影響。日本人將原本的「番地」納為國有,並進行「森林計畫事業」,將土地劃分成不同用途。原住民僅被允許待在「準要存置林野」的區域,這也是台灣原保地的起源。總之,山地原住民的土地在日治時期受到大幅的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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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內灣車站,就能看見旁邊的廣告與觀光景點告示(作者提供)
  戰後國民政府遷台為了實施地方自治,打破舊有的蕃地制度,依其地理特性與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重新規劃行政區域,為求社會均質與一致,忽視族群之間的屬性與互動,硬性劃入同樣行政區統治。攸關資源的國家政策,基本上延續了日治時代的「準要存置林野」,並將其改稱為「原住民保留地」。此時「原漢隔離政策」被廢除,所以除了一些特定區域有入山管制之外,漢人已經能比較自由的進入原住民保留地。

  戰後第一波非原住民進入原住民鄉鎮定居的包括:漢人警丁後代、和原住民通婚的外省榮民、1950年代礦場的礦工和伐木工、雜貨店商人、派任此地的外地老師及其家人等。這批人基本上是基於生計或公務等各種理由才進來原住民鄉鎮定居,規模也有限。但是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政府「近山開發」、「農業上山」等政策的引導,許多平地人便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湧入。到了1990年代,有觀光潛力的地區,則開始出現各種平地人所開設的觀光設施。也就是在這個平地人上山開發的過程中,原保地逐漸流失到非原住民的平地人手中。

  因為共同修習政治生態學,我們開始關注原住民土地與國家力量的關係,為了收集報告所需的資料當我們實地到水田考察時,除了生薑、高麗菜等農田,一路上充斥露營區、景觀餐廳和民宿的廣告招牌。此外隨處可見被鐵柵欄圍起來的地,或是竹林倒落在地上和被挖土機整理過的地貌以及租售土地的告示牌。當觀光事業的發展,溫泉、旅館、餐廳等大規模事業進入,我們不禁思考原鄉的土地如何成為外來觀光設施的新樂土? 依據訪談結果與相關議題的文獻資料,我們透過不同尺度來檢視原住民保留地的「流失」。


  原保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但是原住民達到一些法定條件時,也可以獲得原保地所有權,只不過是以個人私有的方式,而不是傳統的集體權。無論如何,原保地的所有權依法不得轉讓給非原住民。但是非原住民即便不能在法律上取得名義上的原保地所有權,也能夠透過各種方式取得原保地實質上的使用權。以下列出兩種非原住民獲得原保地使用權的主要方式:高額抵押與合法租用,但是實際上方式五花八門。

  高額抵押自1960年代開始,就有原住民抵押土地向漢人借貸的情形出現,而民法保障債權,並未否定這種抵押的成立。最初漢人取得這些土地的使用權只是為了自住自用,但是1980
年代後,在政府「近山開發」、「農業上山」等政策的引導之下,大批的外地漢人湧入以類似的方式交易土地。這種交易土地的方式是由漢人支付原住民一筆錢,和原住民簽訂契約,由原住民將土地抵押給漢人。而且為避免原住民反悔,常常設置比實際支付金額還要高的抵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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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租用有種兩種管道,直接與擁有保留地所有權的原住民洽談或是向鄉公所租用公有保留地。就第一種方式而言,只要租約到期,原住民地主便可以收回土地。但是合法租用的土地不一定會被合法的使用,時而會發生違反水土保持相關法律的情形。2011年水田部落的生薑田爭議就是一例,當時許多生薑田已經違反水土保池法關於中耕除草的規定,開挖超過30公分,並且相當程度地改變了地貌。此外,我們在部落進行訪查時,也時常聽聞部落居民因為處在資訊不對等的地位,在平地人的欺瞞、利誘、甚至用黑道威逼的情況下,被迫賤租土地,或是簽下很長的租期。 其次,透過公部門的行政程序租借公有原保地,必須經過當地鄉公所設置的「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查。「土地審查委員會」是原住民鄉為了管理原保地依法設置的單位,負責審查地上權、所有權的授予及出租原保地給非原住民等事宜,但由於委員都是鄉長指派,因此委員會很容易成為地方政治人物和外地開發者勾結舞弊的場所。

