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穎東、林嘉心
「如何煮好一鍋飯？」如果拿這個問題問人，可能大家的回答都是用電鍋、電子鍋煮，內鍋洗好米，放入適量的水，蓋上鍋蓋，按下開關，只要水量沒有算錯，過一陣子便可煮出香噴噴的白飯了。不過，你是否曾想過是誰張羅了這頓飯？且為何大多的家庭是由媽媽、女性長輩來煮這鍋飯的嗎？
台灣農業社會女性
在傳統的農業時代下，「男主外，女主內」是當時的寫照，可以說女人的一生就在廚房、竈前過完。簡媜的〈竈〉一文中，對台灣早年農村婦女的「廚房人生」有著生動地描寫：
台灣農業社會女性
在傳統的農業時代下，「男主外，女主內」是當時的寫照，可以說女人的一生就在廚房、竈前過完。簡媜的〈竈〉一文中，對台灣早年農村婦女的「廚房人生」有著生動地描寫：
長大些，阿母煮飯的時候，就在一旁幫著看火。稻草、粗糠，塞得黑壓壓地，把竈門一關，兀自拿起柴刀劈柴。阿母從井邊洗菜回來，見鍋蓋冷冷，沒一點聲音，就知道怎麼回事了。抽根竹條兒開了竈門，又是拉又是攪，來來回回轉幾次，再猛猛地吹一口氣，關了竈門，不一會兒就「轟」地一聲著了起來。她說要先將竈裡面的草灰弄乾淨才能點火，否則太擠了，火燒不旺。阿母的本領真大，隨時控制火勢。我總是沒辦法讓火往第二鍋跑，往往頭一鍋滾得沸騰時，第二鍋仍舊是一聲不響。阿母隨便丟幾根柴、幾把粗糠，一會兒就聽見第二鍋的油「嗞嗞」地吼著。放了菜，鏟子炒幾下，又是一盤香。
屬於女人的，柴米油鹽的人生，也在竈口前燃盡。
當時婦女被社會定位在負責處理家務，特別是準備一家人的飲食。這除了與當時文化氛圍有關外，部分也來自於「竈」所造成的「烹飪壁壘性」，就如同文章中所說的，對於一個生手，需要將火勢操控自如必須要經過一番磨練，而就是因為這個特性，導致家中多半是由婦女來掌勺，同樣待在家裡的孩童也難以幫忙，就算是在都市，利用鋁鍋蒸飯，也是需要在旁控制火侯、監視，否則飯容易燒焦，不但費時且費人力。因此廚房成為了隱性的婦女監獄，導致「屬於女人的，柴米油鹽的人生，也在竈口前燃盡。」。
不過，當電鍋出現之後，情況開始有了改變。
當電鍋出現後
1960年，第一台「大同電鍋」上市後，起初由於價格過高，且當時電氣設備不佳，常會有漏電的情況發生，導致民眾對於電鍋有一定的恐懼，銷售量並未立刻一飛衝天。對此，許多電鍋、電器公司開始主打「便利與易操作性」，過往利用竈或鋁鍋蒸飯所碰到的複雜、難以操作的問題，在電鍋上幾乎完全沒有，僅需將洗好的飯放入內鍋，在外鍋放入適當的水，按下開關，即可快速（和當時比）獲得煮到恰到的米飯，由於易於操作，就連孩童也可以達成，煮飯的時間大幅減少。
大同公司自己的發行的雜誌《大同》中，也不斷地向大家介紹如何用電鍋煮飯、烹飪，灌輸「用電鍋烹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並用一些「科學」詞彙，強調電鍋煮飯很健康、營養流失少 [1]，慢慢消除大眾對於電鍋的恐懼。因此儘管其價格較高，仍有許多中產階級、城市家庭開始紛紛轉型使用電鍋，開始成為了媽媽廚房內必備的利器。
李維史托在《神話學：生食和熟食》中，把生食和熟食視為代表著自然和文化。在神話中，火原先並不屬於人類，乃是由其他動物傳授或是盜取過來的，從生食進步到熟食代表了文化的轉換、進步的象徵。而大同電鍋亦有類似的性質，從傳統的竈，利用燃料燒煮、人力，進步到大同電鍋的利用電力、機械自動化，也是一種傳統／現代的對立，一種現代的神聖性，大同寶寶也慢慢成取代了傳統廚房的司命灶君。
電鍋的便利性甚至讓這個產品成為了許多新娘的嫁妝，電鍋公司也開始為其設計新的外觀，以大同電鍋為例，最開始的大同電鍋是仿日本的電鍋，是純白的外表，而許多人心目中圓圓胖胖、鍋體是紅色或綠色的大同電鍋，是特別為了做為嫁妝的「嫁妝家電」系列，為了增添喜氣、吸引買家才特別發行的，也為了配合其綠色的電冰箱，又另外推出了綠色外觀的電鍋。紅色、綠色的大同電鍋，也成為了許多人家中的回憶之一。
不過，當電鍋出現之後，情況開始有了改變。
當電鍋出現後
1960年，第一台「大同電鍋」上市後，起初由於價格過高，且當時電氣設備不佳，常會有漏電的情況發生，導致民眾對於電鍋有一定的恐懼，銷售量並未立刻一飛衝天。對此，許多電鍋、電器公司開始主打「便利與易操作性」，過往利用竈或鋁鍋蒸飯所碰到的複雜、難以操作的問題，在電鍋上幾乎完全沒有，僅需將洗好的飯放入內鍋，在外鍋放入適當的水，按下開關，即可快速（和當時比）獲得煮到恰到的米飯，由於易於操作，就連孩童也可以達成，煮飯的時間大幅減少。
大同公司自己的發行的雜誌《大同》中，也不斷地向大家介紹如何用電鍋煮飯、烹飪，灌輸「用電鍋烹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並用一些「科學」詞彙，強調電鍋煮飯很健康、營養流失少 [1]，慢慢消除大眾對於電鍋的恐懼。因此儘管其價格較高，仍有許多中產階級、城市家庭開始紛紛轉型使用電鍋，開始成為了媽媽廚房內必備的利器。
李維史托在《神話學：生食和熟食》中，把生食和熟食視為代表著自然和文化。在神話中，火原先並不屬於人類，乃是由其他動物傳授或是盜取過來的，從生食進步到熟食代表了文化的轉換、進步的象徵。而大同電鍋亦有類似的性質，從傳統的竈，利用燃料燒煮、人力，進步到大同電鍋的利用電力、機械自動化，也是一種傳統／現代的對立，一種現代的神聖性，大同寶寶也慢慢成取代了傳統廚房的司命灶君。
電鍋的便利性甚至讓這個產品成為了許多新娘的嫁妝，電鍋公司也開始為其設計新的外觀，以大同電鍋為例，最開始的大同電鍋是仿日本的電鍋，是純白的外表，而許多人心目中圓圓胖胖、鍋體是紅色或綠色的大同電鍋，是特別為了做為嫁妝的「嫁妝家電」系列，為了增添喜氣、吸引買家才特別發行的，也為了配合其綠色的電冰箱，又另外推出了綠色外觀的電鍋。紅色、綠色的大同電鍋，也成為了許多人家中的回憶之一。
過去電鍋常做為新娘的嫁妝之一。（圖片來源：秦先玉 2011。「蒸煮」幸福：台灣戰後廚房電氣化發展,1945-1970。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這時『大同電鍋』派上了用場，十人份的剛好容納一隻全雞，『答』地一聲它的按鈕跳了起來，我與妻相視微笑。在啜飲湯汁之餘，我竟發現了朱紅的『大同電鍋』也略含輕笑，在燈下看來慈祥極了。
……幾天後母親打電話來問我電鍋好用否？接著她開始講述她剛結婚時的四坪房間，她坐月子時的諸多不便，以及幫我們帶便當的那些日子，「大同電鍋」與「大王牌縫衣機」就是她所有的嫁妝了，竟也伴隨著她走過人生大半的精華歲月，我的所有童年。我猜想對於她辛勞的一生，十人份的電鍋也許代表某種幸福含意，所以她不辭辛勞地搬來給我，「飯總是要喫的」，母親很有自信地說。我反覆想著這句平凡至極的話，就像咀嚼著滿口香甜的飯。
－－出自徐國能，第九味，〈飲饌之間〉
隨著工業化的進行，台灣就業市場需求增加，婦女的勞動力日漸重要，由於婦女煮飯的時間、耗費心力縮減，不用再隨時禁錮在廚房中，婦女開始可以外出工作，婦女權益逐漸成為議題，成為台灣婦女運動的濫觴，電鍋成為一種時尚、新生活、現代化的標誌。也有部分人士認為，電鍋的便利性是台灣婦女得以進入社會、增加女性權益的原因之一。
大同公司所發行的雜誌〈大同〉內，關於家庭電器的廣告詞，強調電器能節省主婦的時間與勞力。（圖片來源：秦先玉 2011。「蒸煮」幸福：台灣戰後廚房電氣化發展,1945-1970。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真的嗎？