  伴隨著土地交易的盛行,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不動產仲介商,一方面透過前述的地方政治人物取得土地與地主的訊息,進而進行「購地」,二方面也透過部落居民的人際網絡,散播出租土地的訊息,以租金利益吸引原住民主動出租土地,再將土地轉給有意的開發者。甚至有的情況是,在還沒有特定買主的情況下,部分投資者就開始囤積土地,再透過仲介尋找可能的買家。我們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經常在路邊看到租售土地的告示牌,就是上述情形的具象化。

  過去原保地制度的沿革,目的實為國家欲掌握自然資源、方便管理、以及殖民主義的思維,為侵害原民文化權的工具;當今原保地制度,使漢人得以挾帶資本方式占用原保地,已威脅部落文化權的實踐。綜觀歷史,國家力量的介入深深影響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相關訊息

  • 陳佳利,共耕守原鄉 (2012.8.20)。公視 我們的島,取自: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共耕守原鄉#sthash.y03JpToS.dpbs

參考資料

  1. 孫稚堤,2007,〈原住民地區共用資源保育與利用之分析─以新竹縣尖石鄉後山的泰雅族部落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2. 鄧松亭,2004,〈社區組織, 在地知識與部落發展--以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上水田部落為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3. 官大偉,2014,〈原住民族土地權的挑戰: 從一個當代保留地交易的區域研究談起〉,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07(52)
  4. 施勝文,2013,〈劃界的政治:山地治理下的傳統領域,1895-2005〉,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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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在說話?松菸護樹的生態政治

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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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逸鈴(台大地理所碩士生)、賴思妤(台大地理所碩士生)、趙怡凱(台大人類系學生)、林泉吟(台大人類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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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巨蛋興建前後綠地面積比對圖。(攝/邱逸鈴)
  2014年4月24日,一個飄雨的午夜,巨大的怪手和卡車開進了光復南路,跟眾多工人與警察,意圖強行移植光復南路上的木棉樹和印度紫檀,人數較少的護樹團體以抱樹來保護老樹和抵抗,但仍有許多樹木慘遭連根拔起。消息隨著PTT和Facebook等社群網站和新聞媒體迅速傳開,護樹團體開始留守現場,展開長期抗爭,這便是「松菸護樹」運動的開端。


  松菸護樹並非臺灣首次的護樹運動,卻是捍衛城市中行道樹的首例。松菸護樹運動早已進行多年,皆因於「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計畫。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基地為過去的松山菸廠。2001年松山菸廠指定為古蹟,基地分為文化和體育園區。文化用地成為了今日的松菸文創園區,體育用地則規劃為臺灣棒球迷引頸期盼的大巨蛋預定地。2006年臺北市政府與遠雄簽約,以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BOT)興建大巨蛋,BOT案將移植松菸園區內的數百棵樹木,同年當地反對居民自發性組成「松菸公園催生聯盟」,並在其它環保團體的支援下,成為反巨蛋的重要力量,希望能保留此地成為東區的森林公園 [1]。2009年為保護最後一棵老樟樹,爆發臺灣首次的抱樹抗爭行動。2014年4月24日,遠雄集團試圖將光復南路和忠孝東路上好幾十年歷史的路樹進行粗糙移植而燃起護樹運動事件開端。運動目前已持續超過一年,目前主要在運作的團體,是2014年光復南路行道樹移植衝突後誕生的「松菸護樹志工團」,在原基地外留守現場和舉辦各式活動。而「臺灣護樹團體聯盟」現轉變為平行且協助的結盟夥伴。