在1960－1970年代，但是社會上仍然瀰漫一股「反共復國」的思潮，認為支持國貨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政府廣告也不斷呼籲要消費國貨、刺激經濟。當中國正如火如荼進行文化大革命時，政府則是不斷灌輸傳統的儒家思想，想要和對岸一較高下，並以「維護中華文化」作為政權正統性的籌碼，強化「男主外，女主內」、「男有分，女有歸」的思想。
與此同時，如果問問家裡的長輩，可能有些都還記得曾經穿過用美援的麵粉袋所做的褲子。美援不僅僅帶來了物資，也帶來了美國消費社會的價值觀，認為一個美好的家庭，應該要以一夫一妻、兩三個小孩的小家庭為主，由當時國民黨（中華民國）高官夫人組成的婦工會、婦聯會組織，也持續向大眾灌輸小家庭、女性應該負責家庭事務，讓男性可以到外面工作，賺錢養家的思維。
更甚者，大同電鍋的廣告中，也常常宣傳所謂的美好家庭，除了是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外，女性應該負責做家事，而男性則負責買家電每女性使用，減少工作量，認為家裡有一個自動化的電器、電鍋，讓媽媽可以增加家事效率、煮出好吃的飯，才是一個愛情的象徵、幸福的家庭。
儘管看似簡化的女性在家事上的工作量，但女性卻會需要把節省下來的時間精力，花費在其餘更多的事情上，往往增加了家事的份量。美國社會學者Ruth Schwartz Cowan的〈家庭中的工業革命：二十世紀的家戶科技與社會變遷〉一文中[2]，提到美國大量引進家電後，女性在家事上的工作量不增反減，隨著家電的價格低於人力價格，許多中產階級家庭解聘原先雇傭的家政婦，改由女主人自行利用家電洗衣、煮飯，加上家電廣告也不斷塑造好媽媽應該要用家電，為小孩打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讓女性再度套上家事的枷鎖。
在臺灣也有類似的情況，雖然電鍋的方便性、易操作性，可以讓小孩來協助，但為了煮出家人喜歡吃的味道，母親仍然要扮演最後「審核」的角色，確保其口味是先生愛吃的味道。也有婦女因為用傳統大灶煮飯容易燒焦、沒熟，往往會被公婆、長輩罵，也對先生空腹上班感到羞愧，轉而使用電鍋的行為，往往也強化了既有的性別文化，讓「女性負責煮飯、家務」的事實更根深蒂固[3]。因此，其實母親僅是轉成扮演廚房統籌者的角色，仍然被一條無形的鎖鍊，拴在廚房裡，許多婦女從外工作回來後，仍然需要花費心力在家事上。
在1960－1970年代，但是社會上仍然瀰漫一股「反共復國」的思潮，認為支持國貨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政府廣告也不斷呼籲要消費國貨、刺激經濟。當中國正如火如荼進行文化大革命時，政府則是不斷灌輸傳統的儒家思想，想要和對岸一較高下，並以「維護中華文化」作為政權正統性的籌碼，強化「男主外，女主內」、「男有分，女有歸」的思想。
與此同時，如果問問家裡的長輩，可能有些都還記得曾經穿過用美援的麵粉袋所做的褲子。美援不僅僅帶來了物資，也帶來了美國消費社會的價值觀，認為一個美好的家庭，應該要以一夫一妻、兩三個小孩的小家庭為主，由當時國民黨（中華民國）高官夫人組成的婦工會、婦聯會組織，也持續向大眾灌輸小家庭、女性應該負責家庭事務，讓男性可以到外面工作，賺錢養家的思維。
更甚者，大同電鍋的廣告中，也常常宣傳所謂的美好家庭，除了是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外，女性應該負責做家事，而男性則負責買家電每女性使用，減少工作量，認為家裡有一個自動化的電器、電鍋，讓媽媽可以增加家事效率、煮出好吃的飯，才是一個愛情的象徵、幸福的家庭。