  護樹行動如今已不僅是保護樹木的行動,團體提出三大訴求為:一、原地保留光復南路、忠孝東路共33棵路樹,二、臺北市政府立即與遠雄終止大巨蛋契約,三、拆除臺北大巨蛋,規劃一座市民共享的松菸森林公園。由於大巨蛋爆發的許多設計不當問題甚至政府弊案,加上近年反開發、反財團的主流論述,護樹行動從最初的護樹和爭取松菸森林公園,轉為反巨蛋、拆巨蛋和對抗財團的重要力量和組織,將「護樹」和「反巨蛋」這兩個議題緊密結合。

護樹運動與政治生態學

  政治生態學家 Blaikie 和 Brookfield [2] 認為,政治生態學是結合了對於生態學的關注與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其包含了社會與土地資源間不斷變化中的辯證,以及社會中階級與群體之間不斷變化的辯證。從松菸護樹發生的場域來看,可以從都市政治生態學的方向去思考。都市政治生態學在討論都市發展的過程中,社會與生態(自然)的不平等,往往與環境不正義相關,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都市內部的土地呈現高密度的使用,許多看似無生產價值的土地、閒置空間和綠地,也成為資本流入的新管道和被瓜分的資源,並重構新的地方意象,而環境衝突即起因於資源分配過程中權力不均等的問題,例如都市中的空間、公園及水資源分配,而國家的存在強化了權力關係,在目前的社會結構下使得部分人群的利益受到剝奪,因此地方上的社群聲音可能會被忽視,或在更大的尺度上被行動者或制度所剝削,但環境抗爭並非只在在地發生,在地的行動者和社群可藉由網絡的力量,或是藉由尺度策略達成目標。

  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來觀看護樹運動,藉由訪談松菸護樹運動的參與者,釐清運動中行動者的實踐如何反映護樹團體的自然觀,和團體內不同成員對環境的想像。在松菸護樹運動中,護樹團體藉由對「樹」的論述,讓行動者對於樹和自然的想像逐漸凝聚成反巨蛋的公民運動,而不同的行動者包含樹木本身在活動中都能發揮其能動性,創造出護樹的綠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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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志工團帳篷外寫著護樹拆巨蛋的標語。(攝/邱逸鈴)
護樹運動中的問題與策略

  在大巨蛋旁的光復南路人行道拓寬工程,護樹團體的觀念是以「樹」為主體來規劃道路,以原地保留為前提思考,若非要移樹的話,也必須一次到位做好,重點是開發單位是否將把樹當作生命來看待與重視。護樹團體在運動過程中也遭遇一些問題,多為內部不同意見所造成的衝突,而這些不同的聲音即來自每個人是如何定義這場公民運動和它的走向與想像為何有關,例如有人認為公民運動就是要純淨清白,沒有政黨力量介入等,因此重點是如何處理團體內部不同的聲音,讓運動繼續走下去。此外在團體中是否需要一個領導者也是個問題,志工團最後是採取共識決,認為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

  Stuart Hall提出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論 [3],有助於我們理解松菸護樹運動的策略轉變。「接合」的概念為能讓兩種不同的元素連結進而形成統一體的連結形式,而連結的產生通常是在於歷史、社會等條件背景中,透過許多偶發性的因素而產生連結,因此接合理論不僅是要去瞭解,在特定的條件下不同元素如何產生,也企圖理清各元素之間如何透過論述被連結或彼此切割。回到松菸護樹運動的轉變脈絡裡,從去年要求「行道樹」原地保留的連署人數沒有大幅的成長,似乎已達極限,後來護樹團體認為整個事件的禍根就是大巨蛋,加上太陽花學運帶來公民意識抬頭的社會氛圍和較多的新聞點,還有臺北市新科市長柯文哲上任後打擊弊案的政策,讓護樹團體決定將護樹和反巨蛋連結在一起,大巨蛋的安全與弊案問題成為焦點,運動的能見度得以提升。也藉由這運動,讓大家認識護樹議題和理念,開始去關心城市裡的環境和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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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的護樹行動(圖片來源:PEOPO公民新聞)
從社區到社群

  徐震 [4] 對於社區的定義為:「社區是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個人群。」由當地居民組成的松菸森林公園催生聯盟,捍衛住家周邊遭受到迫害的環境議題,以共同居住的地理空間為前提,鄰避效應(NIMBY)構成了他們共同的認同與社會關係,社區成員希望社區內有的是一座可供居民運動休閒的森林公園,而不是缺少公共性、甚至帶來許多居住環境負面影響的大巨蛋。

  太陽花學運後許多人開始關注社會議題,時間點正好在學運退場後發生的松菸護樹,因此獲得大量的關注和參與,松菸護樹志工團即是在此背景下成立。在當代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使得網路的聲音與力量開始集結,藉由這些媒介,新的議題和情況得以即時傳播,關注此運動的網民們成為了某種形式的參與者,透過社群網站,運動參與者不再侷限在松菸周遭的社區中,而轉變為新的「社群」形式,類似陳其南 [5] 所認為的社區:「類似社群和共同體的概念,並非單純以空間和地域單位來劃分,而是具有共同意識的一群人或社區單位,產生對於議題與地方的認同,並共同去強化與凝聚其理念。」

參與者的集體意識與認同

  我們訪談了幾位松菸護樹運動的參與者,受訪者參與松菸護樹運動前都已有公民運動的經驗,認為護樹有其必要性,必要性來自對過去地景的記憶,及對都市休閒空間和環境的重視,而樹木兼具了維護都市環境和自然的公共性意象,樹即象徵了都市裡的自然環境。在運動的困境方面目前主要為公投推動,另外還有更大的結構性問題,來自被傳統教育塑造的社會大眾對自然之想像,讓樹(自然) 沒有被好好對待,在開發中被犧牲。綠色力量的凝聚則來自和其它社會議題的串連與行動,及網路社群所形成的公民力量。

  護樹運動中,參與者藉由集體意識的凝聚與串連,增進對當地的瞭解與情感連結,進而得到對於當地的認同感,願意為地方付出。呂怡儒 [6] 認為認同感的層次須建立在親身體驗上,透過不斷與地方接觸,從地方感衍生對地方的認同,將自己納入環境內部(inside),視自己為環境的一份子(insider);反之若越將自己納入外部(outside),則可能對地方鬆脫。一般來說對自然環境的認同感並不容易建立,即使是生活於當地的人,也可能對周遭的環境議題無動於衷,甚至漠不關心。不管參與者是否為居民,經由對地方的認同進而關心周遭環境議題,成為松菸護樹響應力量的關鍵。

政治生態學下的松菸護樹

  護樹團體內部對自然的想像並非是均質的,但對外的宣稱卻呈現一致性,是經內部協調過程所生產的,符合環境保護主流論述的結果,除此之外內部的異質性更形成團體運作的困境,不同行動者雖藉由集體意識連結在一起,但摩擦與衝突仍不可避免。

  「護樹」與「反巨蛋」兩個元素的接合,在操作性或偶發性的條件下,提供了運動更大的動能,各個行動者以護樹作為途徑,強化了「自然」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與都市開發的論述相抗衡。

  松菸護樹行動目前仍持續地進行,這樣的行動背後所蘊涵的價值,是讓城市中的綠地不再是沈默的一方,社會上有一個群體為樹發聲,讓城市中看似渺小的行道樹,也能彰顯其生命與價值。同時也可以看到當代公民意識的覺醒,透過網路的串聯與傳播,讓地域性的環境問題,可以超越尺度與地域上的考量,在學運退場後,這股覺醒的力量也轉而投入了護樹行動當中,將捍衛國家正義轉為地方的護樹行動,並依然堅持理想與更好的未來。

參考資料

  1. 陳挹芬2011。探索永續城市:以松菸巨蛋爭議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 Blaikie, P. and H. Brookfield .1987. LandDegradation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and Co. Ltd.
  3. Hall, Stuart. 1996. “On Postmodernism and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Hall,” edited by Lawrence Grossberg, inDavid Morleyand Kuan-Hsing Chen, eds.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 131–50
  4. 徐震1986。社區一詞的用法及其演進。社區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主編,15-34。臺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5. 陳其南、陳瑞樺1998。臺灣社區營造運動的回顧。研考報導41: 21-37。
  6. 呂怡儒2001。台北近郊森林地方感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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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如你想像的那麼自然