儘管看似簡化的女性在家事上的工作量，但女性卻會需要把節省下來的時間精力，花費在其餘更多的事情上，往往增加了家事的份量。美國社會學者Ruth Schwartz Cowan的〈家庭中的工業革命：二十世紀的家戶科技與社會變遷〉一文中[2]，提到美國大量引進家電後，女性在家事上的工作量不增反減，隨著家電的價格低於人力價格，許多中產階級家庭解聘原先雇傭的家政婦，改由女主人自行利用家電洗衣、煮飯，加上家電廣告也不斷塑造好媽媽應該要用家電，為小孩打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讓女性再度套上家事的枷鎖。
在臺灣也有類似的情況，雖然電鍋的方便性、易操作性，可以讓小孩來協助，但為了煮出家人喜歡吃的味道，母親仍然要扮演最後「審核」的角色，確保其口味是先生愛吃的味道。也有婦女因為用傳統大灶煮飯容易燒焦、沒熟，往往會被公婆、長輩罵，也對先生空腹上班感到羞愧，轉而使用電鍋的行為，往往也強化了既有的性別文化，讓「女性負責煮飯、家務」的事實更根深蒂固[3]。因此，其實母親僅是轉成扮演廚房統籌者的角色，仍然被一條無形的鎖鍊，拴在廚房裡，許多婦女從外工作回來後，仍然需要花費心力在家事上。
圖片下方寫著：增加太太的睡眠，先生的食量。（圖片來源：秦先玉 2011。「蒸煮」幸福：台灣戰後廚房電氣化發展,1945-1970。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大同公司的宣傳詞：方便、便利性（「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廚神！」(?)）其實也對女性的自我實現帶來不良的影響。根據秦先玉研究中的訪談，討論到電鍋，許多婦女僅回憶常要先生拿去修理，或是常被漏電電到，就算是拿出電鍋模型，也僅僅是微笑後指出那邊最容易壞掉。秦先玉認為大同電鍋的方便性，讓炊煮技術規格化，反而使婦女對電鍋的回憶減少，而大量的宣稱電鍋的方便，把煮出好吃的飯的功勞，通通歸功於電鍋上，也難以建立婦女的自我認同：
廣義的電鍋手冊，過於強調電鍋的自動化功能，以及炊煮技術規格化，造成既看不見婦女既有的炊煮技術，……，這些宣稱也不利婦女在使用廚房電器過程中，建立自我認同。（p.258）
過去利用大灶容易燒焦，「煮出一鍋好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隨著電鍋的便利性，不再需要控制火候的技巧，婦女不再因為飯煮的好吃搏得掌聲，能夠展現自我價值的手段因此減少，更難以讓婦女從家事中，找到自我價值所在。
綜上所述，在大時代下，黨國思想與廣告的洗腦，女性必須外出工作，回到家後又需要用各式家電來處理家事，電鍋的出現，並未如同想像中的大幅減少女性家務，也沒有真的讓女性走出廚房，反而間接的加強了傳統文化的束縛，讓婦女人生在家事上燃盡。
電鍋在地化
儘管如此，臺灣人仍然把電鍋使用的淋漓盡至，原先電鍋的發明國日本，多半僅用來煮飯，但到了臺灣，卻可以用來炊煮各類食物，主婦們往往發揮各種巧思，利用電鍋加速其家事效率，不得否認也舒緩了部分婦女的工作量，各種巧私下誕生的烹飪技巧，也成為主婦們在廚房內的一絲清泉。
同時隨著都市化的演進，大量人口紛紛移往都市，和傳統廚房相比，現代公寓、國宅的廚房面積相當狹小，廚具不能夠像過去，也不需要像過去大型、應付多人家庭，電鍋的體型加上便利性，變成為了家家戶戶必備的廚具之一。而正因為婦女所塑造出來的各種使用方式，及廣告、大環境的共同影響，加上體積小、操作便利，才讓電鍋成為家電中的長青樹，至今仍在廚房中屹立不搖。