7/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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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伯邑(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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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想像著一塊沒有人類碰處的荒野存在著
图片William Cronon
  「自然」這個詞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語言,我們習以為常,使用起來不假思索;比方說這句話:「上回我們一起徜徉在國家公園的『自然』山川裡,照片裡的我們笑得那麼『自然』!」「自然」可以用來描述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不過也有個大致的規則,那就是:「自然」是沒有人工參雜的,原始而不刻意的,不管是大山大水,或是臉上那一彎淺淺的微笑。

  而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過程,也強化了我們對「自然」等於「非人工」的認知;大家是不是從國小就先認知到「自然」(與人沒什麼關係的)和「社會」(與人高度相關的)是兩本不同的課本;到國高中時,物理化學生物叫「自然科」,歷史地理公民叫「社會科」;於是考大學時那些看似與人相關的科系被歸類成「社會組」,而不直接處理有關人議題的就被喚作「自然組」。「自然」與「社會」似乎就這麼涇渭分明的區別開了。

  然而,那些被認定為理所當然的「自然」,很可能根本就很人工,一點也不原始,是刻意營造,與「社會」牽扯不清的!但是由於我們太過習以為常,不假思索的說談「自然」,以致於很少去理解「自然」是如何的不自然?身為一個地理系的老師,課堂上我總愛打破學生原本對什麼是「自然」的認知;用個比較學理的語言來說,唯有打破(甚至放棄)「自然」是獨立於「社會」而存在的想像,我們才能進一步解釋當今許多生態環境議題中關於文化、政治與歷史面向的牽連,從而抽絲剝繭出自然與社會關係是如何與國家和市場力量不斷拉扯,從中進一步釐清這些拉扯又如何改變人與土地的關係。

  有沒有具體的例子?當然有,而且不勝枚舉!不過,上過我課的人就知道,我必提的例子是「荒野」,這個大家想像中最「自然」的地景;首先我一定要大家念 William Cronon對美國社會怎麼形成「荒野」概念的討論。William Cronon是我在威斯康辛大學地理系的老師,Cronon創見在於他把「荒野」(wilderness)看作是文化建構出來的「概念」(idea),而非實體存在的荒野。所以,「荒野」作為一種「概念」,一種「無人存在的自然」的概念,實質地反映工業化與都市化現代社會的文化價值觀;更精確地說,當社會對工業都市化文明感到焦慮,同時面臨種種環境的問題,「荒野」變成文化建構下的一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甚或是「意識型態」(idealism),藉以作為工業都市文明的反差,成為一種現代社會因為想像「無人存在的自然」而發出的鄉愁(nostalgia)。

  在美國,從「荒野」概念的發展脈絡進一步衍生,則是荒野保護與美國國家公園的建立;於是,美國國家公園保護「荒野」主張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社會,更精確地說是美國白人社會,如何認識與定義自然,也就是「荒野」是個「無人」的「原始」環境;這樣的「無人荒野」其實產生了許多問題;比方說,它完全漠視印地安人的存在,讓荒野保護與過去的美國西部「墾荒」一樣具有「殖民」性質,因為美國白人眼中的無人荒野,很大部份其實是印第安人過往生活的家。因而把「荒野」歸於「無人的自然」,不止在美國,在世界很多地方,其實是一種族群歷史與政治的過程和手段;也唯有理清這個過程,觸及了原住民族的議題,討論原住民族如何被置於主流的論述建構與再現自然的手段裡,我們才能深刻了然「荒野不荒」的道理。

  從上述重新審視「荒野」是什麼的思考路徑出發,我鼓勵學生把它當作新的視角,檢視生活周遭與自我心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那些「自然不過」的事物,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精彩故事。感謝「地理眼」提供這個平台讓學生們訴說他們發現的故事,讓這些故事不只是課堂上的作業,更是讓更多社會大眾思考什麼是自然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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