曾聽聞過另外一個臺灣人使用電鍋到極致的案例，在SARS的時期，醫院醫師、護理師的使用量大增，口罩不足，無法如教科書所說拋棄式、當天用完即丟，使用新的口罩，只好將口罩進行滅菌，重複使用。然而一般的滅菌機器高溫高壓，會使N95口罩形變而無法完全密合。於是有些實驗室，以及疾病管制署發現[4]，電鍋加熱的方式足以達到滅菌標準，而且醫院、民眾家裡皆有電鍋，因此電鍋滅菌是一個有效而且易於執行的方法，電鍋也成為了SARS期間，醫護人員、民眾拿取「口罩的來源」之一。
電鍋就如同北歐神話中的邪神洛基（Loki），既幫助各神明獲得寶物、大發神威，又陷害諸神、引發諸神黃昏。電鍋的便利性雖然讓主婦們減少了家務事，卻又因大時代及廣告的影響，讓家事的重擔再度落於主婦的雙肩，而人們也紛紛利用其巧思，再度賦予電鍋不同的意義及使用方法，頑強地在都市叢林中生活著。
綜上所述，在大時代下，黨國思想與廣告的洗腦，女性必須外出工作，回到家後又需要用各式家電來處理家事，電鍋的出現，並未如同想像中的大幅減少女性家務，也沒有真的讓女性走出廚房，反而間接的加強了傳統文化的束縛，讓婦女人生在家事上燃盡。
電鍋在地化
儘管如此，臺灣人仍然把電鍋使用的淋漓盡至，原先電鍋的發明國日本，多半僅用來煮飯，但到了臺灣，卻可以用來炊煮各類食物，主婦們往往發揮各種巧思，利用電鍋加速其家事效率，不得否認也舒緩了部分婦女的工作量，各種巧私下誕生的烹飪技巧，也成為主婦們在廚房內的一絲清泉。
同時隨著都市化的演進，大量人口紛紛移往都市，和傳統廚房相比，現代公寓、國宅的廚房面積相當狹小，廚具不能夠像過去，也不需要像過去大型、應付多人家庭，電鍋的體型加上便利性，變成為了家家戶戶必備的廚具之一。而正因為婦女所塑造出來的各種使用方式，及廣告、大環境的共同影響，加上體積小、操作便利，才讓電鍋成為家電中的長青樹，至今仍在廚房中屹立不搖。
曾聽聞過另外一個臺灣人使用電鍋到極致的案例，在SARS的時期，醫院醫師、護理師的使用量大增，口罩不足，無法如教科書所說拋棄式、當天用完即丟，使用新的口罩，只好將口罩進行滅菌，重複使用。然而一般的滅菌機器高溫高壓，會使N95口罩形變而無法完全密合。於是有些實驗室，以及疾病管制署發現[4]，電鍋加熱的方式足以達到滅菌標準，而且醫院、民眾家裡皆有電鍋，因此電鍋滅菌是一個有效而且易於執行的方法，電鍋也成為了SARS期間，醫護人員、民眾拿取「口罩的來源」之一。
電鍋就如同北歐神話中的邪神洛基（Loki），既幫助各神明獲得寶物、大發神威，又陷害諸神、引發諸神黃昏。電鍋的便利性雖然讓主婦們減少了家務事，卻又因大時代及廣告的影響，讓家事的重擔再度落於主婦的雙肩，而人們也紛紛利用其巧思，再度賦予電鍋不同的意義及使用方法，頑強地在都市叢林中生活著。
編按：電鍋的代言人通常是男性偶像，圖為韓國演員宋仲基
註解
- 1964年上式的TAC-8sH型保溫防腐型大同電鍋的介紹有兩點，期中一點是：「…..並可防止煮熟的飯及其他食物的腐壞，避免冷飯冷食，可增進胃腸的健康。」、臺灣松下牌直熟式透視型自動保溫炊飯器介紹：三餐都可享受完全α澱粉化營養豐富的熱飯」由此可見一斑。（秦先玉，2011）
- 收錄於吳嘉苓、雷祥麟、傅大為主編，《科技渴望性別》，台北：群學，2004，頁99-130
- 秦先玉（2011）：「蒸煮」幸福：台灣戰後廚房電氣化發展，1945-1970。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參見行政院SARS疫情應變處理委員會醫療及疫情組新聞稿(2003)；于台珊、陳春萬（2005）: 拋棄式口罩滅菌在使用之可行性探討。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賴全裕（2005）：個人防護具使用效能評估研究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RSS 訂閱
